中国农民工职业教育：需求及其模式创新——基于制造和服务业1141个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问卷调查论文,职业教育论文,中国论文,服务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11)06-0045-05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工问题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但是专门针对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研究并不多，关于农民工培训模式的研究更少。“在制度性歧视面前，与农民工培训问题有关的‘发展问题’研究难以引起大多数学者的重视。”直到2003年《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这个首次专门针对农民工培训问题的文件颁布，才真正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1]
其一是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意义。这方面研究成果最多。学者一致认为，大力发展农民工职业教育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也是为经济社会建设输送高素质劳动者，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发展农民工职业教育有利于推动就业、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产业升级和社会和谐。[2-6]
其二是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模式的构成要素与分类。一般认为，农民培训模式主要由培训目的、培训目标、培训主体、培训客体、经费来源、培训内容、培训规则和培训评价体系等要素构成。按照培训主体划分，农民工培训模式主要包括农民工自发培训模式、政府为主导的公共职业培训模式、职业院校主导培训模式、企业培训模式、非营利性组织培训模式和多元化农民工培训模式等。[7-9]
其三是针对现有培训模式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学者普遍认为，职业教育培训要紧密结合农民工的就业、培训意愿、重视培训的社会理念，[10]建立机制以强化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激励、政府政策及经费投入、规范各级培训机构、职业教育培训测评等等，[11]需要加强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研究并循序渐进地切实推行。
在此基础上，笔者拟选取制造业和服务业中职业发展较好的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就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需求及其模式创新展开探讨。
二、农民工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分析
笔者2010年6月～8月分别选取以从事服装制造、电子制造业和服装、皮具、精品商店导购及物流服务业为主的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考虑到四类农民工中，建筑业和零散就业农民工职业发展空间极其狭小，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民工存在较大职业发展空间，因而重点选取制造业和服务业调查。其中，制造业农民工的调查区域主要有珠三角(广东)、长三角(上海、浙江)、沿海(福建)、中部(湖南)和西部(四川)等6个省市；服务业的调查区域则涉及23个省市区，一般选取省会城市的核心商圈的重点商场、商业街、机场和高档酒店内的服装、皮具或精品商店。总共涉及我国25个省市区横跨电子、制衣与服装品牌、皮具皮鞋、五金电器、家具、百货、机场与酒店、医疗器械与制药、机械及物流等10多个行业。选取这些省市区和工业、行业的原因还在于笔者曾在东莞跨国公司工作11年，有除了西藏、台湾等省份地区以外的其他所有省市区农民工同事；最近10年从事的管理顾问工作涉及多个行业，有大量熟悉的优秀农民工，这为大范围的调查提供了便利。
调查实施之前，笔者分别在珠三角、湖南和四川农民工中多次征询，而后设计出问卷初稿，在小范围作了三次试调查。鉴于试调查中发现完全未经历过升级、升职的初级农民工大多因概念不清，或缺乏职业发展经验和感受而填写混乱，已升级、升职的农民工对职业发展的各个问题回答比较真切可信，所以调查时强调尽量选取职业发展较好的农民工填写问卷。共收回调查问卷1403份，有效调查问卷1141份。
本次调查的农民工中，女性占60.5％，多于男性(39.5％)。其中，制造业男性54.1％，女性45.9％；服务业男性20％，女性80％。这与调查选取的行业有关，如核心商圈特别是男装专卖店中服务业女性偏多。年龄方面，以年轻力壮的为主，20岁至40岁的农民工占89.7％，其中20岁～30岁的占七成。30岁以上的农民工中，制造业领域有27.6％，服务业中17.7％。文化程度方面，小学学历者占1.5％，初中学历者占34.6％，高中或中专学历占55.3％，大专学历占8.6％。总体而言，受调查者学历层次尚可，这与调查选取的职业发展较好的农民工对象有关。事实上，农民工群体中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以上者大多具有职业发展优势，他们也期望得到大专毕业生类似的职业发展机会。经济收入方面，整体偏低。年收入1万元～3万元的占76％，其中，800元～1800元/月(1万元～2万元/年)的占49.2％，1801元～2500元/月(2万元～3万元/年)为26.8％。收入低的主要原因是人力资本弱势。
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培训的经历方面，得到入职或入城培训者为22.9％，受过单项或一个岗位技能培训者为25％，接受多项或不同岗位培训者为20.4％，受过管理技能培训者为15.5％。15.1％的农民工没有得到任何职业培训。这相对于2005年《中国农民工调研总报告》中未得到任何职业培训的农民工76.47％的比例降低了很多，[12]说明近年农民工培训覆盖率已大幅提升。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农民工反映，培训不够系统性，一些培训内容自己并不感兴趣。
农民工对职业教育培训的需求意愿与特征方面，希望通过学习和参加职业技能训练而得到职业发展的为80.6％，只有3.4％的受调查者表示“参不参加无所谓”，说明大多数农民工对职业教育培训的需求强烈。而且，初中毕业工作2年以上的农民工中有22.4％的希望在职获得职业教育方面的大专学历，他们认为，自己务工半年的积蓄再加上在职的收入能够承担接受职业教育的学费。他们期望通过参加职业教育培训从而在所从事的行业和企业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打工经历中他人接受职业教育和继续学习得到职级、职位提升以及随之而来的待遇提高无疑也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调查表明，农民工最希望接受的职业教育培训项目依次是：工艺技术＋管理技能培训(44.73％)、管理技能培训(21.12％)、工艺技术培训(9.9％)、维权知识培训(9.4％)以及公民社交礼仪等知识培训(9.3％)，前三者均与农民工个人升职、升级有关，反映了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时的现实考量。他们往往从短期的视角认为，参加职业培训既要付出包括学费、书费和杂费等直接成本，又要丧失机会成本，如果学习的内容与升职、升级无关，无疑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要“短平快，职业教育培训期间就能升级加薪”。这也说明培训机构要将“理论知识”与“职业技能训练”有机地结合起来。学历低的农民工急需补充理论知识，但如果不同时进行职业技能训练，理论知识与工作实际可能就是两张皮粘不到一起而对农民工没有实际帮助。与农民工的深度访谈还发现，农民工参加职业教育培训的前提是不能耽误收入，否则他们不愿意。他们担心如果脱产接受培训，“经济上受损失，也负担不起学费。”
三、现有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模式及其缺陷
1.农民工自发培训模式
它主要是指传统的跟师学艺。跟师学艺模式能让农民学到手艺，表面上不用交学费，对贫困农民工具有很大吸引力。有学者调查发现，这种传统小规模培训模式目前在农民工培训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是只能停留在小规模的传统手工操作上，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这是因为，师徒制缺乏系统性，培训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实际上很高，有些培训内容与农民工所需不匹配。[13]亦工亦农兼业制约培训投入、培训体制不健全与供需渠道不畅。[14]组织机制与机构无序、未能真正引入市场机制、教育培训手段落后导致效果不均衡，青年农民工未能认识到这种教育培训模式的潜在价值。[4]
2.政府主导的公共职业教育培训模式
比较典型的有“阳光工程”和“温暖工程”。它们一般是由政府或政府管理下的民间组织牵头组织一定的经费和培训力量在一定范围和地区对需要帮助的对象实行各种形式的援助。我国在农民工转移培训相关政策中规定的以及在实践层面真正实施的以这种培训模式为主。有研究者认为，政府直接参与农民工培训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政府失灵”、数量质量不高。在农民工培训的过程中存在普遍的不完全市场和不充分信息问题，完全可能产生“政府失灵”现象，因此，政府直接干预农民工培训不奏效。此外，这种模式存在着资金投入不足、培训设施薄弱、机构规模小、师资短缺、导致培训数量与质量难以提高，难以满足市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需求。
3.企业培训模式
我国2010年颁布的新政策中特别强调要发挥企业培训的作用。有关研究也认为，企业具有对农民工提供培训的可能性，只要市场机制能产生合适的激励，而且企业提供的培训更具有针对性、培训效果也更好。但这种模式因为农民工的流动性使得培训更具有“溢出效应”、企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决定它会选择没有培训的农民工、农民工集中的行业只需从事简单劳动等，这些因素决定企业参与农民工培训的意愿不强。
事实上，农民工企业内部培训通常不足，尤其是旺季，企业往往要求农民工加班加点，多数企业一个月只在发工资的翌日放假1天。即使是愿意培训农民工的企业，由于不了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方法，培训内容简单，大多是一些岗前培训即入职与安全培训，谈不上对农民工进行系统性和针对性的培训。通过对相关企业的深入调查发现，有些企业名为“培训”，实为“教训”。企业培训的目的是为了让农民工提高工作效率。一般在农民工出现差错时才培训，因此出现一些追查责任、教训式的所谓“培训”。
4.职业院校参与的教育培训模式
职业院校参与培训，在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师资队伍、实践基地和就业信息服务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如能建构与运行社会多元支持系统，高职院校在农民工培训中的优势能得到更好发挥。同时，职业院校在开展农民工培训实践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在目前政策设计中，培训工作基本考虑的是区县的中职校、技校等，很少考虑高职院校的介入，导致高职院校介入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的动力不足；教育观念滞后、办学模式僵化、培训经费短缺、经验欠缺；现有高职院校及成人高等教育在农民工教育培训方面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农民工必须通过成人高考等方式才能获得机会，这对于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的农民工群体来说，能克服种种困难参加正式职业教育的是极少数人。
总之，现有高职院校与成人高等教育等职业教育培训体系，远不能满足农民工的职业教育需求。农民工对其颇有怨言。表1显示，面向农民工的高职及成人教育，包括电大、函授与自学考试等办学形式的负面评价达到65.9％。
四、农民工职业教育模式的创新
鉴于农民工职业教育的需求未得到满足以及现有职业教育培训模式的缺陷，亟须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创新农民工职业教育模式，重点是创办新型农民工职业大学，创新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广播电视大学办学。
1.创办新型的中国农民工职业大学
面向市场创办农民工职业大学必须坚持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训练并重的办学方针，树立包括职业教育、技术教育与培训在内的大职业教育观念，实行“零距离”教学，探索建立与农民工市民化相适应的开放办学模式。
为适应和服务于职业升迁目的性、流动性强的中国农民工对于职业教育的需求，新型农民工职业大学办学模式可借鉴美国阿波罗社区教育模式的经验，[15]将办学目标锁定为文化程度和收入相对较低但职业升迁愿望强烈的农民工群体。同时实行阿波罗模式连锁经营，逐步扩张经营网络的覆盖面。阿波罗教育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租用校舍而不需圈地，无需宿舍、不独占教室，大部分教师为兼职教师，成本运作较低，资金限制少。国内的“新东方”就是借鉴阿波罗教育模式开展连锁经营多校区的成功案例。因此，新型农民工职业大学应在农民工集中的工业园区设立连锁教学网点，送教上门，授课时间也要考虑农民工工作的特点。
资金来源方面，考虑到农民工职业教育极大的社会公益性，新型农民工职业大学的资金来源除农民工的学费外，也应该包括中央政府、输入地政府和所服务企业的资助。可以按一定比例和项目确定中央政府、输入地政府和所服务企业的分担费用。农民工学费标准的确定应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初中毕业工作2年以上的农民工在当地的职业收入足以承担学费为妥。同时对于经济困难的学员应允许其弹性处理学习时间段以减轻或去除学费压力。当然，农民工职业大学成功创立独立品牌后也可以考虑上市融资。
课程模式可引进国际劳工组织开发的MES职业技能模块组合，[16]力求学习单元灵活方便、内容简明扼要，并适于农民工自学，符合其“短、平、快”并节省费用的培训要求。实践表明，特色课程是形成职业教育培训独立品牌并获得社会真正价值认同不可缺少的要素，学员愿意为高质量的品牌课程支付相应的高学费。新型农民工职业大学的课程设置对于农民工要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如对部分农民工精英开展“管理技能培训”就可聘请经验丰富的企业高管，更多地以典型案例和实操训练包括所在公司实景讨论来组织培训课程。教师应组织小组课后交流并主导讨论答疑。毕业论文可采用企业诊断咨询报告等多种形式。基于此，新型农民工职业大学应坚持专兼结合，即专职讲师＋经理兼职，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技能训练原则上必须由经验丰富的公司经理来教学。
总之，应将阿波罗式模式和MES课程模式贯通，在学习美国社区职业大学的基础上融合中国成人和职业教育具体国情，形成独特高效的中国农民工职业大学办学和课程教学模式。
2.创新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
目前，一方面是高职院校招生不足，另一方面是对高职教育有着强烈需求却缺乏诉求机会的庞大农民工群体。因此，高等职业教育若要获得持续发展，应适当调整办学面向，将农民工群体作为其事业发展新的支撑和增长点。各地区的高职院校要与所在地区产业升级发展规划相适应，主动服务于产业结构调整。高等职业教育要真正为农民工和产业升级服务，不能仅仅停留在以农民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培训上，还要考虑为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提供所需的高层次职业教育培训。
具体而言，高职院校必须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实现办学模式等一系列创新。其一是要从单纯的职前教育转向就业之后的职业发展所需的各层级各阶段的职业技能训练。其二是聘请经验丰富并且有一定培训能力的企业高管承担职业技能训练教学，有效解答农民工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其三是全面推行学分制或弹性学分制度。职业教育和技能训练是农民工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但由于农民工自身的局限，社会各界与高职院校应最大限度减轻其经济压力，为其完成学业提供便利。其四，建立农民工职业教育成本分摊机制。教育培训能提高农民工职业技能和劳动效率，企事业等用人单位效率也必然得到提高，也是职业技能训练的受益者，应当承担部分成本，这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制度安排。其五，高职院校可以成为新型中国农民工职业大学、广播电视大学的同盟者，通过联办实现设施、教员、经验、品牌等优质资源共享。总之，要通过创新努力使高职院校成为农民工低入学门槛、低学费、高水准的职业技能训练的职业教育培训服务平台。
3.改革广播电视大学办学模式
广播电视大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取得了巨大成绩。应当说，广播电视大学教育系统及其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办学模式，在培养生产、服务一线应用型专门人才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17]对农民工进行现代远程教育优势明显，对于开展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电大的全国网络能满足农民工学习时间不确定、流动性强、学习地点变化等要求，其网上学习交作业等方式可以大大方便农民工。为此，应利用该优势，改革办学模式。
一是加强校企合作。针对农民工的培训，要重视产业部门的作用。在有条件的企业，根据用工需要按照一定比例设置农民工预备岗位，结合岗位开展针对性培训。政府及有关部门应采用减免税或税前抵扣培训费用等措施对企业给予支持，调动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加快建立农民工劳动预备制度，实现培训、转移、就业一体化，使培训更加直接、实用、有效。
二是创新教学培训模式。加大对农民工培训的创新力度，可以增强农民工的岗位适应性，对促进他们的再就业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要改变传统的“请进来”的培训模式，大胆尝试“走出去”的培训方法，集中指导，现场演练相结合。农民工习惯于眼见为实的经验感性模仿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并能够演示出来才能让农民工有切身感受。如果没有紧密联系实际的当场辅导，他们不经过必要的感性认识和经验思维则难以理解和接受。因此，应为农民工提供切合实际需要的尊重农民工经验感性学习模仿特性的模拟实战演练式的职业技能训练。
为保证培训效果，电大对农民工的培训还应打破以往单纯的“讲课——听课”教学模式，变“一锅式”培训为“分灶式”培训，变“被动式”培训为“主动式”培训，变“派出去”学习为“请进来”培训，以多元化的培训方式满足农民工需求的多样化。
收稿日期：2011－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