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的几点思考_起跑线论文

关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的几点思考_起跑线论文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的若干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务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末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教育观念的不断更新,社会对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特别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更是将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升为战略性任务的高度,要求到2020年基本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确,为了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我们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方做出了艰苦的努力,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但从现实和政策评估的角度看,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仍然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并且有些问题还越来越突出。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改革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们的研究经历和调查,①就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进行适当的反思,以期引起更多的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和社会其他相关部门对该问题的重视,并最终能采取相应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从而使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能够顺利实现。

       一、改革总是着眼于教育内部,而忽视教育外部改革的配套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因此,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像现代社会如此关注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而且事实上,也没有哪个时代像现代社会中的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教育的发展和进步,越来越离不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越来越离不开教育的发展和进步。同样,中国教育的很多问题,也不单单是教育部门的事,而是属于经济社会问题。

       比如说贫富差距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贫富差距扩大,一方面会拉大不同阶层居民接受教育的距离,导致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均等;另一方面又迫使人们千方百计想办法提高收入,积累财富,缩小差距。由于不同工作的收入差距过大,一个人想提高自己的收入,就得找到好的工作,要找到好的工作就必须上好的大学,想要上好的大学就要上好的中学、小学,甚至好的幼儿园,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问题。本来教育是推动社会阶层流动的力量,可是贫富差距造成了教育差距的拉大。如现阶段农村居民的能力整体上弱于城市居民,就是由贫富差距决定的。不少农村的孩子连基本营养都无法保证,在起跑线上就输了,谈何参与市场竞争?谈何缩小差距?即使在偏远的农村山区,因家庭不同结构差异而导致的教育选择能力,也都存在明显的等级序列。据我们调查,一些种植业大户、养殖业大户和村干部家的孩子,大多在县城,至少在镇上上学,而贫困户等乡村底层家庭的孩子则几乎都在本乡本村上学。所以,贫富差距是制约整个教育发展很重要的因素。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包括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内的诸多教育问题也很难解决。

       再从劳动就业制度来看。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因而就业问题异常突出。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为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做到人人都有饭吃和保持社会稳定,对社会劳动者的就业往往是不注重国民经济发展和企业生产经营对劳动力的实际需求,而是采取行政命令、统包统配的方式来解决的。而这种使人人都有工作做的解决就业问题的方式,所索取的代价,是使劳动者个人丧失了自主选择职业的决策权。劳动者个人在选择职业方面不能自主决策,只能听从事实给予的安排,这样就在各个个人之间形成了不均等机会。只有那些具有种种条件的幸运儿才能在这方面获得满足感,多数人则并无比较和选择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对解决个人的就业问题是不会起多大的作用,甚至根本不起作用。因为在缺乏就业竞争的情况下,个人的文化教育素质再高,也比不上一个有权有势或有门路的“好爸爸”、“好妈妈”。与此同时,劳动者个人也不会有通过教育提高自身素质的压力,因为既然是国家统包,那么国家就得保证自己有工作做和有饭吃。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府不再像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那样采取行政命令、统包统配的办法对劳动者的就业横加干涉,而是让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即劳动力市场中的需求和供给双方按照自愿原则自主选择,让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调配过程中起决定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不能说家庭背景对劳动者个人的就业不起作用,社会也仍然存在着“拼爹”、“拼娘”的现象,但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不断完善,教育对劳动者个人的就业就会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在相对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劳动者个人所受教育的质量和程度越高,就业机会就越多,选择的工作就越理想。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强调“质量更好、结构更优”的增长,更依赖于资本、技术带来的创新驱动,这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影响较大,会进一步影响非技术、低学历、低技能人才的就业和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城市市民,还是外来人口,要准备接受劳动力市场的挑选,向知识、技能要求较高的岗位转移,就必须加强自身的教育和训练,否则,就只能去竞争那些工作条件艰苦、报酬较低职业的上岗机会。针对这种变化,身为父母者自然会在教育与就业之间画上等号。于是,人们都渴望受教育,并且渴望接受高质量的教育。但目前我国高质量教育资源的供给和老百姓的需求之间差距太大,这种巨大的差距,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突出矛盾,压力前所未有,短时间内难以根本解决。如果劳动就业制度不加以调整,教育本身是难以去解决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无限需求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此外,还有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的本质是维护社会公平进而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人们一般将由法律规定的、按照某种确定规则经常实施的社会保障政策和措施体系称之为社会保障制度。由于各国的国情和历史条件不同,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内容不尽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为满足社会成员的多层次需要,相应安排多层次的保障项目。由于我们国家目前还不能为全民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人们就不得不千方百计要挤进收入有保障的体制内单位。所谓体制内单位就是指在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等的组织制度中起主导作用的一部分,而那些不处于主导地位、或者边缘的部分就叫体制外单位。人们之所以愿意选择体制内单位,无非是看重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这些都是眼下倍显金贵的因素及收益,也是越来越吸引人们争先恐后进入体制内单位的直接原因。体制内单位的福利、待遇,这和其所拥有的资源和垄断地位有关。从职业选择角度来讲,人们根据用人单位的工作环境、薪酬待遇、事业空间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行业、企业、岗位,无可厚非,但体制内单位的一枝独秀,反衬出体制外单位的弱势,而在弱势行业工作,对于年轻人而言,就变成了一件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事情,自然也没有稳定性、“高福利”和保障。然而,要进入体制内单位,学历、文凭又是一个敲门砖。以公务员考试为例,按现行的劳动人事制度规定,中国的公务员要求大学以上学历。这在世界上恐怕是不多见的。一个人如果通过自学拥有了相应的能力,为什么不能报考公务员呢?当然相对来说,受过高等教育者的竞争力会更强,但是不能把低学历者排除在外,否则,就属于学历歧视。所以,我国现行的劳动人事制度也非常不利于教育的发展。我们应该通过劳动人事制度改革,从拼文凭走向拼能力,从学历社会走向能力社会。上不上大学、上不上重点名牌大学没关系,只要自己努力,照样可以有一个好的前途,照样能得到提升。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教育改革也就难以深入。

       总之,解决教育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教育改革需要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改革的配套,当然也需要教育内部的系统变革。但我们的教育改革总是着眼于教育内部,而忽视教育外部改革的配套。其结果往往是,尽管教育改革政策不断,但收效甚微,甚至招来社会的批判之声,造成剧烈的社会反应。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与改革也不例外。如果问题仅限于教育系统去寻找答案,让其独自去解决,既不现实,也很难真正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也就是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与改革不应是让教育系统去单兵独进,靠教育部门单枪匹马是无能为力的,而应进行比较系统全面的改革,不仅要着力破除教育制约自身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而且还要与其他社会领域改革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二、改革重视“碎片化”的修补,缺乏全局的统筹谋划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与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必须从系统的、整体的视角,高度关注其改革的协同性,从全局和整体上谋划和推进,从更高层次上协调和督促落实。但长期以来,由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与改革往往单兵独进,和其他领域的改革不配套,仅仅着眼于局部的、“碎片化”的修补,缺乏全局的统筹谋划,所以,改革常常遇到重重阻碍,即使勉强推进,效果也大打折扣。

       比如“起跑线”②的消弭问题。“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多少年来,在这句口号的蛊惑下,各种占坑班、补习班层出不穷,赞助费、补习费五花八门,对应着的是孩子越来越少的休息时间,家长们越来越重的经济负担,义务教育发展越来越不均衡。为了消弭“起跑线”,国家和各地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如“禁止奥数培训”、“禁止择校收费”、就近入学、电脑派位、教师支教、城乡学校、优质学校与薄弱学校对接共建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在现实中,国家很多教育改革的重要原则与目标,在起跑线面前罕见成效。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第一,起跑线的存在,是社会人才选拔机制倒逼出来的。其实,教育是一项社会公益性事业,严格地讲,本身不存在起跑线,因为教育的本质和目的是培养人。叶圣陶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意思是说:教育就像农业一样需要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需要很长的一段周期,而不能像工业一样批量生产,迅速出炉。这句话点出了教育的真谛,即教育是一种缓慢的艺术,是一种等待的艺术。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都有他自身的规律,都需要根据他的自身特性慢慢打磨培养。起跑线对于这种慢慢打磨的艺术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但从现实来看,教育又具有为社会选拔人才的功能,有选拔就有淘汰,有淘汰,就有竞争。因此,自从有这个功能之日起,教育就已经超越了它原有的意义,被异化了。所谓的起跑线是对教育异化的结果。这个异化的过程很微妙,它附加给教育另一层意思,即教育是一个竞赛的过程,它具有竞争的色彩。尽管竞争既体现公平,但竞争又是残酷无情的。这从近年来流行的“高考励志标语”就可窥豹一斑,如“提高一分,干掉千人”。而要“干掉千人”,就需要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扛得住给我扛,扛不住给我死扛”;“要成功,先发疯,下定决心往前冲!”

       高考励志标语日趋疯狂,固然反映了平民子弟渴望冲破重重藩篱出人头地时,唯有高考华山一条道的严峻现实,也折射出教育起跑线实际上又确实存在。这个起跑线不仅拴住了高中阶段的许多学生,而且拴住了初中阶段的学生、小学阶段的学生,甚至向下蔓延到幼儿园阶段、胎教阶段,所以,起跑线的存在,尽管其原因相当复杂,但是是社会的人才选拔机制造成的。今天社会阶层固化现象越来越严重,阶层之间的沟壑也更深。社会阶层状况必然会反映到人才选拔机制上,人才选拔机制又必然要落到教育的头上来解决。就目前来看,实施人才选拔最有效的方式是中考、高考,这是全社会已形成的共识。你想动它一点点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中考、高考的根基动不了,能动的只能是一些枝节,我们国家一直在想办法做一些改革,但效果不是特别好,中小学学生负担减轻了吗?没有。选拔机制改革不但没有解放孩子,反而给孩子、家长带来了不安全感,什么原因?它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所以,社会的人才选拔机制倒逼着教育发生变化。这一来,很多家长就误认为,高分就意味着教育的成功,眼前的成功就意味着今后的成功。于是在家长的心目中,好的幼儿园就意味着好的小学,好的小学就意味着好的初中,好的初中就是好的高中,好的高中就是好的大学,好的大学就是好的工作。

       第二,起跑线的存在,是教育系统内部分化的结果。为了适应社会人才的分配,学校系统内部也发生分化,重点校、非重点校,名牌学校、普通学校,还有职业学校跟普通学校之间的差异。它们的差异使得人们在受教育过程中要面对层层分类,层层选拔,导致受教育者不知不觉地卷入竞争,“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慢慢演变成人们的共识。即使在免费的义务教育阶段,因为教育资源不均衡,同样竞争激烈,谁都想在入学的一开始阶段就享受更好的教育。这促使人们在就学过程中内心无法平静,特别是家长。今天的家长对子女追求成功的诉求比以前更强烈了,因为现在大多数孩子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的成败对于家长来说是百分之百的,简单来说,就是“输不起”。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社会发展造成的教育资源不均衡,短时间内很难改变。反过来想一想,学校之间的不公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和家长选择的结果。

       比如,伴随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就业,随父母进城上学的流动儿童已成为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为了解决这个特殊群体的上学问题,各地兴办了不少民办学校和打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成立之后,又有多少城市居民愿意把孩子送去那里就读呢?甚至,当一些城市公办学校遵循“两为主”原则,接纳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上学读书时,还不时遭到城市居民的抗议和反对,即使不公开反对,也要千方百计迫使学校单独编班,或要求自己的孩子不与流动儿童交朋友,认为农民工子女普遍素质不高,怕流动儿童的一些坏习惯会影响到自己的孩子。据我们调查,一些老师也更愿意教授城里的学生,原因是城里的孩子学科基础比较好,农民工子女进校会加大教师们的工作量,影响整个班级或学校的教育质量。这表明,社会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接纳流动儿童。所以,更不用说千万、亿万富翁为什么不愿意让孩子跟一群还处在温饱状态家庭里的孩子读同一所学校。由于家长在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等方面的不平衡,不少人似乎需要教育的不平衡,来满足对他自己身份或成就的定位。

       第三,起跑线的存在,与现行的人才观、幸福观有很大的关系。在当今社会,人们往往把成功、幸福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就等同于一个好工作,等同于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而这又与教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劳动者的就业要通过市场来进行,而且其工资水平也要由市场机制来调节,每个人的劳动报酬要由市场来评判。如在中山大学举办的一次本科生招聘会上,一家深圳企业展示薪资标准,将应届生分为普通、重点、“211”工程、“985”工程以及清华、北大、电子科大等5个梯度,普通院校本科生月薪5000元,每一级别增加1000元,清华北大本科生9000元。③更有甚者,某些单位,他们招聘员工,第一学历必须是“985”大学,哪怕是北大、清华毕业的博士,本科也必须是“985”大学,否则不予考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难道普通一本二本就绝对比“211”大学的水平差吗?难道“985”大学就没有菜鸟吗?应该说,一本二本大学也有人才,“211”学校、“985”大学也不乏菜鸟。但根据筛选理论的观点,教育水平是反映个人能力大小的有效信号,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只能凭借教育信号了解求职者的能力。这样一来,“211”学校、“985”学校的毕业生就占了极大的优势。劳动力市场上的学历歧视、性别歧视、身体歧视比比皆是,这种社会用人制度极大地刺激了升学、升名牌大学的竞争,恶化了教育环境。

       由此可见,在充满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受过良好教育就容易得到就业机会,谋得较好的工作岗位,获得较高的预期收入。而没有受过教育或只受过很少教育、劳动能力差的人就难以得到就业机会,即使能谋到工作,也难以获得较高的收入。特别是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人们看到的是一些新兴行业的兴起,大学生凭着自己的知识和专长进入了工薪高、工作条件优越的企业。传统行业的大幅度调整,使许多固守一门具体操作技能的工人纷纷下岗,再就业亦困难重重,他们文化水平低,重新培训掌握新技术难是重要原因。面对这种现实社会的深刻变革,家长还能掉以轻心吗?最关键的是我们要理清头绪,到底从哪里入手,这是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比如高考是一个指挥棒,大家都认为高考是有问题的,高考的问题的确存在于教育当中,这个指挥棒没有正确的指挥带来了问题。大家都想解决的办法,比如把指挥棒取消,不用高考录取,但这种思路历史早已证明是错的。因为把指挥棒取消,要么凭权力上学,要么凭金钱上学,就会更加不公平,更加乱套。高考作为指挥棒的存在,我们如何去改革它,在这一过程中,马上就会发现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再深入下去,人们还会发现在高考的指挥棒上还有一个用人的制度,这也是指挥棒,这个指挥棒其实比高考还厉害。有用人制度存在的话,大家就会追求水平。如果我们用人是按实际水平去招人,只要有真才实学,小学生也可以用,唯才是举,那高考指挥棒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就较为容易解决。但这个假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至少现在是不存在的,而作为指挥棒的高考依然存在。尽管分数和升学率一直饱受社会的抨击和诟病,但在这个大背景下,分数和升学率仍然是一所学校办学质量的最关键标准和家长给孩子选择学校的标准。升学率仍是学校的命脉、分数仍是升学的硬杠杆,对于平民百姓的孩子,尤其是广大农村的学生,没有其他办法,能够改变命运的,除了高考,还是高考,因此,只能靠苦学,“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所以说,教育的问题不是教育本身出了问题,而是社会出了问题。

       第四,起跑线的存在,与现行的教育评价制度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教育评价是指评价主体按照一定的教育目标要求,系统地对评价对象进行认识和评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教育活动是否达到教育目标,是否实现应有的质量要求进行评判,以怎样的标准和方式对教育活动进行评价,决定着在教育活动中具体的教育方式,即教育评价的方式影响着教育模式的建立。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大、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国度,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与其他国家的教育有着特殊之处,教育评价也有着不同之处。从总体上来看,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评价中,对学校的评价仍以升学率为评价标准,对学生和教师的评价均以考试成绩为评价标准。这样一来,应试教育像紧箍咒一样拴着教育,拴着学生,无形的起跑线就形成了。以地方政府对学校的考核评价制度为例,一个班、一所学校学习成绩怎么样、升学率怎么样,直接决定了学校校长能否升迁、教师的福利待遇水平,等等。现在地方教育也搞GDP,考一个状元就奖励多少,官升几级。在这样的基准之上,无论是对学校、教师还是学生的评价都显得有失偏颇。这样的教育评价制度的存在与我国的国情以及我国的制度有着莫大的关系,当前这种由于特殊体制原因造成的教育评价制度的失准失衡,要想在短时间内改变这种格局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很多“聪明”的校长都知道,升学率是根本,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升学率上不去,那就是在误人子弟,就会遭到方方面面的批评和指责。

       此外,起跑线的存在,商业化教育机构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商业因素尽管不是始作俑者,但确实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赢在起跑线”这个口号应该就是商业化教育机构提出来的。这个口号提得恰到好处,既适应了现行教育体制的现状,也抓住了家长的心理,同时为开发更多的教育产品开拓了广阔的市场。调研发现,近年来校外课外辅导班水涨船高,天价辅导班频频出现,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一节课收费从数百元至千元不等。社会辅导班的费用,为何能炒到“天价”?是因为其中有好师资,特别是有一些学校的名师,由于被商业利益诱惑了,有些教学内容老师在课上不讲,就放到辅导班去讲。而现在的家长唯恐孩子落后,绝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花多大的代价,也心甘情愿,因为大多数家庭都是一个孩子,你怎么去劝说他们不要给孩子报教辅班?你能保证他们的孩子不上教辅班可以考上名牌大学吗?虽然他们知道报了也未必能考上,但别的家庭给孩子报了班,作为家长,如果不给孩子报,就觉得亏欠了孩子。而教辅恰恰就是利用家长们的这个弱点,变本加厉,疯狂吸金,所以无法停止,除非国家彻底铲除教辅。有一种理论说课外辅导实际上是一种“影子教育”,公立教育体系是什么样,对应着就有什么样的课外辅导。如果没有教辅班的介入,那么平民与权贵子女接受教育的程度,相对是公平的。如果说原来只有权力介入,平民子女还有一部分有可能进入名校门的话,而金钱,或者说富豪阶层的介入,则将名校有限的名额完全彻底垄断了。

       总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与改革是篇大文章,改革越是向前推进,所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如果缺少全局和整体上的谋划,任何“碎片化”的修补,在起跑线面前都会罕见成效。如就近入学是《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并且同一区域范围的学校应该没有差异。但这么多年一直是反着来,就近入学成了对学生和家长的要求,基层县(市、区)教育局管得过分琐细,对哪条街道哪一栋楼可以进哪一所学校,都有明确划分。孩子只能在住家附近的地方上学,但又面临学校教育质量差距巨大的现实。这在客观上必然导致一个后果,有条件的家长根据所谓的优质小学和中学选择住家,为子女追求优质义务教育资源。而一些住在“差学校”周围的中低收入家庭,则只能望优质学校兴叹。如果学校不存在差距,家长就不会这么焦虑、纠结和无奈。当前,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日益强烈,与这种需求相比,优质教育资源总量明显供给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户籍限制也好,划片招生也好,仅仅只能从表面上维持招生秩序,维护教育公平,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和均衡的问题。因此,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与改革的逻辑起点,只能是让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分布优先于就近入学,进一步满足群众“上好学”的要求。

       三、改革片面追求经济效应,而忽视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一方面需要投入一定的资源,否则,教育活动就无法进行;另一方面教育的非物质生产性又决定了必须最大限度降低办学成本,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于是乎,实施学校布局调整,扩大学校及班级规模,成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在片面追求规模经济效应的同时,却往往忽视了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

       (一)不顾现实的盲目撤点并校,忽视由此导致的学生上学远上学难问题

       20世纪末期以来,鉴于农村地区生源日渐减少的实际情况,我国开始大规模实施中小学布局调整、撤点并校,目的就是要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这从总体上来看,应该说是正确的。毋庸置疑,在农村地区生源日渐减少的现实情况下,为了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适当撤并村小和教学点对于整合教育资源和优化资源配置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一旦政府决策者纯粹按照经济学效率思维来思考教育问题,一味从降低成本出发,就会出现盲目撤点并校现象,不仅学校办学条件差、学生人数少的教学点予以取缔,而且不少地方的小学高年级乃至初中学校都进行了整编和合并,导致农村中小学和教学点急剧减少。

       学校布局调整虽能实现规模经济,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校教学设备的配置效率和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但脱离实际的盲目撤点并校,违背了“就近入学”原则,扩大了学校服务半径,拉大了家校之间的距离,从而增加了个体接受教育的成本,损害个体的受教育权利。

       (二)片面追求规模办学,忽视由此产生的学校管理问题

       近年来,在社会优质教育需求、政府规模经济办学追求、学校自身利益考量和学校品牌效应的驱使下,不少地区追求超大规模办学已俨然成风。有人认为,扩大学校规模,增大优质学校容量,实行规模办学,将成为中国今后学校发展的潮流;还有人认为,实施规模办学,是缩小校际差距、解决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问题行之有效的策略。于是,不少地方政府及教育管理部门就大力实施撤点并校,积极鼓励集团化办学,支持名校兼并弱校,允许那些优势学校跨区域招收择校生,片面追求超大规模办学,致使一些学校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名牌学校、示范学校,学生少则三五千,多则上万,班级也动辄上百。

       诚然,实行规模办学,尤其是扩大名牌学校的办学规模,可以有效扩大优质教育的覆盖面,使更多的学生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办学效益,为学生的多样性发展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但同时,学校规模的无限扩张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管理和教育教学问题,甚至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因为学校规模扩大,尽管有利于教育资源的充分利用,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但规模的扩大也是有限度的,如果规模扩大产生各种不经济缺陷,又必将损害教育功能。调研发现,由于学校规模和班级规模的扩大,农村学生、问题学生、留守学生、贫困学生、撤并学校学生得到学校和教师的关注减少,容易被忽略和边缘化,导致学生对学校归属感和依赖感降低。同时,班级规模影响学生参与课堂活动的机会和程度,影响学生获得个别指导的机会,影响学生获得教师期望的水平和程度,影响学生学习的课堂纪律环境。我们课题组在湖北恩施等地调研发现,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后,乡镇中心小学和初中作为当地教育质量最好的学校,超大班现象异常严重,小学一般有60余人,初中70余人,个别班级甚至高达92人。班级人数过多,无疑加大了教师的工作量,教师疲于应付,并产生职业倦怠。不少老师反映,以往学生数少的时候可以每个星期批改一次学生的作文,一个学期至少对每个学生家访一次,现在学生人数太多,这些都无从谈起了。教育质量有下降的趋势,这对农村孩子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虽然要追求规模效益,但不能让学校和班级规模无限制扩张,而是要寻求一个最佳的状态,即力图实现教育资源与生源的合理配置。过度地扩大学校规模,只会造成优质教育资源的稀释和教育质量的下降。

       (三)片面追求办学效益的提高,忽视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学生既是教育的对象,更是教育活动的主体,在教育活动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教育规划纲要》指出,我们应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要以学生为主体,关心每个学生,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促进每个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由此可见,促进学生健康发展既是国家教育发展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进学校布局调整,实施规模化办学亦是如此。事实上,调整和撤销一批生源不足、办学条件简陋和教学质量较差的学校,扩大部分学校特别是优质学校的办学规模,既是为了降低办学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也是为了促进教育公平,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为每一位学生提供更为良好的受教育条件。然而,良好的受教育条件不是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全部要件,它还要受到家庭教育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人们往往只注重办学条件的改善和办学效益的提高,常常忽视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其他可能因素,脱离地方实际,人为拉大家校之间的距离,使家长参与学校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受到了限制,家长与学校之间的联系受到了阻碍,家庭教育的作用难以发挥。

       事实上,家庭教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角色。无论学校教育多么重要,它都不能代替家庭教育的影响,家庭教育对儿童的健康人格形成起着关键作用。因此,教育效果取决于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能否紧密协作,如果学校教育离开家庭教育的配合,必然会因孤军作战而使教育效率不高,教学效果不佳。而学校布局调整对低龄学生冲击最大,他们不得不过早地离开家庭和父母的关怀而在校寄宿学习。由于在校寄宿,很多学生只能每周回家一次,有少数学生甚至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这样使他们与父母团聚、沟通和交流的机会减少,甚至连爷爷、奶奶的隔代教育也失去了,家庭教育的缺失,造成亲子关系断裂,儿童的情感需要得不到满足,这对于正处于发展关键期的孩子来说,其影响是不利的,因为如果一个人的情感长期得不到满足,缺乏依赖和安全感,就容易产生孤独、自闭等心理问题。

       同时,针对寄宿制学生,特别是小学低年级学生生活自理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差、适应性不强的现状,按照《国家西部地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项目学校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小学每50名学生、初中每100名学生需要配备1位生活教师,小学低年级寄宿生原则上要配备生活保育员。但从我们调研的情况来看,目前农村寄宿制学校生活教师普遍存在不足乃至缺编。据云南B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介绍,该县目前缺少生活教师390人,该县2014年115所小学和13所初级中学中没有1所配备校医院和医务保健人员,只有1所小学配备了专职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特别是由于农村学校规模小,教师编制紧张,许多学校都没有配备专门的生活教师和保育员,一般由任课教师轮流值班担任,这一方面加重了任课教师的工作负担,另一方面使得寄宿生的管理缺少专业化教师。一些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兼职充当生活教师和保育员,由于他们基本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培训,缺乏对生理、心理正处于发育期的寄宿学生有效管理和教育的基本知识,将自身工作仅仅停留于纪律管理,未能对学生的困惑和问题给予正确、及时的疏导和教育,致使问题学生人数明显增加。

       另外,盲目地撤点并校,导致部分学生上学路途变远。为了按时上学,偏远地区的农村学生每天不得不起早摸黑,常常少于一般孩子2~3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导致睡眠时间严重不足,影响到学生的健康成长。由于路上占去了大量时间,这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成绩。

       总之,在教育活动中,存在着大量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涉及教育成本和资源配置的问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规模经济效益也是我们教育发展与决策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但是,“对于其他组织活动而言,可以是以最小化的成本追求最大化的利益。而学校作为培养人的机构,以最小化的成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绝不是最终目的。”④教育活动不同于经济活动,教育有着自身的运行规律和价值理念,其基本功能既在于促进个体的生存与发展,又在于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一味地追求规模经济效益,单一地强调生均教育成本的降低,就会丧失对教育本体功能的关注,也就无从谈起教育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同时,教育效益不同于经济效益,提高教育效益不仅仅着眼于生均成本的降低和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更在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教育社会服务功能的增强。

       注释:

      

      

      

      

       ①自2005年以来,利用课题调研的便利,我们先后多次对湖北、河南、山西、江西、广东、广西、云南、四川、重庆9个省(市、自治区)53个县(市、区)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深入了解了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的真实情况,文中未注明出处的数据均来自上述调研和访谈。参与调研的师生先后有200多人,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感谢。

       ②起跑线,原是一个体育竞技的概念,是指赛跑时起跑的标志线,近些年来在教育领域却成为对家长误导最严重的一句口号。一些家长由于担心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通过各种培训班给孩子超前大满灌与其年龄不同步的知识,揠苗助长。

       ③企业招聘按学校标价:普通本科5000,清华北大9000[N].新快报,2014-11-23.

       ④万明钢,白亮.“规模效益”抑或“公平正义”——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巨型学校”现象思考[J].教育研究,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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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的几点思考_起跑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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