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各种诗歌体制的产生递变决定于口头语言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口头论文,诗歌论文,体制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诗歌的体制，以句式言，有二言、四言、五言、七言等，前人对这些不同体制诗歌的起源，分别进行过许多探讨与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它说：
“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古诗之三言者，振振鹭，鹭于飞之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属是也，乐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世用之。古诗之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之属是也，不入歌谣之章，故世希为之。”（《艺文类聚》五十六引）
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它把后世各言诗的起源皆归之于《诗经》；二、认为未入歌谣之章的句式，不能产生发展出这种句式的诗歌。我认为第二点是正确的，即没有歌谣为先导，就不能产生这种句式的诗歌。反过来说，各种句式的诗歌是起源于歌谣的。而第一点是不正确的，即后各言的诗体并非起源于《诗经》，它的第二点，本身就否定了第一点。此外，它也没有说明四言起源于什么？故此本文专就古诗中最具代表性的二言与四言、五言与七言等作一简要的论述，来阐明笔者的观点。
一 二言诗
二言诗的产生必得在二言、三言、四言等句式产生之后。人类语句的发展是由短到长、由简到繁，主要取不断积累和渐进的量变形式向前发展的。首先，人类在劳动中练出的必然是一个一个表达感情的单音的呼声，如狒狒愤怒、快乐时发出的连续不断的单个声音那样，或如婴儿从母腹来到人世刹那间发出来的“哇”的单一呼声那样。那是悲痛的啼叫，还是快乐的欢呼，抑或只是对外界巨变的惊唤呢，那意义是不清楚而模糊的。人类在经过长时期的练习后，才能创造出包含着明显意义的单音词，或谓独字句，如花、草、人等名词，你、我、他等代词，吃、笑、哭等动词，好、美、很等形容词、副词，再进到爸爸、妈妈、花花、草草等叠词。由单音词进到双音词，以叠词最为容易。再由叠词发展到我笑、他哭、你吃二言的主谓单句或词组，吃果、哭他、候人等二言的动宾单句或词组。再进到将“我吃”与“吃果”两个二言单句合拼起来，拉长成为“我吃果”这一简单的三言单句。这是人类语言发展的一个飞跃，恐怕这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练习与发展才行。在这一语言长期发展过程中，我们明显地可以意识到，二言可能是最被经常使用的单句了，也就是说，它是长时期的“居文辞之要”的了。
梁人钟嵘在《诗品·总论》中谈到五言诗能够产生、广泛发展的原因时说：“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这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但只有当语言发展到了秦汉的时代，五言才具有这样的地位和作用，而在商周时代及其以前，恐怕“居文辞之要”的，不是五言，而分别是四言和二言了。所谓“居文辞之要”的语言形式，我以为至少必须具备下面三个条件：①在这一语言时代中，它是人们表达感情，交流思想的主要语言形式。②在这一语言时代中还存在有比它更短更简单和更长更复杂的语言形式。③在这一语言时代中，这一语言形式是最适宜于凝炼成为简炼精美、感情强烈、意味深远的即“指事造形，穷情写物”的，也就是语言艺术的形式了。我们诗歌史上各种不同句式的诗歌体制，就是产生在这种各不相同的语言环境之中的。
在二言“居文辞之要”的时代中，人们在长期的，几百上千年的使用这一语言形式之后，二言诗就应运而生了。它是由于人们为了表达感情，总结生产技术经验而被创造出来的。它不可能产生在独字句的时代，也不可能产生在四五六七言句式被大量使用的时代，这是非常明显的。二言诗应该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当时也没有劳动者与文人的社会分工，因此它也没有民歌与文人诗的区别。可惜的是，由于当时还没有创造出文字，这大量的二言诗没有被记录下来，等到文字被创造出来以后，中华民族早已进入了四言“居文辞之要”的语言时代了，二言诗早已被人们遗忘了。不过在《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还保留下来了原始时代的一首《弹歌》，是一首二言民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肉指禽兽）。
它总结了制造原始弓箭和使用弓箭狩猎的技术与经验，其中还渗透着狩猎的欢乐情绪，是一首简洁精美的猎歌，具有回环往复的节奏，采取了句句押韵的方式。
二 四言诗
现在我们能够观察得到的四言诗的鼎盛时期，是从西周初年开始至春秋中叶为止的这几百年的时间。它的典型的作品是《诗经》诗，包括风雅颂三个部分。四言诗虽然兴盛于这一时代，但产生这一诗歌体制的语言基础恐怕有几百上千年了。四言诗的产生，必得在活的口语产生了四言、五言、六言，以至七言句式之后。考汉语的文字能够比较自由地记录语言的时代，最早不能超过殷商的盘庚时代。在此以前即使有文字，也只可能是一些零星的不能全面自由地记录语言的原始状态的文字。但语言是不依赖于文字的存在而发生发展的。在殷盘之前的什么时候起，活的口头语言中就已存在了四、五、六、七言的句式呢，这也无法考证，我想至少要早于唐尧时代以前的几百上千年了。没有文字时代的语言我们无法考证，我们的观察与分析只能以文字材料为根据。能反映我国早期的语言的文字莫过于以《尚书》、《周易》等为代表的古代典籍了。《尚书》追记了尚无文字时代的虞夏书，也记录了已有文字时代的商、周书。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论述这一悠久历史过程中产生四言诗的语言条件：
（一）在这一悠久历史过程中，被最广泛运用的语言形式是四言句式，这是产生四言诗的最根本的语言条件。现举例说明于下：
1.《尚书·皋陶谟》（这是帝舜朝的朝廷会议记录）的一段。
“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业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皋陶说的这段话，按句读分（句读根据周秉钧先生《尚书易解》），开头有九个三言句，后面有十二个四言句，末尾有一个二言句。四言句中厕杂有五个六言句。一共是二十七句。而且五个六言句中每句实包含着一个四言句，即彰厥常吉、浚明有家，祗敬六德、兢兢业业，一日二日。可见四言句占据着最主要的地位，是“居文辞之要”的。虞代离周初约千年左右，事实上四言句在口头上被广泛使用还要早不知几百几千年。《禹贡》一篇中的四言句所占比重要更大更普遍。其它的商、周书也是以四言句为最多。
2.《周易·乾》：
“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这段文字除初九、用九等七个爻题外，共十四句（句读根据魏王弼《周易正义》）。其中独字句一，二言句二，五言句一，六言句一，四言句则占九。而且六言句中包含着一个四言句“终日乾乾”或“君子乾乾”，五言句中包含着一个四言句“群龙无首”。《周易》最晚也不晚于周代以后，它可能与《诗经》是同时或稍有先后的作品。此外能反映周代语言实际的作品，如《老子》、《墨子》、《论语》、《孟子》、《国语》、《国策》、《仪礼》、《荀子》、《韩非子》等，无不反映着四言句式的被最普遍广泛使用，在各种不同的句式中占着主要地位的语言实际。
（二）在这一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四言句往往被凝聚成为简洁精美的语言形式，事实上它们是从活的口语向四言诗过渡的语言形式，活的口语是走向四言诗的一条通道。现略举几例说明于下：
1.《说苑·敬慎》引《黄帝金人铭》：
“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行所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无残，其祸将然。勿谓莫闻，天妖伺人。荧荧不灭，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将成江河。绵绵不绝，将成网罗。青青不伐，将灵斧柯。诚不能慎之，祸之根也。曰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怨主人，民害其贵。君子知天之不可盖也，故后之下之，使人慕之。执雌持下，莫能与之争者，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众人惑惑，我独不从。内藏我智，不与人论技。我虽尊富，人莫害我。夫江河长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戒之哉，戒之哉。”
这一段很长的铭文，主要是四言句式，有节奏韵律，简洁精美，富于哲理。如果去掉前后的叙事文，将中间厕杂的非四言句式凝炼为四言句式，简直就是一篇完整的哲理诗了。
2.《淮南子·人间训》引《尧戒》曰：
“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垤。”
3.《大戴礼》引《周武王铭·牖铭》：
“随天之时，以地之财，敬祀皇天，敬以先时。”《剑铭》：“带之以为服，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崩。”《弓铭》：“屈伸之义，废兴之行，无忘自过。”《矛铭》：“造矛造矛，少问弗忍，终身之羞。”
4.《后汉书·朱穆传》注引《太公阴谋》中《周武王觞铭》：
“乐极则悲，沉湎致非，社稷为危。”
5.《尚书·洪范》一段（《洪范》内容相传是箕子为周武王所述之治国大法，即大禹所得《洛书》之内容）：
“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以上五条都是散文中厕杂的铭文、韵语，都是简洁精美的四言文。这种四言韵语，发展到老子的时候，汇为五千精妙的一大奇观——道德经。它除了少量的三言五言句以外，主要使用的就是四言韵语。而三言、六言、七言都极少，八言、九言则只寥寥数句而已。这进一步说明了四言诗产生的语言条件。
（三）在这一悠久的历史过程中，由于人们言志抒情的需要，时不时地闪现出了一些四言歌谣。它们有的夹带语气词兮哉等字为四言，有的兮字处于四言之外，有的则是干净利落名乎其实的四言诗。有的则主要是四言，也还参杂有其他句式。现略举几例来显示四言诗即将临盆的轨迹。
1.《艺文类聚》十一引尧帝时代的《击壤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或作尧何等力）！”此歌末尾杂有一个七言句。
2.《尚书·益稷》引大禹与皋陶对唱之《赓歌》。禹歌曰：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续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隋哉！”此歌夹哉字为四言，有一句哉字处四言之外。
3.《尚书大传》一引尧时《大唐歌》：
“舟张辟雍，鸧鸧相从。八风回回，凤皇喈喈。”以上一、二歌都系后人追记。第三歌容或有伪，但也还是反映了古代歌谣的面目。
4.《礼记·郊特性》载相传为古代伊耆氏的一首咒语歌《蜡辞》：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宅。”此歌末句为五言句。
5.《周易·系辞传》所载的一首古谣：
“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此歌完全排尽了非四言句式和语气词，是一首完整的四言歌谣。
从活的口头语言，经过这三个步骤，便很自然的创造出大量的四言民歌来，然后巫史乐师们在学习掌握这种大量民歌的基础上，再把它们提高雅化，便创造出了文人的四言诗来，这便是《诗经》中的三颂与大雅的大部分和小雅中的小部分，以及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如许国夫人的《鄘风·载驰》等。但是《诗经》中的作品，从其形式和内容的特点来看，它们的时代大体上是：“周颂全部和大雅的大部分是西周早年的作品；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是西周末年的作品；国风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的全部则是东迁以后至春秋中叶的作品。”（据游国恩等五同志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第二章第一节关于《诗经》部分）根据这里所列，巫史乐师等文人的作品反而时代较早，而民歌作品反而在后，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只有到了周朝较晚以后，国家才设置了采诗之官，对民歌进行大规模的采集、记录、整理、编排传流到今天。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民歌，是周代比较晚期的作品。而事实上，在《诗经》民歌以前，在《周颂》以前，早已大量的产生过夏商的民歌作品，像夏末的“是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等那样的作品。只是那时国家没有设置采诗之官，而人民群众又没有掌握创造保存文化的物质条件，大量创造出来的民歌，除了个别偶尔被文人记载流传下来以外，大量的就只好任其自生自灭，随着时代的迁移而风流云散了。周初的巫史乐师，就是在掌握了这样一些民歌以后，把它们提高雅化而创造出周代的雅颂来的。
三 其他各体诗歌
继四言诗而来的是五言诗、七言诗、杂言乐府与词、曲、白话诗。现将这些不同的句式体制诗歌的产生以及有关的几个问题分成几个方面略述于下：
（一）这些不同体制诗歌的产生与递变，同样决定于口头语言的发展。
五言、六言、七言的句式，在汉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早已产生存在，它们至少比文字产生的年代还要久远得多，只是一直到《诗经》的时代，它们还没有在语言中占据着主要的地位。《诗经》时代结束以后，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的句式，在语言中共同并存占据着主要地位，而再不是以其中某一种语言句式占主要地位了，而二言、三言与八言以上的语句，明显地只居次要地位。这种语言的发展态势，可以从秦汉以来的史书、子书和集部书中得到普遍的证明，而无须具体列举。这种语言态势对我国诗文的走向起了决定性作用，在人们长期使用这种平等混合式的语言形式之后，特别是在对偶式句式发展起来之后，四言句式与六言句式逐步在骈文骈赋中占着主要地位，特别是在“四六”中占据着绝对统治的地位。而五言与七言句式，经长期使用之后，便产生出了五言诗与七言诗这种诗歌体制。五言诗与七言诗都是整齐的五言或七言的句式构成的，它们与活的口头语言还有着明显的距离与区别，于是一些更接近口头语言的诗体便先后应运而生了，这便是杂言乐府，以及后来的词与曲。
不过词与曲的交替变化，也是以口头语言变化为基础的。词从唐代产生，经过两宋的鼎盛期，它越来越雅化，也越来越僵化，而口头语言经两宋而至元，它沿着紧系人民群众风俗而变化的路线，与古旧的书面语言，特别是陈腐的词的语言距离越来越远，于是人民群众在他们新的变化了的口语基础上，遵循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自然规律，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实践，才创造出了他们自己“喜闻乐见”的新诗体——“俗曲”或“小曲”的。当然白话诗的产生，也是由于所有旧体诗、词、曲远离活的语言，变得陈腐之后，人民群众在长期使用白话以后而首先创造出来的，并最终为文人所接受而占领了诗坛的主要地位的。
（二）所有这些不同体制的诗歌，首先都是由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然后由文人学习掌握，提高雅化，并最终在他们手中走向没落与衰微的。
关于这一点，许多学者分别就各种不同句式的诗歌体制进行过研究，而且几乎被所有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和诗歌史的著作写进去了。如骚体诗歌起源于骚体歌谣。文人五言诗、七言诗起源于五言七言的民谚民谣民歌，文人乐府诗起源于民间乐府诗，文人词起源于民间曲子词，文人的曲起源于民间的俗曲、小曲等。但他们的研究只上起于骚，下迄于曲，而对于开头的《诗经》四言诗，结尾的白话诗，没有涉及，或虽有涉及，而由于我孤陋寡闻而未之见也。所以本文第一部分，对二言诗与四言诗说得比较多一些，现在对白话诗的起源再简单补充几句。
现代文学史家在提到白话诗的兴起时，一般都提到《新青年》四卷一号上刊载的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三人的九首诗作，而很少人对白话诗的起源作进一步的说明，其实产生白话诗的最根本前提是走向现代汉语的白话早已存在这一语言实际，其次是人民群众在长期使用白话的基础上远远早于胡适等人之前，已经大量创造了白话民歌了。如北方的陕北民歌《绣金匾》《信天游》，南方民歌《四季歌》《十二月调》《插秧歌》等，还有多得数不胜数的白话的民间说唱文学。总之那时的中国简直是一个民间文艺的海洋。此外，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是否学习掌握过这些民歌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须指出：1.胡适曾经讲授过白话文学史这门课程，并于1928年整理出版了《白话文学史》上卷。他在《尝试集·自序》中谈到他在1917年回国以后的新诗时说，这时他“决心要做真正的白话诗”，主张“诗体大解放”。的确他此后的新诗，在遣词、造句、用韵、音节等方面都大大打破了旧体诗的束缚，这说明他是很好学习掌握过白话民歌的。2.对白话诗的形成作过很大贡献的刘半农，他在他的新诗集《扬鞭集·自序》中也说：“我在诗的体裁上是最会翻新鲜花样的。当初的无韵诗，散文诗，后来的用方言拟民歌，拟‘拟曲’，都是我首先尝试。”他的《瓦釜集》中的诗，有的是民歌民谣收集和整理的成果，有的是他以江阴方言和‘四句头山歌’的声调创作出来的。3.对草创白话诗有贡献的刘大白，早期出版过《旧梦》和《邮吻》两部新诗集，其中一向受人称道的是《卖布谣》和《田主来》，它们都是在学习白话民歌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
（三）所有不同句式体制的民歌作者，它们完全是凭藉他们所处时代的活的口头语言，根据“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言志抒情的需要来进行创作的。
因为人民群众没有掌握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物质条件，其本身也没有掌握文化，所以他们对于前一时代的不同体制的民歌和文人诗，也就不可能学习、借鉴和继承了。所以每一时代不同体制的民歌，它们都只能是起源于活的口头语言，是从长期使用这种活的口头语言的过程中，逐渐积累，慢慢创造出来的。例如杂言乐府、五言、七言民歌的作者，不是继承四言民歌和《诗经》诗以后才创造出他们的作品的，民间曲子词作者，也不是继承四言民歌，乐府民歌，五、七言民歌和前代文人诗歌以后才创造出他们的作品的。俗曲、小曲作者，白话诗民歌作者也都可作如此类推。而文人却不同，他们从学习民歌中创造新体制以后，他们可以利用以往的语言艺术的经验，来提高雅化新产生的诗体。
结束语
根据以上三部分的论述，我们认识到中国诗歌体制的产生与递变，具有下述的重要现象：（一）活的口头语言，在人民群众长期使用之后，人民群众便创造出一种与这种口语相适应的民歌。（二）文人发现、学习、掌握这种民歌以后，把它提高雅化，制作出这种体制的文人诗歌。（三）当活的口头语言又产生了变化，文人还在写作已经陈腐了的原有体制诗歌的时候，人民群众又在长期使用变化了的活的口语过程中，创造出与这种新口语相适应的新体民歌。然后文人再慢慢学习与掌握它，并提高雅化它，使它成为这种体制的新的文人诗。这三种情况的循环往复，也就是“活的口语——民歌——文人诗”三个阶段的循环往复，便构成了中国诗歌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即中国各种诗歌体制的产生与递变，决定于活的口头语言的发展。而且各种体制的民歌之间，不存在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如果要说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只能说，它们好像是结在一根千万年的口头语言长藤上的许多不同时代的瓜果。
还要补充一句的是，中国不同类型的诗歌，大多与音乐有着某种关系。但音乐只能起助产促长的作用，它不是产儿的母体，产儿的母体只有一个，那便是活的口头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