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图书馆对弱势群体知识援助的历史与现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弱势群体论文,现状论文,图书馆论文,国外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797(2006)03-0021-09
公共图书馆是社会公共知识空间，它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换言之，公共图书馆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作为社会公益事业，它从产生之日起就将免费、开放、平等、自由等人文理念高高扬起，并且在长期的发展中，不断扩展着对弱势群体知识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1 1850年至“一战”期间：对弱势群体知识开放的起步
17世纪到18世纪欧洲“启蒙时期”，宗教、特权的权威受到挑战，民众自我意识提高，图书馆对民众知识封锁的传统意识被逐渐打破。著名的法国图书馆学家诺代(Gabriel Naudé,1600～1653)在1627年撰写出版的《关于创办图书馆的意见书》中提出图书馆不应该专为特权阶级服务，而必须向一切研究人员开放；馆藏不应当有倾向性和排他性，无论是新书或旧书，异教徒或非异教徒的书，宗教书和一般图书，都要一视同仁。可以说这是自由利用公共图书馆思想的肇始[1]。
1.1 图书馆对一般民众的开放
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城市的扩张、市民阶层的壮大，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掌握知识和技术的劳动者，图书馆对广大社会人群开放被作为迫切要求而提上日程。一些具有先知与卓见的图书馆领导者纷纷倡导图书馆的免费开放，英国的安东尼·帕尼齐和爱德华·爱德华兹就在这方面有着突出的思想和成就。
安东尼·帕尼齐(Antonio Panizzi,1797～1879)在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工作35年并于1856～1866年担任馆长，他反对一些读者拥有使用英国博物馆藏书的特权。1836年，他曾向议会的特别委员会声明：“我要使穷苦的学生和我国最有钱的富翁在图书馆藏书的范围内，拥有同样的手段去满足他们的求知欲望，进行合理的追求，请教同样的权威，提出最复杂的咨询。”[2]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为该馆向读者免费开放作了巨大的努力。在帕尼齐担任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馆长期间，波士顿的贾雷德·斯帕克斯对使用该馆的情况印象深刻。1840年他在一封家信中写道：“在不列颠博物馆的阅览室里每天聚集着上百名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读者和抄写员；有勤奋的学者、文艺界的妇女，以及脸色神秘庄重的老绅士。”[3]
出身于贫寒的建筑工人家庭的E·爱德华兹(Edward Edwards,1812～1886)也曾与帕尼齐同事，他对1850年英国颁布的《图书馆法》贡献良多。1851年，爱德华兹成了依据图书馆法而建立的第一所市图书馆——曼彻斯特市图书馆的馆长。这期间他写成了他的代表作《图书馆纪要》(Memoirs of Libraries,1859)。这部著作中的“公共图书馆的基本原则”一节确切表达了爱德华兹关于公共图书馆的两个原则：(一)以天主教的精神为基础形成。(二)接受寄赠或靠捐赠以维持。这两个原则必然导致如下的结论：公共图书馆应排除社会上的阶级观念，不论资本家或市民都可自由利用[4]。由于在他的促动下，1850年英国议会通过了英国第一部公共图书馆法，图书馆向一切社会公众开放有了法律保障。至1860年，英国已有28所公共图书馆，图书馆的读者除了律师、建筑家、军人和传教士外，工人、手工业者、职员、店员等传统的弱势人群渐渐成了阅读的大多数[5]。
美国紧步英国之后尘，1851年，马萨诸塞州公布了征收图书馆建设税法并在1854年建立了第一家依法设立的公共图书馆——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同时各州相继成立了图书馆委员会，通过流动图书车或建立小型乡镇图书馆的形式将图书馆服务扩大到农村地区。1901年，卡内基开始捐献巨资在各地兴建公共图书馆，美国公共图书馆由此也掀起了建设高潮[6]。英美两国公共图书馆运动为其他国家图书馆建设树立了榜样。1893年7月，第2届国际图书馆员大会召开，会议首次对公共图书馆的目标、任务作出比较明确的定义，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建立类似英美公共图书馆的新型公共图书馆运动[7]，欧美大多数国家的一般民众都有了免费获取图书馆服务的可能和条件。
当时图书馆界对自身在弥合社会成员差距方面的责任有了初步认识。1889年，刘易斯·H·斯坦因(Lewis Henry Steiner,1827～1892)在纽瓦克公共图书馆提出公共图书馆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平衡器，它通过为一般人提供文献使他们能享受到富人的乐趣，为雇佣者和被雇佣者提供了基于平等原则的共同之处[8]。更重要的是伴随着教育运动的开展，图书馆界意识到对普通民众进行社会教育的责任。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威(Melvil Dewey,1851～1931)主张公共图书馆应成为“民众的大学”，图书馆员就是另一种老师[9]。1896年起担任《公共图书馆》杂志编辑的玛丽·依琳·阿亨(Mary Eileen Ahern,1865～1938)在本杂志上宣称：“为了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只可能有一个办法，这就是要不断进行教育，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平。”“公共图书馆是知识最广博、同时又是十分慷慨的教师。还可以说，公共图书馆是知识最丰富的学校，是民众唯一的真正大学。”[10] 1897年，第3届国际图书馆大会在英国伦敦举行，公共图书馆的教育职能成为大会议论的热点。
1.2 图书馆对生理性弱势群体的开放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图书馆对于生理性弱势群体，如盲人、聋哑人等残疾人，以及儿童、妇女、老年人和病人、囚犯等受环境限制人群的开放服务也积极开展起来。
在儿童服务方面，1865年英国伯明翰公共图书馆开始对儿童借书。1882英国从诺丁汉公共图书馆系统中独立出来了儿童图书馆。在美国，1894年丹佛公共图书馆首次开辟了儿童阅览室[11]。伊利诺依州香槟城图书馆在1899年开设了儿童服务部并开展了为儿童讲故事的活动[12]。
在为盲人服务方面，1882年10月，英国玛莎·阿诺德(Martha Arnold)女士出资兴建的英国盲人外借图书馆(Lending Library for the Blind)开放[13]。在美国，波士顿公共图书馆于1868年建立了一个盲人服务部。1882年，费城盲人免费流通图书馆成立。1895年，纽约盲人免费流通图书馆建立。1897年约翰·拉希尔·杨(John Russell Young)在国会图书馆建立了一个盲人阅览室，提供500本凸文书籍和音乐资料。在服务方面，美国图书馆不仅为盲人提供阅读盲文的指导，有的还组织书籍展览，计划发展盲人自制产品的展出[14-15]。在加拿大，1906年，埃德加·罗宾逊(Edgar Robinson)创立了第一个免费的盲人图书馆，1917年改名为加拿大国家盲人图书馆[16]。
对于医院患者的图书服务起源于13世纪的阅读疗法。18至19世纪，英、法、德、美等国精神医院都开展图书馆为病人服务，英国在1895年、德国在1907年、美国在1911年还分别开展了对医院图书馆服务的调查，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当然，真正为所有病人的图书馆服务是由“一战”推动的。英国在1914年开始了“战争服务”(the War Service)活动，伦敦图书馆馆员参与了这项工作，为伤残士兵提供图书。1918年，这个项目扩展到了一般公立医院，当年出借图书、报纸、杂志达200万件。美国图书馆于1917年在美国图书馆协会指导下开展了战争服务，并在1918年将服务扩展到医院和医院列车上[17]。
对于边远地区民众的服务，英美公共图书馆也有所开展。1884年，威廉·F·普尔(William Frederik Poole)担任芝加哥公共图书馆馆长期间，通过以商店作流动站的方式，把图书送到了一些偏僻的地区，扩大了图书馆的范围[18]。1892年，杜威任纽约州立图书馆馆长时曾经使用它为偏僻地方的广大居民，尤其为农民服务[19]。
随着19世纪后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妇女要求享有受教育权、选举权等权利，图书馆对妇女的尊重与服务也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美国的杜威提倡在图书馆工作中男女平等，在历史上首次使用女馆员，在图书馆学校首次录取女生；1887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图书馆管理学校时，第一批学生20名，其中17名是女生。在英国，明尼·斯图尔特·罗兹·詹姆斯(Minnie Stewart Rhodes James,? ～1903)女士是提倡妇女从事图书馆职业的创导者，她热情支持雇用妇女为馆员，著有《妇女馆员》、《美国的妇女馆员》和《妇女馆员和她们的前景》论著，后者被列为1899年伦敦召开的国际妇女代表大会上的宣读论文[20]。
1861年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废除了奴隶制度，1866年颁布的公民权利法案(Civil Rights Act)承认所有出生于美国的人，不管具有何种皮肤、种族、宗教，他们都是美国公民，并且赋予少数种族和黑人同样的公民权利，以处罚的手段确保他们使用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不受歧视[21]。图书馆向黑人开放初期，许多白人图书馆工作者并未意识到黑人对图书资料的需求。1905年，乔治·伯韦尔·厄特利(George Burwell Utley)担任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公共图书馆馆长时，专门为《批评》杂志撰文，论述发展黑人读者的必要性，并且将这种思想付诸于现实，在该馆建立起了专门的阅览部，还重点发展了与此相关的各种资料、文献[22]。
总体而言，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图书馆开始了对弱势群体的服务，并且意识到图书馆在弥补民众的知识匮乏、进行社会教育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服务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对于身体残疾人士、妇女等弱势群体来说，图书馆的服务还主要由私人慈善捐赠和相关组织来促进实现，规模较小，也没有形成完善的保障制度。
2 “一战”后到“二战”：对弱势群体服务空间的拓展
20世纪前半叶，世界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妇女解放运动的迭起，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等，传统社会对于不同地位人群的歧视正从制度上逐步予以清除。平等服务也成为各国图书馆普遍接受的理念，战后伤残士兵健康的恢复和对新解放群体的知识素养的培养，曾一度成为图书馆为弱势群体服务的重心。1927年国际图联的成立使得先进的图书馆工作经验得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交流。各国图书馆的弱势群体服务逐步被纳入政府规划，图书馆网络的构建，经费和服务的稳定性投入都有了基本保障。
2.1 为弱势群体服务理论的发展
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S.R.Ranganathan,1892～1972)在1931年出版的《图书馆学五定律》中指出，第一定律“书是供使用的”的力量，逐步战胜传统习惯产生的各种限制，最终要实现免费借给所有的人。第二定律“书是供所有人使用的”，“则一视同仁地向每个人提供图书，将严格而认真地坚持看书、学习和享受机会平等的原则。不把一切人——穷人和富人、男人和女人、陆地上的人与海员、年轻人和老年人、聋人和哑人、有文化的人和文盲集中起来，不把地球上的每个角落的人引进知识的天堂……第二定律就不会停止前进。”[23] 1939年美国图书馆协会通过了一项《图书馆权利宣言》(Library' s Bill of Rights)，这一文件的主要精神是：图书馆必须提供有关问题的所有不同观点的图书和资料，每一个市民都有权自由地得到他所要求的资料，否定图书可以因其作者的种族、民族或信仰而受排斥的主张，并申明图书馆应当抵制私人和官方的审查[24-25]。列宁为苏联的图书馆事业制定了一条基本原则，即一切图书馆都要向所有公民开放。1920年11月3日，由列宁签署的《人民委员会关于集中管理图书馆事业的命令》第一条就说，“教育人民委员部管辖的一切图书馆，以及属于所有其他部门、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图书馆，一律宣布为人人都能利用的图书馆。”[26]
2.2 为弱势群体服务实践的深化
“一战”结束后，退役伤残士兵的恢复成为政府关注的问题，图书馆积极向病员、身体残疾人群提供主动服务。加拿大国际盲人研究院(Canadian 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Blind,CNIB)在20年代针对一些退伍老兵和盲人没有生存能力、无法独立的状况，提供使他们获得社会承认和自身独立能力的帮助，主要是生理上的支持、职业培训、工作介绍和健康恢复。该院于30年代在全国建立6个图书馆分馆，初步建立了国家盲人图书馆网络[27]。在美国，1931年普拉特—斯穆特(Pratt-Smoot)法案通过，建立了在国会图书馆领导下的全国图书馆项目，为成年盲人服务，由联邦政府每年拨款。随后，按照这一法案国会图书馆建立了盲人和身体残疾人服务处(National Library Service for the Blind and Physically Handicapped(NLS/BPH))，并连同其他18家图书馆形成盲人图书馆服务网络，免费借阅录音或布莱文图书、杂志、大字题书和提供特殊设计的回放设备。国会图书馆还利用联邦政府专款进行布莱文图书的制作，并通过图书馆网在全国流通[28-29]。这些活动标志着全国性的盲人图书馆服务正式启动，并获得了稳定的财政支持，图书馆为盲人服务走上平稳发展的道路。
这一时期，进行社会教育、扫除文盲的典型是苏联图书馆。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和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非常关注图书馆对民众开放和进行社会教育的工作。一方面要求图书馆向所有人开放，注意吸引新兴读者群体，如列宁在1919年2月《给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文件中要求各图书馆填写各种表格，其中不少是直接有关图书流通问题的。他还亲自拟定了各馆需要回答的项目，其中之一就是“(七)吸引新的读者阶层吗？如妇女、儿童、非俄罗斯人等等？”[30] 另一方面，要求图书馆要致力于消除文盲。如1921年全苏工人普及启蒙教育大会作出的决议《苏维埃共和国的新教育》中指出，“摆在新政府面前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指出人民中的文盲与物质的危害……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消除文盲。到1933～1934年时，苏联的每一位公民都应该具有读与写的能力。”为实现这一点，克鲁普斯卡娅提出：“大众图书馆最起码的一点是要教会读者怎样辨别图书，怎样研究图书，怎样审查图书的书名和所收文章的目次，教会读者怎样做简单的摘录，总而言之，要教会读者怎样读书。大众图书馆应该把教会读者阅读作为自己的任务。”“教会初学文化的人们利用图书馆，这也就是说他们永远避免再回到文盲的状态。”[31-32] 在她的倡议下苏联还建立了“扫盲协会”、“图书馆之友”等组织。苏联图书馆参与扫盲的成就是巨大的，据1897年全国的调查，有76％的年龄在9岁和更大一些的居民是文盲，并且在农村的居民中间文盲的数目达到了80％以上；在妇女中间，文盲的数目达到了88％，而在农村地区达到了91％以上。通过扫盲活动，1939年9岁和更大一些的识字人占81％以上，其中男性占91％，女性占7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的文盲状态基本上已经消灭了[33]。
为了扩大图书馆覆盖率，尤其是给偏僻地区居民提供服务，流动图书馆、图书馆网、农村图书馆开始大量建立起来。在英国，1919年公共图书馆法促使图书馆服务事业向农村发展。牛津大学亚当斯教授受卡内基联合王国基金会的委托，调查了公共图书馆的状况，于1915年提出了所谓的《亚当斯报告》(A Report on Library Provision and Policy)。该报告建议加强农村图书馆的建设，把农村的公共图书馆变成农民精神生活的中心。其后，卡内基联合王国基金会建立了试验性的农村公共图书馆[34]。而苏联图书馆界非常注重图书在民众中流传的广度，提出“流动图书馆在农村首先应当为农村阅览室、红角、中小学校服务；在城市应当首先为大中小企业和监狱及拘留所服务。”“少数民族大量聚集的地区，流动图书馆的藏书中应当有相应的少数民族图书。”此外，还应当配备普及教育类型的流动图书馆和为特殊读者服务的流动图书馆，如为识字不多的读者服务的流动图书馆、儿童流动图书馆、少数民族流动图书馆[35]。1934年全苏图书馆调查，固定图书馆有67，286所，其中59％在农村，流动图书馆有103，558个，其中34％在农村[36]。
在儿童服务方面也有很明显的进步。1919年，由曾任全美童子军总会的图书馆长马休斯(Franklin K Mathiews)创办了儿童图书周(每年11月16～22日)。此后，美国各州图书馆纷纷联合学校、书店为儿童提供图书和举办活动[37]。克鲁普斯卡娅作为儿童教育家，很重视儿童图书馆服务，在她的倡议和指导下，苏联儿童图书馆在数量、馆藏选择和服务方面都有很大提高，1934年10月1日统计数据表明，全苏独立儿童图书馆达301家，而到1946年增至1152家[38]。
3 “二战”后至80年代：对弱势群体全面的知识援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亚非拉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自由、民主的观念更加普及，第三次科技革命加快了知识更新的速度，继续教育、终身教育概念也被提了出来。战后各国在经济重建中增加了对公共事业的财政投入，图书馆得以在制度保障和稳定的财政投入基础上高速发展。同时，国际图联通过机构改革成为真正稳定的国际机构，并在世界图书馆事务指导方面发挥主要作用，而且国际图联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未来合作达成了正式协议，规定教科文组织主要通过国际图联和专业图书馆协会开展合作，为国际图联执行计划提供财政资助。这些有利条件都促进了为弱势群体的图书馆服务。在传统弱势群体(主要指老人、儿童、残疾人、病人、困居家中的人和囚犯)之外，知识滞后的人群也开始成为被关注的弱势群体，公共图书馆也意识到在提高社会个体发展能力上的责任。
3.1 为弱势群体服务的制度建设
194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公共图书馆宣言》(IFLA/UNESCO Public Library Manifesto)，该宣言宣称：“公共图书馆是平民教育的生力军，是民主的教育机构，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终身教育过程中，民主信念的实证。作为一个民有民享的民主机构，公共图书馆……对其所在民众，应不分职业、信仰、阶层或种族，一视同仁，给予以同等的免费服务。”[39] 1972年，教科文组织又对《宣言》进行修订，增加了对妇女、老年人、残疾人服务的内容：“公共图书馆应当随时都可让人到馆，它的大门应当向社会上一切成员自由地、平等地开放，而不管他们的种族、肤色、国籍、年龄、性别、宗教、语言、地位或受教育程度。”“公共图书馆建筑应该位于中心地点，应该便于老弱病残人的来馆”，“在农村和市郊区域，分馆和流动图书馆是必须设置的。”“寂寞的问题和一切心理上和身体上受损害的人能在很多方面得到公共图书馆的慰藉。改进到馆方式、供给机械阅读器、大字印刷的图书、录音带、在医院和机关的服务工作、到家庭做个人服务工作，是公共图书馆能把自己的服务工作扩大到那些迫切需要的人那里去的一些方法。”[40]
此外，国际图联和各国图书馆还通过图书馆标准对图书馆藏书、服务、建筑、人员等进行具体规定，保证了对弱势群体服务的制度化。国际图联于1958年通过了《公共图书馆服务标准》，1959年通过了《公共图书馆建筑标准》，1969年出版了《医院图书馆标准》。而影响最为深广的是1973年出版的《公共图书馆标准》(IFLA Standards for Public Libraries)，其中专门针对儿童、残疾人、病员、囚犯、少数民族、外侨和偏远地区居民等特殊读者群规定了在服务和设施等方面的质量标准。这些指导性的标准条款对于世界各国制定相关规定和拓展服务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如瑞典于1960年、英国于1962年、美国于1962和1966年、法国于1969年、波兰于1968年、南非于1966年都制定了相应的公共图书馆标准[54]。在1962年、1964年和1967年美国还分别提出了《图书馆巡回车服务标准》(Standards of Quality for Bookmobile Service)、《公共图书馆儿童服务标准》(Standards for Children' s Services in Public Libraries)和《图书馆盲人及视觉残障者服务标准》(Standards for Library Service for the Blind and Visually Handicapped)[41]。
在各国政府法令中，也逐渐去除了弱势群体享受图书馆服务的障碍。1952年美国基本法案修订，去除了“成人”一词，盲人儿童也可以享受图书馆服务。1966年，美国国会通过公共法889—552，授权图书馆为所有因为视力或身体残疾不能阅读标准印刷书的读者提供有声书[42]。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图书馆服务法》，要求将公共图书馆服务扩大到乡村地区，规定联邦政府为人口在1万人以下的农村地区的图书馆给予补助金。1973年通过的《康复法案》(Rehabilitation Act)504号，要求确保残疾人平等享受图书馆设施和服务的权利。在瑞典，1976年《文化服务所有人法案》(Swedish Act on Culture For All)规定政府要确保为阅读困难的人生产可获得的资料并提供图书馆服务。1981年议会通过法令要求全国出版物的25％要制作成有声书提供给图书馆的视障读者[43]。
3.2 弥补知识鸿沟的初期努力
随着战后技术发展和多种媒体的出现，社会知识信息数量剧增。20世纪中期，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最早提出著名的贫困文化范式理论，认为穷人的精神、观念和知识的匮乏是他们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44-45]。70年代，美国传播学家蒂奇纳(Tichenor)、多诺霍(Donohue)和奥利恩(Olien)首次提出“知识沟”(Knowledge-gap)的概念，指出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群体或个人之间存在着知识差距[46]。
这些研究充分说明了知识对个人的重要性以及存在的知识差距现象。国际图书馆界在这一时期制定的各种政策和目标，也体现了它们在弥合社会知识差距中的社会责任。1971年，英国图书馆协会对公共图书馆服务提出了如下目标：“鼓励处于任何教育阶段的个人/团体的自我发展并为之提供手段，缩短个人与知识之间的差距。迅速而广泛地为个人/团体提供准确的信息，特别是目前所关心的那些课题的信息。”[47] 1972年国际图联《公共图书馆宣言》指出：“公共图书馆所关心的……在于提供现代的技术、科学与社会学知识”，“公共图书馆必须对成年人和儿童提供机会以便他们随时赶上时代，不断地对他们施加教育并使他们随同科学与艺术一道进步。”[48] 为缩小社会知识差距，西方图书馆界在理论与实践中做出了如下努力：
(1)20世纪70年代，一些图书馆员提出要增加一项新的“社会职责”的服务项目，目的在于使图书馆成为社会改进的有力工具。首先，他们提出要把服务扩展到通常不是图书馆的读者的那部分人中去——受教育较少的和那些经常为贫穷所困扰的人，他们实际上是居民中的大多数。其次，图书馆要预测社会上各种争论的问题，提供面向社会的情报系统，即预估和搜集对社会有用的信息[49]。社区信息服务和动态服务在此基础上开展，在大都市市区内，铺面服务处和流动站已被用来为本地区街道居民服务，并使图书馆员能在大街接触居民。各种新资料——影片、录音带、地方报纸、小册子和口传信息——正在试用。1970年美国巴尔的摩市的伊诺克帕图书馆最早开展了社区信息服务，它建立了一个“公共信息中心”，编制《社区服务机构名录》。1972年至1973年间，美国的五大城市公共图书馆系统共同参与了一项由美国教育部图书馆和学术资源处资助的“街区信息中心计划”(Neighborhood Information Center)，其中底特律公共图书馆表现突出，在1973年创建了社区信息库(The Information Place,简称TIP)，内容涉及儿童、家庭、卫生、教育、福利、法律知识、住房和理财等，并提供出有关主体的机构情况，且定期更新[50-51]。
(2)参与扫盲活动。1973年，国际图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开展了“BOOKS FOR ALL”项目，通过为青少年提供本国文献和为发展中国家图书馆提供经济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扫除文盲[52]。1964年美国国会在《经济机会法》中规定：增加对成人扫盲教育的经费投入，并将成人扫盲教育置于公共事务范畴。这一规定，使得成人扫盲教育成为美国各级政府和地方社区必须承担的公共职责，为包括公共图书馆在内的社会各界参与成人扫盲教育提供了法律依据[53]。70年代，美国图书馆界又开展“主动阅读开放计划”，将扫盲作为其成人服务的中心项目，并把成人扫盲的层次从对印刷品字面的理解阅读扩展到获取生存和参与社会的技能上[54]。
(3)提出信息素质概念。1974年，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罗·泽考斯基(Paul Zurkowski)首次提出信息素质概念，将其定义为“经培训以后能够在工作中运用信息的人即认为具备了信息素质，他们在掌握了信息工具的使用及熟悉主要信息源的基础上，能够解决实际问题。”他还提出要在未来10年内在全美实现普及信息素质教育的目标。1979年美国信息协会指出具备信息素质的人即“掌握了利用信息工具的知识与技能，并将其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人。这些定义都将信息素质与居民解决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已经被图书馆学和信息学界广泛接受，并把它作为解决“知识鸿沟”的理论依据[55]。
4 20世纪80年代至今：重点关注知识鸿沟
80年代商业化的侵袭、财政支出的缩减使图书馆在不同程度上遭遇到发展的低潮，对弱势群体的服务也有减少，免费收费之争更是对图书馆一直坚持的免费服务原则提出了挑战，图书馆在艰难处境中踯躅前行。这种状况在90年代才有所改进，但技术的发展对图书馆服务的影响力却一天一天地加大了。网络发展促使信息海量增长，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知识鸿沟”、“数字鸿沟”更加严重。8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图书馆界开始探讨信息能力、信息与贫穷的关系等问题，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仍然是图书馆界讨论的焦点。
4.1 国际图联对弱势群体知识援助的新观念
国际图联通过一系列宣言和声明表明，在网络环境和消费时代，各国图书馆依旧要坚持免费、平等、自由的服务原则。国际图联1994年修订的《公共图书馆宣言》宣称：“公共图书馆应不分年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语言或社会地位，向所有的人提供平等的服务。还必须向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利用其正常的服务和资料的人，如语言上处于少数的人、残疾人或住院病人及在押犯人等提供特殊的服务和资料。公共图书馆原则上应当免费提供服务。”[56] 国际图联在1999年还发布了《图书馆和智力自由声明》(Statement on Libraries and Intellectual Freedom)，2002年又先后发布了《信息获取和表达基本权利声明》(IFLA Declaration of Fundamental Right to Access and Express Information)、《国际图联因特网宣言》(The IFLA Internet Manifesto)，一如既往地表达了图书馆在信息时代保障知识自由、促进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原则与宗旨。在《国际图联因特网声明》中还特别提出“图书馆和信息服务行业提供不受阻碍地进入互联网，这可以帮助社区和个人获得自由、繁荣和发展。阻碍信息流通的因素应该被清除，尤其是那些带来不平等、贫困和绝望的因素。”[57]
知识鸿沟由于种种因素在国际间以及各国内部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以知识中心为荣的图书馆界强烈意识到在缩小知识差异方面的社会责任，1997年在国际图联“教育与发展部”下设置了“社会责任讨论组”(Social Responsibilities Discussion Group,SRDG)，主要研究信息鸿沟，探讨电子信息的平等获取、边远图书馆的发展，服务收费问题，图书馆在素质先导中的地位以及南北图书馆合作。在1999年泰国曼谷举行的国际图联大会上，该小组发表了讨论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不断增长的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穷者之间的差距》(The Growing Gap between the Information Rich and the Information Poor,Both Within Countries and Between Countries)，从5个方面定义了信息贫穷者：①发展中国家经济处于弱势的人群；②与外界缺乏交流和交通的边远地区的人们；③文化缺乏和社会贫穷的弱势群体，尤其是文盲、老人、妇女和儿童；④由于种族、信仰和宗教而受到歧视的少数人群；⑤生理残疾者。这份文件同时指出了鸿沟出现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些建议：①文盲是产生弱势群体的重要原因，建议图书馆必须要融入到所在的社区中，识字教育是图书馆的职责，国际图联应当使识字培训成为图书馆的一项基本服务；②信息是一切发展的先决条件，必须要确保正确的信息在正确的时间以最广泛的形式传递给正确的用户，图书馆要为弱势人群提供信息获取点，成为社区的信息中心；③图书馆服务是一项公共福利，免费获取信息是民主社会的中心，收费会降低一部分人对图书馆的使用，尤其是对儿童和青少年；④信息技术的快速提高更加大了已经存在的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穷者之间的差距，图书馆有责任尽力使电子信息的获取公平化；⑤南北世界缺乏充分的合作和资源共享，国际图联应当监督和报告各个图书馆协会是如何解决信息鸿沟问题的，并把对第三世界图书馆的关注作为其规程和活动的中心[58-59]。这份文件第一次明确指出了图书馆要帮助知识弱势群体。国际图联专门设立这个讨论组，也体现了国际图书馆界对知识弱势人群的集中关注。
当然，除了这个讨论组外，国际图联的其他专业和专业组的工作和计划也都涉及到对弱势群体知识援助的问题。诸如公共图书馆组出版的《公共图书馆扫盲工作指南》，为劣势群体服务的图书馆组制订的《多文化社区图书馆服务指南》，多文化人群的图书馆组制定的《图书馆为聋人服务指南》，盲人图书馆组制定的《信息时代图书馆为盲人服务指南》，儿童和青少年图书馆组制订的《儿童图书馆服务发展指南》，自由获取信息和自由表达委员会发表的《格拉斯哥宣言》、《图书馆和智力自由声明》等等。
4.2 图书馆界对知识弱势群体援助的实践
(1)各国图书馆普遍为知识弱势者提供了电脑和网络服务。如英国的山德兰公共图书馆在许多地方发展了设置个人电脑和因特网的“电子村大厅”，为成年人和儿童提供多种软件，同时有经过培训的员工帮助用户[60]。在网络基础设施尚未发展的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图联呼吁进行南北合作，援助这些地区发展网络设施。非洲的5个国家(贝宁、马里、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已经建立了农村社区多功能远程服务中心，为当地农民提供现代信息与通信工具[61]。
在发达地区，图书馆还为弱势人群创建了专门的数字资源和相应的检索工具。美国盲人和残疾人图书馆服务处(NLS)从1999年就开始用网页点字系统通过因特网为盲人用户服务[62-63]。加拿大国家盲人协会(CNIB)图书馆1998年就开始计划将全部馆藏数字化，创建视障者数字门户[64]。2002年，又协同微软构建世界上第一个专为盲人和视力受损儿童建立的网络门户——集成数字图书馆系统(the Integrated Digital Library System)。之前，占加拿大人口10％的盲人和身体残疾人只能阅读占全部出版物3％的盲文文献，而现在盲人或视力受损者可以获取与其他人同样的信息[65]。
(2)提倡终身教育，鼓励自学，参与扫除文盲。国际图联特别在1996年设立了“扫盲工作组”(Literacy Working Group)来推动扫盲运动，并于1997年至1999年开展了一次全球性的调查，了解图书馆在扫盲运动中的地位、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66]。国际图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3年开展的“BOOKS FOR ALL”活动，作为一项长期项目一直持续到2002年，并已在54个发展中国家建立了100多个青少年图书馆帮助扫盲[67-68]。各国图书馆也根据国情和弱势人群条件的不同，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方式从事扫盲。如坦桑尼亚进行的扫盲就包括在全国建立3000所农民图书馆、为农村社区提供报纸杂志、进行农村地区的合作教育、开展远距离教育等活动，如今它已成为非洲文盲率最低的国家[69]。
(3)网络环境中可获取的信息呈海量增长，知识贫困者面临的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缺乏对有用信息的搜集、鉴别能力，因此，信息素质教育更显重要。国际图联2002年在《图书馆可持续发展声明》中提出“图书馆还需要加强对公众阅读习惯、信息素养的培养，促进教育，提高公众意识并开展培训活动。”[70] 对于青少年的信息素质培养，多数国家将其列入正规课程中，由学校和图书馆共同实施。美国早在1985年《2061计划》规定的12大类基本科学知识中就涉及到了信息教育的内容，1988年提出的Big6技能方案已作为一门课程在中小学推广[71]。对于一般市民，各国图书馆通过快报或特别的训练课程等方式为用户提供电脑和网络培训。在南非，学校和公共图书馆提供个性化辅导服务，内容涉及信息搜集、分类、组织和利用[72]。赞比亚图书馆开设了计算机和技术培训中心，通过被称为“触摸发展”(Touch for Progress)计划为盲人提供电脑技能培训[73]。
(4)深入社区，为个人和社区提供发展信息。社区越来越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主要环境，弱势群体往往是存在于某个社区的，对信息的茫然也导致了他们对图书馆服务的陌生感，因此图书馆提出要主动进入社区并提供有关社区以及个人的信息。如新加坡的公共图书馆为新老读者安排熟悉图书馆的活动，组织学校和幼儿园的同学们参观图书馆；美国的特拉华州立图书馆开发了DelAWARE系统，提供本州的各种联机产品和服务以及州政府信息、因特网信息指南，并与州内各类图书馆实现链接[74]；在委内瑞拉，农村图书馆服务工作中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以提供有关农业和畜牧业的信息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并以有限的资源来满足小型农场主的需求[75]。
纵观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为弱势群体提供知识服务的理念和实践贯穿了公共图书馆发展的整个历程。从最初为弱势群体打开知识大门到关注他们的知识平等获取，再到帮助弱势群体增长知识素养，可以说知识援助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拓展。在当代社会，知识贫困已成为弱势群体经济贫困和精神贫困的重要原因，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将继续成为图书馆发展与服务的重心，因为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物品本身就是保障社会公平的制度安排。国际图联在制定图书馆长期政策时就考虑了如下因素：怎样加强其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在扫盲和培养阅读习惯中的作用；怎样提供和保护每个人获取所需信息的权利；如何强化个人做出成熟及负责任决定的能力；如何弥合信息匮乏和信息富有之间的差距等[76-77]。可以预见，图书馆对弱势群体的知识援助还将持续，而绵亘几个世纪的关注弱小、散布知识、倡导平等自由的图书馆人文情怀也将继续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