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昭[1]2000年在《《史记》士形象论》文中指出士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活力的一个阶层，自身具有很多独特的文化蕴涵。本文拟从士的兴起谈起，分析士的阶级特性和基本生活风貌，考察先秦人对士的期望，对先秦士形象作定量分析，然后以《史记》中的士形象为主，试图揭示士这个特殊阶层在精神领域所表现的特点，以及司马迁通过这些士形象所要阐述的观点及意义，借以探求《史记》塑造士这一类形象的深层文化蕴涵以及给后世带来的深远影响。 先秦士文化的流风余韵、西汉前期士阶层的变动与士风日下的现状，都是影响司马迁之“士”观念的重要因素。体现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人文精神的探索受到重视，汉初回潮的战国风气的熏染影响了司马迁的思想人格，经历过“李陵之祸”后，司马迁更加倍自觉的发掘士之动人心魄的人生信念，探索和塑造士人理想人格。 《史记》在记述历史事实尤其是描写士形象时，对前代史实的选择剪裁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司马迁对士文化的基本态度。 在《史记》士形象呈现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文化观念上，司马迁有意利用这种观念来传神人物、渲染情感，鉴于自己遭祸之时，亲朋不救的遭遇发出哀怨与激愤之辞，表达了对汉代社会人情伪诈、世态炎凉世风的深沉感慨。另一方面，这种文化精神的演变反映了在“人的觉醒”的历史长河中，人的孤独意识愈来愈沉重，人对知己的渴求也愈来愈强烈的事实。 “士可杀不可辱”树立了一种高大无畏、傲骨铮铮的历史风范，具有深远的道德影响力。《史记》的记载，使人们在一幕幕杀身与忍辱的激烈心灵冲突中，感受到了士人奔涌的热血和深沉的志向。士对“辱”的独特体验与士阶层特有的社会地位及被社会赋予的特殊身份有关。“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原则由来已久，但在司马迁笔下，产生了新的内涵，雪耻或忍辱意识并非感性的倾诉与宣泄，而是以积极的主体心态去寻找自我实现的新途径，表现为自强不息的斗争意志。 然诺，在《史记》中是指一个人行动中必须尊奉的基本准则，是上古文明积淀下来的一种理念精神。鉴于游侠行为不尽合乎规范，司马迁在本传中较少叙及游侠的具体事迹，而是突现士精神领域内的价值意义。提炼“重然诺、讲信义”观念以概括游侠特色，其意义在于提倡正直的侠义精神，弘扬天下为公、行仁重义的文化精神，同时匡正时弊、激励士行。 士阶层头脑中立功取名的观念根深蒂固。《史记》在具体到士形象的再现时，则倾向于剔除为富贵荣华努力的过程及心态的正面描述，把这种行为精神化了。(史记}既反映了士的理想人格，宣扬了功成身退的理念之美，又承认士求富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同时贬斥了士只注重功利、忽视正身的行为，显示了司马迁辩证发展的历史观。 弘毅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一项光荣的传统，也是留给后人的一项宝贵精神财富。《史记》中凡有着崇高人格、不朽功业的士形象，无一不具备这一精神特点。“士不可不弘毅”的最重要的凭藉是士之知识和技能，尤为可贵的是他们将士之具体固定的职事责任，上升到精神道德领域，坚持信念、情操，充当社会理想典型。 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在于树立了士“向上之心强”的精神观念。(史记》所提炼的士文化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机制的重要结构成分。(史记》士形象也给中国文学史发展以很大影响，从文学手法到题材上都给了后代文学以借鉴。《史记》中的士形象代表了司马迁关怀现实人生、关怀人类去向的思考成果，体现了汉代文艺的美学特征。‘
王海阔[2]2012年在《《三侠五义》中的侠士形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代侠义小说无论在清代文学史中，还是在中国白话小说史上，都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就是在平民文学史上，也占有特殊的地位。《三侠五义》是晚清侠义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一直是学术界研究晚清侠义文学的重要对象。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三侠五义》的侠义世界进行研究，主要通过对侠士形象的分析总结出“三侠”、“五义”身上侠义精神的传承与新变。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从“侠士”这一概念入手，追溯了古代正史以及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侠士形象，并指出了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侠士形象的不同面貌，以及侠义精神的传承及演变。第二章是对《三侠五义》中的侠士形象做整体的研究，讨论他们的群体共性。概括说明了他们急人之难、重情重义、为国为民的良好品质。同时对那些具有侠风的普通民众进行了分析，指出了他们的难能可贵，正是他们和侠士共同构成了《三侠五义》的侠义世界。第三章对那些个性相对突出的侠士，如：豪爽大度的展昭，慈悲为怀的欧阳春，文武双全的白玉堂，诙谐刁钻的蒋平，多谋善断的智化……分别进行描述、剖析，突出展现了他们在打抱不平，除暴安良，扶弱济贫这些义举以外表现出来的自身性格特色以及其行侠仗义时独特举止，从不同的侧面展示和丰富了他们鲜明的个性。第四章主要对侠士形象的文化内涵进行比较分析，突出了侠士形象蕴育的中华传统文化。探讨了《三侠五义》中的侠义精神内涵及其新变。明确了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与以往的侠士不同的依法除奸、忠于明君、为国为民的特征。又由于《三侠五义》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英雄传奇《水浒传》，所以本文把两者进行了比较，侧重在两者对生命、君主、女性的态度不同的描写进行了细致分析，更加凸显了“三侠”、“五义”独有的特色。第五章从时代因素和文学自身发展两个方面对《三侠五义》侠士形象塑造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得出了“三侠”、“五义”形象的出现与社会状况、统治者政策、人民和作者的愿望以及其他文学体裁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一结论。
李振认[3]2010年在《荆轲形象论》文中提出荆轲原本是一个普通之人,里巷之人,却成为千古英雄,不断被咏颂,有其深刻的原因。荆轲本身所具备的性格特点和历史机遇的共同作用使他成为秦庭行刺的主角,遂震惊天下,为世人口耳相传,继而走入史册。《战国策》首先记载下了荆轲壮举,初步确定荆轲智勇形象；司马迁《史记》中的荆轲形象鲜明生动,极具感染力,是荆轲历史形象的集大成者,为其成为经典形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司马光《资治通鉴》评价荆轲愚蠢可悲的形象之后,对荆轲形象的认识批判提出了一种新的见解。随着封建制度体制的完善与加强,儒家作为正统思想地位加固,荆轲以极端手段刺杀秦王不被认可和采纳,荆轲形象在历史文本慢慢淡化。荆轲形象淡化出历史文本之后,在文学层面,荆轲形象得到全面的塑造和讴歌,在文学天堂里,荆轲形象最为绚烂多姿。小说注重情节把握,运用丰富的想象塑造了荆轲形象,丰富了荆轲形象的内容；小说受民间传说的影响,对荆轲形象塑造更为平民化、趣味化,荆轲形象在大众中得到了肯定和推崇。诗歌中对荆轲形象极力的讴歌,诗人借荆轲精神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对荆轲或褒或贬,感情极为复杂细腻,李白对荆轲形象持肯定与批判的态度,结束了司马迁以来对荆轲形象以赞为主的局面,诗人也开始反思荆轲形象的意义和作用。文赋中以鲜明的态度塑造荆轲形象,感情真诚而直接,给荆轲形象注入新的气息。戏剧重塑了荆轲形象,荆轲由悲剧形象转为喜剧形象,荆轲形象第一次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文学领域中。荆轲形象与时代特征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动荡和变革时代最让人们想起,这正是荆轲精神所具有的魅力。荆轲形象的有着丰富文化内蕴,荆轲作为侠之大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复合活体。荆轲形象集剑、武、侠、书和酒于一体,展现了荆轲特有的精神品质和中国古代侠士的风貌。荆轲形象中,复仇情节扮演着重要的因素,荆轲为大义而复仇,给复仇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荆轲身上体现出了浓浓的燕文化,“慷慨悲歌”基调给侠精神渲染了一种悲壮的环境,同时,也展示了燕文化的价值。荆轲成为了一个不朽的英雄人物,他不灭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不灭的表现,这种深刻的哲学意蕴并得到世人的认同,这使得荆轲从历史形象的层面上升到文化形象层面,从个人层面上升到民族层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成为文人侠客梦,世人眼中侠之大者,悲剧英雄等富有文化和哲学意味的代名词。荆轲形象具有审美价值。荆轲形象在塑造过程中,慢慢被赋予除暴安民的侠义形象,是理想社会美的践行者,具有浓郁的社会审美价值。荆轲侠义精神是其形象鲜活的因素,荆轲身上体现出的重义轻生的精神,以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奋取精神,一直都感染的后人。荆轲知遇与报恩情节,表现出了中华民族拥有着美好的品质,而荆轲形象悲剧所具有的审美价值,使荆轲形象一次次被人们记起,荆轲形象具有了永久的艺术魅力。荆轲形象的内蕴,具有历史价值、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荆轲毁灭于秦庭之上,但无法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而他留下的历史价值,既是一笔历史遗产,也是一笔精神财富,激励更多后进之人。荆轲悲剧给审美价值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让人更能体会“以悲为美”的审美价值取向。荆轲刺秦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波,以及留下的社会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荆轲形象的内蕴,给我们认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提供了帮助,荆轲的不朽的灵魂,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一个缩影。
谢桂华[4]2009年在《《战国策》策士形象论》文中提出《战国策》在宋代遭到非议,被曾巩斥为“邪说”:认为其邪就邪在树立了一系列背仁、远礼、弃义的策士形象;所记皆违背仁义,只知“攻斗并吞,相诈相倾,机变之谋”的策士言行,而只字未提“本仁祖义”的孟子等人。即使其中的“绝出”义士鲁仲连,也只能在具体事件中排难解纷,而无“反正明本,超乎事实”的建树,顶多算个义士之下者。此后,反对之声不断。对战国策士,除了司马迁、刘向,大都持否定态度。本文从言行思想方面把策士划分为谋士、勇士和义士三类,抓住纵横家的本色和悲剧性的命运两大共同特点,以苏秦作为典型代表,论述了他们人生的起落以及难逃厄运的根源。指出在风云变幻的战国年代,尚智善辩、左右时局的战国策士们,即使大言不惭地追名逐利,但他们的口才令人叹服,其历史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第一章对近二十年的《战国策》及其策士研究从五个方面进行了综述,第二章将策士分为谋士、勇士和义士三类并论述了其形象特点;第三章论述了策士形象所折射出来的纵横家思想;第四章论述了策士形象所暗含的悲剧性命运,概括了五种悲剧类型,指出了其悲剧的根源。第五章具体集中到典型形象苏秦的剖析,从六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游说经历、思想主张、为人处事、人生起落、说辞风格及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手段。
余芳[5]2017年在《战国策士形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士群体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特性,春秋时代以君子人格进行呈现,其过于厚重导致世人对战国士人群体关注不够,尤其是对策士的定义过于狭窄,使得策士群体特征未能全面的展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因此,本文从宏观层面对战国策士进行梳理,借助典型策士的个例分析,以管中窥豹的方式让人们更全面的了解战国策士的整体风貌。本文主要分为五章,外加一个绪论。绪论部分主要是对论文选题涉及的领域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对选题意义、价值、研究方法进行简单说明,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梳理,对战国策士研究的深度、广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为论文撰写做好前期准备。第一章分析士的发展历程,从纵向的角度梳理不同时代士人特征,以春秋时代和战国时期为着力点,总结出中国士人发展流变的规律;二是对第一点展开分析,通过对比分析得出春秋君子人格至策士风度的时代必然,以成因反照结果;三是在前两点基础上对策士这个概念进行界定,主要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入手,理清策士的内涵与外延。第二章侧重对思想策士进行分析,总结出对文化的坚守、对战国政治的理性思考以及对自由思想的向往是思想策士形成的三个主要成因,进一步明确思想策士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对孟子进行从新界定,即思想策士与孟子的关系,孟子作为思想策士的体现,最后最后落到思想策士推动了战国哲学的发展这一宏观命题。第三章阐述战国策士及其特点,主要是对战国策士进行分类,由于其涉及人物众多且性格多元,故以单一和复杂型进行划分,主要是希望尽可能多的将不同策士进行囊括。其二是通过分类得出战国策士的主要特点,一是崇尚功利,二是足智多谋,三是人格独立。第四章对典型策士进行个例分析,前面用专章对思想策士进行了分析,这章主要是以纵横之士为底本,借助《战国策》对典型策士张仪和苏秦进行分析,以他们的人生经历为主要线索,通过对比得出策士群体多以悲剧为结局的潜在原因,得出卑微的生存现状与宏大理想的不和谐,其实是策士生存困境的最好证明,以此总结出战国策士的士人心态。第五章对战国策士语言和文体进行总结,策士的语言是铺张伶俐却音韵和谐,汪洋恣肆却不晦涩难懂,善用修辞亦能保持基本史实,具有文学与历史的双重价值。其文体虽然没有系统的体系,但已经具有比较成熟的框架,故从文本梳理的角度总结出赋体与说体是其主要特征。此外,由于文体本身的特点,很多时候有交叉与重合的地方,因此对策士文学的文体特征总结也是基于其文本的主要特点,以此加深对战国文学的了解。
李晶晶[6]2011年在《先秦策士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由于对策士理解的层面不同,长期以来,策士这一课题始终围绕着纵横策士、策士的形象、言辞特色以及人生价值这些方面进行研究,策士作为特定的一类人,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先秦时期尤其是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社会,各类士人纷纷各显神通,作为混杂于众多士人中的策士更是鲜有引起学者注意。但是,学术界关于策士这一课题的研究,是士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响着人们对先秦历史和文化背景的认知以及对先秦社会思想的全面认识,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文章在大量搜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科学、全面地分析,通过从横向上对征引材料所显现的先秦时期策士的内涵和典型性特征的剖析和从纵向上对策士在先秦时期的发展分析这两个层面对先秦策士作一个比较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全文主体共分为《策士内涵演变考》、《先秦策士内涵的流变》、《先秦策士典型特征探析》、《先秦策士在春秋战国的发展》四部分来对先秦策士问题进行研究。第一章《先秦策士内涵演变考》主要通过对古代资料的整理,对先秦策士的内涵进行整体的梳理、考证和界定。首先,通过“策士的记载及其内涵的界定”得出了策士是一个晚出的概念,在司马迁的《史记》中第一次出现,自宋朝开始,策士一词开始大量出现在历史文献之中,在漫长的时间段中策士共出现300多次,其中宋辽金的文献中涉及策士概念达80多次,元代出现15次左右,明代将近80次提及策士,清代更是多达100多次。其次“策士演变原因分析”从士缘起的多元说、不同视角下策士的多样化两方面探讨了策士具有不同称名和含义的原因,从而对策士在大体上做了一个定位:策士是士中文士的一种,他既有文学之士的智能、谋士的策略,而且还具备辩士的机变,他们狭义上单指战国时代游说诸侯的纵横之士,广义上泛指出计策、献谋略的人。第二章《先秦策士内涵的流变》由夏商和西周时期的策士、春秋时期的策士和战国时期的策士三方面组成,首先商和西周时期的策士数量不多,但大多有“官”的身份,更多的变现为一种谏言。其次,春秋时期的策士表现为谋臣策士的角色,他们是士一种建言献策的形态。最后,战国时期的策士既包括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与鲁仲连、张孟谈为代表的高才秀士共同组成的纵横策士,还包括当时的不治而议论之士。纵横策士是现今学术界对策士的普遍理解,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纵横家实为当时的“显学”,另一方面与《战国策》的编纂和传播息息相关。第三章《先秦策士典型特征探析》从时代特征方面考察了先秦策士的典型特征:策略与辩论、先秦策士的炫才以及经济和思想上的矛盾。“策略和辩论”是先秦策士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策士最主要的特征之一,由于策士要宣扬自己的学说、向诸侯灌输自己的观点,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就必选通过建言献策和辩论来实现,并且在游说的同时注重自己的方式和技巧。“先秦策士的炫才”包括自身在游辩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姿态、言辞和策士彼此之间的炫耀才华。“经济和思想上的矛盾”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策士的出身有逐渐贫寒化的趋向,同时战乱频仍,先秦时期的策士大多经济窘迫;但他们思想有一定的独立性,这就造成了经济和思想上的矛盾同时体现在了先秦策士的身上。第四章《先秦策士在春秋战国的发展》从宏观上对先秦策士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过程进行了阶段性的概括,并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第一,春秋时期的社会变动为先秦策士在数量与类型上提出了新的需求,策士进入了自身的发展阶段。第二,从春秋中、后期起至战国末期的这段争霸与兼并战争中,各个诸侯国的崛起使的社会对于策士的需求大量增加,各个诸侯国上至侯王下至私人都争相养士,为策士的产生提供了一种客观的条件;其次,游仕之风大兴的时代氛围中,策士都希望能在这个时代得到发展,同时世卿世禄制的逐渐被打破为积极进取的策士们实现自身的价值提供了直接和间接地条件。第三,策士在战国末期随着纷争局面的结束而逐渐进入自身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衰微阶段。最后是本文的结语,本文的策士是基于策士宽泛意义的基础上来进行讨论的,先秦策士的内涵就经历了夏商和西周时期的策士,春秋时期的谋臣策士以及战国时期的策士三个阶段,他们有着典型的特征和自身发展规律,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张添[7]2017年在《《战国策》中的侠士形象研究》文中指出《战国策》是一部汇编战国时代资料而成的历史著作,书中用文学性的语言记载了纵横家等历史人物及其他们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它具有较强的文学价值。《战国策》的文学成就突出表现在比较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彼时战乱频仍、人情淡薄的社会现实,塑造出了众多各具特色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基于《战国策》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突出成就,本论文对《战国策》中的侠士形象进行分类描述、探究成因和特点以及他们所反映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念,进而深入研究《战国策》对《史记》影响,和《史记》对《战国策》中侠士形象的继承和发展。全文除了绪论和结语外,共分四章。第一章侠士的内涵和类型。侠士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特殊的产物,侠的起源问题有三种情况:起源于人们对原始社会的渴望,起源于诸子学说中的某种思想流派,起源于当时社会的某一阶层。在先秦时期,侠士指的就是那些打抱不平、见义勇为、轻视钱财、具有特殊作用的个人或几个人组成的群体。第二章《战国策》中的侠士形象。《战国策》中侠士形象主要分为武力之侠和智决之侠两种。武力之侠用“士为知己者死”的意识贯穿着自己悲壮的一生,用自己英勇无畏的行为报答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人。智决之侠用自己充盈的智慧和过人的胆识化险为夷,又不贪图荣华富贵,用自己的侠义心肠救百姓于危难之中。在《战国策》中还有一些富有侠士精神的人物形象,虽然他们不能称之为侠士,但是他们的侠士精神也是战国时期的侠义世界的重要构成部分。第三章《战国策》中侠士形象反映的价值观念。《战国策》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所记载的人物也反映出他们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士为知己者死”体现的是侠士“义”,反映的是知恩图报的内涵;“士贵王者不贵”体现了侠士“勇”,反映的是威武不能屈的侠士内涵。“言必信行必果”体现的是侠士“信”,反映的是言出必行的侠士内涵。第四章《战国策》中侠士形象对《史记》的影响。《史记》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融入了更多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思维模式和理想倾向以及自己的价值观念不自觉的融入作品中。司马迁在《史记》中更多的倾向的是“知士”,而《战国策》更多的是鼓励赞扬士人通过自身智慧追求荣华富贵,颂扬“权势地位富贵”的思想。
单瑞永[8]2010年在《《史记》人物美德研究》文中认为古往今来,研究《史记》的论文不计其数,多角度、多方面展现了《史记》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但是从美德这个角度去研究《史记》人物的论文还没有,美德可以教化社会、垂范后人。《史记》突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模式,涉及到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物,展示了他们人性中的方方面面,特别重视德的展示,列为本纪之首的《五帝本纪》突出了帝王之德的楷模意义,列为三十世家之首的《吴太伯世家》和列为七十列传之首的《伯夷列传》,突出的是让国之德。另外《史记》中还颂扬了各种各样的德：帝王之德；诸侯之德；臣民之德。在这些德中,尤其突出人性中的高尚道德,即美德。本文从《史记》中选取司马迁所大力颂扬的美德,并给予归类,主要有爱国、高洁、诚信、勤俭、隐忍、正直等美德,并把这些美德放在当时社会背景下,运用历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来进行分析。这些美德,实质上体现了司马迁的美德观,在司马迁的美德观中,人的功名体现了人的价值,而人的美德,这人性中更美好的东西,更能体现人的价值。可以说,《史记》中的这些美德,是对两千年以来中华民族美德的概括和总结,《史记》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这一时期正是中华民族美德萌芽、形成时期。《史记》中的美德经过历史积淀,最终成为民族美德的一部分。
高利佳[9]2013年在《《史记》人物临终遗言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座伟大丰碑,是司马迁呕心沥血的不朽著作,贯穿着司马迁的思想价值观念,浸染着司马迁的生命情绪。《史记》记述的每个历史事件和人物都融汇着司马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司马迁的生命价值观的探讨,能更好地理解《史记》,有助于对这部“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巨著进行进一步的解读。《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以记载人物为中心,这些人物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留有临终遗言,通读《史记》全篇,总计有九十条遗言。这些临终遗言为我们研究《史记》和《史记》所呈现的社会历史风貌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作为人生终结时刻的肺腑由衷之言,遗言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的社会风尚和时人的精神状态。通过这些遗言,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士人的生活理念、精神境界、价值取向,有助于我们对古代社会与各色人物的精神风貌进行深入的认识和解读。
宫伟伟[10]2013年在《清初遗民诗人姜埰诗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康熙中叶至民国初立，二百多年间，清初遗民诗人姜埰先后得封建文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追捧，其形象也由忠君孤臣逐渐演变为民族义士，其事迹遍载各版明遗民史料，并于《明史》立传。本文之旨，在于考论遗民诗人姜埰波折、跌宕之一生及其遗作《敬亭集》所具有的文学、史料价值。细论之，本论文分为三章：首章对姜埰所处时代背景及其家世作重点梳理。时代背景部分以“政治腐败，灾害频仍”、“文人结社，实学勃兴”以及“物华天宝、人文莱阳”三大部分综而论之，以示姜埰身处之乱世及影响其思想形成的最初由来；家世部分则根据《白虎通·宗族》对家族的化分以及明成祖时方孝孺一案“诛十族”一事的启发，分别从“家族之谱系”、“姻亲”及“师承”三部分对姜埰的家世进行阐述。第二章以姜埰父子合著之年谱为根本依据，旁搜莱阳、仪征、苏州、烟台、扬州诸县府志及各种遗民史料，对姜埰的生平大致脉络进行梳理。在对已掌握材料加以甄别和选择的基础上，将姜埰生平最具特色的四种身份——“良玉作器非偶然——姜埰之‘奇士’形象”、“爱民如子，疾客若雠——姜埰之‘廉吏’形象”、“小臣献葵藿，志欲奋鹗雕——姜埰之‘谏官’形象”以及“君子慎所终，隐璞养天和——姜埰之‘遗民’形象”分别加以诠释，以求最大限度地发掘其生命中的闪光点和价值所在；第三章着重从“姜埰诗文的‘齐风’”及“姜埰《敬亭集》的‘遗民’之魂”两方面出发，以康熙间刻本《敬亭集》为蓝本，对姜埰的诗文宗旨、诗文主题以及诗文风格进行分析和研究。在“姜埰诗文的‘齐风’”部分，笔者首先分析了明清之际文人勃发的“地域文化意识”，并借鉴晚明公鼐、于慎行、冯琦等山左诗人标举的“齐风”主张，以孟子的“浩然之气”等之于“齐风”，分别论述了“齐风”对姜埰诗学宗旨的影响、如农诗文中的“齐风”两个方面。“姜埰《敬亭集》的‘遗民’之魂”部分则通过对姜埰诗文“遗民情性”这一诗歌主题的把握出发，总结了其诗文主题，即“亡明之思”、“隐逸之志”、“乱离之悲”、“亲朋之砺”。
参考文献：
[1]. 《史记》士形象论[D]. 常昭. 广西师范大学. 2000
[2]. 《三侠五义》中的侠士形象研究[D]. 王海阔.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2
[3]. 荆轲形象论[D]. 李振认. 广西民族大学. 2010
[4]. 《战国策》策士形象论[D]. 谢桂华. 湖南科技大学. 2009
[5]. 战国策士形象研究[D]. 余芳.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
[6]. 先秦策士研究[D]. 李晶晶. 河北师范大学. 2011
[7]. 《战国策》中的侠士形象研究[D]. 张添. 辽宁师范大学. 2017
[8]. 《史记》人物美德研究[D]. 单瑞永. 青岛大学. 2010
[9]. 《史记》人物临终遗言研究[D]. 高利佳. 内蒙古大学. 2013
[10]. 清初遗民诗人姜埰诗文研究[D]. 宫伟伟. 闽南师范大学.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