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具争议的公立学校转制：大胆的政策构想与明显的操作误差——关于上海市转制学校的综合个案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校论文,上海市论文,误差论文,个案论文,大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10月至2002年3月，受上海市教委委托，上海市民办教育研究所对上海市各区的民办学校（含转制学校）进行了一次普查，希望能对各类民办学校的现状与问题有一个深入的了解。转制学校是我们这次调研的一个重点，本文就是以转制学校这一办学体制改革模式和类型为对象的综合性个案研究报告，资料主要来源于与一些政府官员或学校管理人员的访谈。
一 转制学校的现状
（一）数量上的发展。在上海地区，“转制学校”起源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公民合办学校”（又称“公有民办”、“国有民办”或“公办民助”），此后得到迅速发展。到2001年底，在学校数量上已经占到了非公学校的50%以上，各阶段的学生数占同全市同级学校学生数比例分别为：幼儿园4.20%（含民办为7.14%）、小学2.63%（含民办为4.25%）、初中4.31%（含民办为5.31%）、高中9.87%（含民办为11.72%）。基本状况如表1所示。
表1 上海市2001年民办及转制中小学学校数（注：来源于上海市教委基教处《上海市1994～2001年中、小、幼民办学校校数学生数》统计数据。）
类型
学校各层次学校（所）
总数（所）
高级 完全
初级
十二
九年制 小学
中学 中学
中学
年制
民办
132
4131
20 818
14
转制
762217
12 2320
总计
208
6348
32 10
21
34
转制学校在各区县的发展极不平衡。从学校数量上来讲，已有8个地区（卢湾、徐汇、长宁、静安、宝山、青浦、崇明、农场局）的转制学校数超过民办学校数；从学生数量上来讲，分阶段学生数最多的分别为：浦东民办小学学生数为5008人，占该区小学生总数的5.5%；杨浦区民办初中学生人数为5675人，占该区初中生总数的9.8%；杨浦区民办高中学生人数为25423人，占该区高中学生总数的5.73%。如表2所示。
从统计数据上来看，从1996年到2001年，上海市的民办中小学校由40所增长到132所，幅达330%；转制学校由26所增长到76所，增幅达292%。
（二）转制的形式。从目前来讲，上海的公办学校转制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扶上马，送一程”，如徐汇区。“三年内教育局拨给基本工资和生均经费。经过三年积累，它们的国拨工资就不给了，完全由自己独立运转。”另一种则是直接断奶，从学校开始转制起，教育部门就不再拨付经费，如宝山区。该区的教育局长说，“公办转制学校从转制初期，政府就不给钱，完全按民办的机制。”但是，所有的转制学校均须上交教育行政部门一定比例的学费收入（有的区规定是70%）。“断奶”之后，则须上交校舍租金。
在人员编制上，转制学校一般都享有该区教育行政部门的特殊优待。如，这些学校的教师都有编制，有的地方则是挂“空编”（教育局提供编制，学校承担经费）。
二 转制学校发展的原因分析
表2 上海市各区县民办与转制学校分布状况（注：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2001学年区县民办中小学学校数》与《2001学年区县公办转制中小学学校数》整理得出。）
上海的转制学校发展很快，有其内在的原因。相当多的受访者认为，上海的私营经济不发达是纯民办学校发展不起来的原因。但是，我们研究之后却发现事情并不是如此。到2001年9月底，上海市私企总数已达到175861户，注册资本1742.62亿元，分别比1997年增长了1.5倍和1.7倍；与10年前相比，则增长了76倍和1777倍。到2001年第三季度末，上海私营企业中已经冒出了82户注册资本超亿元的大户，比4个月前足足增长了一倍。从户均注册资本看，目前平均为110.6万元，比1997年增长了6倍。“十五”期间，上海私企上缴税收将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递增，五年后超过160亿元；私营经济增加值将以年均15%以上的速度递增，到2005年占全市GDP的20%。（注：《解放日报》2000年12月18日。）而且这样的数据都是很保守的估计。
所以，问题不在于上海没有好的民营经济（虽然不好与国有经济相比，但其绝对规模绝不能说小），而在于教育行政部门对此没有充分的准备。首先，教育行政部门不愿意让大企业来办学。这些大企业实力雄厚，“一开始，他承诺遵守规则，但后来他不理你了，教育局没办法控制。”这并不是杞人忧天，事实上已经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比如，某集团在上海办了一所学校，同时，这个集团在外地也办了学校。“他招了100多名上海学生，其中四五十个是分数线以下的，教育局不让招，他说学籍关系算外地的”教育局也管不了。此外，大企业由于受利益的驱动，盲目发展民办学校。我们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某该区1997年创办了1所民办学校，2000年创办了1所，2001年创办了3所，2002年又申报了1所。教委的人讲，“今后，这些学校要么滥招生，要么倒闭。”这些大企业的作风与上海求稳求实的风格不相投，一位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明确地讲，“成熟的教育经营家所不应该做出来的许多行为，还是在他身上体现出来。他还是一种暴发户心态，农民心态，进入城市来办教育。他不是成熟的教育经营家。”
其次，上海人的消费心理比较成熟。“老百姓的教育消费心理比较成熟，不像南方一些地区的老百姓，手里有点钱，你跟我讲这是所一流学校，三星级宾馆的设施，他马上掏了钱，把孩子送进去。”
其三，也是最主要的，是上海的教育发展比较充分。优质学校比较多，百年老校在这里，政府公立学校发展比较充分，因此老百姓有钱也未必愿意到设施豪华的民办学校去，“他还愿意到上中，到什么上海一流学校去。”
在这种情况下，最适应上海的也许就是走转制学校的道路了。
三 转制学校所引起的争议
转制学校兴起之后，引起了不少的争议，主要涉及到以下两方面：
（一）社会争议。社会上的争议认为，“政府原来控制的教育资源里面有我的税收。这个重点中学，原来造得这么好，集中了这么多好的教师，不是我有税收在里面？今天把这所学校初中拿出来，变成一所转制学校，事实上还是政府操作。政府操作的，结果却是要收费的。政府如果要做这个事情，彻底把你原来通过公共财政支撑起来的这个教育资源分配到每个初中里面。好，大家都平了，然后再发展起来的，我自己出钱去上学。其次，对好一点的转制学校（特别是初中），进去不仅要有钱，有时还要有关系才行（类似于原来的重点初中）。”前一种争论看似有理，实则“蛮不讲理”，是一种“不患寡患不均”思想的体现，把公平直接等同于平均。但是，后一种看法却也真正涉及到了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愤恨。所谓的“关系”，多是从政府官员身上引起的。
（二）民办学校争议。这种观点主要体现为，“转制学校既享受公办学校的待遇（如教师有编制、政府提供校舍等），同时又享有民办学校的待遇（收费），造成了不公平竞争。”“长此下去，我们还要不要活了？”细细分析起来，这种观念也没有多大的理由。在上海，有没有纯粹的民办学校呢？恐怕到现在还没有。1992年出现民办学校，冠以“民办”，实际上还是政府在支撑的，借钞票给他，借校舍给他，由退休校长担任民办学校的校长，而且政府可以把这校长调来调去的。董事会都是筹集资金的董事会，它没办法对学校的问题进行决策。“这种民办，跟转制有时候分不清楚。你可以讲这个学校是民办，这个学校是转制。”闸北区的扬波中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开办初期，区政府教育局对扬波非常优惠，原来的校舍是无偿使用，一共使用了6、7年。期间，学校赞助费没有上交，由学校自己使用。……闸北区对民办学校不收资金，不限定招生，不扣留赞助费，政策还是比较支持的。……（扬波今年仍然与家长协商，平均一人收赞助费1万元，此外还有学费）。那时扬波能飞速发展，跟教育局经济上的支持有关。”这样的民办学校享受的待遇不次于今天的转制学校。
一位从事民办教育时间比较长的校长讲，“大部分民办学校中，政府的影子还是比较大，支撑的力度比较大，办学者不需要承担很多风险，可以把比较多的力量花在教学和学生管理上。初级阶段的学校，很多是政府提供校舍的，很多老师有原来政府支撑的基础，工资、社会保障都有的，只是发挥余热。学校的校舍、设备、资金、编制等，教育局都提供。这样，很多的校长就是原来的老校长，在区里关系比较好，不用花很多心思维持学校的生存，把很多精力花在教学上。”所以，民办学校与转制学校的争论，并不是因为一方享受了优惠待遇，另一方没有享受，而是因为现在情况不同了，自己原来享受的待遇受到了强有力的竞争而已。
当然，这些争论都可以归属于公平与平等的范畴中去。
四 转制学校所存在的问题
在调研中，我们关注的不仅是转制学校的数量发展上的变化，我们更关心一些较为根本性的问题，如：决定一所学校转制的标准是什么？转制之后，学校发生了哪些变化？转制学校将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们先后对上海的一些转制学校进行了访谈，其中既包括一些薄弱校转制，也包括一些重点中学的转制，并对一所由重点中学转制的学校进行了个案研究。
（一）学校转制与否的标准。公办学校的转制，一个基本的构想是着眼于公立薄弱学校的改造。1996年9月份，上海市教委曾发布《关于加强上海市公立中小学转制试点管理工作的意见》，提出了“三独立”原则，即：有基本符合政府规定标准的独立场地校舍，有独立的学校法人和法人代表，有独立的财务管理制度，具备民办学校的基本设置条件。“三独立”的提出，似乎是因为实施转制的学校条件极为“薄弱”，必须予以保证才能实行。但事实上却远不是如此。
比如，静安区是一个上海市比较特殊的一个区。这个区很小，人口少，但优质学校比较多，区内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云集，初、高中改革始终处于上海市领先地位。该区没有一所“纯民办”学校，却有6所转制学校，其中还有一所是区重点中学。那么，为什么会选择一所区重点中学进行转制呢？该校的校长明确告诉我们，没有什么道理和标准。“因为当时静安区有2所普通中学转制了，一所普通中学在申办示范性学校，不能转制，还剩下4所重点，2所是市重点，不能转。就在2所区重点里选了我们。”所以，转制的条件带有相当大的随机性：一方面是模仿别的区，另一方面也是本区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没有所谓的“薄弱学校”。
浦东新区的转制也带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有时候很明显是因为在学校的发展规划上有问题：“比如洋泾实验小学，与六师二附小相差不到500米，有2700名学生。实验小学虽然不错，科技特色很有名，但与六师二附小太近，只好转制。明珠小学边上的崂山东路小学也是如此。”
徐汇区原来曾对转制学校的条件进行了规定，主要有四项：①原来的管理比较有序；②本来就有一定的师资；③在素质教育上有一定的成绩；④初中不能转制，高中必须有独立的校舍。但是，符合这样条件的学校远非所谓的“薄弱校”。
从现在来看，所谓的薄弱校转制实际上已经流于空文，上海市一些比较有名的中学都希望或正在进行“转制”。比如上海市第一中学、曹杨二中、复兴中学；还有引起极大争议，转制后又转回来的延安中学，有人说它是“不死心，还想转回去。”
（二）为什么不能坚持薄弱校转制。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思考的是公立学校转制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进行转制的目的是改造薄弱公立学校，并且政府部门对此也达成了共识的话，那么坚持薄弱学校转制应该不成问题。现实却远不是如此。正如民办学校是因为国家教育经费不足才得以发展起来的一样，转制学校得以发展起来的原因也与此类同。
比如，某区的一所转制中学讲，“如果不转制，教育局每年要拨给学校500万。其中办公费用32万。”转制之后呢，“……三年后，局里只给四金，大约75万。”同时还需要上交教育局10%的学费收入，并交纳校舍租金。该区现有30多所转制学校，如果每所学校能节省300万教育经费的话，将为该区教育局省下9000多万的教育经费（这是最保守的估计）。如此庞大的资金，成为促进学校转制的重大动因。“现在实际上解决的是政府经费投入不足问题。”经费总是短缺的，学校的改造总是没有止境的，将学校转制的动因就总是存在的。
在这种动因下，薄弱学校能满足这种需求吗？回答是否定的。民办教育是一种选择性教育，其优点就在于能以好的教育质量来满足人们的择校要求，取得人们的投入。在将薄弱学校进行转制的前提下，有谁愿意花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薄弱学校”里来读书呢？这种现实的原因凸显了教育主管部门明文规定“坚持薄弱校转制”的不切实际。
既有将学校转制的动因，又有将薄弱校转制必然失败的可能性，怎么办呢？在选择一所名副其实的薄弱校的前提下，相当多的区走了这样一条“改造”的道路：首先，加大政府对学校的投入。某区的情况是，“政府一般给转制学校投入150～200万，更新校舍。”“如果政府不改造硬件，要让他自己生存，是不可能的。”其次，更新师资。“找准校长，吸引本区和全市的优秀校长。”某中学刚转制的时候，该区规定其教师的工资或高于一般公立学校20%左右，不仅引入了外地优秀教师，还引入了优秀毕业生，现在学校中的退休教师与在职教师的比例约为1:2，并且有能力聘请外籍教师；其三，找准协作伙伴，让要转制的学校与一所比较有名的中学或大学联手。最主要的一点还是在于“送一程”：在财政经费拨付不变的情况下，允许学校收取学费，扩大学校的经费来源。有这样的一些条件存在，转制学校“一转就灵”也就可以理解了。如果转制了，学校却越办越差，那才真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反正政府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改造薄弱学校之后才能转制，为何不直接将重点中学进行转制呢？这样岂不是省去了很多的麻烦？所以，重点中学转制的合理性就出现了。
但是，正因为转制完全成为一种政府行为，完全成为一种筹集经费的手段，以至出现这样的情况：“老师们都不知道本学校已经转制，而且问我们什么是转制学校”。
（三）转制后有了什么变化。校长们能讲出的变化，主要集中在学校的硬件改造和教师待遇的提高方面。浦东新区的一项调查也表明，90.6%的教师认为转制后学校的办学条件有了进一步的改善；69%的教师认为转制后老师的积极性有了提高。
但是，从总体上来讲，我们所得到的答案是令人吃惊的。“经费使用上稍微有些灵活，可以形成某些良性循环。……转制后，对留住教师是有好处的。”但是，在最需要改进的办学体制与教学方面，却令人遗憾。“如果我们摊开来讲的话，转和不转有什么区别？和教学肯定是没关系的，教研、听课、考试什么都一样的。”
在办学、教改方面，“和公办差不多”，“公办和转制实质上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我们是转制学校，国有民办，不属于民办学校。我这校长是国家任命的，我的基本经费是拨的，我的编制是教育局管的，我的干部调动是组织关系，干部享受国家待遇。我们的教师必须由教委人事处批才能进来”。一所转制学校说，“转制学校实际上还是公办教师，转制以后，教师比较稳定，老师有铁饭碗，他不会跟民办比，总是跟公办比。只要偏高点，就心平了。这依靠收费。”
“没有很大的区别。我能感受到纯民办和公办的不一样。用人机制上，我们和公办是一样的，甚至还背个包袱。我们把工资10%拿出来，每学期考核一次，前10%每月加200，后面的10%加100，基本合格和不合格的一学期只有3个，你能搞多吗？这个公办也在做。民办不管的，2节课听下来觉得不灵，就叫你回去。现在教育局叫我自己闯，但在职教师和职工反映激烈，我们不敢大刀阔斧地行动，还有些等待。”
收费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一转制，我们的生源有变化，虽然变化不大，但长远不敢保证。生源下降10%的百分点，高考下降5%，已经是经过我们努力了，但家长认为我们不好了，不觉得我们还比原来好。”生源质量的下降给学校的长远发展带来了危机。
我们专门设计了“民办（转制）学校调查问卷”，在一些基本情况方面与公办学校做了对比，下表是静安区一所转制学校的回答。
（四）政府强力渗入的弊端。区教育行政部门在对民办（转制）学校进行管理时，并没有看到民办学校的特殊性，所谓回应民办学校要求与公办学校一视同仁的做法，就是“公民一样”的管理方式。面对这种情况，民办（转制）学校做出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回答：当我们问道“您认为目前政府对学校的管理……”时，学校选择了“管得太多”的选项。但当我们问到“是否希望教育局加强对贵校的业务管理”时，学校又做了肯定的回答。另一个学校则明确告诉我们“说不清”。当我们问到“民办学校在哪个方面最需要得到政府的帮助”时，学校回答：“政策”。政府的威力随处可见。
转制是一种政府行为，转制学校的校长都是由政府委派的。校长怎样看待自己的角色与作用呢？一位转制的重点中学校长坦然地讲，“我们是国家干部，叫我在这个岗位上，我就要在这里干好。……我们是要你转制就转制，不转制，就换个校长。你在这个管理层面上，必须把这个学校管好。”这种现状的背后隐含的实际是这样一种意识：“转制学校好，就是因为政府不要它消亡。多数转制学校是办不下去的。”
政府行为的强大使得转制学校的自主性极为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民办学校不得不面临的现状），相当一部分转制学校的校长对自己的学校并没有太长远的想法；自己是政府委派的，到转制学校和到其它公办学校没有太大的区别，到哪里都是“干革命工作”。他们对“请谈谈对市、区政府对民办学校管理的看法”问题或只字不谈，或表达了许多不满。对“贵校今后三年中最需要改进的地方是什么”的问题也是含糊其辞，有的表示根本没有想过。
五 转制学校新的发展趋势
从我们的调研来看，现在的转制学校除了突破“坚持薄弱校转制”的框架，出现了重点中学转制的现象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比较突出的有政府办公司和重点学办集团两种形式。当然，这些新现象有些已很难说属于转制范畴，但从其都具有强大的政府或公立学校背景来说，则有一致之处。
（一）政府办教育管理公司
1.现状。上海市各区县原来都有民办学校管理小组，小组有5～6人，中教科、小教科、财务科、督导室等处室各有1人参加，此外还有分管局长和专管员。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向：由教育行政部门出资办教育管理公司，形成了一种新的转制形式。其中较为典型的当属普陀区的海文公司和闸北区的扬波公司（民办教育管理发展有限公司）。这种模式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没有成立公司的区县，民办学校也由校办公司控制，如南汇、原南市、杨浦、闸北和虹口等地区。
海文公司主要对转制学校的资产进行管理，而扬波集团有所不同。扬波集团所管辖的范围已经不限于转制学校，也不限于对学校的资产管理，它同时也管理了部分人事。如民办学校的教师使用问题，涉及到聘用退休教师和公办学校教师的规定，都必须与公司签订合同。
2.可能存在的问题。首先存在的问题就是，政府部门的一个不正常的心态：“我们想与其给他赚，（不如）我们自己赚。我们也怕公司急功近利，把办学结余自己瓜分，把社会事业收费用来经营，在我这个盘子里的钱，随便我怎么用。我们觉得这样作有风险，所以想自己搞。”这种做法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官商”的角色，与现在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的大流背道而驰。
其次，这些公司有的主要管理转制学校中的资产，进行的主要是一些经济活动，而有一些公司则明显出现了进行教育管理的倾向，管理的一些内容明显涉及到教育行政部门的固有领域（如老师的聘任条件），在社会上引起了诸多的争论。
其三，这样的公司性质上仍然是国有企业，同时由于有政府背景，其垄断性十分明显。原来国有企业的一些弊病不可避免地会在这些公司身上出现。
（二）公办重点中学办集团
1.现状。这种形式主要以建平集团和行知集团为代表。上海市教委基础教育办公室于1996年9月发布的《关于加强上海市公立中小学转制试点管理工作的意见》中规定：公立学校可以帮助转制试点学校办学，输出教育管理干部和骨干教师，输出无形资产，优化转制学校的教育资源。这为“公办中小学不得举办民办学校”的规定开了一道“门缝”。就上海而育，现在主要有建平集团、松江集团和行知集团。
2.可能存在的问题。首先，这些集团与“公立中小学不得举办民办学校”的规定相违背，也与《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中的“民办教育机构不得设立分支机构”规定相违背。
其次，从某种程序上讲，这些集团中的利益驱动机制占了上风。真正希望推行的管理机制并未严格推行开来。同时，可能会因为利益的驱动而进行盲目的扩张，为将来的发展带来隐患。
六 转制学校的将来方向：特色学校
虽然从目前来讲，转制学校发展的动因虽然是筹集教育经费，但从长远来看，转制学校是最有可能进行特色教育的地方。首先，普通的公立学校由于经费比较紧张，同时机制缺乏相当的灵活性，无法开展特色教育；其次，民办学校由于生存的压力非常大，其应试的性质在相当的时间内无法消除，也无法开展特色教育。只有转制学校是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学校类型，这种类型的学校有极大的开发性空间。当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也只是一种可能，毕竟转制学校的机制还没有走到进行教改的地步。但是，从我们的调研中，我们也发现，确实有的区已经开始这样做了，而且做的比较成功，比如徐汇区。
徐汇区有民办学校7所，转制学校9所，是上海市进行转制试验较早的一个区，其中的西南位育、世外小学、缪斯小学在上海都较有名气。该区的教育局局长说，“我们办转制学校，就是要办出特色，所以我们派出的是最好的校长。校长资源是最重要的因素。所以世外和西南位育，我们都派了责任心非常强的模范共产党员来办学。王校长相当廉洁，到现在还拿2600元工资。……这些校长尽心尽力，带来了权力和非权力的威信。再来了一个吴校长，和她搭档，效果很快就出来了。
“我们对转制学校的定位是有特色。西南位育中学是文理科综合发展，西南模范中学是文科。在课程上，给学校一定的空间，除了完成规定的国家课程外，学校有很大的权力形成自己的校本课程。在教材上，这些学校又是外语、研究性学习的实验基地。所以在国颁课程教材上，可以有选择，用一些全国比较好的优秀教材。但学校选择教材后，也要经过专家审定，要报小教科批准，每年上报一次。教学教材一部分是引入浙江的，外语教材是自己的。管理结构上也有所变化。如世外小学的管理是扁平式的，不设教导处，校长的思路直接通给教师，教师的信息很快反馈给校长。年级组长成为主要的层面。有两个校长办公室，一个管教学，一个管科研和杂务。但每所学校管理模式都不一样。”
“我们的转制学校非常具有特色和亮点。每所学校都比某些传统的公办学校更加有生气。他们的观念特别活，特别新，特别依法治校。这是转制学校的一个发展方向。”
相比之下，相当多的区仍然将视角放在筹集经费方面。某区的一所转制学校讲，“在教育教学上很难突破，特别是初中，国家有义务教育法。现在把公平理解为平均。它的课程把你设置死了，开课不能多不能少。现在一共只有5天，文章很难做。我们最多就是在外语特色上，引进外籍教师，加强口语训练，使用些实验教材，如牛津教材，数学、生物上使用一些新教材。这些教材不是初三年级使用的。数学的实验教材到初二就结束了，用两年半的时间，初三使用上海统编教材，来复习。牛津教材，初二比较困难，因为词汇量大，语法知识不是很系统，学生参加市编教材，效果不好。四节牛津英语，2节用上海的教材。实验教材的要求都比较高，所以学生负担比较重。”我们在该校对教师的访谈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听老师诉说如何才能让他们的教材与考试结合起来。
七 几点思考与建议
（一）打开思路，解放思想。对转制学校的争论可谓不少，主要集中的不外是如何定性与如何解决公平与平等的问题。对定性的问题进行过多的讨论其实没有什么必要，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束缚我们已经太久了，在实际工作中也未必见得有多大的用处。而且，这种思维方式明显着眼于管理的方便入手的，与实际效益的提高没有太多的相关性。当然，随着进一步改革的深入，对转制学校的做法必将会有一个结论出来。关于公平与平等的问题，前面已经讲过了，相当一部分都是比较情绪化的，没有真正的理性理由。如果真说到公平与平等的话，将来的政府部门应该逐步将所有的学校都放到一个比较平等的平台上来进行规范和管理，这才是发展的方向。
（二）规范政府的办学行为。在没有强有力的监督下，执法者和管理者是最容易违法的群体，特别是当这样的主体同时也从事相关的经济活动时更是如此。“监守自盗”古已有之。从转制学校中推演出来的政府办公司的行为，虽然有利于政府筹措经费，但从长远来说，为教育领域经济服务类的社会化造成了垄断，不利于学校降低管理成本。这样的一种做法，实际上仍然是政府拿了大头，学校也未见得得到多少好处。
再者，需要限制各区县政府的权力。从我们的调研中来看，相当一部分转制学校进行转制的决定都不是由教育行政部门作出的，而是由所在区县的政府部门做出，教育行政部门只是充当了一个受埋怨的傀儡而已。
（三）借鉴国企改革的成功经验。如对一部分转制学校实行赎买政策，将一部分转制学校民营化，等等。
（四）将转制学校的作用从筹集办学经费转为实行公办学校内部改革的试验点。倘若说转制为的是借鉴民办的机制的话，那么就不应将民办的机制只局限于筹集经费方面，而应看到民办机制的长远之处，特别是在人事、管理方面的灵活高效方面，有了这些方面的保证，可以更好地进行教学改革，推进特色教育的发展。
（五）严格奉行“扶上马，送一程”的政策。有些转制学校由于长期得到“扶持”，已经丧失了进一步进行改革的动力。这不利于其长期的发展。
（六）严格控制与大企业联手的转制学校中的营利问题。这些企业一般都与重点中学进行合作，将重点中学进行转制。这些中学的社会影响比较大，如果处理不谨慎的话，很容易引起一些社会问题。这与严格禁止“翻牌学校”是同一性质的。
（本文承蒙金辉老师指点，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