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旗帜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生态论文,战略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08)05-0018-05
在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出现了“国家发展战略”这一概念。按照通常的理解，所谓“国家发展战略”，是指“运用国家各方面的实力，以实现国家总目标而采用”的方略。建设生态文明是国家的目标之一，那么我们究竟应制定出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来实现这一目标呢？纵观今日之世界，许多国家都在探讨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战略。由于我们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的，由于我们是在与许多工业化国家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习俗、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水平和社会制度下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的，从而我们所选择的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与这些工业化国家不会也不应该完全一样。
一、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选择的三种战略
我们可以把生态系统、地貌和气候的改变区分为自然现象和人为现象。凡是由宇宙活动、地球活动和生态系统变迁这三大原因造成的改变都可以视为自然现象，而由人类活动所带来的改变则应当看作是人为现象。从人类诞生以来，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和地球环境的影响日益增加。人类生活至今已历经250万年，在这250万年中的前249万年，人类对生态系统和地球环境的影响微乎其微。人类对环境的作用，与生态系统的其他动物相比区别甚小。农业革命以来，人类对生态系统和地球环境的影响开始扩大，但与工业革命以后相比，这种影响是小巫见大巫。工业革命以后，人类把改造和征服自然作为自身的基本观念，生态系统和地球环境遭到空前的破坏。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地球环境影响和破坏的程度同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程度是成正比的。显然，与工业文明阶段相比，人类在农业文明和渔猎文明阶段与自然界亲近得多、友好得多。正因为如此，有些人听说要建设生态文明，就马上缅怀起农业文明和渔猎文明，以为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回到前工业化、前现代化去。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世界的环境运动中出现了一种“反现代化、反工业化、反生产力”的理论，信奉这种理论的生态中心主义者认定污染和资源破坏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环境和生态退化标志着现代化过程走向终结。他们崇尚“回到丛林去”的浪漫主义，主张重新过“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以建立“生态乌托邦”为社会理想。我们这里也有些人与西方生态中心主义者的这种浪漫主义情怀相呼应，他们不了解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基础上的一种新的人类文明，不了解我们所说的构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必须在充分享受现代化成果的前提下才能得以成功。如果说在工业文明之前，人与自然之间基本上是和谐的，在整体上没有出现根本性、全局性的冲突，那么这种和谐也是低水平的和谐。我们当今需要的并不是低水平的和谐而是高水平的和谐。按照这些人的观点，要建设生态文明就必须放弃目前为实现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所做出的一切努力。显然，我们不可能为了生态文明而放弃工业文明，也不可能不去享用现代化的一切成果。我们不能以牺牲生态文明为代价来获取现代化，也不能以牺牲现代化为代价去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毕竟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不可能是一条倒退的道路。
中国人是不可能放弃对现代化的追求的，现代化以及基于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问题在于，人类至今所实施的现代化、所建立的工业文明都是与自然相对抗的，都是破坏生态环境的。这就是发达工业国家曾经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建设”的道路。因为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以后人类的一种新的文明状态，从而人类也就必须按照先工业文明后生态文明的顺序走。有些人反复强调，中国重复发达工业国家走过的老路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因此，在实现现代化的征途上环境受到破坏也是必然付出的代价。在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和现代化之间只能择其一，而不能两者兼得。目前我们只能选择实现现代化，从而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环境遭到破坏。他们一听说要建立生态文明，就提出这只是我们的一种理想，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我们可以谈论它，甚至还可以规划它，但绝不意味着当下就可以在中国付诸实践。他们的基本战略就是，现在聚精会神地致力于实现现代化，建立起工业文明，把生态文明暂时“悬置”起来，把生态文明建设视为“未来式”。那么我们究竟能否实施这种战略？这要看这条道路在中国是否走得通。实际上，中国目前还处于现代化的起步阶段，经典意义上的工业文明社会远未形成，但当下我们已面临着严重的环境压力，这种环境压力比起发达工业国家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所面临的压力大得多。如果我们继续置环境保护于不顾而全力向现代化冲刺，那么这种压力会日益增大。且看一组数据。倘若按照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假设单位GDP的环境压力不变，在这种相对比较理想的情景下，中国的实际环境压力，2020年将是2000年的3.4倍，2030年将是2000年的4.6倍，2050年将是2000年的8.1倍，2100年将是2000年的18倍。[1]显而易见，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无法承受这么大的环境压力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巨大的环境压力非把中国压垮不可，大规模的环境灾难将不可避免！如果是这样，那么选择这种发展战略的结果很有可能是现代化的成果还没有完全享受到，沉重的代价就已经把我们葬送掉了。再说，选择这种发展战略是建立在认可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基础上的，即认为这条道路是一条成功之路。可实际上，这条发展道路、这种发展模式不要说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能否取得成功值得存疑，就是在发达工业国家能否做出已取得了完全成功的判断也还是个问题。发达工业国家中的人们面对一系列的全球问题（如气候变暖、臭氧层被破坏等）也逐步形成了一种共识：这条发展道路、这种发展模式即使在他们那里也是不可持续的，也可以说是不成功的。如果这条发展道路、这种发展模式在他们那里是完全成功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还急于展开所谓的“第二次现代化”呢？既然在他们那里也不能算是完全成功的发展战略，我们为什么还要照搬过来成为我们的发展模式呢？有一句印度谚语这样告诫人们：“在树上采伐树桠时，不可折断自己所踞的那枝。”这一发展模式就是为了摘取树桠、连自己所踞的那枝也要折断的、把自己最后生路也要断送掉的模式，中国人民怎么还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呢？
发达工业国家以牺牲生态文明实现了现代化，它们的现代化程度应当与环境恶化程度是成正比的。但实际情况是，一些发达工业国家的生态状况尽管也令人忧虑，但总的来说要比发展中国家好得多。这里且把中国与一些发达国家作一比较。2001年中国城市空气污染等40个指标与发达工业国家的差距超过5倍，工业能耗密度和农村卫生设施普及率等26个指标与发达工业国家水平的差距超过了2倍，城市废物处理率等40个指标与发达工业国家水平的差距接近2倍。目前中国与主要发达工业国家的最大相对差距，自然资源消耗占GNI比例等3个指标超过50倍，工业废物密度等4个指标超过10倍，农业化肥密度等11个指标超过2倍。具体说来，2003年中国自然资源消耗占GNI比例，大约是日本、法国和韩国的100倍之多，是德国、意大利和瑞典的30倍之多；2002年中国工业废气物密度大约是德国的20倍，是意大利、韩国、英国和日本的10倍多；2002年中国城市空气污染程度，大约是法国、加拿大和瑞典的7倍多，是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4倍多。[1]当今世界上有一个生态现代化指数的排名，一些发达工业国家基本上都名列前茅，而发展中国家大都排在它们之后，世界118个国家中中国排第100位。这种局面是如何造成的呢？这并不表明同样是实施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对环境的影响肯定要大于发达工业国家。其秘密就在于发达工业国家在实施现代化过程中，把原本应当由自己国家承担的生态环境破坏的一部分“转移”、“转嫁”给了发展中国家。可以说，发展中国家没有享受到现代化的成果却承担了现代化的代价，而发达工业国家享受到了现代化的成果却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承担代价。这些发达工业国家起码有三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转嫁”了现代化的负面效应：第一次是先期工业化国家为了满足工业化大生产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公开通过发动殖民战争来掠夺别国的资源，殖民地国家成了这些先期工业化国家重要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第二次是二战以后，工业化国家在殖民体系瓦解的情况下改用资本输出的方式开发海外市场，这些工业化国家借助于资本输出和后来的技术输出，纷纷把原材料的开采、生产加工过程都放到了海外；第三次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一方面向海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又将一部分资源消耗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据英国政府发表的《能源白皮书》称，到2050年，为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减排60%的目标，英国钢铁工业将全部转移到海外生产。既然这些发达工业国家可以通过“转移”、“转嫁”的战略来缓解生态危机，那么我们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去做？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岂不是既可以继续现代化的进程，又可以避免陷于生态危机之中？而实际情况是，各个方面的因素都不允许我们选择这种“转移”和“转嫁”的战略。首先，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制度性质决定了我们不会这样去做；其次，中国的经济体量实在太大了，如果以如此大的体量加入到全世界的“转移”和“转嫁”行列中去，会带来空前的严重后果，这种后果也会损害到我们自身；最后，经过发达工业国家多年一意孤行的“转移”和“转嫁”，蛋糕基本上已被它们分光了，实际所剩的空间已不多，中国根本没有条件通过实施“转移”和“转嫁”战略来建设生态文明。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不应当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停止现代化的脚步，回到前现代状态去；我们也不应当把建设生态文明只是视为将来要做的事，执意按传统现代化的途径走下去，完全不顾及传统现代化对生态文明的破坏；我们更不应当像发达工业国家那样，把现代化所造成的破坏自然环境等的种种负面效应“转移”、“转嫁”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去，让他人为我们承受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
二、我们能够实施的战略是推行“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
如果既要享受现代化的成果，又不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或者起码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把破坏生态环境的代价降到最低，那么我们就不能做出上述三种选择，而必须制定新的战略。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把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结合在一起进行建设。换句话说，我们依旧致力于实现现代化，但这种现代化必须以不伤害生态环境为前提。这是一种新型的现代化，我们可以将之称为“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或者更简单、直接地称之为“生态型的现代化”。这种“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正是我们所能做出的正确的战略选择。目前许多工业化国家也在实施生态文明，但他们实施的生态文明充其量只是对已有的现代化成果进行生态化改造。我们所做的显然与他们不同，如果说发达工业国家只是“亡羊补牢”而已，那我们则属“先发制人”。目前我国还没有现成的、整体的现代化成果，我们要在创造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现代化“与生态保护的双赢；要在建设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建设生态文明；要在生态文明的意义上来实施他国在传统模式中实施的现代化。
“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这一发展战略的基本含义是使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相“脱钩”，努力完成现代化模式的生态转型，生态环境的管理从“应急反应型”转变为“预防创新型”。当然，刚开始的时候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之间的“脱钩”只能是相对的，但实现了这种“相对脱钩”，单位GDP的环境压力年增长率便小于零，也就是说，每一单位GDP所带来的环境压力不再逐年增长。实现了“相对脱钩”，还要向“绝对脱钩”方向努力。所谓“绝对脱钩”就是环境压力年增长率小于零，单位GDP的环境压力的年下降率大于GDP的年增长率，也就是说，只要实现了“绝对脱钩”，环境的压力就不会随着GDP的增长而增大，相反还会减少，而且减小的幅度大于增长的幅度。据测算，如果单位GDP的环境压力的年下降率超过4%，那么，2050年中国的实际环境压力有可能下降到2000年的水平。[1]当然，促使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之间“脱钩”只是消极地处理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的战略决不能停留在这种消极的层面上，还要积极地促使环境与经济之间的互利耦合。
现代化的基本含义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的战略落实到工业化和城市化上，就是实现“绿色工业化”和“绿色城市化”。按照《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生态现代化研究》的论述，所谓“绿色工业化”，它的战略目标是：在2000年，经济“三化”即“轻量化”（“非物化”）、“绿色化”和“生态化”，达到世界初等水平，全部环境压力指标与经济增长相对“脱钩”；在2050年，经济“三化”达到世界中等水平，经济与能源、资源、物质和污染等完全“脱钩”，部分环境指标与经济增长实现良性耦合，部分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它的基本任务是：经济“三化”从世界低等水平提高到世界中等水平，关键环境指标与经济增长完全耦合；资源和物质生产率提高10-30倍，工业和经济废物密度下降90%左右，工业废水和废物处理率基本达到100%；弥补和消除历史遗留的环境损害，减少和消除转型过程中新的环境损害，完成经济发展模式的生态转型。它的战略措施是：继续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走绿色工业化道路；促进传统工业流程再造，加速环保产业的发展，降低工业污染；实施污染治理工程，逐步清除重点地区和重点产业的污染遗留；推进循环经济，降低资源消耗，建设资源节约型经济；实施绿色服务工程，加快服务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的“三化”转型。而所谓“绿色城市化”，它的战略目标是：在2050年，人居环境基本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绿色生活和环境安全等达到世界中等水平，社会进步与环境完全“脱钩”。它的基本任务是：社会“三化”从世界低等水平提高到世界中等水平，社会进步与环境退化完全“脱钩”，关键环境指标与生活质量实现良性耦合；安全饮水和卫生设施普及率达到100%，城市生活废水和废物处理率达到100%，人均服务消费提高50倍，环境风险下降20倍，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弥补和消除历史遗留的环境损害，减少和消除社会转型过程中新的环境损害，完成社会发展模式的生态转型；建立环境友好的生态社会。它的战略措施是：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改善人居环境，发展绿色能源和绿色交通；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发挥生态服务功能，同享现代化成果；完善自然灾害减灾机制，发挥城市服务功能，保障环境安全；实施绿色消费工程，扩展绿色产品市场空间。
“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或者说“生态型的现代化”与当今发达工业国家所推行的那种生态建设工程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它立足于预防、创新和结构转变。它着眼于持续的生态重构，建立生态现代性，而在生态重构中，又充分发挥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它正确看待环境的挑战，不仅把环境挑战视为危机，也看作是机会。它通过建立新环境议程，超越各种冲突与利益，形成环境管理的机构，管理自然资源和环境风险，解决经济增长和相应的环境管理的矛盾。它不断地推出前瞻性的预防的环境政策。它采用工业生态学原理，建立参与式的战略环境管理。“生态型的现代化”既是一个长期的、有阶段的历史过程，又是一场持续多年的国际竞赛；既是国内现代化与自然环境的良性耦合，又是现代化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领域的国际竞争。“生态型的现代化”是对经典现代化积极的生态修正。贯穿于“生态型的现代化”的基本原则有预防原则、创新原则、效率原则、不等价原则、非物化原则、绿色化原则、生态化原则、民主参与原则、污染付费原则、经济和环境双赢原则等，“生态型的现代化”的实施过程就是这些基本原则有机地、综合地、相互协调地贯彻的过程。[2]
“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这一发展战略既与回到前现代化去的战略相违，又同“用高投入、高污染和高消耗来换取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实现”的战略相对抗，更是对那种发达工业国家普遍采取的“转移”、“转嫁”战略的否定与超越。它不是立足于“转移”、“转嫁”，而是立足于“转变”。“转变”与“转移”、“转嫁”一字之差，含义却大相径庭、冰炭不容。“转变”是改弦更张、否极泰来、另起炉灶。这种“转变”的内涵十分丰富，既包括发展观和发展理念、发展理论与发展方法的转变，也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社会经济运行体制与运行机制的转变，甚至还包括工作作风和衡量标准的转变。
“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绝不会放弃对现代化的追求，但如果用传统的现代化标准来衡量，可能会导致放缓现代化前进的脚步。既然实施“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那么对原先所推行的一系列现代化的措施，我们肯定要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态度，即在将一部分措施继续加以推进的同时，肯定要舍弃另一部分。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此称为在实施“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过程中的“战略退却”。这种“战略退却”是理性的表现，列宁曾经对此做过生动的描述：“假定有一个人正在攀登一座还没有勘察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假定他克服了闻所未闻的艰险，爬到了比前人高得多的地方，不过还没有到达山顶。现在，要按照原定的方向和路线继续前进不仅困难和危险，而且简直不可能。他只好转身往下走，另找别的比较远但终究有可能爬到山顶的道路。”[3](P.447)我们推行“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就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是在知道“按照原定的方向和路线继续前进不仅困难和危险，而且简直不可能”的情况下，“转身往下走”，实施“战略退却”。与此同时，我们找到了“别的比较远但终究有可能爬到山顶的道路”。“退却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空想和自我欺骗”，[4](P.304)我们选择“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说明尽管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是“退却”了，但我们并没有陷入“空想”与“自我欺骗”，我们找到了能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新途径，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是“退却”，而是“前进”。
综上所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建设生态文明，应当、可以选择的战略是推行“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把工业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结合在一起，实现绿色工业化和绿色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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