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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巴赫金(1895—1975)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在哲学、美学、诗学、语言学、符号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均有重大建树。他的思想，不但在其故土俄国，而且在西方各国，特别在法、美、英、加等国，自60年代以来，持续地发生着重大影响。他的学术遗产日益得到深刻而全面的研究。
在我国，巴赫金研究是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开始的。
1982年，夏仲翼先生率先在《世界文学》第四期上翻译了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的第一章。巴赫金的名字才首次在我国报刊出现。随后，1983年，在北京召开了由中国社科院与美国美中交流学术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中美双边比较文学讨论会”。会上钱中文先生宣读了《“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之一》的论文（见1983年第四期的《文艺理论研究》，由此拉开了我国巴赫金研究的序幕。这时，一场贯穿整个80年代的“复调小说”理论之争也就开始了。
我国的巴赫金研究，可以说，几乎是紧紧围绕着这一话题展开的。其时的巴赫金，在我们的眼中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文艺理论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批评家而已。1987年，在《外国文学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钱中文的《复调小说：主人公与作者——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以及宋大图先生的《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者立场》两文，就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特别是其中的主人公与作者的关系问题，阐明了各自的看法。时隔两年，该刊1989年第一期又发表了黄梅的《也谈巴赫金》的文章。此文更属论争性质，主要是针对钱文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同年第四期，发表了钱中文对黄文的反批评文章《误解要避免，“误差”却是必要的》，以及张杰先生的《复调小说作者意识与对话关系——也谈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该文也是与钱文商榷的。就这样，80年代的巴赫金研究，在围绕着他的复调理论的一片喧嚣的对话声中开展起来了。
上述文章对巴赫金的复调理论的实质、内涵、特点与不足，作了很好的阐明，向我们提供了有关巴赫金复调理论的认识。在这里，钱中文的几篇文章对复调小说理论的内涵作了较为中肯的、符合巴赫金思想的界定，特别是他提出了以“主人公自我意识的独立性，主人公与主人公、主人公与作者之间的平等的对话关系作为理解“复调小说”的关键所在，赢得了大家的首肯。而宋大图的文章虽然承认巴赫金的巨大影响力，但对复调小说理论，却实际持一种否定的立场。不管是钱文还是宋文，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对巴赫金所谓“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是平等的，即平起平坐关系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其实，巴赫金的这一研究是从作者的创作“视角”出发的，这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主人公有时违背作者的主观意愿而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并没有区别（顺便提一下，《文艺理论与批评》1995年第二期上，晓河的《文本·作者·主人公——巴赫金的叙述理论研究》就是针对这点而发的）。黄梅的文章在与钱文的争论中，把“复调”视为一种“读书方法”，而不是什么“创作理论”，是一种从读者的阅读立场出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理解，不失为一种独特的见解。文中所涉及的某些问题，钱中文在《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四期上作了有效的澄清。不管情况如何，争论是件好事，不同看法的交锋本身就符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即真理总是在对话（辩论）中阐明的。至于张杰先生的文章，其中对复调的看法，已超越了复调的界线。张先生在文中写道：“复调小说的对话关系实际上是作者通过主人公与读者的对话，复调小说的艺术生命力，它与独白小说的不同正在于此”。我们不禁要问，作者通过主人公与读者的对话，难道不是全部小说，甚至包括抒情诗在内的所有文学，还包括其他艺术门类（如戏剧等）所具有的功能吗？有哪一种文本不具这一性质呢？
应该看到，巴赫金之所以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称为复调小说，是着眼于他那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也可以称为他的独特的叙述风格。因此，复调的涵义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叙述的“多声部”结构，即各种不同的声音各自唱着同一个题目。第二，表现在人物之间的关系上，除了平等之外，还有一种对立的组合关系，例如在《罪与罚》中，与拉斯柯尔尼科夫对立的不仅有探长波尔菲里，还有他心爱的索尼娅等等。第三，复调在语言含义上表现为“双声语”形式，即巴赫金提出的微型对白。最后，还可以把复调看作是一种原则，一种世界观。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则要求平等的原则。此外，在笔者看来，复调在小说布局的情节结构上，表现为一种对位的结构。因此，情节的平行结构，几个中篇（短篇）组成的长篇小说(ромзнвповестях)，还有在时间上表现为“共时”、“并存”或称作空间化表现方式，都可以看作复调。
正当大家热切地围绕着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争论不休之际，晓河先生却在拓展着巴赫金研究的另一领域。1988年第二期的《外国文学评论》发表了他的《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关于艺术时间研究的思考》，对巴赫金在艺术时空研究上的成就作了评述。他说：“巴赫金也在30年代就注意到时空问题在小说中的重要意义了。……巴赫金十分重视对时空的研究，他说，‘体裁与体裁变体正是由它决定的’、‘时空作为形式内容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学中人的形象，这一形象本质上说是时空化了的’”。他在另一篇文章（1989年第四期《苏联文学》中的《苏联文学的艺术时间研究》中，把巴赫金视为苏联文艺学中艺术时间流派（即结构诗学中的一个分支）的鼻祖。
除了上述文章之外，80年代还陆续翻译出版了巴赫金的几部重要著作。1987年，张杰、樊锦鑫合译了《弗洛伊德主义批判》（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同年，汪浩翻译了《弗洛伊德主义评述》（辽宁人民出版社），这是巴赫金同一著作的不同译本，后者译自英文。1988年，白春仁、顾亚铃合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李辉凡、张捷合译了《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漓江出版社），此书有“出版者的话”，翻译了美国原出版社对巴赫金有版权争议的几本书所做的背景介绍。这些译著的出版无疑推动了我国巴赫金研究的进一步展开。
二
姗姗来迟的我国巴赫金研究在进入90年代后，有了长足的进展。这时，有关复调问题的激烈争论，基本上偃旗息鼓，但这并不是说没有余音。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皇甫修文的《巴赫金复调理论对小说艺术发展的意义》（《延边大学学报》，1991，3）以及张柠的《对话理论与复调小说》（《外国文学评论》，1992，3）。皇甫的文章论述了巴赫金复调理论的美学意义，给小说的创作带来了积极的变化，改变了传统小说由作者统领全局的局面，“从而带来叙述方面的种种闪展腾挪的变化”。而张文则侧重于某些语言学问题，表明了“对话理论”是“复调小说”产生的基础。这里还应提及钱中文在其《文学理论流派与民族文化精神》（1993年）一书中，把80年代的几篇争论文章结辑在一起，可谓是他对复调理论研究的一种总结。
90年代巴赫金研究中的重大突破，表现在已不仅把巴赫金看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名批评家，而且把他视为一位倡导对话主义哲学的思想家了。对巴赫金的研究也不像80年代那样只囿于复调理论，而开始涉及有关他的理论学说的方方面面，并趋向于对他做总体的把握。
1990年，赵一凡先生向我国读者介绍西方研究巴赫金情况时，首次把巴赫金的理论冠以“对话理论”（见他的《巴赫金：语言与思想对话》，《读书》，1990.4，以及《巴赫金研究在西方》，《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十四辑），用以取代前一时期引起争论的“复调理论”。之后，美籍学者刘康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4.2)上发表的《一种转型期的文化理论》的论著《对话的喧声》（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以及他，除了突出其对话理论外，还试图从总体上把握巴赫金的思想。他认为：“巴赫金理论植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一脉相承，这些对于我国学术界也有着特殊的意义”。他还说，“作为一种转型期的文化理论，巴赫金思想对于中国当代文化的研究和思考是很有针对性的”。还有董小英女士的博士论著《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1994年，三联书店）以及她在《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十六辑）上的文章（此文是上面一书中的一节），也对巴赫金的对话主义作了评述，进一步确立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在其思想中的地位。但应该指出，全书只提“对话性”(диапогичностЪ)，而没有上升到哲学范畴的“对话主义”(диалогиэм)，不能不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在我国的传播，还应感谢另一本书。这就是1992年在我国出版的由美国学者克拉克和霍奎斯特合著的《米哈伊尔·巴赫金》的中译本（语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的出版对我国的巴赫金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本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具权威性的著作，为我国读者提供了一部内容翔实可靠、极具参考价值的巴赫金的思想传记。
在巴赫金研究的题材拓展上，还要提一下晓河的几篇文章。1991年他发表在《苏联文学联刊》第一期上的《巴赫金的赫罗诺托普理论》，对巴赫金的这一小说理论的内容和特点作了评述。接着他提交给在郑州召开的“苏联文学现状”研讨会上的论文《巴赫金的赫罗诺托普理论产生根源初探》，对这一理论的哲学、文艺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等的背景作了探讨，把巴赫金的理论放在世界文化这一大背景中予以考察，指出了巴赫金这一理论的真实位置及价值。随后他又在《文艺理论与批评》(1994.2)上发表了《文本·作者·主人公——巴赫金叙述理论研究》，从不同于80年代的另一角度研究了巴赫金的理论，认为巴赫金提出的主人公的相对独立性，其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因为我们知道，主人公不是作者声音的纯粹传声筒，也不是作者手中的玩偶，他一旦被作者所构思，就应该在他那个生活环境中按照他的性格逻辑而生活。因此，他的行为发展有时违背了作者的意愿，这在文学史上不是罕见之事。此外，他还在《外国文学研究》(1996.1)上发表了《巴赫金的“言谈”理论及其在语言学、符号学上的地位》一文，对他的符号学观点进行了分析，特别指出了他之所以把“言谈”(высказывание)作为自己元语言学的核心，表明了他与“相对主义者”相去甚远，但在我国的一些文章中，却往往把这顶帽子扣在他的头上。
90年代在介绍俄国本土研究巴赫金的成就方面也取得了成绩。这里有夏忠宪的《俄罗斯巴赫金研究一瞥》（《俄罗斯文艺》，1995.1）介绍了1990年出版的《巴赫金论文集》，1992年的《巴赫金与20世纪哲学文化》以及1992年由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出版的《哲学家巴赫金》；晓都的《巴赫金学说“寻根”》（《外国文学评论》，1994.4），对我们把握俄国研究巴赫金的趋向和动态也有所助益。
在文艺学思想研究上，1995年第一期《外国文学评论》上吴晓都的《巴赫金与文学研究方法论》一文，阐明了巴赫金的方法论意在倡导一种平等民主的文化意识的思想。他援引了巴赫金的一句名言，即“文化的主要任务就是教导你尊敬他人的思想，并同时保留自己的思想”，发人深省。该刊同期发表在书评栏上夏忠宪的文章《拉伯雷与民间笑文化、狂欢化——巴赫金论拉伯雷》，是我国研究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一篇发轫之作。作者认为巴赫金的研究具有“拓荒性质”，“给世界文论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她发表在1997年第一期《俄罗斯文艺》上的《对话——整合文学研究与语言、文化》，强调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在方法论上是克服了“内”“外”研究之分的“整合”研究，不失为一种新颖的见解。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自己已培养了一些专门从事巴赫金研究的博士。尽管目前只有几个，但她们给巴赫金研究队伍增添了新的血液，成为一支年轻有为的生力军。有这样一批年轻人加盟，我国的巴赫金研究必将在更加宽阔的领域里展开，80年代那种只见“复调”，不见其他的巴赫金研究领域的“独白”现象，将一去不复返了。
三
巴赫金研究在我国更大范围内展开的又一标志，是在我国举办的各种研讨国外文论及文艺思潮的会议上，巴赫金的学术思想成为与会者瞩目的对象和谈论的热点。
1991年5月在郑州召开的“苏联文学现状”研讨会上，晓河的那篇研究巴赫金的赫罗诺托普产生根源的文章，尚且孤掌难鸣。而时隔几年的1994年，在广州由暨南大学，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北大中文系等单位联合举办的“语言转向与文学批评”的研讨会上，巴赫金作为俄苏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已成为与会者热烈谈论的中心。
1995年在山东济南举行的“走向21世纪：中外文化、文艺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巴赫金所倡导的“对话”理论受到特别的重视。正如一位学者概括的那样：“巴赫金的‘复调’、‘多声部’、‘对话’是一个多层次且内涵丰富的理论命题，它突破了独断性的极性思维，对我们的理论建设具有方法论上的启迪。它倡导一种积极开放、相互倾听、在融合中拥有自己独立声音的主体姿态。在文化转型的‘杂语’状态中，尤其需要在对话氛围中展开思想的碰撞与沟通，以期生成新的视界。”
同年11月，正值巴赫金诞辰100周年之际，世界各国的巴赫金研究专家汇集在莫斯科，举行第八次巴赫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我国学者接到邀请，却因经费拮据而难以成行。他们却在北京中国社科院内举行了圆桌会议，以此来纪念这位先哲。与会者畅谈了巴赫金研究在俄国及西方的情况，回顾了各自研究的历程，谈了感想与心得。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萌生了出版《巴赫金全集》中文版的念头。
此外，1996年在大连举行的“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的讨论会上，巴赫金的学术思想再次成为与会者共同的话题之一。
总之在我国，只要涉及世界文论的现状、发展与趋向的研讨会，巴赫金必定成为与会者热烈讨论的话题。巴赫金思想之影响在我国人文科学的发展中，已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5月11日至14日在北京召开的“巴赫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暨《巴赫金全集》首发式”。这次会议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外文论研究会、北师大联合举办的。参加研讨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单位的30几位专家，此外还有几位俄罗斯学者。与会者发言踊跃积极，涉及的话题十分广泛，有对话理论、狂欢化理论、语言学思想、意义理论等，涵盖哲学、美学、诗学、符号学等多种学科的问题。这是我国近几年来巴赫金研究的一次检阅。
会议还对今后我国的巴赫金研究进行了构想，拟在《巴赫金全集》的基础上再编三本研究文集：一本是西方国家学者论巴赫金，一本是苏俄学者论文汇编，一本是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会议还就成立全国性的巴赫金研究组织问题进行了探讨。考虑到目前的条件，决定暂以建立联络站为宜，负责必要的联系工作。
5月14日上午，由钱中文任主编，白春仁、晓河任副主编的《巴赫金全集》首发式在中国社科院小礼堂举行。我国著名学者如钟敬文、叶水夫等以及俄驻华文化参赞、中央电视台的俄国专家，俄《消息报》、《劳动报》以及我国一些大报的记者应邀出席。会议由钱中文代河北教育出版社主持。出席会议的专家们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高度评价了“全集”出版的重大意义以及对我国人文科学的重大影响。
《巴赫金全集》的出版是我国人文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它填补了目前世界上尚无巴赫金全集的空白。它的面世，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翔实、全面而可靠的基础性资料，必将推动我国的巴赫金研究更上层楼。
综上所述，国内巴赫金研究在不长的时间里，已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有关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我们尽管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但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的广度不够。这包括以下两点，其一，巴赫金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在哲学、美学、诗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等学科中均有重大建树，而我们的研究触角，尚不能达到所有这些领域。我们只在文艺学、诗学的某些方面作了研究，许多领域，对我们来说仍是空白；其二，对巴赫金学术思想的复杂性、多面性也未作整体的把握，犹如一头大象，研究者只知其一面而已。
第二，深度不够。这与上面的复杂性、多面性也有联系。这表现在有的文章只是就事论事，不能控掘巴赫金思想的深刻内涵。
第三，在国外以及俄国本土对巴赫金的研究中，往往将之定位在西方（或者德国）哲学传统之中，或者认为其核心思想是俄国东正教教义。这种观点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也应该看到，巴赫金大半生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渡过的，在其思想的形成时期，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广泛传播并且取得胜利的时代。因此在他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他的著作中，虽不存在大段引用马列词句的情况，但字里行间却不乏与马克思主义极为相似的观点。例如我们在前文已触及的他对艺术时间的看法就是如此。还有他对“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的观点，与列宁的两种文化观何其相似，而这一点却被西方学者在论述拉伯雷研究时所忽略，这种情况可说不胜枚举，而我国学者对这些问题似乎也不屑一顾。因此，在我看来，在研究巴赫金的学术思想时，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能舍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