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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史家司马迁表述自己的著述宗旨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天人之际即是天人关系，亦即自然与人的关系，实为中国古代哲学思考的主题。一般认为，“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天人关系的两个基本观点。这样说固然也有一定的理由，但未免简单化了。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天人关系的学说还具有比较复杂的内容。
春秋时代，已有关于天道与人道的言论。《左传》记载：昭公十八年，郑国政治家子产拒绝禳祭火星的要求，而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所谓天道指天象变化的规律。古代的天文学是与占星术相结合的，包含一些迷信。子产区别了天道与人道，具有反对迷信的意义。
但是子产亦承认天道与人道有一定的联系。《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子太叔引述子产的言论说：“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子太叔对于天经地义与礼的关系作了详细的说明，其要点是：“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娣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戳。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这里，“地义”、“二物”（阴阳）、“天明”、“四时”、“震曜”、“生殖”等属于天道；“君世上下”、“夫妇外内”、“父子兄弟”等等属于人道。这是认为，天道与人道是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天地之经（天经地义）是自然规律。而礼则是人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值得注意的是：子太叔只是说：“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并未说君臣上下即是地义。“为父子兄弟，以象天明”，并未说父子兄弟即是天明。天人之道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易传》以天地人为三才，讲三才之道。《系辞下传》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说卦传》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是说，天道的内容是阴阳，地道的内容是柔刚，人道的内容是仁义。三者属于不同的层次，彼此有区别，而又有相应的关系。《系辞上传》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这当是地道。又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当是天道。又说：“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这当是兼天地而言。《系辞下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更是兼指天地之道而言。
《系辞上传》有一段话，与新出土的帛书《周易系辞》的一段话有同有异。《系辞》的文句是“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帛书《系辞上传》的文句是：“圣者仁，壮者勇，鼓万物而不与众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几。”两者各有难解之处。“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显然是指天道而言，但是赞扬天道为盛德大业却不甚合宜。帛书“鼓万物而不与众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几”，是赞扬圣人，但称圣人“鼓万物”又不易解。“鼓万物”应是赞扬天道的，“盛德大业”应是称赞圣人的。两个版本都有不易讲通之处。疑两个版本都有错字，但是原文已难考了。通行本《系辞》讲天道“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确有较深的含义。
《周易·序卦传》有些话虽然简单却有深刻含义。《序卦》上篇云：“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这是朴素的唯物论观点。下篇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所谓“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意谓有动植物之后才有人类。“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意谓在未有夫妇关系之前，人们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在夫妇关系之后，才能确定父子关系。而君臣上下的关系更是后来才出现的。这就意谓父子、君臣、上下等关系都是后来才出现的。《序卦传》的这几个“然后”确是有重要意义的。
荀子著《天论》，强调天人之分，他说：“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所谓天人之分，主要是指天道与人世的治乱祸福没有关系，天与人各有其特殊内容，“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治乱非天也”，“治乱非时也”，“治乱非地也”。荀子强调天人之分，有反对占星求迷信的意义。
汉初贾谊在《治安策》中论及政教起源的问题，他说：“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植则僵，不修则坏。管子曰：礼仪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乘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几幸，而众心疑惑。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认为君臣上下等关系不是天之所为，而是人之所设。这也是关于天人关系的一个重要观点，与《周易序卦》的观点是一致的。
董仲舒的观点与荀子正相反，强调“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一方面讲“人副天数”，另一方面又宣扬天人感应。天人感应是迷信，人副天数也是牵强附会之谈。近年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论著中对于董仲舒思想论述已多，这里就不必多讲了。
唐代刘禹锡著《天论》，提出天人交相胜的观点。所谓天与人交相胜，意谓天有胜过人之处，人亦有胜过天之处。他认为：“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在天，“力雄相长”，强者凌弱。在人，则建立了是非标准，“右贤尚功”，不允许以强欺弱。所谓天之道即是自然规律，所谓人之道即是社会生活的准则。刘禹锡确实有见于自然规律与社会生活准则的区别。
北宋周敦颐著《太极图说》，提出了“人极”的观念。《太级图说》云：“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并引《易传》之言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是认为，太极是天地万物的本原，而人极是人生的最高准则。这分别了太极与人极，可以说具有重要意义。周敦颐在《通书》中高度赞扬了仁义道德，他说：“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这充分肯定仁义的价值。“人极”是圣人所建立的，这又肯定了圣人的一定作用。
张载在《正蒙》中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词语，在《易说》中又指出了天道与人道的区别。他是在评论儒佛是非中提出“天人合一”的，他说：“浮屠……以人生为妄，可谓知人乎？天人一物，辄生取舍，可谓知天乎？”“释氏语实际，乃知道者所谓诚也，天德也；其语到实际，则以人生为幻妄、有为为疣赘，以世界为荫浊，遂厌而不有，遣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诚而恶明者也。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正蒙·乾称》）这是说：儒家主张诚明，所以肯定天人合一。何谓诚明？《中庸》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又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朱熹释诚云：“诚者真实无妄之谓。”真实即客观实在性，无妄即客观规律性。以天道为诚，即认为天（自然界）是客观实在又具有客观规律的。所谓明即是对于客观实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理解。张载认为，儒家肯定了天的客观实在，又肯定人的客观实在，所以主张“天人合一”。《正蒙》又说：“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诚明》）。这是说，人性与天道都是具有客观实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
张载《易说》云：“老子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此是也。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此则异矣。圣人岂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于是分出人之道不可混。……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者，此直谓天也。天则无心。圣人则岂忘思虑忧患？圣人所以有忧者，圣人之仁也。”这是对于《易传》“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的发挥，指出了天道与人道的分别。
张载关于天人关系的学说是比较全面的。
程颢、程颐兄弟强调天道与人道的同一性。程颢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遗书》卷六）又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生之谓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遗书》卷十一）这是认为天地万物都表现了“生”，“生”也就是“仁”，所以人与天地只是一物。于是认为心便是天，他说：“尝喻以心知天，……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同书卷二上）他认为尽心即可知天，足证心即是天。他批评张载的观点说：“若如或者别立一天，谓人不可以包天，则有方矣，是二本也。”（同书卷十一）程颢走向唯心论。
程颐强调天道与人道只是一个道。他说：“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岂有通天地而不通人者哉？……天地人只一道也，才通其一，则余皆通。”（《遗书》卷十八）又说：“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同书卷二十二上）
《程氏遗书》中“二先生语”云：“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亲，即君臣而君臣在所严，以至为夫妇，为长幼，为朋友，无所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须臾离也。”（卷四）认为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道也是天道的内容。“二先生语”又云：“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过此则无理。”（同书卷五）这些二先生语当是二程兄弟的共同意见。二程认为，君臣父子之理不但是人道的内容，而且也是天道的内容。这是二程学说的特点。
程颐又论道云：“称性之善谓之道，道与性一也。……自性而行皆善也，圣人因其善也，则为仁义礼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为五者以别之，合而言之皆道，别而言之亦皆道也。”（《遗书》卷二十五）这又认为，道的内容即是仁义礼智信。仁义礼智信也就是父子君臣长幼夫妇朋友之道。
二程将天道与人道合二为一。
朱熹继承了二程的思想，又推崇二程的本师周敦颐。二程虽曾受学于周敦颐，但不赞同周敦颐的太极学说。朱熹则将二程的理论与周敦颐的太极学说综合起来。二程认为“理”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朱熹认为总括一切理之理就是“太极”。而太极的主要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他说：“性是太级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而纲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文集·答陈器之》）仁义礼智不但是人道的内容，而且也是太极的内容。
朱熹也承认天道与人道有层次的不同。他以为《周易》所谓“元亨利贞”是表求天道的内容，而人道的内容“仁义礼智”是与“元亨利贞”相应的。他说：“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故于是为春，于人则为仁，而众善之长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于此莫不嘉美，故于时为夏，于人则为礼，而众美之会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于时为秋，于人则为义，而得其分之和。贞者生物之成，实理具备，随在各足，故于时为冬，于人则为智，而为众事之幹。”（《周易本义》卷一）这认为“元亨利贞”的含义即是生物的“生、长、遂、成”，而人道的仁、礼、义、智是与生、长、遂、成相应的。朱熹这样来讲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事实上还是比较牵强的。
以上略述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天人之道的典型学说。统而观之，中国古代关于天道与人道的关系的学说，有三个类型。第一是天道人道有别而统一，这是《易传》及张载的学说，《易传》分别了天道，地道与人道，而三者是相互对应的。张载提出“天人合一”而认为天道无思无虑，人道则有思虑忧患。第二是天人相分说，这是荀子与刘禹锡的学说，荀子强调天人之分，刘禹锡提出“天人交胜”。第三是天道人道同一说，这是二程的学说，认为天道人道只是一个道。汉代贾谊曾说“君臣上下非天之所为乃人之所设”，二程则以为父子君臣之道不但是人道而且也是天道的内容。此说混淆了天与人的层次，为父子君臣关系制造理论根据。周敦颐提出“人极”观念，与太极相对应。朱熹则认为人极的内容仁义亦即太极的内含，将太极与人极合而为一。自今观之，周敦颐以为人极即道德标准是人之所立的观点还是有重要意义的。天道是自然规律，人道是人伦准则，人伦准则是人所建立的。
中国古代关于天地之道的学说，在今天看来，是否具有理论价值呢？我认为，中国古代关于天人之道的学说，虽然精粗并陈、瑕瑜互见，也确有一些精湛的内容。我们今天要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对于中国哲学中的关于天人之道的精湛思想应该有所了解。我认为，关于天道，《易传》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确是具有深刻的含义，是中国辩证思维的精粹。后代学者更对之有所阐发，是值得注意发扬的。关于人道，至少也有两个观点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刚健思想，二是以和为贵的思想。《易传》宣扬“刚健”，刚健亦即“自强不息”。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有若说：“和为贵”。和的观念起源较早，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之谓和”。和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创造性的源泉，也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准则。和亦称为和合。中国古代哲学提倡刚健与和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的精粹，是我们必须充分体会的，是我们应该努力加以弘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