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进程中的税制结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税制论文,进程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宏观税负逐年上升且间接税占比居高不下的“双高”现象。据测算，1995～2014年，宏观税负由9.88％上升至18.73％，并且这一时期间接税收入在全部税收收入中的平均占比超过了70％。税制结构中高占比的间接税及其易于转嫁的特征，抑制了过度消费的同时实现了资本的快速积累，因而对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具有重要贡献。1995～2014年中国经济实际总产出增加了4.60倍，年均增速9.57％。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2012～2014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速7.60％，处于20年来的最低水平，同时最终居民消费率下降的趋势明显。如何有效调整现行的税制结构，发挥税收对经济的内在稳定器作用，并实现福利改善的目标，已经引起政府和学界的高度关注(高培勇，2015)。 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主要受到市场化进程和政府投资效率的影响(吕冰洋，2014)。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市场扭曲现象，尤其中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于政府投资，市场机制没有经历过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发展过程而存在投资渠道不畅、社会资本投资不足等问题。在经济发展初期，我国政府通过征收间接税，抑制过度消费，并通过财政支出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全社会的投资报酬率。随着市场化机制不断完善，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使得政府投资的拥挤效应愈加明显，并且由于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减缓了市场化进程的速度，造成社会福利改善乏力。 有关税制结构、市场化进程分别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研究已经较为常见(Easterly，1993；Restuccia，2004；Lu和Yao，2009；吕冰洋和毛捷，2013)，但现有文献对市场化进程与税制结构变迁之间内在联系的关注不足。在仅有的研究中，也往往将市场化进程视为一种外生参数和变量，针对不同市场化程度对税制结构的单向影响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实际上，市场化不足的问题只有在经济发展中才能逐渐解决(吕炜，2004a)，并且市场化进程与税制结构变迁在经济发展与福利增进中具有双向作用机制。 因此，通过将市场化进程内生化，并与税制结构动态变迁以及公共资本外部性、经济结构变动等因素置于统一的理论框架中，明确鞍点路径上市场化进程与税制结构变迁之间的动态影响机制，检验经济发展不同时期、市场化程度不同地区的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的实际影响及变化趋势，不仅可以分析商品税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市场化进程的作用、资本税对于公共资本外部性的影响，同时将此前税制结构特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给予客观的评价，而且能够揭示在不同市场化阶段税制结构产生的经济效应和福利效应差异，进而为经济增长与福利改善目标下税制结构调整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与现实支撑。 一、文献评述 最优税制理论蕴含着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影响的作用本质和传导机制。Ramsey(1927)对最优商品税理论的创造性贡献中指出商品税由于不改变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不影响生产决策，因此该税收的扭曲性最小，此后Chamley(1986)、Lucas(1990)、Zhu(1992)等分别在Ramsey静态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上述文献为最优税制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Barro(1990)将政府税收收入通过财政支出内生化，构建了税制结构的另一类研究范式，将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加入到内生增长模型中，指出不同的税制结构所能实现的最优均衡是有差异的，其中如果政府采用收入税形式，则可以实现次优(Second Best)均衡，此时，最优资本税为零。在Barro模型的基础上，众多研究者Futagami等(1993)、Greiner和Haunch(1998)等总体上也支持最优资本税率为零的结论。 与上述两类研究的结论不同，Aiyagari(1994)、Guo和Lansing(1999)、Chamley(1998)分别从保险市场不完全、产品市场不完备、借贷约束等角度考证了最优税率的问题，认为当投资不足时，政府应当对资本进行补贴，而当存在垄断利润时，政府应该征收资本税。Turnovsky(1996、2000)、Fisher和Turnovsky(1998)、Gómez(2004)等采用了更为一般的形式描述政府公共支出的拥挤性，结论基本都认为最优资本税率与拥挤程度成正比。 上述有关最优税制结构的理论研究往往都是基于稳态经济进行最优化求解，很少考虑鞍点路径上税制结构的优化问题。资本累积是鞍点路径上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商品税具有抑制消费、促进投资的作用，而资本税对于投资的抑制作用将会影响经济增长路径。因此，在鞍点路径上有关最优税制结构的作用机制将更为复杂。特别是，中国经济增长仍然处在走向稳态均衡的鞍点路径上，经济发展水平与最终稳态还相差甚远(李稻葵等，2012)。如何基于税制结构变迁的视角，分析商品税在鞍点路径上的外部性特征，这将是本文研究的第一个重要方面。 在充分考虑各类因素的基础上，对于税制结构的理论研究已经较为全面，但大部分研究往往针对成熟市场的西方国家税制结构的变动进行归纳总结(吕炜，2004a；马国强，2015)，忽视了税制结构与具体经济状况、发展特征的内在联系，并且很少关注到税制结构变迁对于经济增长，甚至福利改善的作用机制。税制结构的优化调整要结合各国不同的经济状况和体制特征而定，要结合税制结构在经济活动中的效率收益和效率损失而定。 有关市场化进程、税制结构各自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很多(马拴友，2001；Widmalm，2001；Lee和Gordon，2005；王维国和杨晓华，2006；Arnold，2008；Johansson等，2008；李涛等，2011)。市场化程度对于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调节效应，大部分文献都没有从市场化进程的角度分析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情况，对于从市场化进程的角度进行税制结构与福利改善的研究文献就更为少见，尤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普遍存在着市场扭曲现象(吕冰洋和毛捷，2013；吕炜，2004b)。Easterly(1993)根据发展中国家价格管制的现实特征构建了市场化不完备情况下两种类型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其中一种资本投资具有效率损失，这在一假设下政府通过税收融资的财政补贴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并不一定能够提高福利水平。吕冰洋(2014)认为政府出于组织效率的考虑，对市场进行干预，造成了市场扭曲，并进一步研究通过提高商品税税率可以缓解市场扭曲对经济目标的不利影响。 上述文献在研究市场化进程与税制结构的关系时，往往将市场化进程视为外生参数，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将市场化进程内生化，明确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化进程与税制结构相互影响的动态机制，可以给出税制结构变迁的部分解释。采用Shooting方法①计算鞍点路径上的均衡解，研究不同市场化阶段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的影响，这是本文研究的另一个主要问题。 二、税制结构与市场化进程的理论框架构建 本文基于Ramsey的经典模型，将公共产品②资本累积的外部性纳入产品部门的生产函数中，设置了以商品税(间接税)、资本税(直接税)为主要代表的税制体系，在对市场化进程内生化的基础上，构建了包括公共产品供给、政府生产性支出及税制结构变化的理论模型。 1.模型设定 (1)公共产品生产部门。假设经济体中存在公共产品和最终产品两类生产部门，其中公共产品的生产函数为：
公共产品部门主要通过市场融资和政府补贴两种方式进行筹资生产，并通过市场机制向私人部门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以获取利润最大化。公共产品部门利润最大化函数形式为：
可以求得公共产品部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政府对公共产品部门进行补贴的资金来源于其税收收入。为简化起见，本文假设政府的税收形式包括资本税与商品税两类。资本税，即直接对资本征收的所得税，属于直接税；而商品税主要以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为主，属于间接税，企业可以通过提高商品价格等方式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有关商品税的设置将在代表性家庭部门进行阐述。 政府对产品部门的企业征收资本税，产品部门企业利润最大化函数形式为：
同样可以求得产品部门通过选择资本与公共品投入，获取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3)代表性家庭与商品税。假设存在一个代表性家庭，以追求终生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其效用最大化函数可表示为：
进一步，求解可得代表性家庭跨期消费选择的欧拉方程为：
(4)市场化进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体制变迁，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市场进程不足将会阻碍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抑制公共资本累积外部性作用的发挥，政府往往通过税制结构调整以实现其经济增长的目标。本文将在模型中加入市场化进程因素，研究其与税制结构在动态变动中的相互影响。 在考虑市场化进程内生化时，分析市场化进程的影响因素至关重要。樊纲等(2011)将市场化程度分解为几类指标，分别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改善等。显然，市场化程度随着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提高。此外，国内外学者认为，一般情况下，政府参与的经济活动越多，往往对市场的干预程度越大，因而市场化程度也越低。 有关市场化进程对经济活动影响方式，吕冰洋(2014)指出在市场有效的情况下，家庭储蓄可以完全转化为投资，但在市场化程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例如存在着金融中介的不发达、私人企业融资瓶颈、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垄断等现象时，以资本为代表的各种生产资源不能充分地投入到生产活动中，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家庭储蓄不能够完全转化为投资。本文将市场化进程内生化，并加入储蓄与投资的关系表达式中，如式(12)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随着经济发展，当旧的制度设计不能满足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时，微观经济主体就会要求政府“简政放权”，释放市场活力，降低对市场的不恰当干预，因此使得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
降低。此外，本文将
设定为关于政府补贴规模的函数，
，政府补贴率越大，也就意味着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越大，则不利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5)均衡条件与市场出清。政府的税收收入与财政支出应满足预算约束平衡关系，表达式为：
2.参数校准 在上述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本文结合中国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进行参数校准，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于各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在资本相关参数的校准中，本文采用张军和章元(2003)对中国资本存量的测算结果，选取2003年的资本存量作为初始资本，将资本的年折旧率选定为δ=9.6％，并依据其测算方法将资本存量数据更新至2014年。在此基础上，基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将总资本存量序列拆分为公共部门资本存量、最终产品部门资本存量两部分，分别对两个部门生产函数中的资本弹性系数进行估计，得到最终产品部门与公共部门的资本产出弹性系数值为α=0.53、γ=0.29。
3.鞍点路径求解与检验 与以往大部分研究不同是，本文在对理论模型进行稳态均衡求解的基础上，采用Shooting方法模拟鞍点路径上的均衡解，即进行模拟迭代计算出从初始状态到稳态过程中鞍点路径上每一点处的均衡解，进一步研究市场化进程中税制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社会福利改善的动态作用机制。采用Shooting方法的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为了进行模型校准和后续分析的需要，本文计算了2003年以来的中国投资消费比序列，该序列通过社会投资总额除以社会消费总额计算而得，并采用资本形成总额减去投资资金中的国家预算资金来代表社会投资总额，用居民消费代表社会消费总额④(吕冰洋和毛捷，2014)。其中，2003年初始的资本产出比值为2.50，投资消费比值为0.88。为了进一步验证鞍点路径的求解结果，本文绘制了2003～2014年我国不同资本产出比水平下投资消费比实际值与拟合值的图形，如图1所示，其中实线是我国近年来资本产出比与投资消费比实际关系的变化趋势，随着资本产出比的不断上升，我国投资消费比总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也是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鞍点路径的重要刻画形式。 近年来，一方面我国商品税的实际税负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在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背景下政府参加经济活动的规模也不断扩大。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和不断累积的公共资本外部性的发挥，使得我国投资消费比也在不断提高。2010年我国的投资消费比达到1.21，此后逐年开始下降。我国以商品税为主的宏观税负也上升到近19％，到达了分税制改革以来的最高值。本文将我国税制结构和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的变化趋势加入到理论模型中，并通过参数校准对实际的投资消费比序列进行拟合。图1的虚线则是加入我国现有税制结构特征后的理论模型对投资消费比的拟合值序列，本文理论模型拟合的投资消费比与实际值的变化趋势十分吻合。
图1 我国投资消费比的实际值与拟合值序列 如图1所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在资本产出比不高的情况下，政府通过财税方式支持经济增长，并随着经济的增长，市场化进程加速有效地增加了储蓄转化率，提高了投资的回报率，代表性家庭更多地将消费转化为投资，使得投资消费比不断地上升，同时政府生产性支出的规模越来越大。值得注意的是，当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一方面资本的不断累积使得资本边际报酬下降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规模的持续扩大，减缓了市场化进程的速度，这与樊纲等(2011)指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已经逐渐成为影响市场化进程主要影响因素的结论是一致的。此时，在我国宏观税负和政府规模的“双高”特征下，市场化进程受阻，政府投资的拥挤效应增加，最终导致投资消费比开始下降。尤其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规模越大，对于市场化进程带来的不利影响越显著，以往通过财税手段刺激经济的效果将不再明显。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投资效率下降的背景下，高税负的税制结构和规模庞大的政府支出就应顺势下调。 三、动态税制结构变化外部效应的理论分析 在我国“量入为出”的政府生产性支出预算约束下，政府的生产性支出规模受制于财政收入，随着税制结构中宏观税负的下降，相应，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规模也必然下调。如何设定和调整商品税和资本税在税制结构中的占比，既能够体现商品税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市场化进程的作用，又可以发挥资本税在实现公共资本外部性的影响，这将是实现鞍点路径上社会福利水平最大化的关键。 1.不同动态税制结构的设定 在以往有关税制结构的研究中，都将理论模型求解后的各种稳态税率组合视为最优的税制结构。然而，在经济增长的鞍点路径上，市场化进程的不同阶段经济活动各要素的相对作用也会发生动态变化，基于稳态求解的最优税率很有可能并不适用于经济增长阶段。尤其是资本累积是鞍点路径上的重要经济特征，商品税具有促进投资和抑制消费的功能，而资本税却不利于资本的积累，因此，在经济增长路径上，实际商品税率往往高于稳态最优税率，而实际资本税率往往低于稳态最优税率，这与我国税制结构中商品税占比过高的一般现实是相符合的。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假定鞍点路径上政府更倾向于实施高于稳态商品税率的商品税、低于稳态资本税率的资本税，随着资本边际报酬率递减和公共资本外部性问题⑤的逐渐显现，本文根据资本边际报酬率变化而相应地下调商品税率直至稳态商品税率，根据公共资本占总资本的比重变化而相应上调资本税率直至稳态资本税率，形成了动态变化的税制结构。 本文假设基于上述方法实现的税制结构变动是实现鞍点路径上福利最大化的适度调整，并将其称为适度占比商品税的税制结构。为了能够解释上述税制结构的调整过程是优化的，本文给出了另外两种税制结构的变化方式加以对比分析。一种是商品税在鞍点路径上相对于适度占比的税制结构而言下调不足，在实现相同总税负的前提下，相应地资本税就会存在上调不足，称之为高占比商品税的税制结构。另一种情形则与之相反，即是商品税在鞍点路径上相对于适度占比的税制结构而言下调过度，并在每一阶段将不得不更大幅度地提高资本税率，称之为低占比商品税的税制结构。此外，本文还给出了一种完全市场化下适度占比商品税的情形⑥，称之为完全市场化下适度占比的税制结构。 投资消费比是要素结构的重要变量，能够体现经济的发展特征。本文基于投资消费比视角，通过不同市场化程度和税制结构的对比分析，进一步说明商品税适度占比的税制设定是合理的。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随着资本的不断累积，资本的边际报酬率逐渐下降，投资和消费出现此消彼长的关系，即投资消费比递减表现为鞍点路径上的一般特征。在图1中投资消费比逐渐下降的基础上，为进一步研究税制结构对投资消费比的影响，在图2中本文给出了不同税制结构下投资消费比变化趋势。在同一的经济结构中，投资消费比随着税制结构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如图2所示，四条曲线斜率均为负，这表明，随着经济增长和资本累积，资本的边际报酬在下降，投资的回报率也相应下降，消费者的最优选择是逐渐加大消费比重，以获得最大化的福利水平。 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由于不存在市场扭曲现象，税制结构主要是根据资本边际报酬和公共资本的外部性问题而调整，据此计算的投资消费比序列应该是给定参数的经济体中鞍点路径上最优的。与之相对，图2显示，在不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我们设定的适度占比动态税制结构，与完全市场化情况下投资消费比序列在经济发展的同一阶段是十分吻合的，即表明通过适度的税制结构调整，纠正了市场化不完全所导致的投资不足、消费过度的问题。此外，在高商品税占比的税制结构中，由于商品税税率过高，出现了投资过度、消费不足，出现了“矫枉过正”的问题；在低商品税的税制结构中，由于商品税税率过低，投资不足、消费过度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图2 不同征税方式资本产出比水平上投资消费比的变化趋势 2.动态税制结构的外部性分析 不同的税制结构对于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具有差异化的影响，其中，不同税制结构下鞍点路径上均衡产出的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与图2类似，本文将基于完全市场化假设下均衡产出随时间动态变化的曲线作为基准，对比分析三种不同税种结构对于均衡产出的影响。 如图3所示，商品税低占比的税制结构对均衡产出的影响与基准模型的差距是最大的，在每一时期均衡产出都要远低于基准情形。商品税适度占比结构下的均衡产出水平与基准模型的差距变小，与商品税低占比的情形相比，均衡产出达到稳态的时间要更早一些。如果设定更高商品税占比的税制结构，均衡产出在达到稳态水平前，与基准模型的差距变得更小，且最终的稳态水平要高于完全市场化适度占比商品税时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高投资所带来的高增长，是建立在更多地抑制消费水平的基础上的，如果代表性家庭当前消费的减少不能够获取未来更多的消费，这种高投资所带来的高增长将无法改善社会福利。 商品税适度占比的税制结构，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有效“转化”，平衡了增长与消费的关系。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由于市场化程度不高，人们投资渠道不畅，适度的商品税一方面有效抑制了消费过度问题，减少了人们当前的消费水平同时扩大投资，发挥了商品税鞍点路上经济效率性的特征；另一方面，政府将更高比例的宏观税收用于对公共产品生产提供更高的财政补贴，发挥了公共资本在经济活动中的外部性，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增强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如前所述，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与市场化程度改善所带来投资效率提高的影响逐渐下降的双重作用下，适度占比商品税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开始降低。因此，本文提出税制结构对于经济增长作用的命题1。
图3 不同税制结构下鞍点路径上均衡产出的变化趋势 命题1 适度商品税比重的税制结构有利于鞍点路径上经济增长，随着经济增长、资本累积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该税制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程度降低。 进一步，本文给出了不同税制结构下鞍点路径上均衡消费的变化趋势，如图4所示。其中，商品税适度占比的税制结构下，不仅有利于资本的累积，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长期中均衡消费也处于较高水平。随着经济逐步走向稳态，该税制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逐渐降低，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也逐渐减弱。本文给出税制结构对于福利影响的命题2。 命题2 适度商品税占比的税制结构有利于鞍点路径上社会福利的改善，并且，随着经济增长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该税制结构对于社会福利的正向影响也在下降。 与适度占比时的情形不同，在低占比商品税的税制结构情形下，由于市场化程度不高，代表性家庭期初将更多的产出进行了消费，进而导致资本累积缓慢、经济增长乏力，反而导致长期中均衡消费处于最低水平。与之相对，图4显示，如果商品税占比过高，将会长期压抑消费，导致投资过度，但产出快速增长并没有转为化更为持久的消费增加，尤其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反而均衡消费水平更低。基于我国宏观税负偏高的现实特征，结合上述的分析，本文给出了命题3。
图4 不同税制结构下鞍点路径上均衡消费的变化趋势 命题3 与适度商品税占比的税制结构相比，高商品税占比的税制结构尽管能够带来经济增长效率相对提高，但社会福利却出现了相对损失，并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提高而愈加严重。 四、税制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影响的实证分析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将通过中国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的影响及变动情况，以进一步明确我国税制结构改革的方向。 1.计量经济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1)计量经济模型设定。长期以来，我国的税制结构中以商品税为主。高培勇(2015)指出，以国内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等为代表的间接税占税收总收入超过了70％，而来自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的税收收入占比仅为26.2％。在市场化进程的不同阶段，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对于我国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的影响存在着差异。在实证模型中，我们增加了间接税税率与市场化指数的交叉项，系统评估我国间接税随着市场化程度不同对宏观经济和社会福利产生的差异化影响。 此外，在现实经济中，以税收收入为主要来源的财政支出存在着两种支出类型，分别是生产性财政支出和消费性财政支出，本文重点研究生产性财政支出对于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的影响，而消费性财政支出并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因此，一方面，本文从间接税率中按照生产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计算相应的生产性税率，着重分析税制结构的生产性税率的作用；另一方面，本文在实证模型中控制消费性财政支出对于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的影响。 据此，本文设定的面板模型如下：
(2)被解释变量选取。本文在实证部分主要是分析我国税制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性间接税率对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的影响，其中，有关社会福利指标的构造是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直到目前也没有一个可以被广泛接受的测算指标。由于本文理论研究部分沿用了大多数文献的做法(Turnovsky，2000；Barro，1990；严成樑和龚六堂，2009；赵志君，2011)，以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作为社会福利的代表。因此，像此类研究中对效用函数的设定一样，消费、闲暇等是福利中最主要的构成要素。由于无法获取闲暇等其他因素的量化数据，最终选取了地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社会福利水平的替代变量⑦。经济增长方面，梅冬州等(2014)认为地方政府在价格水平不能控制的背景下，往往会以名义GDP的增长率作为其决策目标。因此，本文选取地区名义经济增长率(rgdp)和消费水平增长率(rwel)分别作为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的代理变量。 (3)解释变量选取。本文以间接税税率与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的乘积项突出间接税的生产功能，计算得到生产性间接税率作为重要的解释变量。有关间接税税率的衡量较为直接，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地市级地区的国内增值税和营业税占该地区GDP的比重计算而得。有关生产性财政支出的划分目前学术界没有明确的标准(赵志耘和吕冰洋，2005)，基于Aschauer(1989)、Easterly和Rebelo(1993)、高培勇(2008)、傅勇(2010)和梅冬州等(2014)的研究，本文认为基本建设支出、农林水利和气象支出、交通运输支出、工商业等事务的财政支出具有生产性，而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为非生产性支出，以此计算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 另外，有关市场化指数的选择，本文并没有采用樊纲等(2011)测算的我国各省份的市场化指数评价指标，一方面是因为无法获取2010～2012年的数据；另一方面，对于本文采用地市级层面的数据而言，该省际层面的指标无法反映同一省份内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基于本文的理论分析，在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性。此外，基于樊纲等(2011)测算的1997～2009年我国各省份的市场化指数与相应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得出两者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关系。因此，本文采用各地区的GDP作为市场化指数的替代变量。 (4)其他控制变量选取。消费性支出占比(rcfin)是本文的一个重要控制变量。在现实经济中，宏观税负对经济的影响存在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基于本文理论分析中所指出的，有利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公共资本外部性的发挥，对于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是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必须对于这一影响渠道进行控制，才能够客观估计生产性间接税对于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的影响。此外，严成樑和龚六堂(2009)、毛捷等(2011)、李尚骜和龚六堂(2012)认为通货膨胀率、经济结构等宏观变量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还加入经济结构(str)和通货膨胀率(cpi)作为控制变量。其中，经济结构按第二、三产业的增加值与GDP的比值测算，通货膨胀率采用的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由于没有地市级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相关数据，本文采用地市所在省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替代。 2.数据来源及说明 为了使研究获得更大样本的支持，本文采用中国地市级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的时间段为2004～2012年。选择2004年作为时间起点主要是由于2003年以后地市级的统计数据相对较为全面，数据缺失较少。本文采用的地市级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生产性财政支出、消费性财政支出、产业结构、国内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数据全部来源于2005～2013年的《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而省级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值得注意的是，对地市级财政数据的描述统计发现，直到2012年，包括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等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约占地市级财政总支出的40％左右，表明生产性财政支出比例大约为60％，这意味着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目标中，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仍然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高培勇，2008)。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进程存在着较大差异。樊纲等(2011)给出了我国各省际1997～2009年市场化进程的总体评述，从五个方面对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进行了全面比较，并针对不同的市场化程度进行评分。由于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着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本文按2009年各省份的市场化指数由高到低排序，将全部省份划分为高、中、低三类地区分别进行研究⑧。表1给出了市场化程度不同的三类地区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3.实证结果及分析 (1)OLS估计结果。本文主要研究生产性间接税对于我国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的影响，并考察不同市场化阶段以及市场化程度存在明显差异的地区之间各影响系数的变化情况。基于此，本文对于计量模型式(15)、式(16)进行估计，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并运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分析。同时，为了能够直观地分析不同阶段不同市场化水平地区生产性间接税对于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的综合影响，本文相应地计算了样本期间内2004年和2012年生产性间接税的综合影响系数，分别记为effrity04、effrity12，用以分析不同市场化阶段生产性间接税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影响程度的变动，2004～2012年三类地区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显示，无论对于经济模型还是福利模型，三个地区生产性间接税变量前的估计系数均为正，其交叉项的估计系数都为负，至少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的显著检验，但系数估计值大小明显不同。该回归结果表明，政府的生产性间接税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改善，但受到不同阶段市场化程度的影响，这与本文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通过征收间接税活动，一方面纠正了消费过度的扭曲性现象，扩大了投资规模、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政府实施对公共产品部门的生产性补贴，发挥了公共资本的外部性。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增长，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改善，远高于政府规模扩张所导致的市场化扭曲程度，提高了投资效率。
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市场化程度改善所带来投资效率提高的外部性逐渐消失，同时随着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不断增强，投资效率逐渐下降，生产性间接税对于经济增长、社会福利的影响作用在减小。尤其在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扩大的情况下，进一步降低了市场进程的速度，上述问题愈加突出。表2显示，在三类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中，通过分析生产性间接税对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模型的综合影响系数可得，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尽管生产性间接税对经济增长还具有正向影响，但其影响系数在逐渐降低，2004年综合系数值为1.264，2012年下降为0.899，影响程度下降了30％。生产性间接税对福利改善的综合影响已经为负，2004年综合系数值为-0.086，2012年变为-0.215，负向影响程度提高了1.5倍。 对于市场化程度适中和较低的地区，生产性间接税对于经济增长影响趋势和方向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是类似的，但是生产性间接税对于福利改善的影响却存在着较大差异。在市场化程度适中的地区中，生产性间接税在2004年对于福利改善还具有促进作用，但是在2012年生产性间接税对于福利改善则产生了抑制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中，生产性间接税对于福利改善始终是正向的，但是这一影响系数已经下降。上述的实证结果进一步表明不同阶段的市场化程度对生产性间接税与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这也对命题1和命题2进行了验证。同时，我国现阶段较高的宏观税负和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规模，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社会福利改善的速度，命题3得到了验证。因此，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完善，一方面政府要“简政放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根据不同地区市场化进程的阶段差异，应该采取多样化的财税手段，以实现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 (2)GMM估计结果。面板数据的OLS估计通常会遇到随机扰动项自相关的问题，也会面临某些回归变量并非严格外生的困扰(Roodman，2007)。并且，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居民消费也有较大的惯性，因此，本文再将滞后一期的经济增长率(
)与滞后一期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变动率(
)作为控制变量分别引入到计量模型式(15)与式(16)中，构造如下动态面板模型：
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动态面板模型式(17)、式(18)进行估计，结果见表3。
Arellano和Bover(1990)提出的系统广义矩法(System GMM)能够解决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与模型中随机扰动项的相关性问题，同时缓解内生性问题，因而成为估计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有效的方法。表3中对模型设定的检验结果表明，除了市场化程度适中地区的经济模型AR(1)不显著外，其他各模型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AR(1)显著而AR(2)不显著，说明模型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系统GMM方法是适用的。Sargan检验表明，模型的总体矩条件成立，工具变量的选择整体上也是有效的。 对比表2与表3的结果可得，系统GMM方法与OLS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无论是经济增长模型还是社会福利变动模型，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均呈现生产性间接税的直接影响系数显著为正、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的结果，再次验证了生产性间接税与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之间的关系，也说明了不同阶段市场化程度对其关系存在显著调节效应的基本结论。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市场化机制不健全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征，本文构建了市场化进程内生化与税制结构动态变迁的理论模型，采用Shooting方法计算鞍点路径上的均衡解进行模拟分析，通过理论研究表明：商品税适度占比的税制结构能够实现鞍点路径上的福利最大化，但随着经济增长、资本累积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该税制结构对于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的正向影响程度逐渐降低。与之相对，较高商品税占比的税制结构中，由于商品税税率过大，出现了投资过度、消费不足等“矫枉过正”的问题；较低商品税的税制结构中，由于商品税税率过低，投资不足、消费过度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研究了在不同市场化阶段中税制结构产生经济效应和福利效应的差异，并从中国经验数据中得到了实证检验。通过中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无论对于经济模型还是福利模型，政府的生产性间接税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改善，但受到不同阶段市场化程度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生产性间接税对福利改善的综合影响已经为负；在市场化程度适中的地区中，生产性间接税对于福利改善的影响也由促进转向抑制；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中，生产性间接税对于福利改善一直呈现正向影响，但是影响程度已经开始下降。 上述主要结论在调整和优化中国财政支出结构方面具有如下重要的政策启示。 第一，在“新常态”下，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完善，资本边际回报率的逐渐下降，公共资本外部性持续发挥，社会资本参与经济活动的效率将会越来越高，因此，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规模也应逐渐下降。具体而言，政府应加快从市场经济活动领域退出，减少在竞争性领域的投资规模，并根据公共资本外部性的作用适当提高资本税税率，使得税制结构调整能够同时实现鞍点路径上的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 第二，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营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保证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市场中介组织良好发育，实现资本有效累积与消费持续增长。具体措施如：继续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减少对市场的干预程度，逐渐消除在中小企业在信贷投放、资质审核等方面的差别待遇，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加速市场化进程。 第三，从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提升的角度来看，市场化程度较高、适中地区，政府通过生产性投资的效率已显著低于社会投资，因此政府应考虑适时、适度地降低宏观税负，鼓励社会资本加速累积。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尽管生产性间接税对于该类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都还具有促进作用，基于税制结构设计的公平性考虑以及在市场化进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更应该因地制宜，结合当地资源禀赋优势，发展区域的特色经济模式，减少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生产要素竞争，实现不同地区间经济的协同发展与福利的共同改善。 注释： ①Shooting方法是一种可以计算从任意初始状态到稳态的均衡转移路径的方法，其解的稳定性较高。有关Shooting方法的详细介绍参见Ljungqvist L.and Sargent T.J.，2004，Recursive Macroeconomic Theory，Cambridge：MIT Press，310～312. ②本文中的公共产品主要是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交通运输、机场、港口、桥梁、通信、水利及城市供排水、供气、供电设施等，是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共同物质基础与重要条件。 ③从新中国成立开始，政府通过组织和动员社会各种资源将其投放到优先发展的重化工业、国防工业等，为了实现组织效率，政府对工农业生产体制、价格体制、金融体制、外贸体制的一系列市场干预在所难免。即使我国已经开始了向市场经济转变，但由于制度惯性的作用及既得利益部门等因素，政府干预带来的市场化程度不完善对现行经济运行仍有重要影响。 ④由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存货状况，不能全面反映社会投资的变化情况，因此，本文没有采用该指标。 ⑤公共资本外部性问题指的是随着政府规模的下调，公共资本竞争力在下降，其所占总资本的比重也在下降，因此，公共产品外部性在下降，由此产生了公共产品外部性问题。 ⑥在完全市场化情况下，尽管基于商品税体现市场化进程外部性作用消失了，但资本税对于公共资本外部性的作用机制依然存在。因此，在鞍点路径上，根据资本边际报酬率下降和公共资本外部性问题而相应上调资本税率直到稳态，在能够实现相同总税负的情况下，相应调整商品税率，以保持政府预算平衡。 ⑦在实际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的是城乡居民消费和政府公共消费的总量情况，是福利测算的最重要指标，尤其对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来说，对于物质条件的需求应该是民众最主要的福利需求。 ⑧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包括(由高到低依次排序)浙江、江苏、上海、广东、北京、天津、福建、山东、辽宁、重庆；市场化程度适中的地区包括河南、安徽、江西、湖北、四川、湖南、河北、吉林、海南、内蒙古；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包括：广西、山西、黑龙江、云南、宁夏、陕西、贵州、新疆、甘肃、青海；由于西藏数据缺失较多，并没有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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