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台军事同盟源起与终结的再认识
李传利
（井冈山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吉安 343009）
摘 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开始争夺并维护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在打败日本后，美国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其亚太地区霸权的最大威胁和严重挑战。基于这种认识，美国政府与台湾蒋介石集团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苏在亚太地区争霸态势的转变，美国政府积极谋求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不得不终止美台军事同盟关系。美国争夺亚太地区的霸权，成为贯穿美台军事同盟关系历史发展的不变主线。
关键词： 亚太地区；美台军事同盟；中美关系
冷战时期，美国政府为何会与败退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建立军事同盟关系，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美国学者鲍大可认为，美台同盟关系的建立是美国为建立其在亚洲的军事同盟体系，以此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必要应对措施。此观点得到中国台湾学者张淑雅的认同，她认为在当时全球冷战的背景下美台同盟关系的建立“似乎再自然也不过”[1]了。然而，上述观点不乏有就事论事之嫌，其背后的历史根源远未如此简单。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以及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美国政府为何会不顾其所谓的国家荣誉及同盟义务而坚持终止美台军事同盟关系，再次激发学者的研究兴趣。笔者在学术梳理中发现，国内外学者更多的是从美国总统和国会关于“废约权力”的宪法争议角度，在法学相关理论的视野下对此进行解读①，而促使美国终止与台湾当局的军事同盟关系的诸多国内外因素仍有待深入探讨。
“风物长宜放眼量”。有学者指出，自20世纪初美国就致力于建立和保持在东亚的霸权，这集中体现在美国先后同日本、苏联这两个“区域性大国”和“全球性大国”在中国展开的争夺与控制。此间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政治社会的深刻变革，也被美国视为直接而严重地挑战了美国在东亚的霸权[2]36。笔者以为，放眼20世纪以来美国在东亚的争霸历史，借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相关理论，可以从新的视角对美台同盟关系的源起和终结进行深入探讨。故此不揣冒昧，求教于方家。
一、美台军事同盟关系的源起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是一致的，国家利益的延伸之处决定着国家权力扩展之地，不过国家权力的扩展要受不同时段国家总体实力与政治精英意志力的双重因素制约[3]18。在19世纪末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之际，美国政府决策者开始不断致力于增强美国在东亚的地位和影响力，积极构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霸权。其间呈现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不同时段次递确定并努力击败可能威胁其东亚霸权的主要对手。
首先，20世纪上半叶美国将日本在东亚地区排他性的扩张视为其在东亚争霸的首要威胁，美国政府秉持“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旧殖民主义理念，坚决反对日本企图将中国包括进来的“东亚共荣圈”战略。从威尔逊到罗斯福政府所秉持的一脉相承的东亚政策是“阻挠日本取得地区霸权，强化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力，并通过恪守保证中国行政和领土完整的承诺而维护‘传统的’门户开放政策”[2]39。1921年底至1922年初召开的华盛顿会议通过的《九国公约》，使“门户开放”上升为束缚列强在华开展利益争夺的国际法原则。在30年代日本不断加强对华军事侵略的态势下，美国政府先是对日采取外交战，抛出“不承认主义”并向日本重申美国政府维护《九国公约》、确保中国“门户开放”的坚定意志。在日本政府提出建立“东亚共荣圈”并明确宣布将中国纳入其中后，美国政府随即将对日外交战转变为经贸战，开始实施对日本的全面贸易制裁。因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政府最终选择直接同日本兵戎相见，以战争方式解决双方战略与利益之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美日之间的军事对抗从本质上是“一场具有互相排斥的地区霸权野心的帝国之间的战争”，其根源在于“美国和日本在长期争夺东亚霸权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矛盾”[2]36。美国通过成功地摧毁日本在东亚的战略意图，确立了战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霸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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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打败日本、建立自己东亚霸权地位的过程中，美国也谨防苏联在东亚力量的崛起，特别是十分敏感中国抗战时期苏联对华影响力的增强，同时又试图规划美国意下的战后中国政治格局。有学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欧洲整体力量的衰落，美、苏“这两个几乎同时崛起但又主张不同制度的力量不断发展，不断将追随它们的力量集合在它们各自的旗帜之下”，使得“以美、苏为两大力量中心的两极格局初露端倪”[4]。美国对苏联的敌意根深蒂固，对此美国政界有人指出美国出于本能地将“任何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事件几乎毫无例外地视为一种危机，视为一种对其基本价值观的可怕而根本性的威胁”[5]6。早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一度成为“给予中国援助的唯一国家”[6]。然而，美国政府深感“苏援”具有的副作用，极力戒防此间中国可能因“苏援”而导致的“布尔什维克化”[7]9。美国驻华人员曾不无忧虑地向美国政府报告，“中国年轻人正在大量投奔共产党”[7]93；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和驻华大使纳尔逊·詹森一致认为，苏联正在凭借对华军事援助“控制那里的一切”，美国的无所作为可能会把中国推到“俄国和共产主义那边”，并“最终导致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统治”[7]42。正是基于此种认知心态，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仅立即取代苏联而占据了对华援助的主要国地位，更是凭借援华这一重要杠杆，不断加强对中国政治走向的干涉与布局。
在中国抗战期间，罗斯福政府预设的对华政策目标有两个：一是鼓励蒋介石政府进行内部改革，建立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团结而亲美的新国民政府；二是不惜牺牲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换取苏联对美国设计的中国政治方案的支持。在罗斯福政府看来，前者如能实现则可避免苏联对战后中国政治力量角逐的介入，使美国较易掌控中国；反之如果前者无法实现，后者也可成为美苏大国合力控制中国政局的补救之策。作为美国政府的军事代表和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将军曾经想在中国军事改革方面一展身手，坚信“对中国军队做一番改造是使中国战场获得活力的唯一办法”[2]54。然而，国民党腐朽而凝固的政治生态通过“史迪威事件”的演绎，最终使美国政府曾经抱有的“鼓励他（蒋介石）进行改革”，唯此方能“防止内战并阻止中共的胜利”的幻想破灭[7]57。罗斯福政府基于国际政治而非军事或经济因素的考虑，不得不放弃前一个目标转而无条件支持蒋介石。在美国决策者看来，若不如此美国则将失去中国，而这一后果则会严重损害战后美国的东亚霸权。于是，在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前夕便有了美国在苏联支持下对战后中国政治设计的《雅尔塔秘密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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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国际舞台上力量格局的演变使美、苏两大国被推到权力斗争的最前线，加之战后数年间中国革命迅速发生的具有根本性变革的进程，最终使美、苏原先达成的关于战后中国的“大国共治”局面无法维系。美国随即公开以“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意识形态理念，在严防苏联对华影响力增强的同时，将新中国视为苏联在东亚的势力扩张工具，将新中国参加朝鲜战争视为对美国在东亚霸权的严重挑战，更罔顾事实地将新中国致力于国家领土与主权统一完整的正义之举，视为“共产主义的武装进攻”和“共产党的颠覆活动”[8]。斯蒂芬·沃尔特在《联盟的起源》中曾指出，“对威胁做出反应”是联盟产生的主要原因[9]。正是基于上述认知，1954年12月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同台湾当局在华盛顿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正式建立美台军事同盟关系。对此，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认为，美台军事同盟关系的形成最终使得美国完成在亚太地区构建“从北边的阿留申群岛以一个巨大的弧形延伸到南太平洋”的反对共产主义的“防御堡垒”[10]。
第二，美台军事同盟的内部困境，使美国政府深感美台军事同盟实际效用的弱化和日益显现的负作用，不仅无助甚至威胁到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和霸权稳定。在现实主义学者看来，“任何联盟都不可能是一件绝对的好事；在某些情况下，联盟对国家力量而言可能是一种耗损而不是补充”。联盟方可能被盟友的利益“牵连”，甚至于被迫卷入一场于自身利益无关的本无意参加的战争[11]31。美台同盟关系的安全困境，主要突显在20世纪60年代台海危机期间美台关于“反攻大陆”问题的争议之中。
二、美台军事同盟关系的终结
第一，美台军事同盟导致并激化了台海危机，严重危及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美国的东亚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因此广受批评和指责，有损美国在东亚的声誉和霸权。朝鲜战争停战后，中国将注意力转移至完成国家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为此先后在1954年和1958年两次发起准备收复台湾的军事行动。然而，美国政府公然与台湾当局签订双边军事同盟条约，向台湾当局提供军事援助和派遣军事人员，极力凭借美台军事同盟这一平台阻止中国国家领土和主权的统一行动，由此导致台海危机的爆发。此间美国政府高层不断推动着台海紧张形势的升级，甚至叫嚣不惜使用核武器这一“美国可以用来攻击一系列大陆目标的唯一有效武器”，并认为美国最终将与中国“在该地区打一仗”，强调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12]。这种逆历史潮流的非法之举首当其冲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指出，美国妄图通过与台湾当局建立的军事同盟关系，达到使其“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的行为合法化”之目的，美国政府此举充分显示其“彻头彻尾的侵略性”，是一种违背战后世界各国求和平、谋发展的民意，在台湾海峡地区进行公然“战争挑衅”的行为[13]。苏联则通过给美国领导人公开信的形式指出，“台海地区紧张局势的唯一的、真正的原因是美国夺取了中国原有的领土，支持被中国人民抛弃了的蒋介石集团并鼓励它对中国发动攻击和采取挑衅行动”。美国在台海危机期间的一系列举动，“使台湾地区的局势尖锐化,加剧了爆发一场使用毁灭性最大的现代武器的战争危险”，并严重威胁到“远东和整个世界的和平”[14]。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重要的西方盟友，英国也在私下对美国与台湾当局建立军事同盟关系不满，认为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极有可能引发中美乃至美苏之间的战争，“必然会推迟美国对中国的承认以及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的解决”，最终将使“在更大范围内解决远东问题的可能性”[15]化为泡影。正是美国僵硬的对华政策，加剧了东亚的紧张局势；也正是美台军事同盟关系的存在，导致台海危机的产生和升级，并引发中国、苏联以及包括美国国内民众和西方盟友在内的世界舆论的广泛批评和指责，进而严重损害了美国在东亚的声誉和霸权。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指出，保持国际格局权势均衡或维持国际秩序“是联盟在最广泛意义上的，同时也是最不易达到的功能”[11]31。这是因为“权势均衡在本质上具有不稳定和动态性的特点”[3]230，联盟也不可能完全都是基于联盟各方实力相当、利益一致而处于最理想状态之中的对等互惠型联盟。在权势均衡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下，出于联盟方国家利益判断和既有政策调整的需要，原先形成的联盟突显其重重困境，已经不再合乎时宜，进而面临被调整甚至或被废止的境地。这即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有关联盟政策“并不是原则问题，而是取决于对该国是否有利”的笔下之意[3]239。具体到美台军事同盟关系而言，它之所以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建立的亚太地区双边军事同盟体系中最早且唯一被美国政府明确宣布终止的军事同盟，是与美台军事同盟的存在使美国在20世纪后半叶深陷东亚争霸的困境密切相联的。
美国政府借“反对共产主义扩张”之名与台湾当局建立军事同盟关系，在意识形态掩盖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围堵和遏制，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因素：首先，战后亚太地区民族解放斗争的蓬勃兴起，已使旧式的殖民主义无立足之地，不仅尽失号召力和影响力，反而沦为亚太地区反殖斗争的道义靶心。美国政府深知，国际舞台上争夺权力的斗争不仅仅要夺取军事优势与政治控制，更要争取来自国内和国外各方面的人心；“用意识形态作伪装，以国家的名义为国家的利益而追求权力”所树立的“美德”[3]143，使美国在与苏联的权力斗争中，在遏制中国的政策实施中处于优势地位。其次，美国政府以“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意识形态为借口，可以更好地掩盖其干涉中国内政、阻止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非法行径。有学者指出，“合理的外交政策”既“符合‘谨慎’这条道德上的格言，又满足‘成功’这条政治上的要求”，会在承担“最小的风险”之际享受到“最大的好处”，因而也是“良好的外交政策”[3]22。美国政府在“谨慎”地借“反对共产主义扩张”之名而与台湾当局建立军事同盟关系之际，自认为“成功”地维护了其在东亚的霸权地位，殊不知已经使其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深陷其后数十年的困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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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的台海危机过后，台海两岸的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方面，中国大陆在经济发展遇到严重困难之际，中苏、中印关系开始恶化，不得不暂停解放台湾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在美国持续不断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下，台湾经济不仅稳定发展，而且军事实力也在显著提高。在此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致力于“将（中国）内战转化为事实上的和平状态”[16]，因为保持台海两岸分裂对峙的“冷和平”局面，更有利美国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范围集中精力遏制苏联。然而，从1962年开始台湾蒋介石集团却企图依托美台军事同盟的保护，借中国大陆内外困境之际实施“反攻大陆”的军事计划。在美国政府看来，蒋介石集团谋划的针对中国大陆的任何军事行动不论成功与否，最终都会严重损害美国的利益，打乱美国在东亚及世界的战略布局。换言之，此时美国感受到自身利益的现实威胁不是来自中国大陆，而是恰恰相反来自与自己结盟的台湾当局。美国身陷与台湾当局军事同盟中的“牵连”困境，美国政府内部高层人士深感可能会被引入一个失去理智的盟友发动的战争中。虽然最终“肯尼迪政府煞费心机，始终采取了阻挠、拖延应付的办法，以避免将美国重新拖入中国内战”[17]，暂且制止了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军事冒险，但是在美国政府看来美台军事同盟关系的价值大打折扣，这不仅因为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在淡化，更是基于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单方利益诉求已经改变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防御性”，这与美国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和东亚霸权的需要根本上是背离和冲突的。
第三，美台军事同盟关系成为美国政府为扭转在东亚地区对苏联冷战的不利态势、稳定其霸权地位而寻求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障碍。“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新中国的巩固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5]286，而且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在世界和亚太地区事务中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美国则在逐步深陷越战泥沼的过程中，切实感受到没有中国的参与并发挥积极作用，很多令其困扰的亚太地区问题难以解决。于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促使美国政府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其特征即是谋求缓和中美紧张关系，直至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现实主义联盟理论指出，联盟形成和维系的关键是各方具有的“共同利益”。随着“共同利益”的弱化，联盟方必然会在利益与责任之间能够承受何种适当的比例，在履行义务时所能够付出多大的代价之间进行抉择。而“一旦代价高于所获”，联盟方“必然做出重新组合的决定”[11]32。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逐步明确并充分肯定中美关系正常化对美国在亚太乃至全球战略的重大价值和长远意义之际，卡特总统执政后中美两国最终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完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而这也成为“卡特时代的不朽成就之一”[20]。
早在肯尼迪政府时期，美方就曾明确表达过想同中国大陆改善关系的意向，肯尼迪总统本人也撰文指出，中国正在成为“新的（世界）政治力量中心”，他批评“过分强硬和僵化”的对华政策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中的大国关系”[5]288，需要进行重新调整。约翰逊政府时期，美方也通过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向中方传递美方的“善意”，以及美国希望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约翰逊总统发表题为《相互敌对的国家之间的和解》[18]的公开演讲，其背后缓和中美两国紧张关系之意不言而喻。此间，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主持召开的“中国听证会”上，众多国会议员、学者回溯中美关系的对抗历史，分析美国当前遏制孤立中国政策的弊端，指出“中国不是一个扩张主义国家”的事实，揭示建立“新的中美关系”对解决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困境之重要性，“为中美关系的解冻开始了舆论准备，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18]。从尼克松总统的“破冰之旅”开始，美国政府正式将上述对华政策调整的意图转化为实践行动。作为尼克松总统外交政策的主要智囊，基辛格博士在1971年7月和10月两次访华期间，深感中国政府对于美台同盟关系的反对态度是极其严肃的。周恩来总理不仅明确要求“美国必须废除美蒋基于《共同防御条约》的军事同盟关系”，而且将之视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必要前提条件[19]。也就是从尼克松政府开始，其后的美国政府无不困扰于如何废除美台军事同盟关系以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又能兼顾美国所谓的国家信誉和对台湾当局这个所谓盟友的安全义务。
徐渭《畸谱》称：“五十三岁。除，释某归，饮于吴。明日元旦，拜张座。”[1]1329万历元年(1573)，徐渭在张氏父子等人的努力下，加上适逢万历皇帝登基大赦，在除夕终于保释出狱。徐渭没有忘记张氏父子的情谊，元旦即去拜访了张氏父子。这年冬天，元忭因父病归越，开始编纂会稽县志，“今之文学士优于史无如徐生渭者”[4]，同时推荐徐渭来参加编写工作。万历《会稽县志》中的序文总论，均出自徐渭手笔。
美国学者布莱恩·希尔顿认为，卡特总统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发挥着“塑造、规划和决定”性的关键作用[21]。他指出卡特总统早在担任“三边委员会”委员之际，就致力于“将各国和全球带入一个不断增强国际合作的新时代”，以解决世界范围内诸多难题。“三边委员会”曾提出一份名为《与共产主义国家合作管控全球问题》的报告，将意识形态视为一个“非常无足轻重”的因素，认为中国以其巨大的潜力“最终将在全球事务中扮演越来越积极的角色”。某种程度上，这份报告表达的主旨精神成为卡特当选总统后致力于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解读。希尔顿还认为，此间中美在《上海公报》共同指出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会对缓和亚洲及世界紧张局势做出贡献，也增强了卡特总统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正义”感[21]。面对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在亚洲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咄咄逼人的攻势，卡特政府除了进一步感受到中国在维护地区及全球稳定方面所具有的潜在重要价值外，还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将使美国“收获重要的长期性的战略回报”[21]。概言之，无论是基于当时中国在遏制苏联扩张所具有的现实作用，还是远期中国将会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都使卡特政府深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实际价值远高于继续维持美台军事同盟。正是基于上述判断，1978年12月15日卡特总统正式宣布，美国政府依据与台湾当局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第十条之规定，将于一年后（1980年元月）终止该条约。此举不仅有利于推动中美两国最终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也标志着冷战期间美台建立的军事同盟关系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回顾冷战时期美台军事同盟关系从建立到终止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始终贯穿其间的一条不变的主线就是美国在东亚地区对霸权的争夺和维护。此间，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以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力为政策指向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为其争霸战略树立了相应的敌人。有学者指出：“美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敌人’情结”，“美国人的思维是一种对抗性思维，只要你具备了或可能具备了威胁美国霸权的实力，他们就认定你会挑战他们，而你就会成为他们的敌人”[22]。1954年12月艾森豪威尔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公然与台湾蒋介石集团建立军事同盟关系，正是美国政府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挑战其东亚霸权的逻辑思维产物；1978年12月卡特政府不顾台湾当局的反对，坚持终止美台军事同盟关系，也是基于维持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平衡、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霸权地位的根本战略意图之所在。
注 释：
①代表性的成果有Victoria Marie Kraft.,Terminating The Taiwan Treaty:The Constitutional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Foreign Policy Making，UMI∶PhD dissertation,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1989；David Gray Adler.,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Termination of Treaties,UMI∶PhD 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Utah,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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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K71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014（2019）02-0082-06
DOI: 10.16514/j.cnki.cn43-1506/c.2019.02.013
收稿日期： 2018-12-15
基金项目： 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美台关系之共同防御条约（1954—1980）——基于现实主义联盟理论的解读”（13LS08）。
作者简介： 李传利，男，安徽淮南人，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美关系。
（责任编辑：田 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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