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革:高等教育改革的必要条件_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改革:高等教育改革的必要条件_社会改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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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改革开放18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在继续深化、加大改革力度的今天,令人困惑的是有些改革无法深入下去。影响高教改革深化的顽垒、固障是什么?是高教内部本身还是社会外部的痼疾?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国内诸多学者已将研究视角拓向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本文是众家之一言。作者强调高教改革需在社会经济关系得到调整的基础上,才能顺利进行;并提出宁可慢些,但要好些的观点。如何正确认识高教改革与社会改革的关系,促进高教改革;如何使高教改革既不消极等待,又有所作为,尚有待深入探讨。

我国的高教改革正在继续进行,目的是要适应市场经济,现已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问题不少,有的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情况似乎更为复杂。对此未引起应有注意,同时又片面理解“允许改革中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继续“深化”再上“新台阶”。然而“深”到何种程度、上到哪个“台阶”,才算适应了市场经济,并不很清楚!这恐怕与就教育论教育地进行改革不无关系。为此,谈点极不成熟的看法,与大家讨论。

一、高教改革是社会经济改革的组成部分,不能就高教而改革高教

高教改革,从总体上,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纯属高教领域的改革,当今世界各国都在进行这类的改革,其特征是一般不涉及或很少涉及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或改革,主要是依靠高教自身力量进行内部问题的改革;二是由于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或变革,高教为适应改革后的社会经济关系进行的改革,其特征是,需要通过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在提供一定社会条件的基础上,进行高教改革。当前我国的高教改革属于后一种类型。这类高教改革不能就教育论教育,仅仅依靠高教领域自身的力量改革是很难进行下去的。这从我国高教改革目前存在的几个问题中可以得到佐证。

(一)聘任制和平等竞争制度

这一制度的实现,需要通过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使主校和每一个人,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和相应的独立自主的权力,使之能够和敢于对不正确的权力行施和不公正的利益分配进行抵制、反对,并得到纠正。至少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包括工资制度在内的社会的分配制度,要使社会所有成员得到的收入与他们付出并为社会承认的劳动价值(除必要的社会扣除外)等量。二是,有必不可少的社会保障、就业和其他一系列的保证权力正确行施和有效监督的法律、法规等等制度。然而,我们现在并不具备这样的社会条件,推行之,只能有名无实,甚或带来许多问题。

以高教领域的聘任制来说,由于是低工资,如果不被聘任,收入仅能维持日常生活,相当于断了生路。在既无收入,又没社会保障,再就业更是困难(特别是年龄大的人)的情况下叫他如何生存?因此,学校聘来聘去,只不过是动动位子,换换地方而已!这有什么实际意义?

再以平等竞争来说。同样需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现有不少竞争依然是谁有权谁说了算,有的竞争标准是事先按领导意愿制订的,只符合某些人,别人怎么去竞争?有人说,有评审委员会成员评议和无记名投票可以保证平等竞争。我们认为:未必!这取决于领导者个人的素质。时下还存在不少“人治”、以领导“意志”为原则等弊病,有些评委不敢与领导意见不一致,怕穿“小鞋”、坐“冷板凳”。绝大多数评委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要看着领导眼色评议和投票的。在民间:“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事实如此”的顺口溜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实!如此状况,何以能够保证平等竞争?!

(二)招生收费和毕业生就业问题

收取学费,当然可以,但不能说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许多市场经济国家并不收取学费。是否向大学生收取学费,收多少,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简单以全社会平均收入计算,需按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决定。我国个人的收入是很低的,而被称为“大款”、“大腕”者又是极少数人,假如以一个百万富翁与一个一文没有的人平均计算,一文没有者也会被“平均”为富翁!仅以我国与其他国家个人收入的比例考察也不行,收入100万元与10万元之比为1比10,收入1万元与1千元之比同样是1比10,比率虽同,实际却大不一样!收3000—5000元学费,有相当多的人支付不起。有人说设立奖学、助学和贷学金等等,可以解决贫困人家子弟上大学的问题。但解决数极少。一般人,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的人,是不敢把希望全寄托在助学金上的,不少人上大学的愿望将被“扼杀”在摇篮里。有家长为支付子女学费而被迫卖血,居然也有“有钱可圆上大学梦”的报道。虽是个别的,但却引人深思。

有的学校为拿到某些人的资助或增加收入,以低分录取有钱子弟。如果专门办一些收取高额学费的学校,那还说得过去。现在的问题是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办学校,却录取不够分数线的有钱人入学。钱的感召力,可以使一些学校放弃“人人平等”的原则,录取学生降而求次。因此,如何收取学费,用什么样的政策来保障实施,需认真研究。

有人认为,只有收取学费,才能迫使高校面向社会,提高质量。为了证明其论点之正确,一而再,再而三地批判我国高教部门过去是如何封闭,学生是怎样缺乏和没有主动学习的积极性等等。这绝不是事实!过去高教部门确有“封闭”的问题,但培养了那么多的优秀大学毕业生,他们是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没有主动积极努力地学习,怎么会成才!改革,收取学费可以,但不能为此而否定过去的一切。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毫无疑问,要逐步通过社会劳动力市场就业,但这需要有社会条件,至少现在不能按有些人主张的“立即大胆全面放开”、毕业生“推”出去后找不到工作,不仅可能由此引起社会动荡,而且对国家和社会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浪费!其实,即使发达国家也不是犹如某些人所说的国家没有任何干预等等!“统死”当然不好,但“放开”,也不是什么都不管!改革必需适当,符合社会实际,不能简单化!

(三)学校生活管理社会化问题

一开始改革就提出要解决学校“办社会”的问题,可事实是,原本属社会办的事没减少,学校反而增加了“创收”,有人讥讽说:高校除了火葬场外,什么都有。现在虽然还没有火葬场,却有了“遗体告别”。至于那些五花八门的饭馆、酒馆和茶馆,形形色色的公司、市场和商店,不同规格、层次的宾馆、旅馆、招待所,还有毕业生就业市场和洽谈会……今日高校不再是“小社会”,而是名副其实的“大社会”了!

学校也想靠社会有关部门管,但那要比学校自己办花费更多的费用,没有那么大的经济承受能力,只得自己办。别无选择!正如有人所说的:“学校无钱无权让人干,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干;不但全得自己干,还得挣钱贴着干;会干的干不成,想干的不让干,不会干的逼着干,自己挣钱自己花,自己烙饼自己吃,‘自给自足’成方向,自我安慰也风光!”此话,不敢说完全正确,但也并非无道理!这种状况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社会条件不成熟,而高教部门又没能力解决造成的后果。

(四)资金严重不足和办学经济效益问题

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不对高教投资,这是国家和政府的义务和职责。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来说,因家和政府为部分人提供上大学的机会和权利是必需的。正因为如此,高教部门依赖国家和政府是必然的。从商品经济的角度来考察,学校培养人才是国家和政府赋予的任务,国家理所当然应当按“等价交换劳动”的原则,向学校拨付经费。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和政府与产业部门的劳动交换是等价的,而对高教部门的劳动交换则不等价,“看着给,给多少算多少!”

学校搞点收入,只能是也仅仅是略补不足,绝不能要高教部门花费很大力量去挣钱!国家资金不足,学校搞一点“创收”,收一点学费等等,都是可以和应当的。但绝不可过头。像现在这么大规模地搞不正常。“创收”已经扩张到系(院)一级,甚至教研室和个人也在搞。不说由此给学校增加的负担之多、之重、之繁了,仅以人的精力和时间来说,如此大搞“创收”,到底还有多少时间和精力用于教育、教学、科研和正常工作呢?

有人说,高教部门有办产业的优势,根据是高教部门有人才优势。学校确有人才优势,但并无生产优势。把办学经费拿去搞产业,实际上是挤教育资金,以牺牲教育为代价。至于人才,学校的人才与企业的人才不同,绝大多数人没有或缺乏搞生产的能力,正如企业的人才并不一定能够从事教育工作一样!而且,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是有激烈竞争、有风险的,高、新产业的投资更多,风险更大,高教部门没有、也不可能有多大的竞争能力,更缺乏承受竞争失败的风险能力。如果仅以人才集中就要高教部门去搞生产,那么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同样有相当雄厚的人才优势,为何不让它们也办学?不能以两个标准来考察、衡量同一问题!

高教部门大搞生产等活动,对人们的思想道德影响是很大的,这种影响不会在短期内表现出来,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和严重的,对此绝不可忽视!

实行多渠道投资,是可以的,也确能弥补一点资金不足。但有两点需明确:一是不能指望靠此解决高教投资不足的问题;二是同样需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有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资本垄断集团和资本所有者具有给高教投资的能力,又有有关的国家政策,他们给予高教的资金,可以得到自己最需要的人才,可以优先采用高教部门的科研成果,可得到相当大的社会荣誉;同时,由于有税收政策规定,反而可能交纳的税金比给学校的还要多不少。资本所有者是乐而为之的。然而,我国至少现在不具备如上条件。不少企业连工资都发不出或不能按时发,哪有向高教投资的能力。学校由于资金不足,必然会变着法儿为“吸引”资金采取一些手段或“交易”,比如以低分录取投资者子女入学、乱发文凭等等。

至于高等学校的办学经济效益问题,有两点必须明确:第一,绝不能以高等学校直接的经济效益来考察,而应从社会的、长远的,以潜在形式表现的经济效益来衡量。第二,也不能仅从高等学校自身的情况来考察,而是应从整个社会条件来衡量。比如,我国高校的师生比,的确比一些国家高,用于行政支出远比教育、教学费用多,但还应看到高校担负着许多并非它所应当承当的事情,支付本不属于自身的许多费用。事实上,我国高教的费用是很低的,再怎么提高师生比也省不出多少钱,按绝对费用计算,比其他国家少得多。因此,不能笼统地说我国高等教育的效益就多么低!这不是说,高教部门没有浪费等等问题,要求高教部门尽可能提高办学的经济效益也是应当的,但必须实事求是,不能把“棍子”都打到高教部门。这一问题的解决,同样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

(五)学校体制改革问题

一再说,要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扩大学校自主权等,虽有进展,但成效不大!权,放了一点,但多半是小权;其中,有的实质上是“甩包袱”,把难题给了学校;有的“明放实收”,变相的行政指令,比行政命令“统”得更多。以专家名义进行的评比、评审、检查团等等,当然可以,有的校长认为得到的主要是:自主经营挣钱权,应酬、招待、听会权(各种评比、评审、检查团到校,学校负责人必需到会听取意见),除了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外,还需相当可观的一笔招待费。

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是,调整高等学校与国家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以及社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重新分配它们之间的利益与相应权力。权和利是不可分割的。无利,要权干什么?无权,如何保证利益的实现!而权和利则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在商品社会经济关系社会条件下,资本所有者或具有支配资本权力者,具有独立的权利,是由其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确认和相应法律保证的。而国家垄断商品经济条件下却没有这样的条件,现在我国的社会经济改革又没有可能提供这种社会条件,高教部门没有独立自主权利是必然的。脱离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谈论放权,只能是空谈。

综上所述:不通过对社会经济关系的改革,重新分配国家和政府以及社会有关部门与高教部门的利益和相应权力,高等学校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具有独立自主的社会独立实体。高教改革,需有社会经济改革提供的社会条件才能进行,舍此别无出路。

二、不能简单模仿国外,我国高教改革需从调整社会经济关系入手

(一)我国原来的社会经济关系不是计划经济

人们往往把现存的种种弊端归之于计划经济,大批特批与之相联系的计划、计划体制等等,是不正确的,既不能实现高教改革,又会带来极大的负作用。

所谓计划,是人们为实现一定目标所做的部署和安排。用计划调节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手段,绝不等于实现了计划经济。计划体制,是计划经济决定的社会制度。计划经济则是马恩构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即制度。

马恩构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才是计划经济。这是建立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关系。那时,没有了私有制——生产力极大发展的结果,不是人为消灭的。生产资料为全社会所有,没有阶级和阶级差别,国家正在和已经消亡,没有商品、货币,联合代替了竞争,“社会只有一个按计划生产和按计划分配的自觉性的组织”。(《马恩文选》第2卷第75 页)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主义制度“将给所有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马恩全集》第21卷第570页)马恩特别强调指出,那时,我们将成为“真正自由的人”!按马恩构想,我国远远没有实现计划经济。

(二)高教领域“统”病过多的原因是国家垄断商品社会经济关系,以及“左”的理论和传统思想的影响

当代,生产力有了相当高度的发展,任何国家都是商品经济。不管人们把它所决定的社会称为什么主义,所谓“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人们现在所说的商品经济,是指的商品社会经济关系即制度。由于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情况不同,同是商品社会经济关系,也有很大区别。大体可划分为三种类型:国家垄断商品经济、官僚买办垄断商品经济和资本垄断商品经济。但不论哪种类型,都具有商品经济的基本特征。

我国原来的社会经济关系,同样具有商品经济的基本特征,如毛泽东同志在70年代指出的:我国还是商品、货币,八级工资制。这是商品经济的特征,而不是计划经济的特征。我国生产产品,不是生产者为着自己消费,而是借助价值、货币等手段进行交换,人们要用货币购买需要的商品,国有各部门之间的“调拨”,也要计价。任何部门和个人,谁也不能无偿占有国家或别的部门的任何产品或商品。但是,我国的商品经济主要由国家垄断,整个社会生产,从生产、交换、分配到消费,都必须严格按国家计划进行。

所谓计划,仅仅是国家权力意志的表现而已!这就形成了把国家权力与政治、经济、学术理论等等所有权力结为一起,并高度集中的体制。各级、各部门的负责人,从方针、政策到实际工作,需严格遵循国家指令、指示。同时,国家决定社会各部门和全体社会成员所能得到的利益(经费、收入、福利等)。社会各部门和社会成员,既无独立自主权力,也无独立经济能力,国家不“包”,无法生存,高教部门概莫能外。

国家垄断商品经济,是历史的产物。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商品经济社会日益暴露出它所具有的种种弊端。马恩深刻地揭示了这种社会经济关系的弊端。为此,人们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并认为劳动人民掌握了国家权力之后,有可能通过国家所有来实现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这正是引起一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选择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因。但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没有、也不可能消除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建立起马恩构想的那样一种社会经济关系,而是形成了国家垄断商品社会经济关系。当然国家垄断商品经济,既不是“无比优越”,更不是现在所认为的一无是处。它可以有效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动员和组织全体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一定时期中,具有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我国和有些国家的历史发展,足以证明这一点!

国家垄断商品经济,确有弊端。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现实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导致了人们的利益与权力的分割。在生产力和人的思想道德等远远没有发展到马恩所构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水平时,社会必须通过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来实现人们的利益。这就要求把人们的利益和与之相应的权力结合起来,“没有无义务的权力,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马恩全集》第1卷第157页)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利益,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物质动因,“象一条红线一样贯穿着党的一切文献”,人们的每次行动都是“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的,“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物质利益是“引起伟大历史变迁行动”的“动力”和“动力的动力”!(《马恩选集》第2卷第118、537页,第244—246页,《马恩全集》第4卷第82页)

然而,国家垄断商品经济却因“统得过多、过死”,干好、干坏一个样,难以维持长久的革命热情,弊端众生。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调整社会经济关系,因此,不能把高教改革引导到简单的抛弃“统”和“包”的问题上。只有当我国的社会经济关系调整到可以为高教改革提供必不可少的社会条件的情况下,高教才能彻底抛弃“统”、“包”,改革才能彻底奏效。

另外,“左”的思想理论和传统思想、道德的影响,也是造成弊端的重要原因!

“左”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好幻想、好走极端,不是马克思主义。他们把现实的社会主义与马恩构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混为一谈,并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简单、抽象的对立起来。坚持这种思想理论的人,把一切不符合他们意愿的人和事,一概斥为资本主义,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国家垄断商品经济把国家权力与其他一切社会权力集于一起,而由此带来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弊端,为这种思想理论发生作用提供了社会条件。坚持“左”的思想理论的人,特别是那些同时掌握着一定和相当大的国家权力的人,利用掌握的国家权力,并以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出现,强行推行“左”的思想理论,从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危害!

而传统的思想、道德,犹如火上加油,强化了社会经济关系和“左”的思想理论造成的弊端。我国的传统思想、道德,确有许多应当继承和发扬的,但也有不少糟粕!其集中表现是:“造神”和“训奴”。在历史上,统治者就是把以皇权为核心的权力和权力结构神化,运用各种手段把广大劳动人民训练成驯服的工具、奴隶。千百年来,这种传统的思想、道德,使人们自觉和不自觉的误以为上级领导、特别是高级领导是不会有错误的。只要领导说的,就要“认真学习,切实领会,坚决照办!”这种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影响巨大。

(三)对市场经济缺乏深刻了解,不清楚我国应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和与之相应的高教

市场、市场调节和市场经济,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市场,指商品买卖的场所,但主要指的是不同所有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市场经济,是指与一定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关系。市场调节是由市场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调节社会经济发展的手段。

由于对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和相适应的高教不大清楚,以致简单地仿效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高教模式来改革我国的高教,这会造成误导!比如,把“市场”仅仅解释和理解为“资源配置手段”,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大力提倡和推行所谓的“大胆放开”和要“把高等教育推向市场”。如果“市场”指的是商品买卖的场所,高教又不是物质产品,何以能拿到商品买卖场所去买卖?如果说“市场”是指的经济关系,经济关系则是不能以人的主观意志“推”的!假如经济关系也可以按人的主观意志“推”,我们就可以把我国“推”到马恩构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岂不更好吗?

对“市场”这一概念的解释和理解,反映了一种改革的指导思想。在高教领域中,与这种指导思想相同或类似的并不少见,只是在具体的提法上有所不同罢了。

前已提到,当今世界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市场即商品经济,除上述国家垄断商品经济外,还有两种类型的商品经济。

一类是,官僚买办垄断商品经济,多半是经济不发达或不够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关系。主要特征是:生产力水平低,封建残余势力尚存,掌握着国家权力的人们、阶级、阶层,同时也掌握着足以控制整个国有经济命脉的资本(或资源,下同)。要想使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往往需要依靠和依赖发达国家,这正符合发达国家输出资本的需要,从而形成了掌握国家权力的官僚及其资本与外国资本结为一起的官僚买办垄断商品经济。官僚买办集团不仅运用资本权力,更主要的是运用国家权力发财致富!官僚买办远不像国家垄断商品经济全部和直接地垄断着整个社会生产。他们各有垄断的领域和范围,虽有共同利益,但更有各自利益,为获得更大、更多利润,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为在竞争中取胜,除运用他们的资本权力和掌握的国家权力外,也需尽可能采用新技术、新设备,同时还要拉拢工人,以便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为此,他们会给工人增加一点工资,改善一些劳动条件等。工人虽然不能摆脱对整个社会资本权力的依附,却可以选择依附不同的资本集团和资本家。同时,工人为了得到多一点的个人收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由于“统”得不是很多、很死,在相当程度和范围内,不同社会利益集团和人们可以展开竞争,获取自身的利益,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又相当程度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也即某些发展中国家发展较快的基本原因。

还有一类是资本垄断商品经济。当今发达国家都属于这种社会经济关系。基本特征是:资本分属于不同的资本家和资本垄断集团,但他们并不同时掌握国家权力。即使有人掌握着国家权力,也有相当严格的社会制度的制约。不同的资本垄断集团和资本所有者,只能在其资本权力所能达到的程度和范围内发生作用,即使最大的资本垄断集团,也不可能完全垄断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命脉,更不可能控制整个社会生产。任何资本垄断集团都不会允许别的资本垄断团单独掌握国家权力,国家权力在整体上是与资本权力结合,并为之服务的;但对于各个资本垄断集团和资本所有者来说,国家权力与资本权力则是分离的。资本归资本家所有,除纳税外,收入为他们各自所有,并以他们发给工人工资的形式实现社会的分配。

各资本垄断集团和资本所有者,都要力争获得更大、更多利润,竞争成为必然。为在竞争中取胜,必需即时尽早、尽快采用新技术、新设备,生产新产品,尤其要重视人的作用。为吸引人才,实行高或比较高的工资制度,适时改善劳动条件,加强对职工的培训,以及其他手段。对于受雇者来说,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对整个社会资本的人身依附,但却有着相当充分的自由选择的机会和权力。为使自身得到较多的收入,也会尽可能地提高自己的水平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这种类型的商品社会经济关系,国家没有、也不能“统”得多和死,恰恰相反,有相当大的“空间”,使不同社会利益集团和人们进行竞争,通过竞争实现各自的利益,并拥有与之相应的权力。因而,与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更大程度上相适应,它在很大程度上把人们的利益与之相应的权力结合起来。不论资本所有者,还是劳动者,要想实现自身的利益,必须使用自己具有的相应权力,力争在竞争中取胜!这种竞争会有力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当然,不论是资本垄断商品经济社会,还是官僚买办垄断商品经济社会,人们所获得的利益和相应权力是大不相同的。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掩盖着实际上的不平等和不自由!不用说亿万、千万、百万富翁了,就是普通的资本所有者,与一无所有、依靠工资为生的人也无什么平等可言!雇佣劳动者可以“自由”地选择受雇佣于不同的资本所有者,却不可能摆脱对资本的人身依附。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不是物,是社会关系。对资本的人身依附,就是对资本家的人身依附。

这些国家的高教为其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自然是为资本所有者服务的。同时,也有其自身的弊端,我们只能学习和借鉴有益的,不能把弊端也学习和借鉴过来,即使可以学习和借鉴的,也要看我国是否具有他们那样的社会条件。

三、坚持宁肯慢些但要好些的原则,在具有一定社会条件下进行高教改革

当前,包括高教在内的社会经济改革,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是一场革命。革命,就是调整或变革社会经济关系,核心和关键是重新分配权力和利益,不论处于何种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都不想失去既得权(力)利(益)。恰恰相反,都想通过改革得到更多、更大的权利。但社会的权利不会因此增加,有人必会失去一些权利;有人只能得到较少的权利。由此引起的矛盾不能不是相当尖锐的!

同时,改革又需自上而下地进行,这就不能不依靠已经掌握着一定权力的人们。他们是进行和实现改革的中坚力量,但他们之中,又必然会有相当数量的人自觉或不自觉的利用掌握的权力维护和扩大自身权利,对于有利于社会而不利于他们的改革加以抵制,甚至反对和把改革引向不正确的方向。但在现实条件下,除了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和他们直接上级的权力之外,谁也无法对他们实施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于此同时,各种社会不良分子,会千方百计钻改革的空子,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形成新的社会利益集团势力,力图在相当程度和范围内实现对权利的垄断,把改革引向歧途!

对来自新的社会利益集团的阻力绝不可低估,如何解决?出路只有一条:在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改革的实践中,逐步解决。

既然社会经济改革如此,高教改革自然也就不能匆忙“上阵”去适应不成熟的社会经济改革。因此,适当“等待”成为必然。“等待”不是消极,更不是不改,而是要改得更扎实、有效。

高教改革已经进行十几年了,确有成绩,但问题不少。有必要冷静地回顾,深入地思考,认真地总结,进一步把改革搞得更好、更有成效!改革,当然要深化,“台阶”必须继续上,但应力求“深”得对路,“上”得得当,“发挥”得更有成效!遵循列宁所说的:宁肯慢些,但要好些的原则!对于高教改革会有益而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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