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冲突论”到“和谐论”——马克思社会研究范式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范式论文,冲突论文,和谐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冲突论”范式及其根据
自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人们一直在强调和突出马克思主义革命性、战斗性的一面，甚至将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社会对抗、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等理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主旨。因此，“冲突与对抗”被人们视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导范式和主流话语。马克思社会“冲突论”范式的理论要点包括：
1.财产和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是社会冲突的根源
“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实践的矛盾。”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和雇佣工人的占有以及强大的生产力基础上，并表现为两大社会基本矛盾：一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表明：资本主义“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②。二是资产阶级社会财富的无限积累与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之间的矛盾。它造成了“个别工人和个别资产者之间的冲突愈来愈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③。前一对矛盾是后一对矛盾的基础，而解决这两种社会矛盾所引起的社会冲突必然要冲破该社会的基本结构。
2.政治冲突、阶级斗争是社会冲突具体而集中的体现，是促进社会变迁的直接动因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社会政治、法律、文化、道德、宗教以及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不平等和冲突，归根到底都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它们往往以国家这种虚幻共同体的形式掩盖了个人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在阶级社会中，社会是统治阶级依靠国家机器、法律制度等暴力手段来维持和控制的一种压制结构。在这种压制结构中，处于统治地位与被统治地位的成员在利益上是对立的，这种利益上的对立必然使他们之间不断处于冲突和对抗之中；而这种冲突和对抗在形式上与强度上可以随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不同，但却不可能完全消除。阶级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必然导致社会的变迁。在生产力水平仍不足以消灭阶级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的变迁只不过是从一种压制性的阶级社会走向另一种压制性的阶级社会。而新产生的阶级社会又会产生新的阶级冲突，新的阶级冲突又会导致新的社会变迁。
3.马克思还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的功能以及铲除资本主义社会冲突根源的途径
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不仅使无产阶级随社会的发展而成熟壮大起来，而且这种冲突和斗争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直接动力，成为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本身所产生的冲突，必须在斗争中加以解决。”“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④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⑤。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⑥马克思社会“冲突论”范式更为重要、更为直接的原因，还应该到我国的历史背景、实践主题等社会生活条件中去寻找。
第一，“冲突论”范式受到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人类“生存斗争”思维模式的影响
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前半叶，在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理论阐释中，“生存斗争”概念占主导地位，它直接影响到人们对马克思社会研究范式的理解和阐释。从理论渊源上追溯，“生存斗争”概念首先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密切相关。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认为，人口增长的速度与土地生产的能力始终存在着不平衡。食物的供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而人口则不受限制地按几何级数增长，因而人类的需求和自然所能提供生存资源的供给之间必然产生矛盾，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卷入生存竞争之中。深受马尔萨斯影响和启迪的达尔文，把生存斗争视为一切生命世界的普遍法则。认为一切生命体为了生存必须进行残酷的斗争，在这种生存斗争中，有利于生存的个体差异和变异将得到保存，而不利于生存的个体差异和变异将遭到淘汰，正是通过这种适者生存和自然淘汰的过程，导致了自然的秩序和生物整体上的进化。达尔文在进化论中所阐述的“自然选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趋利避害”等自然法则被一些庸俗社会思想家所利用，并用它来说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比如，赫伯特·斯宾塞等人就试图用它来说明：人是在与自然斗争中的最强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动物世界一样，服从于生存斗争的相同法则，这样，“人向自然开战”、“弱肉强食、同类相残”便获得了“科学”依据。按照这一法则，生存竞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还具有积极的意义，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体现和贯彻生存法则的世界。以美国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理论就认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能够在整体上提升生产能力，从而实现社会发展的目的。
第二，“冲突论”范式与中国近代以来图存救亡、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主题密切相关
近代以来，救国救民、追求现代化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主题。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却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中国有识之士在失败中逐渐认识到，要拯救国人于水火之中，必须学习西方文化。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评价明显具有双重性的视域：即对它致力于现代化、工业化文明的肯定和对资本强权、霸权和侵略性行径的否定。马克思主义既是西方现代化、工业化文明的产物，同时又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指证了资本的罪恶和灾难。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文明这种两面揭示的态度，正好适合了国人既想学习西方文明，又要防止和避免西方资本主义产生的种种罪恶的矛盾心态。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在近代中国为实现救亡图存、追求现代化的历史主题这样一个特殊的境遇中被国人接受和认同的，可以想象，在列强环伺，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条件下，在社会需要一次革命的荡涤之时，重“斗争”、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冲突论”范式被人们所接受、认同和阐扬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而俄国革命的成功乃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产物，更是成为国人阐释马克思主义社会“冲突论”的典范。
第三，“冲突论”范式还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社会地位、根本任务密切相关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在严酷的革命斗争形势下和白色恐怖的岁月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无论从其当时的社会地位、政治力量，还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来讲，新生的中国共产党都没有理由不采取“斗争”、“革命”的理念来看待和处理问题，并以“斗争哲学”、“阶级斗争分析法”来领会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因为，只有通过斗争的方式才能改变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地位；只有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得以生存并得到巩固和壮大，最后夺得政权；只有用革命的手段和武装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拯救广大民众于水火之中。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之时，人们往往把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高命题和根本宗旨，看作是寻求支持革命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在回忆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时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他还说，我读那些书，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⑦把阶级斗争理论看作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从根本上说，源自于斗争实践需要。
二、马克思社会“和谐论”范式及其历史必然性
作为人类优秀文化的继承者和开拓者，马克思思想的外观形象呈现出多面性、开放性的特点。恩格斯早就说过，在马克思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中，“既包含和谐，也包含冲突，既包含斗争，也包含合作”⑧。只是由于历史实践和“解释学处境”的不同，在一个时期某种范式得到彰显，另外的范式就会被遮蔽起来。这种“遮蔽—彰显”的辩证法，取决于运用这种理论的实践主体的取舍，而取舍的依据又取决于实践主体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实践需要。“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⑨，“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⑩。如果说社会“冲突论”是“经典历史唯物论”的本体论范式，那么，社会“和谐论”范式则体现了当代唯物史观的本体论创新。
我们同样可以把马克思的社会“和谐论”思想概括为如下要点：
1.社会基本矛盾诸方面的相互适应是社会和谐的根本原因，走向并达到和谐社会状态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目标指向
马克思在强调社会基本矛盾作为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同时，十分重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协调关系。认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性质要求是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两大基本规律。而社会冲突和斗争只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手段和环节，暴力革命不过是孕育新社会、推翻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在当时之所以特别强调社会冲突和阶级斗争，是鉴于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激烈冲突无处不在的社会，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可调和。一旦生存斗争已经停止，人类就会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2.强调社会的功能协调和利益整合
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以分工协作的方式结合而成的一个普遍联系、相互协调、整体配合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有机体中，各个组成部分既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只有当这些组成部分在结构和功能上达到相互协调、相互一致的时候，社会有机体才能得以正常的运行，否则就会陷入无序和危机状态；当社会处于失衡状态，陷入无序和危机时，由社会基本矛盾所形成的巨大压力又必然促使社会自身产生某种力量，来克服和消除这些无序和危机，使社会重新回到功能协调的状态上来。社会运动或变迁的总过程，就是这样不断地从一种功能协调状态走向另一种更高水平上的功能协调状态演进的过程。
3.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它是这样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1)。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12)马克思社会“和谐论”范式更是时代的产物，包含着深刻的时代内涵和历史变迁。
走向和谐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和本质要求。如果说，社会“冲突论”范式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从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战争时代”的根本要求，那么，“和谐论”范式则反映了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根本要求。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包含双重的涵义：一是指“发展中的趋势”；一是指“有待解决的问题”。但无论是世界性的发展趋势还是有待解决的课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从根本上区别于战争与革命的旧时代主题，它使合作、共处和共赢成为发展的重要形式。时代主题的转换，呼唤着马克思社会理论研究范式从以往冲突时代的历史局限中摆脱出来，确立“和谐论”的崭新范式，并引导人们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马克思有关和谐社会思想的论述上来。
实现马克思社会研究范式的转换，也是中国共产党社会地位、执政理念根本转变的历史实践要求。在今天，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地位已经从一个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其使命也从破坏一个旧世界转到建设一个新世界，其任务从一个巩固政治统治的政党变成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为最广大人民谋得更多福祉的政党。这种地位、使命和任务的转变，必然要求其从无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从“斗争哲学”向“和谐哲学”的转变。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不仅需要根据其地位和使命转变的现实要求，深入挖掘和积极阐扬马克思思想中所包含的、但过去却没有充分重视和展开的部分(如马克思的社会建设理论、社会发展理论、社会协调理论等)，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变得更加适合时代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也应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彻底走出“斗争哲学”、革命理论的前视域，真正实现研究主题的根本性转换。
三、从“冲突论”到“和谐论”范式转换的具体表现
1.思维方式的转换：从征服控制、二元对立思维到共生共赢、主客融合思维
如果说，社会“冲突论”范式体现为一种征服控制性思维、主客二元对立性思维、分析还原论的思维，那么，社会“和谐论”范式则往往推崇共赢共生性思维、主客融合性思维、综合总体性的思维。
征服控制性思维→共赢共生性思维 “征服控制性”思维以对立观念为前提，强调事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与对抗，表现在人对自然、强势主体对弱势主体、大国强国对小国弱国的支配与控制关系，遵循着“资本逻辑”和“力量逻辑”或强势主体、优势主体生存的法则。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支配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就会被看成利害冲突的关系，并日益呈现出工具化的趋势，社会日益成为争夺稀缺资源的战场；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自然被看成是用来满足人类欲望的工具和需要征服的对象，现代文明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对待自然从而使自然日趋荒废的。同样，在强势主体与弱势主体的关系上，也出现了敌对的紧张关系。近代西方列强对亚非拉各国进行肆意的侵略，就是因为西方各国力量强大而弱小的亚非拉各国拥有它们所需要的各种资源，成为满足自己欲望的掠夺对象。今天，美国与中东国家之间存在的也同样是“力量的逻辑”。
“共赢共生性”思维则以共同性共生的观念为前提，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协调共赢，表现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共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认”。按照这种思维观念，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能独立存在，一切对立的事物都是相互依赖、相互承认并在本质上达到和谐统一。它既不是把自己消解在对方之中，也不是把对方占为己有，而是在尊重对方的主体独立性和个性或多样性的前提下寻求共生双赢。在这种思维方式指导下，人与人的关系被看成是建立在个人自律性基础上的本源性的共同体关系，个人是非自足的、有限的和不完整的存在，需要以社会性、共同性为前提；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必须以一种全面的态度，即以科学、道德、审美三者统一的全面尺度对自然界进行全面的利用和改造，遵照自然的节律和交流的态度来展开人与自然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主客二元对立思维→主客融合性思维 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西方近代认识论发展的产物，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社会矛盾尖锐对立在思维方式中的反映。主客融合性思维，则是一种承认矛盾对立面和谐统一的思维模式，它滥觞于古代，在黑格尔特别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体系中，成为重要的矛盾解决方式。如果说在“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强调矛盾的二元对立还是一种历史的客观要求的话，那么，在当今与未来社会中，以主客融合性思维取代二元对立性思维则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的出现，为人与自然的对立冲突划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翻新和发展以及一个国家内部两极分化对社会稳定的威胁，使人与人的冲突必须终结，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已成为我们面临的历史性任务。
分析性、还原论思维→综合性、总体论思维 分析性、还原论思维突出地表现在：把社会的整体发展简单地归约为单一的经济增长并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把社会的多种生产简单地归结为物质生产并设其为最高标准；把人的全面发展简约为生产技术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这种单纯追求产值和经济效益，以经济发展涵盖社会发展，而忽视社会发展中社会进步的总体性、生产形式的多样性、人的发展的全面性、人与环境的协调性等做法，引发了物质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和生态危机等一系列消极的社会后果。所谓综合性、总体性思维就是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的思维。这种思维方式认为，社会发展应该是物质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发展、文化精神发展、社会协调发展的有机统一；人的全面发展应该理解为包括人的潜能素质的全面提高、人的需要的全面丰富、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展开等丰富内涵的总体发展；社会生产也应该理解为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类自身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和环境资源等多种生产构成的全面生产。
2.执政理念的转换：从以政治为本位到以社会与人的发展为本位
以政治为本位是传统社会“冲突论”范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旨在国家政权的取得和巩固。政治本位论在传统唯物史观教科书中，体现为“泛政治化”的理论倾向：即以生产方式内在结构为理论基础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阶级——国家——社会革命”以及“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等观点构成的矛盾冲突原理体系。其内容主要围绕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这个中心来展开的。同时，政治本位论体现在执政党理念中，认为执政党的中心工作就是国家政权的巩固和强大，而很少关心社会和人的发展。
以社会为本位或以人为本是当代社会“和谐论”范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和本质要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的最新理论成就。首先，它将社会结构的“经济——政治——文化”三维结构转变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架构，并进一步凸现“社会建设”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地位。“社会建设”概念的独立化，还使得“市民社会”、“公民社会”、“法理社会”、“保障社会”等范畴都得到了合理的社会定位，成为社会建设“合力”谱系中的诸要素。其次，社会本位也即以人为本。由于人本身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大资源和动力中心，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及其现实满足程度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出发点和价值尺度，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是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和最高原则。因此，社会和谐的核心在于人自身的全面和谐发展，它内在地包含了和谐发展的本质内涵，并要求人们以和谐、全面的方式来规划行动和生活。再次，对于执政党来说，这种社会本位和以人为本思想，也使执政党的地位和使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巩固政治统治、壮大人民队伍为根本任务转向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任务。它要求执政党真正树立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使“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3)。
3.社会分析方法的转换：从阶级分析为主到阶层分析为主
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都是马克思分析社会现象的重要方法，马克思是按照历史的观点来分析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如果说阶级分析重在揭示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对抗，是一种以“冲突论”社会范式为主的分析方法，那么，阶层分析则重在强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整合与谐调，是一种以“和谐论”社会范式为主的分析方法。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在深刻分析社会阶级关系的基础上，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根本力量和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根本转变。马克思阶级分析法的创新和特点，是把阶级的产生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同所有制关系以及同经济利益的根本对抗相联系，厘定了阶级结构分析法的范围、性质、界限和功能，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剖析阶级社会扑朔迷离社会现象的最基本的指导性线索。所谓阶层是一种特殊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集团，它通常具有相近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思想倾向。不同阶层在其性质上，可以是对抗性的也可以是非对抗性的，在非阶级社会中则大量地表现为非对抗性的。阶层分析的意义在于，它可以弥补用阶级分析来覆盖所有社会群体而导致界限过宽的缺陷，达到更全面、更具体分析社会构成的目的。
从我国社会发展情况看，从以阶级分析为主到以阶层分析为主体现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进步现象，也是社会“冲突论”范式向社会“和谐论”范式转变的客观要求。这是因为：(1)从客观历史条件分析，尽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在事关党和国家性质和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上，阶级分析法甚至有其特殊的政治意义。但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废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已不适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错误做法，也逻辑地要求不再突出旨在进行阶级斗争的阶级分析方法。(2)从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分析，阶级斗争已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不存在经济利益根本对立这一阶级分析的基础，大量的则表现为经济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而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断产生和出现的社会阶层，以及不同阶层之间重新分化和组合这样一个发展态势，实现从阶级分析为主向阶层分析为主的转换也是一种现实的和务实的选择。(3)从社会分析的目标和价值取向看，也不宜再强调在阶级对抗社会中为反对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服务的阶级分析方法，而应该突出以各社会阶层之间团结与合作为价值取向的阶层分析方法。就阶层分析而言，也不宜强调各阶层之间的分化和对抗，而应该强调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协调与整合。只有这样，才能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把握和调节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引导社会朝着缩小差别、弱化对立、化解矛盾的方向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包括社会各阶层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团结，实现社会和谐与稳定。
注释：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278、281页。
④⑤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33、11页。
⑦《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1-162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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