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公众对话”:公众认可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调查_社会价值观论文

“与公众对话”:公众认可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调查_社会价值观论文

“与公众对话”:公众认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调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众论文,调查研究论文,核心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9)05-0087-07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的成果不少,但主要侧重于结构、特征与构建方面,多在理论层面。由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最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发挥其主导、引领、整合多元社会价值观的功能,因此,研究的触手还要伸向它的功能实现,而且,仅有理论上的论证还不够,如果不拓展到经验研究层面,就难以准确把握当前社会价值观的实际状况,对其主导、引领、整合的功能也就无从谈起。有鉴于此,本文以“中国社会价值观现状调查研究”课题组在全国进行的社会价值观调查统计分析结果为依据,以理论与经验研究相结合为基本方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功能实现的途径作深入探索。

一、公众认同、接受是

核心价值实现功能的前提

本文“与公众对话”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活动,是以社会调查为手段,在准确把握当前我国社会价值观现状及公众对核心价值体系认同和接受程度的基础上,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功能实现的条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基本功能是主导、引领、整合复杂、多元的社会价值观。而这一功能实现的基本前提,是多元社会价值观主体公众的认同和接受。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P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所要抓住的“事物的根本”是什么,就是社会价值观的现实,社会价值观主体公众对核心价值的认同、接受的现实。

公众的认同、接受状况之所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功能实现的“根本”,是由核心价值的性质及其与社会价值观的联系决定的。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需要的价值观,具有涵盖公众利益、需要与精神内涵的整体性、普遍性和公共性特点。因此,全面、准确地反映公众现实的社会价值观,既是核心价值特性的表现,也是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其次,公众是建构核心价值的主体,对某种价值的认同、接受、向往使公众的个体价值凝聚而成整体性核心价值。因此,只有准确把握公众价值观现状,把握公众认同、接受核心价值的现状,核心价值才可能实现其功能。再次,作为核心价值,其现实与历史的合理性由以公众为主体的社会价值观实践过程提供根据,由实践主体公众的合理性利益、需要与合目的性认可提供根据,因此,把握公众认同、接受核心价值的现状,是确定核心价值的合理性与合目的性的根据,也是保证其功能实现的前提。最后,作为体现社会未来发展方向,指引社会主义国家与人民奋斗目标的思想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应能反映社会转型期、全球化过程中,公众现实的社会生活变化、价值观念变化。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只有为公众认同、接受,其先进性与广泛性、与实践基础具有了同一性,紧紧契合在一起,才可能发挥主导、引领、整合社会价值观的功能。

事实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构建及发挥作用的实践过程,就是不断地“与公众对话”的过程,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准确掌握公众认同、接受的情况,然后确定目标并不断作出调整。因此,如何科学认识“对话”的过程,是核心价值有效发挥其功能的前提。

对复杂、抽象的社会价值观,该以怎样的方法进行经验研究?显然,仅靠哲学的思辨、抽象、推理方法难以胜任。为此,课题组探索以一种“综合研究视角”和“贯通式理论方法模型”,将哲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整合起来,构建一种由抽象的理论、概念到具体的可以观察、测量的变量、指标的“实证—实践的”研究方法,以多学科“范式整合”①,实现以往学者们所探寻的,在“有着密切而全面的相互蕴涵关系”的“这两类研究——实证的和实践的”之间建立起联系,使“我们关于应当的观点的具体内容,都必然主要地来自我们对是的理解”[2](P26)。

“综合研究视角”着眼于社会价值观现状的基本特性,从社会整体出发,透过社会个体的价值观倾向、态度、行为表现的微观层面,在社会整体的宏观层面与群体、阶层的中观层面,探寻能反映社会大多数成员共持的价值取向。具体而言,这一视角以哲学的“价值存在论(本体论)”为出发点,“在价值与存在的关系中把握价值”,这样,“价值就不是一种固定存在着的某种抽象实体,甚至也不仅仅是关系,而是人的存在(生存)以及对人的存在(生存)所具有的意义”,而价值观则是“关于价值即人的生存的意义以及对人的生存所具有的意义的看法、观点和态度”[3](P18-27);在此基础上,我们将价值观的考察确定在人的存在或生存的6个领域,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道德、生态,并以社会学的“行为选择论”为考察社会价值观的切入点,把价值观看作人们在某一特定社会体系中为了满足需要、实现目标,通过选择作出行为的基本观点[4](P13-15),通过考察一定社会环境、系统中,人们为满足需要、实现目标所作出的行为选择,了解他们的价值判断和取向;社会心理学的“价值取向论”是“综合研究视角”测量人的价值观的思想方法基础。它根据人们从“值得的”观点出发,按照好坏、美丑、益损、正确与错误、符合或违背一定价值标准所做出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对人们的价值观做具体地考察[5](P5-16)。

“贯通式理论方法模型”则是在以“综合研究视角”对社会价值观进行考察、分析的基础上,构建贯通哲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研究价值观的理论、方法,形成从抽象概念、理论到具体可观察、测量的变量、指标,包含3个层次的复合型理论方法框架。[6]该框架的上层为思辨理论形式,一般是不能证明或证伪的抽象的有关价值观的思想理论,主要从哲学角度阐释价值、价值观概念和理论及其假设;中层则以分析理论和演绎理论为主要形式,从现实生活中的价值、价值观事实归纳、概括、推演而来,由一组具体概念构成,通过分析理论的分解、归纳,形成一套概念体系和分类框架,并在阐明概念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一组命题,构成了演绎理论类型;下层以模型理论为主,为价值事实的实证研究提供科学的程序,为描述价值事实的一般特征,认识它们的实质,解释它们的功能和原因提供方法上的科学依据(本文限于篇幅,略去了模型图和下文的调查统计图表)。

二、当前我国公众认同、接受核心价值状况的调查统计分析

为全面、准确了解当前我国公众认同、接受核心价值的状况,“中国社会价值观现状的调查研究”课题组于2008年1-2月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调查采用了概率与元素规模大小成比例抽样(PPS抽样)和配额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抽取了北京、上海、重庆、辽宁、河南、宁夏、陕西、湖北、安徽、广西、江苏、山东、广东1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60个市(区)的3000例个案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与2007年国家统计局对2006年全国人口0.0907%抽样调查数据对比表明,调查对象在人口、经济、社会特征上与全国基本吻合,表明调查结果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基本能反映全国整体的状况。根据这次调查统计分析结果,我们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道德、生态六个方面,对当前我国公众认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状况作进一步分析。

当前我国公众认同、接受核心价值的状况呈现如下特点:

经济价值观方面,公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基本确立,对经济发展模式、经济管理体制与消费等问题,一般持正确的看法,但在涉及切身利益的一些经济问题上认识模糊。

公平竞争、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的基本原则为当前我国公众普遍认同,大多数人把“能力大小”(44%)、“贡献大小”(31%)看作“公平合理的分配方式”,而报酬差距的可接受范围,同行业一般在1~2倍,不同行业的接受范围较大,其中1-5倍达60.2%。大多数人(70.07%)坚持“环境保护优先,即使因此会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和增加失业”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观点;“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消费价值取向为绝大多数人(92.9%)所接受,选择“满足需要不但要考虑自身健康,还应注意环保”、“吃得饱,穿得暖就行,浪费简直就是犯罪”的人数比例分别为58.1%和34.8%。多数人(58%)坚持健全、完善经济管理体制的观点,对当前“社会中存在的‘合理避税’潜规则”明确表示反对,认为“损害国家利益,必须遏止”,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35%)持“保护个人、集体的合理利益,无可厚非”的观点。

政治价值观方面,公众表现出较强的民主、法治、权利意识,但在应然与实然、认识与行动上存在较大差距。

绝大多数人赞同“自下而上推荐,全体投票”(49.9%)、“上下结合的推荐、选举”(36.8%)的民主选举方式;多数人(70.0%)在“法与情”关系的选择上表现出更看重法律的倾向性,但对法治实践的看法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只有27%的人选择打赢官司“只要有理就行”,而选择“既要有理也要有关系”和靠“关系”两个选项的人数比例高达61.9%,而且还有11.1%的人表示“说不清”;多数被调查者(72.9%)对《物权法》颁布之后出现的“深圳某一住户在房屋拆迁过程中,要求巨额赔款”事件持赞同态度,认为“只要依法维权,就没啥说的”;对自己生活的社区事务,“不但关注且经常参与”的人数仅为21.6%,“关注但很少参与”的占37.5%,“很少或从不关注”的占40%。这说明公众的参与意识特别是参与行动的水平尚低。

社会文化价值观状况处于现代传播手段与传统交往方式交错,传统与外来文化价值观并蓄、主流与支流文化价值观并存的局面。一方面,电视(57.9%)与网络(23.7%)已成为人们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另一方面,报纸杂志(9.6%)、亲朋好友(5.7%)等传统传递信息的方式仍在发挥着作用。一方面,81.6%的人对传统优秀文化遗产持珍视、继承的态度,其中,54.9%的被调查者认为“京剧是国粹,应完整保存下来”,26.7%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更改京剧的表演方式,把京剧推向国际化”;另一方面,人们对外来文化也能宽容和接纳,例如,对“中国人过圣诞节”,32.8%的人认为这是“中西文化融合的趋势”。人们对宗教和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也能持宽容和接纳的态度:尽管被调查者中80.4%的人不信教,但绝大多数的人认为应该尊重宗教信仰,其中持“宗教信仰是一种虔诚的信仰,应该得到尊重”的人为40.8%,持“信仰与不信仰宗教完全是个人意愿,不关他人的事”的人为33.7%。对有的少数民族“手抓饭”生活方式的看法,64.8%的人认为“这是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应该得到尊重”,26.3%的人表示“虽然我不能接受这种行为方式,但也不鄙视”。

公众社会价值取向的理想目标与核心价值吻合,但群体间存在较大差距。

在“当前我国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上,虽然优质教育是人们普遍的选择(62.67%),但对普遍的义务教育和英才教育也有相当比例的被调查者(23.66%、12.17%)选择。进一步的相关统计分析发现,城镇居民对英才教育的要求高于农村居民和进城务工人员,而农村居民和进城务工人员选择“让每个孩子都有学上”的义务教育要求的比例均高于城镇居民。在当前医疗制度改革方面,选择“人人都能看得起病”的人数最多(41.51%),选择“医院不应以盈利为目的”占15.98%,选择“医药价格应该降低”占13.83%。这充分说明,“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当前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在“住房的最急迫要求”方面,60.1%的被调查者选择了“进一步改善现有住房条件”,32.6%选择自己“有钱买房、盖房”。这反映了公众对住房的普遍需求。在养老方面,对“符合老人心愿的养老方式”,选择“家庭养老”方式的占47%,“社区居家养老”方式的占24.2%,“社会化养老”方式的占15.9%,“自我养老”方式的占12.1%,呈现出养老模式选择的多样性特点。

社会道德价值观方面,“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为公众普遍认同,但在道德价值取向上呈多元性和多层次性。

选择“和平稳定”、“生活富裕”、“人人平等”为理想社会标志的人数比例在各选项中位居前列,分别为34。2%、26.4%、15.2%,而“法制健全”、“政治民主”、“自由”选项则处于次要地位。理想生活形态的选择呈多元化态势,选择“现在压力大,收入差距也拉大了”人数最多,占47.3%,这反映了社会价值观的主流趋向,即对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的工作生活状态的较高认可和接受程度。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了“20年以前,工作压力小,收入差不多”(15.5%)与“都不喜欢”(10%),“都可以”(14.4%)、“对我无所谓”(12.7%)。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方面,虽有39.9%的人选择“应该”“为集体、他人、社会牺牲个人或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但也有60.1%的人选择“要看情况”,说明公众在涉及个人利益的态度、行为的选择上,会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应该,是否值得。面对需要“见义勇为”的场景,如,“几个人正在殴打一个无辜的小伙子,危及生命,如果您当时在场,会怎么做?”人们的态度是,选择“挺身而出制止”的人数最多(49.1%),选择“旁观,事后心理会有愧疚感”(18.8%)、“其他”(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被调查者在“请说明”栏中填写“报警”)(16.8%),表明大部分人还是具有道德良知的,但也有小部分被调查者选择了“眼不见为净,迅速离开”(11.2%)与“无动于衷看热闹”(3.5%),反映出当前社会公德水准的多层次性。

生态价值观方面,公众在环境保护的原则问题上认识尚清楚,但水平有待提高,行动欠自觉。

根据上面经济价值观状况的分析,人们在环境保护和发展经济哪个优先的原则问题上有明确的认识。但当面对具体的现实问题,考验人们深层的价值观念时,一些人表现得就不那么清楚了。如,对“某国为保护本国资源而从我国进口木材生产一次性筷子再出口我国”的看法上,选择“虽然使用一次性筷子是浪费资源,但现实中很难避免这种现象”的人数比例占到42.5%,选择“非常震撼,以后不再使用一次性筷子”的占24.7%、“我国不妨也学习人家经验从外国进口木材生产一次性筷子”占19.1%,“无所谓,只要方便、不收费”的占10.9%。这说明,多数人对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要性虽有清楚认识,但缺乏采取行动的勇气,少数人保护资源的意识还处于狭隘的“地区环境意识”层次,有待提升到自然资源是全人类共同财富的“全球环境意识”层次。

三、核心价值实现主导、引领、整合社会价值观功能的思考

根据公众认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现状,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实现主导、引领、整合社会价值观的功能,还需要以下条件:

1.将“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作为实现功能的内在动力。

“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的价值目标,[7](P15-19)紧贴国情、民意,反映了当前社会大众的愿望,为公众普遍认可、接受。这次调查,公众对“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保障等民生目标的高比例选择说明了这一点。这一调查结果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核心价值目标与民众的急需、迫切性期待之间的高度契合,表达了民意,深为公众认同、接受;另一方面也应使我们认识到,民众的急需、迫切性期待表明核心价值提出的理想目标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差距。消除或缩小这种差距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底子薄,经济起飞、迅速发展的时间并不长,各方面发展极不平衡的人口大国,要在短时间解决民生的种种问题,任务十分艰巨。因此,核心价值既要给出激励民众为之奋斗的追求幸福生活的理想目标,又要倡导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精神,使民众树立起依靠自身力量,经过长期的共同努力,建设美好家园的目标和心理准备,而不是依靠政府,坐享其成。“期待之革命”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既可能推动人们奋起建设,也可能引发人们对现状的不满而懈怠。

2.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协调各阶层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作为核心价值实现功能的基本条件。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改革、社会发展原则,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按贡献分配”的“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当前我国在贯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改革、发展原则过程中,需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把握收入差距的“度”,如果差距过大,收入与能力、贡献不对称,且不能通过再分配加以调节,必然背离公平、正义的原则。久之,必然影响人们对改革成果的肯定和对持续、深入改革的信念。二是处理好收入、能力、贡献等导致收入、社会地位差异各因素之间的关系。美国社会学家布劳(Peter Michaei Blau)把造成社会地位差异的因素分为类别参数和等级参数两类。性别、职业等类别参数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类别的群体,而财富、权力、地位、教育之类的等级参数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层次。当等级参数之间处于“合并”状态,即相关、互相加强时,会在社会中形成明显的分层界线,加剧社会的不平等[8](P14)。当前我国等级参数范围过大,一些本属于类别参数的职业、居住地甚至性别、年龄等对人们的社会地位都有直接甚至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一些制度、政策安排有意无意地将“参数合并”制度化,导致阶层界线加深并固定化,形成阶层之间隔离甚至对立。三是对弱势群体的利益、需要给予特别的关照。这种关照是他们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在正义的价值排序中属于最基本、应予优先保障的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优先考虑、实现这种价值,便可在社会中树立起正义形象,从而产生极强的主导、引领、整合社会价值观的感召力。

3.以道德主体的确立作为贯彻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根基。

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协调个体、小团体与整体、国家利益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在主体存在多元化、主体利益多元化的现实面前,如何使个体、小团体放弃个人利益而服从整体、国家、社会的利益,是社会主义价值观贯彻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大问题。据调查,当前我国现实生活中,贯彻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呈现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们在利益权衡、选择时已不是简单地根据原则,而是先经过理性思考再决定行动的取舍;二是道德的选择上存在着多层次性。这说明我国公众道德的主体性正在确立。由他律的力量推动产生的道德行为,充其量只能算作初级的道德行为。只有在人的道德主体意识确立之后,有了正确的道德判断和自觉的道德选择,此时的道德行为才称得上真正的道德行为。另外,道德原则内化的水平不同,所形成的道德品质层次、德性类型也不同。道德原则的内化要靠道德教育、道德修养,但这些都不是根本方面,根本的方面是作为道德教育、道德修养的物质基础的现实生活、社会结构,以及其中所内涵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当实际生活中的道德原则把个体与整体完美地统一、协调起来,体现出个体与整体、当前与长远、德与福一致时,就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使人们自觉地将集体主义精神内化为个人的道德品质。因此,只有真正贯彻“必须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才能真正协调好集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为升华人们道德境界层次提供良好的大环境。

4.把继承、发扬优秀文化传统作为处理当前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关系问题的基点。

经历过现代化历程的国家的经验表明,如何处理社会转型、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直接关系现代化成败及其发展。正处于快速现代化过程中的我国也不例外,而且由于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历史,积淀了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就极易出现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Ogburn William Fielding)提出的文化体系各部分因变化速率不同而产生的“文化堕距”和文化冲突,[9](P106-107)还会出现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m)所讲的“道德失范”或“道德迷茫”,[10](P5-16)以及目的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的矛盾和冲突等。调查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在消费观念上,当前我国社会同时存在环保、健康型的消费观、传统的节俭型的消费观和享乐、破坏生态型的消费观。如何应对多元消费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简言之,就是以传统优秀文化为基点,发扬光大传统文化中积极、进步的东西,同时不排斥外来的、新鲜的文化内容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例如,调查反映出,当前我国有相当一部分人持传统的崇尚节俭、反对浪费的消费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利于环保,因此,依科学发展观,它们即使在社会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也仍是宝贵的精神资源,可在继承中挖掘、创新绿色消费观,发挥其遏制浪费资源的作用。这正体现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11](P6)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精神实质。

5.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践精神处理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目标认同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实践过程中,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目标认同与实际行动之间会出现差距甚至矛盾。这并不奇怪。“价值”所表达的是美好的、有意义的、值得追求的事物。“‘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2](P406),“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13](P326)而“核心价值”则是社会所追求和憧憬的最高价值,即社会的理想、信念、信仰。“价值”本身就包含了对现实“是”的超越,而作为社会理想、信念、信仰的“核心价值”则不仅是对现实“是”的超越,更是对价值、“应当”的超越。核心价值反映的是社会整体、根本、长远的利益,必然会与个人、现实的、眼前利益之间存在一定矛盾。思想认识与自觉行动之间也往往存在距离,如通过宣传、教育,人们在思想上可以接受保护环境的观念,但要付诸行动,特别是当需要牺牲个人、现实的、眼前利益时,就要靠行动者主体性的自律行动与制度的推动。调查表明,我国公众的政治参与愿望和热情并不低,如近期的抗震救灾行动、捐助活动、奥运志愿者服务等,表明在中华民族几千年荣辱与共的生活中蕴含着强大的爱国热情,这股热情一旦到了关乎民族利益的关头,其势如火山喷发,势不可挡。另一方面,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对民众参与的压制以及传统儒家文化“自省”、“内敛”等规诫对人性的压抑,又会使人的参与意愿暂被压抑,如果缺乏民主制度的疏导以及外部力量的助推,就无法释放出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从宏观的终极价值目标和最高的价值主体层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和追求,同时又提出“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等具体目标,为我们认识、解决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目标认同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差距乃至矛盾明确了方向。

综上,我国快速发展而形成的多元的存在主体、利益主体、社会价值取向及其相互作用,既是核心价值发挥其主导、引领、整合功能的前提条件,也是其不断更新的内在动力。核心价值需要“立地顶天”,在将根深深地扎在多元的社会价值观的同时,不断实现超越,以表达民意、民愿的理想目标鼓舞、激励人民奋发前行。

[收稿日期]2009-03-06

注释:

①关于哲学、社会学家“范式整合”的思想、方法,笔者在《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及其范式整合》(载《哲学动态》2008年第3期)一文中作了概括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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