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我国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教育经济的思想早已有之，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教育经济学，在西方则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事。从西方教育经济学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脉络，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其各个历史时期研究的主要方向和一些基本特征：50年代末至60年代，从以舒尔兹、贝克尔等人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到丹尼森关于教育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再加上工业化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使得人们对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普遍持一种极其乐观的态度，教育投资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人力资本理论在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中被广泛接受，而且至今仍然占有主导地位。而到了70年代，在看到一些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教育开支的增长既没有带来经济增长也没有缩小贫富差距的社会现实后，人们开始对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产生了怀疑。筛选理论、文凭主义、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以及一些激进的社会化理论应运而生，从不同角度向人力资本理论提出挑战，并从新的理论框架出发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进而极大地丰富了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内容。教育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以及心理学研究的结合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在80年代，虽然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等之间的争论仍然没有平息，但是关于教育内部收益率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力资本理论获得了实证结果的支持。在此期间虽然没有出现有重大影响的新的理论体系，但是也不乏一些新的研究思想的出现。例如关于教育与工作之间的关系的新的理论解释，对过度教育的经济作用，高科技对教育的影响等问题进行分析的角度等。人们还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微观水平的研究，特别是对学校和部门层次的研究上。进入90年代以来，教育经济学领域中发展出的各理论派别之间的争论大多因难以通过实证数据分清孰是孰非而被人们淡化，对学校以及部门层次的微观分析继续为人们所关注。从近期的研究状况看，人们更多地强调发展更加成熟的模型以推进关于教育的内部收益率、成本效益、单位成本等的研究。对影响院校行为的经费机制和提高办学效率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对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对教育产生的影响的兴趣与日俱增。
在我国，教育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建立较晚，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开始这方面的系统介绍和专门研究。但也正因为如此，使得中国的研究人员有可能直接跨越西方研究者经历的较长研究路程的各个阶段。中国的教育经济研究人员很快就不再仅仅满足于对西方的教育经济学理论“隔岸观花”的介绍和简单地照搬西方学者依据的原则和价值观开出的变革“良药”行事，而是创建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下面简要回顾一下在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领域中人们做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工作。
高等教育经济学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属于实证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它们是可以用事实验证的问题。这些年来人们在此领域的主要贡献为：
（一）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通过实证分析肯定了高等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的积极作用。包括对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国际比较；探讨了高等教育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对高等教育与就业、经济增长率、资源利用率、实际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的关系进行了论证。这些研究使得对于高等教育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论证不再是一种空谈，而成为有丰富内容的、有大量例证的、有说服力的论点了。基于这些论证，确立了高等教育投资是生产性投资的观点，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传统的教育投资是非生产性投资的论点。进而探讨了教育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合理比例问题，指出了教育投资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超前增长的必要性。
（二）在承认教育投资是生产性投资的基础上，对高等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些关于投资效益的研究是从内部和外部角度进行的。
1.高等教育系统的内部效益：这些年来，人们进行的比较深入的分析主要包括：（1）采用实证分析的手段， 论证了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效益现象的存在。对高校进行系统调查的一系列数据分析揭示了过去一个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总体规模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外延式的发展道路，对现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使用不当，因高校的规模效益低而造成了本已紧缺的高教资源的浪费。研究还分析了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投资内部效益低的根本原因：宏观教育决策的失误；教育体制的弊端；教育结构的不合理，指出了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投资经济效益的主要途径。研究论证了我国高教总体规模的扩大应该走以内涵方式发展的道路，深入挖掘现有学校的办学潜力，并通过对高校结构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提高高等学校的办学效益。这些研究结果为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依据。（2）探讨了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 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是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资源配置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高等教育内部的各个学校之间以及各个学校内部合理地配置资源，体现“透明、公平、效益”的原则。采取什么样的分配手段，使得高等教育经费的配置逐步调整并趋向更加合理，这关系到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和高等教育目标的实现。过去由于高教经费核拨权在财政部门和计划部门，而规划和政策的制订责任在教育部门，这种财权与事权的分离，造成拨款行为和政策调控的分离，并且强化了高校对主管部门单一的行政隶属关系。拨款程序上还不够透明，拨款标准和公式上还未能充分体现高等教育成本行为的客观规律，未能充分体现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缺少提高学校在资源利用效益方面的激励机制。一些研究以大量高校经验数据为依据，建立了包含学校产出、效率指标为内容的多参数拨款公式，对如何公平、透明、有效地分配高教资源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一些研究建议，基金制的实行将有望逐步改变高校对行政主管部门的从属地位，向独立的法人实体过渡；有利于政府将教育资源的统筹分配和必要的政策导向统一起来，改变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的局面；有利于提高拨款的整体效益，体现公平、透明和效益的原则，实现高校公平有序的竞争。
2.高等教育的外部效益：以受教育者个人和家庭为考察对象，对受教育者的个人收益情况进行了实证调查研究，揭示了中国现实中高等教育对个人收入分配的影响。在得出一系列结论的同时，探讨了导致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收益率状况的原因，例如收益的非货币化、工资政策和工资增长机制、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等等。研究表明，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受过高等教育者有显著的收入优势，高等教育是一项能够给个人带来收益的投资，收入分配“脑体倒挂”的现象从总体上看已开始得到了扭转。对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性含义，它可以为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政策、工资政策的改革提供重要而有效的理论基础。
（三）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经费筹措多渠道的可能性：运用国际比较和实证手段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中国高等教育经费多元化来源的社会经济背景、家庭对高等教育进行成本补偿的可能性和潜力及其对社会公平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人口绝对数的持续大幅度增长、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剧都对教育造成巨大的需求压力，而家庭人口构成以及社会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又使得对高等教育进行个人成本分担以补充国家财政的不足具有相当的潜力。
高等教育经济学的另一部分研究属于规范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它们涉及道德规范、价值判断的问题。这些年来人们在此领域重点关注的是：
（一）在理论上深入论证了高等教育不同于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在性质上较少地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而相对较多地带有私人产品的特性，从而为高等教育进行成本补偿提供了理论依据。近年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教育财政的不同方式，例如如何筹措经费和如何分配经费，将不仅对教育资源配置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也将影响到教育和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包括促进收入分配更趋公平的政策目标的实现。高等教育开支对税收支持的国家财政和个人交纳的学杂费的依赖程度将影响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性。
（二）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虽然对高等教育是否能市场化、产业化依然存在争论，但对高等教育中应该充分认识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却有着普遍的共识。例如，应该改革办学体制，在大力发展公立高等教育的同时，鼓励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鼓励高等院校之间的竞争，提倡毕业生就业体制更加面向反映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市场等。
（三）对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进行的财政资助实际上是一种收入的再分配。在进行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同时，如何充分地考虑家庭经济地位低下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以尽可能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公平。研究表明，国家可以通过给贫困阶层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包括贷款、奖学金资助），而不是对整个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提供助学金来改善社会的公平性。
以上虽然并不能概括出教育经济学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研究的全貌，只能反映其中的一些重要内容，但在此提到的研究课题已足以表明，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一直紧紧扣住教育领域中经济现象的核心问题，已经而且正在为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二
对研究方法的研究和合理使用是教育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好的研究结果依赖于好的研究方法。我国经济学界过去受前苏联和东欧等国家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实证性的经济学看成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十分陌生，造成许多研究经济的工作者只能进行定性分析，算“政治帐”，而不善于做定量分析，算“经济帐”。这极大地限制了我们的研究能力和研究结果的可靠性。记得十几年前，一位著名的国外学者曾经感叹当时中国教育研究界的状况，认为要与中国学者进行合作研究，需先对其进行基本的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培训。
建立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教育经济学在20年的发展历程中，在引入和使用现代教育经济学使用的研究方法、分析手段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使得人们对中国教育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经过十几年的锤炼，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国教育经济学界已经成长起了一批掌握了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能够与国际研究同行进行平等对话交流的研究人员。随着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中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的不断改进，已经有一些研究人员进入了国际教育经济学的前沿领域，一些国内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独立承担了来自各种国际组织以及国外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项目，并获得了具有国际水平的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成绩是令人瞩目的。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教育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有待于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突破。可以说方法论问题是制约教育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近40年教育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看，一些西方学者对教育经济学使用的方法及其进步持一种消极的评价。他们认为几十年来教育经济学沿用的一些方法，或者在方法合理性成立的前提假定方面与现实相去甚远，或者在方法本身的解释性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他们认为，传统的教育经济学方法在定量地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教育的生产函数等研究领域内是无能为力的。笔者认为，虽然一些批评未免过于偏激且不富于建设性，但如何改进和完善研究方法，无疑应该是我们中国的教育经济学研究者必须面对的挑战。如果中国的研究人员能在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有所贡献，那么不仅我们的研究结果会从中得益，而且也会在人类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发展上重重地写上我们中国人的一笔。事实上从我们的研究成果中也可以看出，有一些研究已经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对西方的传统方法进行了改善和修正。北京大学对教育的个人内部收益率的计算就是一个例子。例如在计算机收益率的过程中，研究人员结合中国现有的统计口径，设计并采用了能够从农村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性收入中分离出劳动者个人所做贡献的方法，这是西方传统的方法所没能涉及的。
许多教育经济问题是量之间的关系问题，科学的数量分析方法是以追求客观性和可推广性来发展知识和提供政策性建议为最终研究目的的，在许多条件下它非常适于研究“是什么”和“为什么”性质的问题，因此它在实证性的教育经济学研究中一直而且仍将继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当然任何形式的研究过程和方法都有其自身的弱点，这是由于它们是被设计用来做一类事而不是做其他事的。对于规范性的教育经济学问题，诸如定性的、思辨的、政治的、哲学的方法可能会更有用武之地。总而言之，定性和定量方法都具有科学研究的合理性，一种范式更适合于某些研究问题而另一种范式则适于另一类问题。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的结合会优于单独的一种。
三
经济学研究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为四个因素：资本增长、劳动力增长、人力资本增长、技术进步（包括提高效益）。有研究指出，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依赖的是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而不是依靠提高效益。这表明我国经济的发展仍处在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阶段，即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廉价的资源和大规模的投资生产。而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依靠技术进步，这些发达国家正处在以技术创新和新技术带来的利润为特征的经济发展阶段。
高等教育具有融知识的创造、加工、传播和应用于一身的特点，是联系经济发展与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桥梁，起着整合各个劳动部门的作用。由于高等教育的这种独特地位，它必将在新世纪中占有更加重要的位置。对世界经济以及科学技术迅速增长和变化，对知识经济到来的挑战，高等教育应该做出重要的贡献。高等教育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在知识经济的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已取得了实质性的增长，但若进行国际比较，从全国的整体情况来看，受过良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依然很低，高等教育远未满足需求。由于受过高层次教育的人力资源储备很少，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在相当程度上仅在于拥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但是，随着跨国投资和国际贸易的不断扩大，中国正面临着来自一些低工资国家日益增强的竞争压力。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增强和全球性技术革新的加速，使得减少对低技术水平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依赖成为必然趋势。中国人力资源质量差的状况若不能得到有效的改善，将会降低中国对外资，特别是在高技术领域对外资的吸引力；工业化革新的视野会受到极大限制；各个部门机构的运行能力和效率会受到阻碍，并会在更加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之下加大收入分配的不公。因此中国必须加大对高等教育和科研开发的投资。否则我们在生产率方面将很难达到先进国家的发展水平。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虽然我们离发达国家与知识经济的接近程度还有较大的距离，但是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以及我们的教育经济学研究应该而且可以走在经济发展阶段的前面，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距离。笔者在此尝试地对未来教育经济学发展重点和趋势进行一下展望。
1.知识经济时代正向我们走来，它无疑将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产生深刻的影响。探讨和研究知识经济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主要影响因素；探讨知识经济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探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特殊使命和贡献能力，必将极大地丰富和促进教育经济学学科的理论建设。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不是靠投资和就业的增加而是靠技术和知识的投入。某些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可能是通过改变生产函数本身来影响经济发展的。而将知识内生化到传统的生产函数中是非常困难的。为了全面了解知识经济，需要在传统的经济概念和研究方法之外有所突破。也许不久的将来会出现一门新兴的知识经济学，专门从事对知识经济的研究，以使人类对知识经济的运行规律有更深刻的认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相信，教育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一定会成为联系紧密、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的姊妹学科，因为它们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在许多方面应该是共通的。
2.采用实证研究的分析手段，研究知识经济在国外和我国发展的现状，对我国知识经济的现状进行宏观测度（包括指标体系的建立和分析）并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分析，将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课题。对知识经济这样一种初生的经济形态，尚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对它的研究存在着一些先天的障碍。例如要对知识经济进行度量，一定离不开对教育的度量，那么如何衡量教育产品的价值，如何衡量人力资源的存量和流量，如何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如何衡量教育投资的收益率等等，这些大多是我们教育经济学多年研究但仍感举步艰难的课题。
在此重点谈一下关于投资收益的研究。当我们走近知识经济时代的时候，衡量人力资本的发展，特别是衡量对教育和培训的投资的个人和社会收益率就成为知识经济中的核心衡量指标。迄今为止，关于我国教育个人内部收益率的研究虽然已经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但是度量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对个人终身收益和社会利益的贡献仍将是一个值得花费气力的课题。教育收益率的计算和分析，在确定教育领域中的投资重点时是一项重要而有效的政策工具。一个时期以来，特别是进入70年代以后，由于一些专家将内部收益率用于衡量教育投资的收益状况，并由此导出了教育发展的重要政策性建议，因此教育收益率成为国际教育经济学界研究、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争论的焦点主要围绕着计算方法及其前提假定。可以说，对于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非常经典的难题，它既涉及到对教育成本的核算，也涉及到对教育收益的计算，而且还涉及到如何在各种要素（例如人们的天赋、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等）中间分离出教育的独立贡献等等。不仅如此，它的解释性还大大地依赖于现实社会与计算方法所要求的前提假定之间的吻合程度。例如现实社会中制度的刚性是否扭曲了人们之间相对工资的模式，从而使得工资不能代表人们边际生产力的价值。因此对收益率的研究首先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不单纯是一个计算方法的问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各种不同的因素在起作用，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交叉，往往是互为因果的。试图将教育因素同其他因素的作用完全分开是非常困难的。要在理论和计算方法上有所突破，需要时间和研究工作者的艰苦努力。所以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实际上聚集了教育经济学研究中的众多难点，研究工作者们需要花费更加艰苦的努力，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理论和计算方法，以加强结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3.对高等教育系统，特别是学校一级的成本、效益分析将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它将继续成为对教育政策制定具有重要作用的富有成效的研究领域。虽然学校并不像企业那样以最大化利润为目的，因此期望其运作是成本最小化显然是不合理的。对高校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的实证分析实际是对现实状况的一种描述，而不是对理想预期的描述。然而对学校成本函数、生产函数的实证分析依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在给定技术条件的情况下，改进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的信息。Cohn,E曾经说过：“对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的正确估计和解释可能是经济学家对教育所能做的最重要的贡献”。在未来的一段时期里，由于人们对高等教育需求增长的压力和国家财政对高等教育支持能力的限制，对社会稀有的高等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将显得更加重要，人们对成本和效益研究的兴趣必定会有增无减。从我国近年来高等教育支出情况看、高校间接成本过大，原因包括非教学人员比重过大、校外人员挤占住房、离退休人员费用增大、公费医疗费用严重超支等等，其中很多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国家有关制度和政策方面的配套改革的支持和推动，也需要对高等教育，包括对新教育技术（例如计算机网络、多媒体视听技术等）、高等院校的校办产业、高校的科技成果的转化等不同方面的成本函数、生产函数等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及实证分析，这些分析已经并将继续对教育政策的制定产生重要的影响。高等教育系统应该更加有效率地运作。这并不意味着对教育政策的制定而言经济分析优于其他的社会分析角度，而是说明它在教育政策分析中必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4.高等教育财政是教育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领域，它既有研究的理论价值，也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必需的实证分析。近年来人们逐步认识到，教育经费筹措和分配方法的不同不仅会影响到教育资源的配置情况，而且也将影响到教育和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其中包括收入分配。因此，研究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可能；研究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程度和速度、管理方法和成本；研究如何将教育经费以符合效率、公平的原则分配到各教育机构；研究在对高等教育进行成本补偿的同时，如何进行高等教育机会的再分配、如何建立和完善学生资助系统，以充分体现受教育机会平等等，是迫切需要人们关注的研究领域。
5.随着我国高等院校招生和收费制度的改革，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将更多地体现向自我规范市场机制过渡的特征，更加受到个人教育需求的支配，而这种需求同时又与劳动力市场就业前景紧密相联。中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在今后会更加关注接受过高等教育人数的增加和就业市场的关系。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证明，许多发展中国家教育规模的扩大以及教育投资的增加并没有带来如人们所期待的经济发展。如果高等教育规模与社会对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吸纳能力之间的差异过大，那么个人的心理成本、对社会安定所起的作用，以及对国家资源的浪费都应该是值得人们很好探讨的问题。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毕业生的就业期望与工作机会之间不协调，这种状况将有可能在长期的自我调整中得到纠正。教育结构应该尽可能与社会需求和国家的产业结构相适应，避免结构性失衡。许多国家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发展职业化的课程和进行高等职业教育。教育经济学可以对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需要进行一些有益的前瞻性的分析，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以及各种科类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可替代性进行探讨。我们不能仅仅把注意力放在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教育投资的增加上，进一步研究合理的教育投资结构以及有利于教育投资发挥作用的社会环境因素之间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例如积极地探讨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合理流动和有效使用，探讨教育体制和社会经济体制之间、教育层次结构和国家产业结构之间的协调和良性互动发展，都是教育经济学可以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
6.进一步深入探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在往昔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完全沉浸在政府全能的“神话”中。高等教育实行的是国家集中计划和政府直接管理的体制。它极大地限制了高等学校之间的竞争和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难以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多样化的需要。而在近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又有人误认为高等教育应该全面“市场化”，似乎高等教育的一切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都可迎刃而解。这无疑又陷入了盲目的“市场乌托邦”。由于高等教育的产出具有“准公共物品”的特性，因此身处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型的大环境中的高等教育工作者们如何认清“市场”功能和“政府”功能以及它们各自的局限性，将关系到能否在“市场”和“政府”这两种不同的作用机制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进行正确的选择。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和市场两种机制在高等教育运行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相互关系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中国目前正经历着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巨大变革。经济体制、教育体制的转换导致了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念的破灭，并为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实验场所。人们期待着中国的教育经济学研究工作者能从改革的实践中提取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和资料，甚至是教育经济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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