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越南改革开放路上的拦路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越南论文,拦路虎论文,改革开放论文,腐败论文,路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越南腐败的程度
国际有关机构的调查和排名。据透明国际对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清廉指数排名，2002年越南的得分为2.4（10分为最高分），在102个国家排名中居倒数第17位。2003年越南的得分为2.4，在133个国家排名中居倒数第30位。
据香港政治经济风险顾问公司公布的调查报告，越南是亚洲贪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得分为9.75分（评分从0分到10分，0分为最清廉。）
越南官方和传媒及民众对越南腐败形势的评估。1994年1月，越共提出，越南共产党面临着四大危机：经济落后、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腐败和官僚以及敌对势力制造的“和平演变”。2001年11月越共九大强调，这四大危机依然存在，并且变化复杂，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因此，大会提出，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大力发展是对越南共产党和越南人民生死攸关的问题。
2000年，时任越共总书记的黎可漂在讲话中提到，许多共产党员每个月的薪金只相当于20至70美元，但他们却拥有两三处房产，花成千上万块钱送子女到国外留学，因此必须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2001年11月，农德孟总书记在越共中央全会上强烈批评说，腐败和浪费已成为当前面临的主要威胁。腐败正在使公众对党失去信心，引起普遍不满，阻碍了革新开放政策的实施，正在侵蚀“社会主义定向”的公信力。
2004年1月1日，越共总书记农德孟在越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报》的新年专访中强调，官僚作风、贪污腐败和浪费行为仍然猖獗，淫秽文化继续浸透。
腐败的具体表现和查处的一些腐败案件。在实际生活中，警察敲诈勒索商人甚至随意逮捕人，“豆腐渣”工程，行政办事效率低下，走私、贩毒、赌博，有组织犯罪，官员贪污受贿不时曝光，而且，逢年过节官员收受“红包”现象较普遍。
1997年越南太平省发生了严重的群众骚乱事件。骚乱的直接原因有三个。一个是群众申诉一些政府官员的严重贪污行为的言行受到压制和打击；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承认，在对该省152个乡进行检查后发现，其中62个乡主席、乡党委书记、行政干部、财政干部、合作社主任和会计等大小官员都有程度不同的贪污行为。民众捐献的款项本来是要用于公共设施建设，但是，最后都被这些地方官员据为己有，或挪作他用。从1994年开始，越来越多的民众写信到各级党政机关控告。群众申诉的信件被扣压下来，不仅未引起重视，反而被视为对越共党和政府的挑战和攻击，致使民怨沸腾，矛盾日趋恶化和尖税。骚乱的第二个导火线是土地问题。从1994年到1997年，几乎所有县、乡一级政权在买卖土地问题上不同程度地存在违法行为，不少官员都犯下贪污罪行。除此之外，各地还对农民征收超过中央政府所规定的税收和款项，各种款项名目繁多，有的地方多达20多种，这种强征豪敛超出农民负担能力，也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和抗议。骚乱事件的第三个导火线是，一些官员盲目追求高指标，报喜不报忧，好大喜功，不是从实际情况和民众负担能力出发，而是超出财政能力的范围，展开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工程项目，结果是许多工程只进行到一半就因为资金不足而难以继续下去，为此，省政府又得向银行贷款，使得省政府债台越筑。到爆发骚乱前，太平省总共欠下高达2450亿盾的巨额债务。更为严重的是，在这笔2亿多美元的债务中，有一部分是借农民的钱，政府无法偿还就意味着农民的钱泡了汤。民众的钱都是省吃俭用而积蓄起来的血汗钱，政府如不偿还必然要引起民众的不安和骚乱。
1999年3月，胡志明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新长生公司老板陈谭等人创纪录的走私、行贿案及海关工作人员受贿案。走私分子用金钱开路，使若干家国营公司的经理将自己的法人资格及进口配额卖给了新长生公司。根据走私分子与这些国有公司达成的协议，这些公司签订了许多外贸合同，但合同内容由陈谭方面拟定，其中进口合同上的货物均为政府免税或税率很低的商品，而实际上，集装箱装的是各种政府用配额来管理和进口税率很高的消费品，如汽车、电子商品、空调及其他家电等等，陈谭还租用胡志明市某些公安、军队单位的仓库和土地来存放走私货物。为使走私货物顺利通关，陈谭等人对海关干部职工大肆贿赂。海关官员收受巨额贿赂后，吩咐手下对陈谭的货物给予“特别关照”。海关检查员先是被新长生公司接到酒店休息并点收佣金，到了晚上新长生公司再派车接这些检查员去检查货物，到底是怎么个检查法，可想而知。
2003年2月25日，越南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越南臭名昭著的黑社会老大张文甘及其同伙所构筑的“黑色王朝”。此案件引起越南举国震惊，其案件查处之艰难，涉嫌官员之多、级别之高，犯罪性质之恶劣、影响之坏，为越南历史上绝无仅有。此案件涉及到3名高官（前越共中央委员、公安部副部长裴国辉渎职并造成严重后果，前越南最高人民检查院副院长范士战受贿并泄露国家机密，前越共中央委员、越南记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越南之声广播电台台长陈梅杏受贿），9名胡志明市公安局干部、14名公安干警，3名检查官、8名新闻记者，至少155名嫌疑人被起诉。张文甘被捕后，收到3000多封揭发控告信，近2000个控告电话。法庭指控张文甘一伙犯有谋杀、聚赌、洗钱、行贿、组织偷渡、贩毒、放高利贷等24项罪名。在查处张文甘案件过程中，张文甘同伙保护伞之多出乎专案委员会的预料。在金钱面前，一些高级干部和司法人员经不起诱惑，沦为张文甘的保护伞，竭力为其洗罪。早在1995年，越南司法部门就逮捕了张文甘，并立案调查，但在一些人的干预下，张文甘在被进行了27个月的“教育改造”后，因一纸“改造良好”的结论而被释放。不思悔改的张文甘更加猖狂，组织赌博、走私、洗钱、放高利贷等黑社会犯罪活动，同时收买国家干部，盗窃国家情报，把黑手伸向全国各地。个别司法机关助纣为虐，为张文甘的黑社会活动推波助澜。张文甘变本加厉的犯罪活动，民愤极大，震动了越共中央领导，张文甘再次被捕。
据2003年11月30日越南《海关报》报道，整体估计，越南基建投资资金流失约占投资总资金的30％，每年约达20～50万亿盾（约合12.82～16亿美元）。根据 2003年7月17日越南“国家清查”的报告，南方基建投资工程项目如平兆桥工程流失25.23％，阮志方桥延长段工程流失28.6％，绥和综合医院流失35.96％，特别是坚江省清安一恭事道路工程资金流失高达58.6％。资金流失包括浪费、贪污、贿赂、技术错误；技术设计和施工图不符合可研报告和投资总额等等。新修的从芒街到下龙的路，不到二年路就坏了。这样的“豆腐渣”工程很多。在拨资建设项目中也存在事权不符，管理不到位、手续不全、盲目上马、越权审批、先斩后奏等问题。据财政部投资司官员称，2001年属于中央投资计划项目中有357个手续不全，2002年有598个手续不全，2003年头几个月就有366个手续不全。剧2003年10月，越南的工业园和出口加工区为86个，占地17000公顷，但很多工业园的入住率仅有15％～ 20％，出现了很多宽旷的空置地。一些官员-之所以热衷于将农业用地转化为工业用地，目的之一就是可以将巨额的佣金放入自己的口袋中。据越南有关部门的一个调查，在6900个党员干部中，有43％的人涉嫌贪污。
腐败带来极坏的影响
首先，腐败之风的蔓延特别是官僚主义制约了越南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外资的流入，越南已连续几年出现外资下降的局面。2003年越南吸引外资总额仅为26亿美元。其次，腐败影响了越南的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譬如，1997年越南北方最富裕的盛产稻米的太平省发生了越共执政半个世纪以来最为严重的骚乱事件。各地民众集体向党的各级党政机关发起申诉行动，强烈抗议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搜刮民脂的恶行，申诉行动一度陷入“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民心浮动，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遭到破坏，政府机关失去了控制能力。在民众投诉、申诉和抗议活动中，有不少人是复原军人、退休“革命干部”和一些有功之臣。第三，腐败损害了越南党和政府的形象。同时，腐败还加剧了利益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明显，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非制度参与日益增多，一些人政治上失了信仰，拜金主义盛行。
反腐败的成绩
面对腐败的挑战和考验，越南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取得了很大成绩。
越共从严治党，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高层有坚忍不拔的反腐决心和意志。2001年8月越共总书记农德孟在九届三中全会上强调，要以明确、客观的态度处理已经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件，对于有问题的人，无论社会地位多高都必须予以批评和惩处。自1996年以来的5年中，越南共查处了近7万名犯有贪污腐败罪行的党员干部，其中包括100多名政府高级官员，调查审理了一大批贪污腐败大案要案，涉及近50名高级干部。2004年越南司法机关对张文甘黑社会集团案进行公开审理，表明了越南党和政府打黑、除恶、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在查处过程中，越共中央指示，要坚决、彻底查清案件，决不放过任何一个犯罪分子和任何与案件有牵连的人。不管是谁，也不论其在任何岗位上，只要有罪就要受到严厉惩罚。
加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遏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越南政府多年来一直努力打击铺张浪费，规定违规的公务员不得升职。2003年月10月14日，越南政府正式下文，下令各部门确保婚礼、葬礼、生日的俭朴，防止一些人借机敛财。
建立健全监督机制。1999年开展党内整顿运动以来，一大批腐败官员被查处。仅1999年5月到2000年10月，就有8.2万名党员受到处理，其中包括46名高级干部、10名中央委员。
精简机构，廉政作为选人用人的一个重要标准。越南加入东盟后，按照东盟的统一要求改革行政体制，大幅度压缩机构，现在只有二十几个部委，职能有很大转变。原来由行政包揽的很多经营性行为（如粮食、果菜、咖啡、橡胶、生产资料等经销及水利建设，营林造林等）全部分解出来，分别集中到农业部管辖的十几个公司中，为了防止这些公司垄断，最近又将这些公司经营的全部项目都放开，允许国内外任何经济主体与之展开竞争，并逐步把这些公司股份化。随着各方面改革的深化，各级官员对人、财、物的管理权力大大削弱了，官员“寻租”的机会与空间被大大压缩了。同时，各级干部廉洁自律的意识大大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