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对苏东剧变背景的新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变论文,学者论文,背景论文,苏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剧变前夜的中东欧：波兰个案
（作者 安杰伊·科勃恩斯基，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洲俄罗斯研究中心工作）
波兰是引起中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多米诺效应”的第一个国家。西方学者对波兰的研究相对较多。亚当·普雷齐沃斯基研究了专制阵营中的强硬派和改革派以及反对阵营中的温和派和激进派这四组政治力量对剧变的影响。但是，他遗漏了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苏联的态度。苏联当时仍然维持着对中东欧的霸权。现在人们公认，如果没有来自莫斯科的赞同，任何所谓的从共产主义制度的“解脱”（extrication ）都是不可能的。为研究导致波兰共产主义崩溃的背景条件，我决定运用我26年前就提出的“民主转型范式”。该范式包括两个广义的范畴：“内生”条件和“外生”条件。前者包括两个变量，即“民主反对派”的出现和“共产党的内部分裂”，后者主要是指苏联的态度和政策的变化。
内生条件
民主反对派的出现 民主反对派的出现可能是导致1989年事件的最重要的因素。最早反对共产主义的群体在1956年10月危机以后就出现了。波兰的天主教和共产党和解后，几个世俗天主教领袖被选进波兰议会。教会实际上不久便成为反对力量。另一个共产党反对派的温床就是共产党本身。1968年波兰追随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由于对党的政策不满，很多党员知识分子退党，增强了反对派的力量。第三种反对派势力来自工人阶级。1976年爆发工人抗议事件后成立了工人保卫委员会，1980年又成立了团结工会，大大增强了反对共产党的力量。
但是反对派也有自己的问题。首先，反对派严重分裂。70年代，在工人保卫委员会成立时，又成立了其他的反共产主义团体，如保卫人权和公民权运动、独立波兰同盟。这些组织和教会、团结工会之间，互不信任，相互攻击。其次，反对派缺少政治经验，尤其对国际关系懵懂无知。对苏联的态度的认识就是如此。他们完全没有觉察克里姆林宫的变化，认为苏联制度具有免疫力，莫斯科不会给予其卫星国以自主权。他们还感到自己被西方抛弃了，因为当时苏美之间的交往很频繁。第三，反对派还感到人民的支持也越来越少。80年代后期，团结工会成员大幅度下降，雅鲁泽尔斯基又通过建立协商会议等措施稳住了一些有离心倾向的人。因此，1988年来临时，对反对派来说，局势一点都不乐观。自由化似乎是10年后或更遥远的事情。所以，当1988年年底共产党决定与反对派开始对话的时候，反对派精英们十分吃惊，没有料到共产主义末日在即。
共产党的内部分裂 几乎是从本世纪40年代初开始，波兰统一工人党就分为几派。7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经济形势恶化，党内强硬派和改革派或者说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分野日益明显。围绕是否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如何对付反对派、如何应对劳动人民日益不满的情绪等问题，党内分歧尖锐。
外生因素
如果把外部影响区分为来自西方的和来自东方的，那么很明显，来自西方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直到1980年，中东欧地区对于西方而言仍是“被遗忘的角落”。波兰的圆桌会议谈判在美国和西方都没有得到重视，甚至对1989年4月的谈判结果，西方也表现得相当冷淡。 美国当时致力于扶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鼓励可能削弱苏联领导的行为。
但当时苏联的情况大不一样。现在的共识是，没有苏联的认可，波兰和其他中东欧国家不可能发生变化，正是莫斯科的宽宏大量成就了这些变化。1989年最引人注目和最意料不到的事情，就是苏联对待东欧剧变的态度。直到1989年，流行的观点仍是苏联决不会允许共产党的统治削弱，更不用说让它们垮台了。不但反对派如此认为，即使是共产党的领导者，也是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搞清克里姆林宫的新动向的。
圆桌会议和共产党政权垮台
1988年到来时，没有迹象表明剧变即将发生。那时候，波兰的国际地位巩固了，波兰与东西方大国的关系都不错。雅鲁泽尔斯基的地位显得很巩固。对反对派来说，形势也不大好。团结工会的力量大大减弱，并且也出现了分裂。教会总的说来是中立力量，尽管其领导层有时被批评为过于亲近政权。军队在1981年实行戒严后一直保持低姿态，但总的说来忠于雅鲁泽尔斯基。所以，1988年之初，国内政治力量的配置有利于现状的继续存在。但到4月份时情况发生了变化， 一系列罢工发生了。在莫斯科的支持下，波兰党谋求与团结工会等反对派进行圆桌会议谈判。1989年2月，圆桌会议开始了。 圆桌会议最终导致共产党在波兰丧失政权。
须知，波兰圆桌会议是史无前例的。此前，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执政的共产党为与一个仍然非法的组织分享权力而自愿展开谈判。不久，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群起仿效。波兰圆桌会议谈判中敌视的缺乏程度令人吃惊。这并不奇怪。谈判双方出自同一背景：他们上同样的高中，进同样的大学；他们属于同样的俱乐部和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都属于共产党）。由于波兰的圆桌会议试验是中东欧的第一次，它便引发了一定的没有充分依据的期望。就是说，既然反对派成功地击败了共产主义者，那么他们也能轻易地处理其他问题，建设民主制度。但实际表明，民主建设的过程远比想像中的麻烦和费时。然而，这不是圆桌会议的错。
剧变前夜的民主德国
（作者 托马斯·贝利斯，在德克萨大学工作）
中东欧共产党政权垮台9年后，人们常说垮台是必然的， 但是当时几乎没有人预计到这一垮台。那么，对于西方观察者、中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精英和这些国家的普通公民来说，什么是即将到来的剧变的征兆呢？我们将依次考察民主德国公众、政权精英和西方观察者对该国1988年的状况的看法。但有必要先来看一看当时的特定背景。这包括民主德国与苏联的关系、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关系以及恶化的经济形势。
背景 通常认为，民主德国一直是苏联最忠实最驯服的学生。但80年代以来民主德国与苏联的关系冷了下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行改革和公开性，但统一社会党认为自己的情况很好，不需要进行类似的政治改革。与此同时，民主德国与其资本主义竞争对手联邦德国的关系明显升温。每天都有大量的政府官员、普通百姓、资金、货物、思想穿越一度十分可怕的两德之间的边境。尤其重要的是，民主德国的经济越来越依赖于联邦德国。但昂纳克不以为然，他说，“当今世界只有白痴才会不接受贷款”。同时，西方的影响通过电视、电话、邮件、文化和学术交流、友好城市、贸易和不计其数的私人出访，大量渗入民主德国。由于债务增加、贷款减少、石油价格上涨、苏联供应削减、西方市场萎缩等原因，民主德国的经济形势严峻，只好更倚重联邦德国的援助。
公众和反对派 1988年时，公众对政权的不满日益增长，悲观情绪广为扩散，不相信政权能从内部进行改革。莱比锡青年研究所的调查显示，年轻人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大大下降。同时，申请移居国外的人急剧增加。广泛的悲观和不满不难理解。国内物资匮乏，可得到的西方信息不断增长，东西德的巨大差距清楚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苏联、波兰、匈牙利的改革深深影响了公众，但民主德国对这些国家的变化无动于衷并消极抵制。由于教会庇护持不同政见者，政权同教会的关系也紧张起来。统一社会党既要防范苏联改革的影响，又要对付国内日益增多的麻烦，这些麻烦包括作家对书报检查制度的挑战、持不同政见团体的涌现和变得日益大胆、教会对政治社会改革的要求以及党内不满情绪的增长等。党内的不满现状者大部分没有公开化，但是退党和开除党籍的事越来越多。总之，1988年在持不同政见者、知识分子、党内以及普通人民中间，不满情绪相当严重。
政权精英 可以想见，昂纳克因1988年的国内局势而焦头烂额。但在1987年他取得了外交上的重大胜利，他正式访问了联邦德国及其他一些北约国家。但国内形势，尤其是经济状况，愈来愈严峻。统一社会党盲目失当的社会经济政策，如消费品物价补贴、住房福利等，加剧了困难。而这些政策是该党一直吹嘘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统一”的支柱。尽管党内有人注意到这些问题，要求进行改革，但是昂纳克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政治局中倾向于改革的人之所以没有反对昂纳克的保守主张，部分是因为党的纪律，但更多的应当是他们认识到，社会经济问题过于严重，必要的激烈改革措施会危及他们自身的地位。“改革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可想像的”。可是，昂纳克还在吹嘘，民主德国的生活水平高于联邦德国。昂纳克后来说，周围的人没有告诉他国家的真实情况。
西方观察者 东德共产主义崩溃后，西德研究东德的专家遭到了批评，说他们没有预计到事情的结局，因而，他们对东德的研究是失败的。事实上，所有研究苏东问题的西方学者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他们没有看到崩溃即将来临？当时，西德的报刊上充斥着有关东德物资短缺、社会混乱、人民不满、政权动荡的报道，但就是没有人预言共产党政权会马上垮台。原因有如下四点。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1988年时几乎没有人认为苏联会容忍东德这样一个重要盟国的丧失。 只是到了1989年中期苏联接受了团结工会对波兰的领导后，人们才知道苏联不会干涉华约国的变动。第二点，政治学家从来就不善于推算民众的不满会在何时和通过什么手段导致专制政权被推翻。第三，统一社会党与邻邦共产党相比似乎拥有更多的有效的压制工具，而且没有发生苏联、波兰、匈牙利等国共产党经历的公开分裂。东德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相对要弱得多，许多有影响的反对派人物都迁移或流亡到西方。最后，人们普遍认为，德国人尊重权威，难以反叛。
结论 我们能从民主德国的公民、政权精英和局外观察者都未能预言共产主义的崩溃上得到什么教训呢？最通常的回答是，尽管三者都充分意识到民主德国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和广泛不满，但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些问题的深刻性。例如，尽管几乎没有人相信民主德国的经济统计是可靠的，但是该国虚假统计的程度还是超出了人们的想像。至于反对派的活动、国家安全人员对社会各领域的渗透和党内的不满，尽管“人人都知道”，但事情实际上比人们知道的要严重得多。然而，调查显示，多数东德人现在认为，不仅经济保障在1989年以前优于1989年以后，而且医疗、教育、司法等方面也要好些。这不能仅仅解释为对并不存在的过去的想像。这也说明民主德国还是有过不错的业绩的。如果民主德国真的转向“改革的社会主义”，如果统一社会党领导敢于冒改革的风险，那么可以想见，东德人民会被安抚，这个国家会以某种形式存在到今天。
匈牙利社会主义最后的日子
（作者 佐尔坦·巴拉尼，在德克萨斯大学工作）
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勒韦尔曾经将苏东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喻为套袋赛跑：“一旦参赛选手到达一定的速度时，他们就再也不能加速了，除非他们扔掉套袋，也就是说，去掉党和党对决策的垄断，但这正是该政权的本质。”再也没有比这个比喻更贴切地描述1988年匈牙利政治精英的两难困境的说法了。整个80年代，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忧患已经变得无孔不入和势不可当。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尝试进行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但最终成了改革“太少太迟”的典型例子。
出于对国内严重局势的认识，匈党于1988年5 月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对党中央进行了大改组，原中央委员会有超过1／3的人失去了中央委员身份。格罗斯接替达卡尔担任党的总书记，匈牙利的达卡尔时代结束了。达卡尔时代的特征是排斥过激的政治经济改革。日益深广的危机不容许新的领导班子再走达卡尔时代的老路。尽管需要采取迅速决断的行动来解决或者至少是减轻匈牙利迫在眉睫的问题，但是格罗斯及其同僚却提不出任何全面的方案。也许最严重的问题是党日益失去合法性，日益丧失党员和普通民众的支持。
国内政治：政权合法性消失
意识形态衰落 90年代以来，不断有人退出党团组织，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出现危机。直到70年代中期，政权的合法性都是以逐渐提高的生活水平为基础的。但格罗斯接过来的是个处于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中的烂摊子。过度的中央集权化和过度的官僚化以及经济的糟糕使人民和党团员离心离德。东欧各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危机在匈牙利表现得最突出。除极少数人外，几乎没有人信仰马列主义了。共青团的领导人和政治局委员乔鲍·哈莫里1988年就公开宣称，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空想。匈牙利社会主义的破产还表现在党的领导对意识形态的作用存在理解上的混乱。格罗斯说党的复兴在于改进意识形态工作，但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委员会书记拜赖茨不以为然，认为党已经成功地为解决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这说明党的领导不但提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且对于什么是关键问题也存在分歧。匈党最严重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严重分裂，党内实际上存在三个不同的党：“保守派”，“温和派”和处于中间的“社会主义改革派”。
多党制 1988年以来，党中央有人公开主张多党制。1989年国民议会通过了可以组建新党的法案。根据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意见，新党必须遵守以下三条：（1）接受作为历史选择的社会主义；（2）接受华约成员国的地位，直到两大对立军事同盟解散；（3 ）要阻止危机恶化和维护社会稳定。匈党同意恢复多党制是其最终丧失政治垄断的第一个重大步骤。此时，克里姆林宫对匈牙利政治转型的态度是极为关键的。苏联传媒普遍支持匈牙利的改革，但是莫斯科的态度不明朗。1988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雅柯夫列夫访匈时曾说，多党制与共产主义原则不符。1989年格罗斯则说，苏联并不反对匈牙利的民主改革计划，戈尔巴乔夫实际上认为匈牙利是将来苏联政治自由化的试验场。不久，许多党派建立或恢复。它们在随后的政治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
工会和反对派 官方工会尽管包括了全国劳动者的91.8%，但从没有为他们做过什么。党和政府在作出影响工人阶级的决定前，很少与工会协商。工会规模庞大，官僚主义严重，能力低下。80年代后期，官方工会的影响和权力大为削弱。成千上万的成员脱离了该组织。一系列未经批准的罢工发生了，后来还出现了独立工会。当时匈牙利国内弥漫着对政权的普遍的不满。总的看来，匈牙利当局对待反对派在当时的东欧国家是最宽容的。
处于灾难的边缘的经济和普遍的社会忧患
政治自由化背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民经济迅速恶化。80年代后期，匈牙利经济出现了深刻的制度性危机。匈党和政府既没有政治勇气也没有一贯的经济改革计划同四五十年代采用的经济政策彻底决裂。领导层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财政赤字和外债剧增。而讨论得最多的改革办法却是要借更多的钱。社会主义工人党实施了两方面的改革。一方面，采取了削减对亏损企业的补贴、货币贬值、放松外贸法规、实施全面的价格和工资改革等措施。另一方面，政府颁布了新的公司法，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限制大大放松。这些措施便利了匈牙利未来10年内的经济转型。
80年代晚期，不断增长的虚无和冷漠已成为匈牙利人的特征。人们普遍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和个人状况大不如前，而且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年党员是最消沉的社会群体。教育制度面临巨大的财政危机，党和政府无力扭转青年人由于失业、婚后无住房而产生的离心和无望情绪。由于资金短缺，医疗保障制度也千疮百孔。越来越多的人沦为贫困人口。
对外政策：最后的曙光
对外政策是匈牙利共产党政权在其最后时日惟一可以自夸的领域。其新外交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一个小国家能够也应当在缓解国际紧张局势和改善大国关系上发挥积极作用。匈牙利同苏联阵营的国家的关系都不错。匈牙利和苏联互相支持对方为扭转制度性危机作出的尝试，格罗斯访苏时，还和戈尔巴乔夫就民主化和政治改革等问题达成共识。与中国的关系也正常化了。匈牙利同西方的关系大大改善了，而这是更有意义的。结果匈牙利被给予最惠国待遇，并被接纳为关贸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而这正是匈牙利迫切需要的。但对外政策的成功却不能挽救匈牙利共产主义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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