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问题与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路径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4)09-0043-06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是中国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等一系列变迁的内在需要，是“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理论沉淀与提升。由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是对变化中的中国现实的理论把握与理想现实构建之必要 。这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学术问题，更是如何引动现实生活需要解决的实践操作 上的严肃问题。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也就在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上获得了价值 定位。
一
从学理上反思、清理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创新研究”活动中存在的、不利于甚至阻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诸多理论现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可能性前提。在笔者看来，这些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碎片化”，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从而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立场。在学理上首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碎片化”，必然在实践中简单地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与意义，尤其是否认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功能。在理论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碎片化主要是以后现代的思维方式来解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试图通过所谓“话语革命”或“话语转换”、“语词分析”等方式与途径将具有内在逻辑、完整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肢解为各个孤立的语词或命题，落实所谓语义；并以时代特征变迁为由，通过否定个别命题、个别的理论，尤其是个别的理论结论，抽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语境，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视为一个知识系统，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丧失其特殊的理论意蕴与价值指归。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并局限于部分、局限于孤立的范畴或个别的理论，最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范畴、命题、原理的简单组合体，并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品质、阶级属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陷入了新的“经院哲学”之困境中。
第二，割裂社会批判理论与社会发展理论的内在统一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彻底的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别于其它哲学的属性特征，但其批判性之价值目标则在于指向蕴涵该理论之中的发展性，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内，社会批判理论与社会发展理论是高度统一、互为规定的。然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探索中，却长期存在着偏重或孤立地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特质，而忽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发展理论，以及忽略对社会批判理论与社会发展理论统一性内涵的深入挖掘。我们知道，忽略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成了蜕变为一切现存的事物进行解释、说明，甚至辩护的手段与工具，借口发展，本应该加以批判的也都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而长期以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工具化的倾向，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为现存一切“东西”的理论阐释或理论备注，这只体现了其工具价值的特点，而抹杀了其与一切旧哲学的原则界限，从而取消与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革命性意义；反过来，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性，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拆解为仅仅是以斗争、革命为目的的理论，就必然使斗争、革命丧失价值规定、价值判断与价值目标，从而搁置、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批判中所蕴涵的超越性。在理论内在关联性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割裂， 必然给现实的实践带来误导，产生革命与建设、发展的简单对立，导致现实中常常强调 批判、革命就忽略发展，反过来，强调发展就忽略批判、革命的两极对峙。这样的思维 方式，带来的后果是妨碍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问题深刻而准确地把握，也就必然影响 、甚至破坏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新。
第三，将应用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等同的倾向。认真地透视各种应用哲学，其基本的理论是在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来解析具体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在各个不同的领域的贯彻，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迁移”而不是新的发展，使多种应用哲学之基本的范畴、命题与逻辑未有其特殊领域性。如果对多领域的应用哲学加以还原，则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而主要是“教科书式”的哲学原理在各个领域的阐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哲学原理版本的多领域事例性的拓展，是同一个“哲学原理”的“分有”。严格说来这并不是真正的应用哲学，更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而事实上，恰恰是这些被误认为是创新的应用哲学却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化应用，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工具化、万能化，进而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肤浅化、庸俗化。在这里，显然存在着一种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解析一切问题的通则与有效的知识性工具，却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何种层面上对现实问题进行审视和加以概括的合法性。这种状况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带来的是肤浅化、应景性的结果，这必然妨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
第四，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移植。随着改革开放，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日趋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之可能的资源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队伍中，有的学者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简单地照搬、移植到中国，形成了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现实的学术态势。诚然，借鉴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其他民族哲学研究所取得的已有成果，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这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是绝对不充分的，更不能以之来取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研究。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成果的生成是依赖于西方社会生活的事实，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决不能脱离中国社会生活的语境。若非如此，那必将忽略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也就变成仅仅是哲学范畴的游戏，于中国社会毫无裨益。
第五，“官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学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对立。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政治化的解读导致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的强化，相对而言却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研究与建设，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穷尽了一切真理，我们的任务就是“应用”。固然，忽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性研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等同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注脚”是不恰当的，但反过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形态)与现实中国的意识形态简单地独立起来也同样是错误的。有的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存在样态上分为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个体研究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认为官方意识形态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正统的，讲坛或学院讲授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依附性的、简单注释性的，而研究者视 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个性化与多样化的。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中国功能显现多元管道的描述。无论是将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学者个性化研究中 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分割开还是简单等同，都不同程度地忽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 品质与根本的价值诉求。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一种“真正的”哲学，其“真正性 ”主要表现为一方面能真切地把握住我们时代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根本问题，另一方面则 是它能化为现实，化为生活，从而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的观照。
第六，返“本”思潮，“回到马克思”的倾向。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强调返本，也就是来一个“正本清源”。1921年李大钊先生在发表于《新青 年》的《马克思还原》一文中最早提出了“回到马克思”。近年来“回到马克思”以回 到文本为起点，严肃地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提出了“马克思如何走向当代”、“马 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走向当代与未来中国的生活”等不可回避的问题，这是有利于马克思 主义哲学版本学研究的。针对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的歧义性，提出“回到马克思 ”，决不仅仅只是为了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而是使曾经被误读的结果得以 矫正，更为重要的是指示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应该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 学之精神，从而达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精神的共识。惟有如此，才能对马克思主义哲 学做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回到马克 思”确实容易引发新的本本主义，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锁定在文辞之中，丧失马克思 主义哲学所具有的现实性。由此，我们提出应该将“回到马克思”与“回到(我们的)现 实生活中来”相结合的原则，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变化中存在的众多 问题进行深刻的解析，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新的开拓。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中存在的问题，既是创新过程中的所面临的困境，同时也是走出该种困境的起点。透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历程中之所以出现以上的诸多问题，不难发现其中所蕴涵着的偏失。概而言之，直接体现为丢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品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规定与思维方式、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脉相承的精神；再进一步追究，其关键症结则在于脱离中国现实的变化、脱离中国生活世界的特殊语境，让扎根于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退回到书斋，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陷入了概念、范畴的游戏之中。
二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活动中“一脉相承”中的“脉”到底是什么做出正确、清晰的解读和把握。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之前提。
从哲学比较学的意义上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旨趣蕴涵于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中，这些问题简要地说主要是：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与前途，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合理性与局限性，人类的未来命运等等。马克思的哲学理论基本上就是围绕这些问题而运思的。其理论的精神，即“脉”也就体现于其中，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强烈的时代问题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品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抽象理念的逻辑演绎，也不是抽象的“人本”延伸，而是扎根、立足于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出发，整体性地思考如何改变“生活”这一基本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该理论之时，直面资本主义制度的诸多矛盾，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无产阶级的生活所构成的，资本主义时代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中的基本矛盾或“问题”的生成与转换。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才真正超越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成为把握其“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正哲学”。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0页 。)这给我们指示出一条方法论原则：要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不能仅仅解 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言辞，更重要的是必须严肃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生存世界的生 活文本。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始点的原创精神方可以丰盈饱满的形态呈现出来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正是抓住了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全面异化的生活事实——这 一历史性的“问题”，建立起无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从而解放“人”，创造新生活的 理论。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紧扣深深镶嵌在时代生活世界的“问题”的活的理 论。这就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须臾也不能离开“生活世界”。
第二，彻底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具有双重性。首先是理论的批判。这种批判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主要是指向德国陈腐的意识形态、包括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内的西方哲学传统，也包括对各种错误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潮而展开的理论，从而实现理论上的超越与新的理论形态的建构；并以这种新的世界观来武装无产阶级的大脑，给他们以正确的解放理念。但对德国理论的批判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第一步，是批判精神展开的内在环节，因此理论的批判是必要的，但并不是批判的全部。与此同时，马克思指出批判不能停留于理论层面，还必须推进到现实的批判，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实践层面，即实践的批判。由此体现出马克思所言的：在批判旧世 界中发现新世界和创造新世界的完整意义。深刻的理论批判是实践批判的指针，是思想 领域上的清理，是以科学的正确的理论掌握群众的必要前提，是实践批判正确性的导向 ；实践的批判是理论批判的继续与深化。批判是开放的，是一个过程。而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实践批判性是指通过社会主义的运动这样的实践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所 构成的现实进行物质的否定。这就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有的内在精神——实践品质 。马克思有言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15—16页。)这是马克思 主义哲学有别于以往哲学的特质。但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实践两个维 度的批判是不可剥离的，理论的批判开拓理论的视野，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域，使 理论更具现实指向性，使理论更深刻而具有说服力与更具群众基础；实践的批判则是完 成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使生活的世界向活生生的人开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 论正是通过社会主义运动，实现从理论批判向实践批判的过渡，从而完成双重批判性的 扬弃，即通过批判的武器落脚到武器的批判，实现对旧理论的扬弃和对实践的扬弃。再 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逻辑路径来看，正是基于马克思哲学观的创新，经过对资 本主义的经济生活的批判，建构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最后落实到科学社会主义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理论走向，并且通过双重批判，最后完成对自己理论的批判， 从这一点可窥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彻底的批判精神。
第三，服务于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马克思有言：“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15—16页。)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为了抽象理论体系的完备而创 设的，其目的是为了改变无产阶级的现实生存遭遇，改变他们的历史命运，使无产阶级 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自发提升为自觉，从而通过解放自己而解放全人类。这一理论品质决 定了该理论的命运与无产阶级的命运之间存在着历史的张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离 开了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运动本身，必将成为空洞的理论，同时也就丧失了发展的动力 ；同样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运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支撑也就必将沦落为经验 主义或先验的理性逻辑之中。虽然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具体内涵有 别，但同属无产阶级自我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环节，都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哲 学为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为之提供了精神指导。从这一意义上来看，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不断创新成为各国无产阶级自我解放获得成功的基本保证。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涵的精神之“脉”是中国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应坚持的价值立场与思维方式，这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理论根基。只有深刻体现以上理论品质的哲学创新才堪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也才能真正对中国现实发生积极的导引作用。
三
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之路，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加以展开：
第一，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立场，认真学习与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已取得的重大成果，并以此为成功的理论范式，进一步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中国具有生命力，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依然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现实需要理论的观照，中国社会现实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其基本的理论支撑。这是不争的事实。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中已取得的优秀成果，无论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还是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遵循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原则和方法论基础，发现并解决现实中所存在的“问题”为根本的原则。毛泽东时代所遇到的问题、邓小平时代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和江泽民时代所 面临的时代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却都是紧紧地围绕着时代“问题”而创始性地给予 了回答，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的重大成果，并使中国现实生活世界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遵循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的根本逻辑，是我们今天创造性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要求。
第二，正视并深刻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之关键。解决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所生成的诸多问题或问题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现实动力。只有创新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创造性解决今天我们的生活中所生成的新问题，也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切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发挥其真正的价值。
按照这一理路，深入地把握现实生活各领域的变迁所呈现出来的特征，以及在新的特征生成之前所存在的问题，也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内在要求。反观中国近20年的变化，不言而喻，构成中国特色内涵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等领域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趋向。简要地清理可见：在物质生活领域，财富的生产方式已超越了简单的小农经济与扩大化了的小农经济(即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格局。单一公有制的产权结构渐次让位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态势；私有制在当下特殊的历史阶段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市场与政府的博弈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功能尤为明显；经济利益正在集团化与分层化。在政治生活领域，如何实现从臣民政治向公民政治，权力政治向权利政治，义务政治向责任政治，无限(政府权力)政治向有限(政府权力)政治，专制、特权政治向分权、民主政治，统治、管理政治向服务政治，神授、世袭政治向选举政治顺利地转变等等，一句话如何通过“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等一系列中介价值手段，达及具有现代政治理念与精神的“法治国家”的终极目的价值，成为我们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的任务，也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重大政治课题。在精神生活领域，文化的跨区域、民族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多元价值并在的文化生态正在成为现实；官方意识形态与草根文化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文化心态、文化信念与文化走向。在这些矛盾中，必然产生国人的主导价值与多元价值并存的文化景况。这样，如何直面社会的信仰与文化生活领域的变化，如何消解文化专断，从而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文化宽容、文化自由、文化的中心与边缘化等一系列问题都亟待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睿智解答。在社会生活方面，国家与市民社会(民间社会、社会团体组织)之间的矛盾关系凸显；社会公共领域建设的亟待加强，社会的自由诉求、自由的多向度需求从未如此强烈；私权与公权的关系合法边界需要制度化与法律化的倾向日趋明显。这一系列社会生活变化，尤其是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所引发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成为检验中国是否能顺利转型而具有真正的现代社会之重要品质的尺度。而能否真正地把握中国现实中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问题群”，不仅是判断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尺度，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获得创新的内在标准，更为重要的是成为检验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的重要维度。
第三，以哲学的方式来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非哲学的哲学，即是以生活为价值指归的哲学，但依然遵循着哲学创新的规范原则和独特的方式。这样，同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既然是哲学创新，是一个重大的“哲学事件”，也就必然要求只能以哲学的方式来把握、反映、整合与提升中国的现实“问题群”，而不能是艺术的、科学的、宗教的，甚至是直观的把握。在此，笔者认为，要以“解放思想”、转变思维方式为前提，以哲学问题为引导机制，以哲学范畴为承载单元，以逻辑判断为纽带，以系统化为特征，以解决问题为归宿。也就是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必然呈现为一种哲学理论创新(理论范畴、理论方法、理论域、理论结论等的创新)。惟有如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创新才能走出自己的空间而能与其它民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进行有效地对话。在这一环节上也就要求我们必须超越经验主义的传统，贯彻“彻底的唯物主义”原则与辩证法的精神。
第四，建构宽松、宽容的学术环境之必要。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官方哲学”，其指导地位与合法性不断在中国现实的实践中获得了证明。但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研究与创新也就不同程度地意味着存在一定的学术风险，这不仅仅表征为话语系统、话语权的垄断，更为重要的是“哲学话语空间”的萎缩。这就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从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深入的、自由的 探究的可能性，削弱了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主体性。在此，我们是否需要弄 清楚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到底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抑或兼而 还是一个学术问题呢?创新主体是否只能是领导?还是领导与学者具有不同的分工呢?… …就问题本身而言，在中国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程是绕不过去的。正是在这样的境 遇中，我们认为建构一个宽松、宽容的学术环境，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一个 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