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5.0：平行时代的平行情报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论文,体系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772/j.issn.1000-0135.2015.006.001 1 引言 人类从有“自我意识”以来，可能就有了“情报”的“情结”。而且，这一情结始终挥之不去，从战争到和平、从原始到文明，伴随着人类一直发展到今天。然而，直到近代，情报只是作为一项活动或工作在进行，成为一门科学，在世界范围也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1,2]。在中国，情报作为一门科学技术，更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开始的事业[3,4]。 何谓情报？钱学森的定义为：“情报就是为了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所需要的知识，这里头包含了两个概念，一个就是它是知识，不是假的，乱猜的，应该是知识。再有一个呢？它是为特定的要求，也就是为了特定的问题，所以，及时性和针对性是非常重要的”[4]。简言之，情报就是为了特定目的而获取的具有相当针对性和及时性的知识。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半世纪来信息科学与技术的革命性跨越，也使情报理论与手段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目前为止，情报技术的发展大致可分四个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之前的人员情报(Human Intelligence， HUMINT)，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信号情报(Signal Intelligence，SIGINT)，苏美冷战时期的图像情报(Image Intelligence，IMINT)，以及网络时代的开源情报(Open Source Intelligence，OSINT或Network Intelligence，NETINT)。我们认为[5]，由于当前信息量的指数型“爆炸”式增长，已经引发了整个社会对“大数据”价值和智能技术的强烈追求，加上人类对“政治是战争通过另外一种手段的继续”之“逆”克劳塞维茨断言的时代需求和趋势，无论是在国防军事还是在社会经济领域，情报工作将从目前的通过人员进行分析为主要内容的信息情报，通过自动化和智能化技术，特别是知识自动化技术，过渡到自动情报，进而迈向智能情报的时代。 近年来，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机等智能科学与技术引起了社会和产业界的极大关注。从美欧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工业4.0到中国的创客与互联网，新兴的智能产业正开始改变整个社会及其经济的结构与生态。在理念上，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新时代、新体系；在学科里，我们必须发展新理论、新方法；在实践中，我们迫切需要培育新技术、新产业。趋势表明：继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网络化之后，我们正迅速进入第五个技术发展阶段，即为以虚实互动为特征的平行化智能时代；而情报，从国防军事、社会经济到个人的信息服务，都将在此新阶段中变得日益重要并将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情报科学的体系，尽快建立适合时代特征的情报理论与方法。本文将就平行时代的平行情报体系，即情报5.0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更多的情报专业工作者的关注，促进这一学科的加速发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2 情报的本源：波普尔的三个世界与默顿定律 人类对于情报的情结，源自于本性的需求：化不定为确定、归多样于一统、使复杂变简单。这一古老而永恒的愿望，也正是当前复杂系统和复杂性科学研究的焦点。因此，在过去复杂性科学本身没有得到本质性的重要突破之前，情报科学自然也难有重大的突破和进展。 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的许多军事与政治斗争中，情报工作都是取胜的法宝，特别是“以弱胜强”的利器，其重要性在各种军事或管理经典中已有诸多体现。例如，《孙子兵法》中强调“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军事行动必须“知战之地，知战之日”，“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情报协助其达到“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的境地。最后的境界就是：“形兵之极，至于无形”(见其《虚实篇》、《谋攻篇》、《九地篇》和《作战篇》)。《管子》也强调：“蚤知敌，则独行”，要求“治民有器，为兵有数”，认为必须“察于先后之理，则兵出而不困。通于出入之度，则深入而不危。审于动静之务，则功得而无害。著于取与之分，则得地而不执。慎于号令之官，则举事而有功”。最终达到“察数而知治，审器而识胜，明谋而适胜，通德而天下定”的灵捷、聚焦和收敛的地步。显然，《管子》中一再提出的数，不但是“心中有数”之“数”，更是要求有足够的数据、充分的制度，从而能够“量化”管理之“数”。 按照美国情报学者的传统观点，美国是一个彻头彻尾依靠情报获得独立并合众建邦的国家。开国总统华盛顿被称为美国情报史上第一人，“第一位中央情报主任”(First DCI，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亲自组建了美军的第一个情报机构“Knowlton's Rangers”和美国的第一个地下特工网络“Culper Ring”[6]。美国关于情报科学的研究，起步于军事情报，发轫发展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冷战期间，兴盛成熟于八九十年代，转型变革于21世纪初，无论军事还是商务，至今仍以网络信息战和大数据解析为核心，不断开拓、蓬勃发展[7,8]。 大致上，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经历了三次变革，一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Sherman Kent为代表的自由派的奠基性工作，提出“情报就是知识”的鲜明观点，试图以社会科学为基础，建立情报的科学理论。Kent将情报构成与过程归为三类组成元素，即“基础描述元素”(Basic Descriptive Element)、“当前汇报元素”(Current Reportorial Element)、和“预设评估元素”(Speculative Evaluative Element)，并强调情报的KAO(Knowledge，Action，Organization)“三位一体化”[2]。二是冷战后以Abram Shulsky为首的新保守派对社会科学为基础的自由派观点与实践之批判与修正，强化情报组织体系的建设，强调情报的目的性以及秘密行动与闭源信息的重要性[9]。在此思想的指导下，成立了“特别计划办公室”(OSP，Office of Special Plans)，甚至提出了：“真相不是情报工作的目标，胜利才是!”(Truth is not the goal of intelligence operations，but victory!)的极端实用口号。三是“9·11”事件反恐后开展的“情报事务革命”，开启了技术派的网络开源时代，国会立法实施“国家开源事业”(NOSE，National Open Source Enterprise)，力图改革情报机构的组织运作和信息搜集技术，鼓吹“全面信息感知”(TIA，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从“电子曼哈顿计划NCR”、“A-Space”到“基于众包的情报分析”，特别是“Snowden事件”之后，已经引发全世界的关注，但最终效果其实未知[10～12]。 在美国情报界一派盎然的景象背后，还有欧洲的冷思考。其中最有相关学术价值的可能是Brooks关于信息科学基础的一系列思考和探讨[13～16]，其主要观点是信息科学本身太忙于应付其与计算机相关的各种应用，几乎沉没于“常识”的海洋之中，哲学支撑欠缺，理论基础没有，故提出以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念作为信息科学的哲学基础，而且把信息科学的理论基础建立在第三世界即人工世界之中，成为探索和组织客观知识的波普尔世界三之基础科学和技术。应当强调的是，Brooks坚持认为：作为“碎片知识”的信息和作为“信息一致性结构”的知识都不是物理的，而是仅存在于认知空间(世界二和世界三)之中，因此，信息的定量化分析与定性化分析必须互相结合，相辅相成。显然，Brooks的信息科学理念同样有助于情报科学的发展。实际上，在基础层面上，很难将信息科学与情报科学分开处理。但问题是，Brooks之后，信息科学和情报科学与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的关联，至今依旧局限在哲学意义的讨论层面上。 在Brooks的论文发表后不久，钱学森也独立地意识到情报科学和技术与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的内在关系，并提出了情报的“激活”理论[4]，为现代中国情报理论和方法的发展指明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但任务依然艰巨。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钱学森批判地采用了波普尔的思想，并将世界三称为“精神财富”。钱学森认为：“我的意见就是把情报说成是资源这好像不大妥当，因为情报不是物质的。我们应该说情报是一种特别的精神财富，是一种特别的知识。”“我这样一种说法，是一方面吸取了一点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就是英国的哲学家，或者叫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一些说法，但是也批评了、反对了卡尔·波普尔的二元论的说法。波普尔很出名，在英国还封了他爵士。他对于现代科学有些看法，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在他这三个世界的理论里头，是强调了精神财富这个领域，这一点是对的，但是在他看来，这三个世界都是等同的、独立的，世界一就是客观世界，世界二就是精神世界，世界三就是知识世界，而且他强调这三个世界都可以独立地发展，这就搞乱了。特别让人家很难接受的就是说这个知识世界，它自己就有独立性，自己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那儿发展。这就十分荒谬的了。知识是人去创造的嘛，知识怎么能独立自主地在那儿发展呢!所以实际上波普尔是陷入了哲学里面的二元论。这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哲学家是不能理解的，因为他们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我说这一段就是要强调这个知识的领域，也就是精神财富。”“我认为知识、文化应该用另外一个更概括性的词，把它总结起来，用‘精神财富’这样一个词。”[4]这三段引文的出现次序与钱学森原文的顺序相反，但更合其因果的逻辑。 除此之外，钱学森对情报的独特贡献是为了说明情报是“一种特别的知识”而做出的“激活”解释：“那么这个特别，特别在哪儿？我觉得说特别，是不是可以用这么一个词，就是情报是激活了、活化了的知识，是激活了、活化的精神财富。那么，怎么叫活化了、激活了呢？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就在于我们给情报下了个定义，就是情报，一方面是知识，另一方面对情报有个要求，就是它要针对某一问题，有及时性针对性的需要，这个是情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刚才我把它概括起来，提了一个对情报的定义，这里头就强调一是知识，二是它有及时性、针对性。及时性、针对性就是说它不是一般的知识，而是针对某一问题，你要把它提出来，这一提就是激活了、活化了。”“我们常常说情报资料，我看现在要把情报和资料分开，情报之所以能产生，离不开资料，但是资料不等于情报。僵死的资料不是情报，情报是激活了、活化了的知识或者精神财富，或者利用资料提取出来活的东西。”[4] 钱学森后来在与其他学者的私人通信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情报“激活”理论，由这些文献及其讨论[3,4,17～24]，我们可以将钱学森的情报“激活”理念或理论大体总结为[17]： 1)情报不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属性，情报是一种瞬时过程，是发生在大脑中的智能过程的表现。 2)情报的本质是激活了的、解决特定问题所需要的、具有针对性和及时性的知识。 3)情报工作是激活知识的工作，情报系统是激活知识、转化知识、产出情报、使情报增值的智能系统，需要“大成智慧”。 钱学森的情报“激活”理念，不由得使人想起他应《光受激发射情报》杂志之邀，突破语义常规将表示过程的英文缩写“LASER”译为中文“激光”的故事，这份情报杂志也随即改名为《激光情报》。这一历史的巧合，也不由得使人产生这样的希望：情报是“激活”的知识，就是“激光情报”，就像光一经过“激光器”就成为“单色性极好、发散性极小、光亮度极大”的“激光”一样，“激活”的情报在应用中也成为决策与行动中“最快的刀、最亮的光、最准的尺”。 然而，从普通的资料、数据、信息、知识，到钱学森“激活”的“激光情报”，除了充分认识波普尔第三个世界的基础性作用之外，我们必须意识到在情报科学与技术的研发中还必须完成从牛顿的机械思维与机械系统到默顿的引导思维与智能系统的转化，这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一步[17]。换言之，我们必须寻找新的途径，将牛顿或爱因斯坦第一世界物质上的“激光器”转化为钱学森或默顿第三世界知识上的“激活器”，从牛顿力学的确定性、量子力学的概论性，升华到默顿复杂智能系统的可能性。平行化的智能技术，为我们实现这一目标带来前所未有的希望。 3 情报5.0与智能情报理论 三十年前，Brooks访问欧美有关信息科学的院校之后曾感叹：为什么大家都在忙着为信息科学开各种各样的衍生课程，但信息科学本身是什么都无人去管去问去教？三十年后，尽管已经有了许多情报学的教科书[25]，可直到今天，情报科学的现状与Brooks当年看到的信息科学的状况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少不同。主要原因可能是精确地界定情报科学是什么本身就是一项十分复杂的任务，难怪Laqueur声称：“……所有试图建立宏大情报理论的努力都已经失败了”[26]。可能这也是为什么直到21世纪的今天，美国情报学界依然还在寻求情报的定义，并讨论能否建立一个情报的一般理论或“美国”式的理论体系[11,12,27,28]。 然而，本文的目的不是讨论情报学的准确定义，或情报理论的精确内涵。对我们而言，情报即为服务于特定目的之针对、及时的知识。本文的焦点是技术体系性的，即按照“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29]的原则，探讨如何顺应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将情报科学与智能科学深度融合，从形而上的新时代、新体系，形而中的新理论、新方法，形而下的新技术、新产业等三个层次，讨论如何构建智能化的情报科学与技术体系，即平行情报体系[5]。
图1 近代科学技术发展与演化阶段 如图1所示，近代科学技术在经历了以蒸汽机为特征的机械化、以电动机为特征的电气化、以计算机为特征的信息化和以路由器为特征的网络化四个发展阶段之后，正进入以智能机(如机器人、无人车、无人机等)为特征的平行化智能技术的发展阶段。显然，技术的平行化时代是“互联网+”之必须，其特色就是虚实互动，通过实时在线的社会信号，例如人类通过智能手机所产生的各类信号，实现知识的自动化，从而进入智能产业和智能时代。就制造业而言，即为“工业5.0”，这也是“工业4.0”融合“互联网+”的必然结果。情报，经过“激活”和变革后的平行情报，无论在国防军事上，还是社会经济上，都将在这个时代发挥关键且巨大的作用，因为本质上，这就是情报的时代。
图2 情报与智能的一体化 实际上，情报与智能化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情报的英文“Intelligence”既有“情报”之意，又有“智能”之说。智能是获取和应用知识与技巧的能力，而情报又是服务于特定目的的知识，因此，情报与智能可谓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知识将其连接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情报与智能的一体化，是情报科学与智能科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与途径。鉴于情报本身传统的“秘密”色彩，用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阴阳鱼”表示这种观点既直观又恰当：Intelligence，阴为情报，阳为智能，情报是封装的智能，而智能就是开放的情报，如图2所示[30]。传统文化认为：阴阳结合，变化无穷，是万物之源。因此，情报技术之阴，加上智能技术之阳，就是构建各种智能系统，特别是智能情报系统的根本之道。过去，情报的KAO“知识+行动+组织”一体化[31～33]，知识是秘密情报，行动是谍报行动，组织是特务组织；这在新时代发生了本质的变化：随着信息的开源，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众包、人肉搜索等网民群体运动[34～37]的常态化，各种智能技术都将派上用场。未来的智能系统一定是开放的、开源的、实用化、大众化和微小“创客”式的，成为开放的智能，其核心或灵魂就是各种各样社会化“活”的情报。 如此，经过HUMINT，SIGINT，IMINT，OSINT或NETINT，情报科学与技术就在新的平行时代进入了新的第5个技术发展阶段：基于平行系统的情报5.0，即平行情报(Parallel Intelligence，PARINT)阶段，如图3所示。情报5.0的核心理念在于虚与实互动、情报与智能合一的平行思想，两个关键支撑为ACP(人工社会+计算实验+平行执行)理论和社会物理信息系统CPSS(Cyber-Physical-Social Systems)基础设施，三个主题为智能组织或智能结构、智慧行动或智慧管理、社会智能或智能解析，四个集成为使人员、装备、信息、使命密切地融合成为一个整体，最终目标为使情报工作所面临的UDC：不定性(Uncertainty)，多样性(Diversity)和复杂性(Complexity)转化成为完成特定任务和使命所生成情报之AFC：灵捷(Agility)、聚焦(Focus)、收敛(Convergence)等品质和特性，如图4所示。
图3 情报技术的五个发展阶段
图4 情报5.0：平行时代的智能情报体系 在本文的后续部分，我们将更加深入地讨论基于ACP理论的平行情报体系，以及相关的技术方法。引入CPSS，而非CPS(Cyber-Physical Systems)作为平行情报体系之关键支撑。我们认为，单纯依靠物理空间的资源，无法有效地完成智能情报工作所面临的从UDC向AFC的转化任务。必须引入CPSS及其“虚拟”资源，而且必须人在其中，以人为本，通过虚实互动的平行思维，利用大数据和社会信号，设计各种各样特定应用的“默顿定律”，使“不是知识依照对象，而且对象依照知识”的哥白尼变革，提升为“不是情报依照对象，而且对象依照情报”的智能情报变革，最终实现从UDC的AFC的跨越，如图5所示。
图5 智能情报的变革：从UDC到AFC 4 基于ACP的平行情报体系 如何“激活”信息，产生“激光情报”，使情报也像激光一样，具有“单色性极好、发散性极小、光亮度极大”的特性，从而使相关的决策和行动能够像“最快的刀”一样灵捷、像“最亮的光”一样聚焦、像“最准的尺”一样收敛，实现从UDC到AFC的转化，这就是智能情报的任务。为此，我们必须借助于复杂系统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方法。 情报科学与复杂性科学之融合，亦有其天然的结合点。复杂性的英文Complexity也有二重意思，一是复杂性，二是包含了“情结”(complex)这个词。复杂性之“情结”与智能化之“情报”的结合，为想象创造了信息丰富的空间，也就为“激活知识”创造了智力的基础，其结果就为利用复杂系统控制与管理的ACP理论和相应的平行系统技术来“激活”知识，制造信息的“激活器”创造了思路，从而能像产生激光一样生产“活”的、主动、自动、智能化的情报。 所谓ACP，即为人工社会、计算实验与平行执行的有机融合与“活化”。
图6 ACP：人工社会、计算实验与平行执行之有机融合 通过这一组合，将人工的虚拟第三世界及其技术表现之Cyberspace转化为我们解决智能情报问题的另一半、新的“活化”空间，在第二世界的心理空间作用下，同第一世界的物理空间一起，构成求解“智能情报方程”之完整的“复杂情报空间”，从而突破传统情报理念、方法及资源的约束。这就像数学上引入虚数，结合实数产生复数，将数的空间加倍，使许多之前无解的方程有解一样。ACP引入人工系统，技术上也可称为软件定义的人员、组织以及系统，它能够将计算机和网络变为情报“实验室”，从而“激活”知识，并通过虚实互动的平行执行方式，及时、针对性地更新情报、修正决策和行动、形成从信息到情报再到解析的过程，最终完成情报的使命，如图7所示。
图7 基于ACP的智能情报解析过程 大数据和社会信号是应用ACP理论的主要前提。如图8所示，就大数据的本质与任务而言，可从管理学家的二句名言，Edward Deming的“除了上帝，其他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说话”和Peter Drucker的“除了上帝，其他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说话”中提炼成三项任务：“数据说话”、“预测未来”、“创造未来”[38]。首先，经过情况分类等描述计算的处理，数据成为有用的信息，成为驱动“信息一致性结构”，即知识的动力与原料；再进一步经过聚类和关联等描述解析手段和知识的精化表示，就转化为代表特定目标和功能的人工社会、人工组织、人工系统等，技术上则表现为软件定义的社会、组织、系统、人员等，成为服务于特定目的之具有针对性、及时性、可自动计算与操作的知识结构，即智能化情报。这些软件定义的知识实体，可以有自己的搜索引擎，自己主动上网获取社会信号和社会智能，并改变自己的结构，成为知识的“活体”，如目前流行的社会媒体“角色培育”、社交“软件机器人”和网络攻击“智能水军”等，都是这类“活体”情报系统的雏形。其次，预测未来的任务经过预测计算转化为回归和挖掘等预测解析任务，再由假设、试验、推理、分析等方法构成面向特定任务的计算实验平台，这样就可以利用人工社会等，把计算机和网络系统变成测试、评估、分析各种情报任务的“实验室”。最后，创造未来的任务通过引导计算和引导解析，结合机器学习、人工智能、自适应控制与管理，转化为虚实互动、实时在线、闭环反馈的平行执行。如此，ACP理论和方法将智能技术、数据工程、情报解析集成于一体，形成基于模型和数据驱动的情报分析，组成完整的描述情报、预测情报、引导情报的体系[37]，为实现智能化平行情报系统提供了完备的框架和算法，进一步的相关技术与算法可参考文献[34～42]。
图8 大数据驱动的ACP智能情报方法 图9给出平行情报体系的基本框架。其中，人工情报机构以“数字”和软件的形式记录或承载了一个实际情报机构的知识、行动和组织等KAO一体化的步骤与过程，与相应的实际进程通过动漫、可视化等手段平行交互。
图9 平行情报体系的基本框架 平行情报中的平行互动的方式主要有下列三种形式： 1)学习与培训：此时，以人工情报机构为主，而且人工与实际情报机构可以有较大的差别，二者可以不连不在线，目标就是通过游戏动漫等方式使工作人员熟悉情报业务，如建立或了解资料库，了解用户，向用户宣传情报功能范围，建立或掌握检索搜索系统，如何分析、如何“激活”、并提供针对性强、及时、准确的情报等基本任务。同时，人工系统也必须记录并建立每个工作人员的“人工模型”，针对性地用于情报任务的平行执行过程，提醒、监督、奖惩相关工作人员。最终目的就是“灵者拥识而捷”，通过“以万变应不变”的培养方式，使情报人员及其机构具有相关深度知识和技巧支撑、能够灵活应对各种不确定情况的灵捷能力。 2)实验与评估：此时，人工与实际情报机构以O2O的形式相连，两者的情况应尽可能地一致，目标就是通过模拟甚至“仿真”，把计算机作为解析评估周期、流程、生产、控制、传播等情报工作与方式的设置，以及情报的质量、影响、效率等一系列问题的“实验室”，对各种各样的情报计划和解决方案进行不同程度的测试，寻求最佳合理的情报工作方式，在多种多样工作的情况下，“明者因事而变”，为情报人员及其机构提供可以形成聚焦能力的手段和途径。 3)管理与控制：此时，人工与实际情报机构密切相连，并举并重，形成虚实互动、反馈闭环、实时自适应调节的平行系统。人工与实际相互借鉴、相互影响，以互操作、互理解、互遵循的方式按预定的规则实施情报工作，“以不变应万变”，以此完成对复杂情况下执行情报任务之过程的有效控制、管理和指挥，最终达到“知者随势而制”的境界，促使情报过程向设定的目标精确地收敛。 通过以上描述，可以看出人工社会或人工系统可被视为传统数学或解析建模之扩展，是广义的知识模型，更是落实各种各样的“灵捷性”(Agility)的基础。计算实验是仿真模拟的升华，是分析、预测和选择复杂决策和情报后果的途径，也是确保复杂情况下能够正确“聚焦”(Focus)的手段。平行执行是自适应控制和许多管理思想与方法的进一步推广，是一种通过虚实互动而构成的，人在其中的新型反馈控制机制，由此可以指导行动、锁定目标、保证过程的“收敛”(Convergence)。显然没有人工系统、计算实验、平行执行，敏捷、聚焦、收敛就没有基础，基于模型或基于数据的智能化情报就是空话，只能是空中楼阁。 平行情报体系主要是针对情报机构，包含知识、行动和组织。实际上，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构建情报的“激活器”，即情报产生与解析的“智能机器”，如图10所示。
图10 情报的智能机“激活器”：从牛顿机到默顿机的升华 我们相信：不久，一个情报机构的能力和效率可能并不取决于其物理形态的机构如何庞大，而在很大程度上由其伴生的人工或软件定义的情报机构之规模和水平所决定，因为它们代表了情报机构的智能化水平，决定了这个机构应对不定性、多样性、复杂性的灵捷、聚焦、收敛的能力。 5 社会情报：从社会信号到社会智能 我们认为，促生情报之智能化变革的最大最直接因素，就是实时、在线、海量之社会信号的汹涌而至，以及随之而兴起的各种各样各个领域之智能技术及其普遍应用，形成了大数据和知识自动化之时代特征。经过进一步处理或“激活”的社会信号，将产生实时、在线和海量的社会情报，服务于“众包”或“创客”，最终形成社会智能，成为智能系统社会化、产业化的基础，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必要条件。 这里，我们不得不再回到钱学森的另一项使他成为世界著名学者的重要成就：其六十年前发表的《工程控制论》。在这本著作中，钱学森在第一页第一段开篇就说明：“著名的法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安培曾经给关于国务管理的科学取了一个名字——控制论(Cybernetique)。安培企图建立这样一门政治科学的庞大计划并没有得到结果，而且，恐怕永远也不会有结果。”而且，钱学森之前，《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的作者维纳自己也认为控制论的原意是“虚伪的希望”或“过分的乐观”[43]。 然而，六十余年后，世界变了：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Cyberspace已经成熟普及，从社会媒体、社会计算我们正飞速跨入以智能手机和社会事务为主体的“大数据”时代。面对这一新的历史性发展，我们不禁要问：面向其本意的社会管理之“控制论”，难道还是“恐怕永远也不会有结果”或是“虚伪的希望”吗？智能化平行情报科学与技术，又会在这历史性的变革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认为，社会信号向社会情报的转化，并进一步向社会智能的升华，将成为建设智能化平行时代的基本原料与动力[43～48]，更是创“创客”，“创客空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物质与知识保障。显然，社会信号与“数据说话”，社会情报与“预测未来”，社会智能与“创造未来”(图8)，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天然的，更为ACP方法的实施以及在线实时知识自动化的实现，创造了坚实的基础。 如文献[48]所提出的，社会信号是关于人在其中的社会系统之信号，我们必须理清其与物理信号为主体的物理系统之间的主要区别，这就是牛顿系统与默顿系统之间的差别，如图11所示，这一差别可用“认知鸿沟”形象地表示：随着系统复杂性的增加，系统逐渐地从简单的物理系统向大型的信息系统，再向复杂的社会系统过渡，所涉及的关键信息也从物理信号，到商务信号，再到社会信号；系统的行为越来越难以被精确地刻画，相应的建模方法也从解析式的数学模型到仿真模型，再到描述型的人工模型；但实际行为与模型行为之间的差别也越来越大，以至形成“认知鸿沟”的客观现象[49]。实际上，这一“鸿沟”也是造成认为闭环反馈式的社会管理“恐怕永远也不会有结果”或是“过分的乐观”的主要因素。而且，“鸿沟”越变越大，情报，特别是平行智能化的引导情报的作用也就越大! 由于“认知鸿沟”的出现，迫使我们把注意力从利用可以控制系统的行为的“牛顿定律”进行建模，转向通过能够影响系统行为的“默顿定律”进行建模。这里“牛顿定律”泛指可以通过解析的方式精确地描述系统行为的各类物理、力学、化学、生物等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定律和公式，当然也包含经典的牛顿定律等。而“默顿定律”泛指以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命名的各种能够引导系统行为的自我实现预言，即：“由于信念和行为之间的反馈，预言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自己的实现”。因为对于复杂的社会问题，在许多情况下，我们要“证实”的命题，其实最后是我们影响甚至改变、构成、实现的命题，非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数学里的因果关系，而是心理学上的因果驱动关系。简言之，命题改变行为，进而成真。
图11 系统复杂性与社会系统的“认知鸿沟” 在此基础上，文献[49]进一步讨论了牛顿系统与默顿系统的内容和任务，特别是如何利用社会信号进行基于ACP方法的计算辩证解析的框架与过程，为我们利用社会信号，“激活”社会知识，进而产生“社会情报”和“社会智能”指明了一条可行的途径。尤其是建立社会传感网的思路，可以直接用于开源的平行情报传感网的建立，确保了平行情报系统和情报“激活器”能够有维持运行的“激活”动力和动机。显然，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方便地产生面对各种各样特定领域特定问题的“社会情报”与“社会智能”，真正形成以智能化情报为主导的新型智能产业，而平行情报系统和情报“激活器”就变成这一新型产业的新型“机器”，其原料就是波普尔第三世界里的数据，“大”中有“小”，“小”中有“大”! 6 回顾与展望 回顾人类文明的发展，我们首先是依靠体力，通过农业社会开发了第一世界的地表资源，最后几乎消除了第二世界里人类社会的“血缘不对称”问题；其次是借助“文艺复兴”等运动，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意识，发展了现代科学，进而通过工业社会回头深入地开发了第一世界的地下资源，发展至今差不多消除了第三世界中人类社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但“不对称”始终是人类发展的永恒动力，现在，我们正进入“智业”社会，开发的是第三世界的数据、信息、知识等“人工”资源，从物联网、大数据到云计算，地表、地下、天上合为一体，面对的是更加复杂的“智力不对称”问题；此时此刻，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智能化的情报系统。面对这一巨大挑战，情报科学与技术必须变革。 关于智能，爱因斯坦曾言：“智能的真正标识不是知识，而是想象!”按照英文，把“智能”这两个字还原成“情报”二字，爱因斯坦的话仍然是有其道理的。而且，由于情报之不可剥离的人文情结和与社会科学的内在关联，歌德对爱因斯坦的智能观和钱学森的情报“激活”理念之回应就显得更恰当不过了：“只有通过艺术，尤其是通过诗，想象力才能得到激活。”因此，智能情报理论与技术，必须是文学想象和科学工程的融合，而非仅仅是传统的“理工”学科。智能情报一定是牛顿与默顿在第三世界中的融合：由“默顿式”想象解放思想，激活知识，寻求新路；由“牛顿式”科学引导思路，客观决策，正确行动。 现代科学曾给人类的尊严带来极大的“伤害”。首先是哥白尼的“日心说”，瞬时将地球从宇宙中心的宝座上拖了下来，人类想象出的“地心说”破产，第一世界在自然界的中心地位轰然倒塌。然后，达尔文的“进化论”，更是狠狠的一击把人类从上帝的伊甸园赶了出来，人类是“上帝之子”的想象也随之破产。原来，我们同其他动物同源同根，是猴子甚至更低的动物演化而来，第二世界在心灵上的崇高位置只能躲进人类的诗文之中了。医学和天文学的发展，更是把人类及其环境退缩成部件可换的生物机器和宇宙里微不足道的斑点。然而，永恒的想象再一次给了我们希望——第三世界的想象，波普尔自己称其为“奇迹”(Miracle)。一定程度上，第三世界恢复了人类的尊严，这是我们独有的世界[12]：在第一的物理世界，人类只是行动的主体，在第二的心理世界，人类可谓认识的主人，只有在第三的人工世界，人类才成为一切的主宰。 维系人类尊严之第三世界的开发与建设，可谓是智能产业的历史使命。原料是数据、信息、知识，手段是各种“激活”这些原料的智能方法，智能化情报技术自然成为其核心和关键，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都应作为其工具。更为重要的是，智能化战争与智慧化企业等新兴军事经济形态，已经对人的智力提出了更高甚至非分的要求，与新一代人类自身的愿望和针对具体工作的智力水平形成一个日益扩大的“剪刀差”。很大程度上，这一个“智力剪刀差”也是“情报剪刀差”，必须依靠服务于特定目的之知识自动化，就是具有针对性、及时性的情报，即“最快的刀、最亮的光、最准的尺”的“激光情报”来弥补。 显然，传统的情报理论与方法无法应对智能产业所提出的任务与挑战，我们必须继续想象。首先面对的是日益严重的情报“瓶颈”：更多的信息、更少的情报、更杂的任务和消失的时间。平行情报的理念和体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想象”出来的智能情报理论与方法。实际上，平行情报是现有情报方法的自然延伸，就是情报的自动化与主动化；也是其功能的深入，使情报能够在线嵌入于决策和行动；更是其方式的变革，变为实时、引导、闭环、反馈、交互的情报。 我们相信，智能化平行情报的发展与成熟，不但不会导致个人隐私的丧失，而且能够加强个人的安全与权利，促使整个社会加快向开放社会发展。借助波普尔的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之名，平行情报体系不是开放社会的敌人，而是其朋友，是人类迈向智能产业和智慧社会的必由之路。 在过去几年时间里，本人得到有关部门许多专业人士的帮助，在此特表感谢。本项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学部重点项目“平行管理”(号71232006)和信息学部重点项目“平行控制”(号61233001)的支持，特此说明。 收稿日期：201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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