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质量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和谐社会论文,质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20多年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总量在2004年达到1.5万亿美元，为全球第六大经济实体，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2％，无疑，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了一些物质基础。但是中国国内存在严重的投资主导的经济结构失衡，使得国内经济矛盾在总体上突出表现为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矛盾，如果解决不当，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乃至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因此，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是构建和谐社会物质基础的关键。
一、我国当前经济增长中的质量问题
(一)投资拉动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集中于重化工业。由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推进，中国近几年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重工业领域，重工业投资的特点是项目规模都比较大，需要较长的投资周期，在形成正式产出能力前，为完成项目建设，每年都要投入新资金，目前中国的在建项目超过7万个，在建规模超过16万亿，相当于3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由此可以看出，始于2003年的投资高潮(2003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44.2％，为历史新高)，按平均5年的建设周期计算，至少要持续到2007年，并且每年的投资增长率预计不会低于25％。同时，我国又处于成长期的固定资产大规模更新的阶段，即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了，环保要求更严了，国家对资源的控制更严了，因此要求更换成消耗原材料少的、消耗能源低的、对环境破坏程度小的、环境污染小的设备，于是在成长期，一个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的高潮也正在兴起。上述两方面因素使得我国经济处于投资高涨时期。高投资率源于高储蓄率，居民储蓄率高达42％，在投资与储蓄关系的转化过程中，突出的矛盾是国家银行坏账率的提高，这是由于这些固定资产项目融资的主要方式仍是传统的银行借贷，在没有形成产出能力之前，不仅还不了债，而且还要追加新的贷款才能完成项目建设。现在国际上对中国银行坏账率的最低估计是45％，这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坏账率最高的。中国的高投资率与金融系统的低效性，说明中国的投融资结构矛盾突出，如果处理不当，不仅影响长远发展，而且影响社会安定。
(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绩效主要源于在华外资企业，而非本土企业自主知识产权所为。2004年中国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在全球贸易中排第三位，中国在世界出口份额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特别是中国出口的高技术含量产品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但是中国出口的高技术含量产品却是严重依赖于外来技术的：第一，中国现在的高科技和工业产品出口主要不是由中国的本土公司而是由在华的外资公司主导；第二，中国的本土工业公司在产品设计、产品最重要的部件和最重要的制造设备方面，深深地依赖于美国、日本等其它西方先进工业国家的进口；第三，至今为止，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产生的溢出效应潜力尚未完全发挥出来，中国本土公司仍然采取很少的措施来吸收它们从国外进口的那些比较先进的科技，并且缺少有效的途径将所购买的技术吸收并传播到国内的本土产业界。据中国产业界的调查资料，2003年，全国重点企业的研究和开发经费只占这些企业当年销售收入的1％，远没有达到中国政府规定的3％-5％的水平，离经合组织国家7％的水平则差距更大。尤其是中国的500强企业不少是以引进技术为主，一些企业在技术引进费用和研究开发费用上的投入比在最高水平时超过12比1，即花12元钱引进但只花1元钱消化，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企业在引进技术过程中，用来购买软技术方面的资金通常不超过10％，其余90％通常是购买硬件设备，这与亚洲“四小龙”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用于软技术的费用为40％-50％的情况大不一样。
(三)居民消费结构向全面小康水平的提升助长了资源消耗量的迅速增加，而节能技术的不足导致了资源配置的进一步低效。占世界近四分之一的居民全面走向小康生活的壮举，必然带来中国的第二次重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这是重化工业原材料紧张、煤电油运从过剩到严重不足的重要原因。2003年中国的GDP占全球GDP的4.1％左右，但却消费了全球钢的26.8％、铁矿的34.1％、铝的18.8％、镍的10.7％、铜的19.8％、石油的7.7％，从而形成了中国对世界原材料市场的严重依赖。中国对世界原材料市场的依赖不仅仅在消费的绝对量，更体现在消费的增长上：中国在2003年消费了世界主要原材料增长中铜的几乎100％、钢的89.8％、铁矿的65.8％、铝的50.7％、石油的40.7％、镍的3.5％。尤其是中国对石油等战略性经济资源的对外依赖，最引人注目，以石油为例，1990—2004年，中国对石油的需求量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20年后，中国每天的石油消费量与现在美国的消费量就会大致相当，而已经查明的中国本土石油储藏量远远供给不上；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战略性经济资源的对外依赖是和这些资源的严重消耗和浪费联系在一起的，2003年，中国每单位GDP的产出所消耗的能源是日本的10倍，美国的5倍，加拿大的3倍。
(四)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居于历史新高，但是土地及资金成本的低廉却使低成本快速扩张所带来的问题成倍放大，给社会发展带来了不协调和不稳定因素。一方面由于投资、出口、消费的强劲拉力，使市场需求扩张迅猛，有通货膨胀之虑；另一方面则由于土地、资金成本低廉，加之必要的经济规则不健全，使部分行业迅猛增长，城市开发活动异常活跃和投资高增长，又由于缺少必要的补偿规则，失地农民不断增加，一些市民利益也受到损害，环境污染加剧，资源浪费严重，使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协调和不稳定的因素。
二、和谐社会要求经济增长既要有速度更要有质量
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过程表现为一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依赖日益进步的科学技术提高效率，合理有效运用各种资源和技术，使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财富不断积累和扩大，产品质量不断得以改善，各种服务日益增多和完备，从而使全体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动态化过程。这一过程与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是内涵于和谐社会的。结合当前现代化进程，要建设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就必须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
(一)处理好和谐社会与工业化的关系。在现阶段，尽管重化工业污染比较严重，中国仍然不以绕开为其选择，而是坚定地选择了新型工业化道路。为了回避重化工业的不足，党的十六大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切实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增长方式，努力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实质上，这个路子就是一条和谐发展的路子。通过这条道路，使中国成为一个创新的中心，一个创造的中心，而非一个以简单加工制造业为中心的低水平世界工厂。因此，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关键点在于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作用，而这个作用的发挥又将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用循环经济的理念和体系，加强技术创新，减少能源消耗和污染；二是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产品，完成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
发展循环经济的核心在于依靠科学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的发展。首先必须重新构建科技创新体系，由于当前在科学技术、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复合体系中，自然资源已经成为制约要素，因此有必要对科技子系统进行结构性变革，才可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其次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调整资源发展战略，发现新资源，设计出服务和价值更高的物品。以能源为例，随着太阳能、风能等技术的迅猛发展，2000年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世界风力发电容量增长了32％，太阳能电池销售增长了43％；又如材料方面，现在的压力是需要重新设计经济材料，使其与生态系统相容。最后要加强循环经济方面的国际间科技合作，依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手段来发展国内的循环经济。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自主创新是支撑一个国家崛起的关键，要在关键领域掌握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就必须加强原始性发明创新、集成创新和建立在引进技术基础之上的消化吸收及开发创新。而所有这些创新的根本在于人才，因此需要加快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把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充分发挥出来；同时要大力培养和积极引进科技人才，做到人才辈出，人尽其才，以及加大对科技投入体制的改革，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投入。
(二)处理好和谐社会与城市化的关系。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除了具有上述的双重性工业化使命之外，还具有一重难题，那就是在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城市化进程已经加快了步伐。从世界经济史的进程中可知，英国、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进程都是在工业革命完成之后才“自然”进行的。尤其是英国，它的工业化的特点是从小规模工业开始，逐渐发展到大工业，因而其工业的发展一开始并不要求高度集中，早期的工厂都坐落在乡村和小镇，这样就减少了城市化的费用。而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一般都是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生产方式进行工业化，一开始就要求集中，因而必须建立在城市里，这种情况极易造成城乡差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建设费用同时上升。由于人口迁入城市的速度和规模快于经济发展速度，进入城市的劳动力不能完全被工业部门吸收，造成劳动力流动停滞；这样，虽然实现了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但由于没有实现就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而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正面临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和城市建设费用同时上升所带来的一系列难题。因此，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化方向存在一个如何和谐发展的问题。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应注意到两个层面：一是国际性大城市的构建，二是城镇化的推进。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都面临着两种资源的配置，一是土地资源的配置，二是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一定程度上说，搞好这两种资源的配置才能构建好和谐的城市。
从土地资源的配置来讲，当前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借城市化而“圈占”农村土地，因此关键是要解决土地产权问题。从我国国情与未来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目标这两点出发，可以有以下思路：一是改变城乡土地所有权的二元结构，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土地都归国家所有。因为正是城乡土地所有权的二元结构造成了当前许多侵权现象的发生，如果今后能够取消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使城市土地所有权和农村土地所有权居于平等的地位，就可以禁止借行政权力侵犯集体土地所有权现象的发生，有助于城乡关系的和谐。二是在所有权地位平等基础上，使使用权内涵一致化。目前，城市土地使用权是物权，而农民获得的土地使用权只是债权，这种差异来源于所有权的不一致。一旦农民取得物权性土地使用权后，不仅有更大的积极性去经营和保护自己的土地，而且有更大积极性去促进农地的流转，从而有助于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三是发展农村土地市场，使农民免去一些担忧。由于土地具有就业与保障的功能，一旦农民取得物权性使用权之后，可能因农地流转造成土地集中而使农民失去生活保障，而农地市场的出现则可以给农民多一个选择权，即在买卖土地之间进行多次选择和尝试，直至最优化。
从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来讲，主要问题是城市新增劳动力的就业与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农民工市民化与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这个基本国情要求我们一定要把扩大就业作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调控目标，作为各级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要把控制失业和增加就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一定要同时考虑相应的就业政策。具体来说，在产业类型上，既要积极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又要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企业规模上，既要重视培育和发展一批核心竞争力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又要注重发挥中小企业在活跃城乡经济、扩大就业方面的作用；在经济类型上，既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又要注重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在解决就业问题上的积极作用；在就业方式上，既要加强政府对就业的指导和服务，又要注重采取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走政府抓培训促创业、以创业促就业的路子。
(三)处理好和谐社会与全球化的关系。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除了上述的双重性任务和难题之外，还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挑战，那就是经济全球化。当前，经济全球化集中表现在贸易和投资上。通过贸易的全球化，使中国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去，有利于中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发挥及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利用；通过投资的全球化，使中国成为了当今世界上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为加工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仍然有一个和谐发展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国外的战略性经济资源和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外资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重化工业对石油资源的高消耗，正在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海外石油资源，而去年以来石油价格的持续上涨，使中国的国际收支有可能出现逆差。2004年中国为油价多付出了200亿美元，而在此之前的2003年则多付出了120亿美元，如果2005年每桶油价持续在近60美元波动，则中国还需要为高油价再多付出200亿美元。如此，高油价将首先打破中国原有的贸易平衡。因此，中国未来必须寻找适宜对策以解燃眉之急。一是拓展海外石油供应渠道，而不仅仅是寻找几个油井点，为此需要从国家总的石油储备能力上、从石油供给线上、从石油外交上甚至包括从海洋石油资源开发中的争端解决上等多个角度来拓展海外石油的供应渠道。二是走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之路，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21世纪能源发展战略，即“以电力为中心，以煤炭为基础，大力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积极发展核电以及其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此需要从这样两个方面去努力，一方面要树立可持续能源发展观，认真处理好国民经济良性增长与能源的合理消费的关系；另一方面结合世界经济与能源发展态势，制定国家能源开发长期规划，保障国家能源供给安全。
众所周知，中国目前已成为对外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之一，并且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与日俱增，因此吸引外资的核心问题不再是“量”(即如何吸引更多外资的问题)，而是吸引外资的“质”的问题(即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外资促进本土经济发展的问题)，其中，如何利用外资带动中国企业成长和如何根据中国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外资利用方式两方面问题正在日益成为各界瞩目的核心问题。首先从外资带动中国企业成长方面看，下大力气挖掘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是一个崭新课题。所谓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是指由于国际企业的进入或参与，使得东道国本土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获得了提高。它包括行业内溢出效应、行业间溢出效应和人员流动所造成的溢出效应。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显示出，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不是自动产生的，即使中国已经具备了良好的促使溢出效应产生的基础条件，也不能保证溢出效应的必然产生。因此，有必要加强政策研究，深入了解跨国公司研发活动扩散的动机和规律，因地制宜地制定适宜政策，引导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为提升中国经济竞争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具体而言有以下工作需要去做：要鼓励并规范研发人员的合理流动、鼓励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建立联合研发机构、加强本地配套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以提高配套企业的技术水平、鼓励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与本地科研机构在基础技术等方面的交流、鼓励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与本地研发机构联合承担研发课题、完善技术交易市场以促进研发成果的扩散。其次从利用外资的目标和形式的转变上来看，目前有多方面因素决定了中国在利用外资上要由单纯的直接投资向直接与间接投资并举的方式转变：一是中国经济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出现了重工业化趋势，大型工程与大型装置已不再是单个外商直接投资所能承担的；二是中国城市化正在加速，与城市化相伴而生的公用事业如供水、供气、供电等公用事业，其融资安排不宜单纯地采用直接投资形式；三是中国大规模的国土整治已经开始，如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以及西部大开发等，其融资规模过大，且涉及面极广，需要复杂的融资安排。随着外资利用方式的转变，必然会带来资本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在开放的初始阶段免不了会有一些金融风险，因此需要有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持续的金融深化以及人力资本的累积等各方面因素的配合，才能将利用外资的质量提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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