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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世界局势的人，都知道欧洲共同体这个鼎鼎大名。二次大战之后，这个西欧国家的联合体不仅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在政治舞台上也频繁周旋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努力扮演第三极的角色。可是冷战结束之后，欧共体虽然升级成了欧洲联盟，但发展失去了势头，大有今不如昔之感。
最紧密的经济联盟
当今世界，各种地区性经济组合何其多。无论在欧洲、美洲，或亚洲、非洲，自由贸易区、经济联盟、经济共同体等比比皆是，但取得成就最大的，莫过于欧洲共同体了。它现在已是世界上最紧密的经济联盟，而且雄心勃勃地向政治联盟过渡。
从欧共体名称的演变，大致可看出其发展的历程。1952年，法国、德国（当时的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6国成立的煤钢联营，便是欧共体的前身。1958年1月1日，《罗马条约》生效，改称欧洲经济共同体。1965年开始，又去掉了“经济”二字，改称欧洲共同体，简称欧共体。
顾名思义，煤钢联营的合作只局限于煤钢范围；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合作已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再去掉“经济”二字，则表示了向政治、安全合作全面过渡的意向。1973年之后，英国、丹麦、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相继加入；1995年开始，又扩大了奥地利、瑞典和芬兰3国，成员国已有15个。40年来，欧共体内部虽然争吵不断，但也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欧共体发展的顶峰是1991年12月。12国首脑当时在荷兰小镇马斯特里赫特举行首脑会议，通过了《政治联盟条约》和《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统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马约》为欧洲联合描绘出宏伟蓝图：在联盟内实现商品、人员、劳务和资本自由流通的大市场；建立统一的欧洲中央银行，发行统一的欧洲货币；实行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进行司法和警务合作。一句话，欧共体要向“欧洲合众国”或“欧洲联邦”的方向发展。首脑们当时强调的是各国要逐步“交出主权”，欧洲议会和欧共体委员会的权力要逐步加强。
《马约》还为货币联盟的实现规定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表：1999年前，欧洲中央银行必须建立，统一货币必须生效。为此，首脑们又为各国的经济发展规定了5项所谓“趋同标准”，即消费物价上涨率不能超过3个最低水平国家平均值的1.5%；长期利率不能超过物价上涨率最低国家长期利率平均值的2%；预算赤字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国债总额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至少在两年内保持其货币汇率上下浮动各不超过2.25%。首脑们希望各国经济发展逐步“趋同”，从而可以实行统一的经济货币政策，发行统一的货币，在经济上统为一体。
1993年11月1日《马约》生效，欧共体改名为欧洲联盟，又升了一级，标志着欧共体从经济实体逐步向经济、政治实体过渡。
“趋同”前景不容乐观
事与愿违。《马约》刚刚签订，便经受了两次严重考验，一是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二是1992年金融危机席卷欧洲。
在面临抉择的时刻，欧盟各国是先替本国利益着想，还是先从大局利益考虑？考验结果，各国态度“趋同”，各人自扫门前雪。首脑们在马斯特里赫特会议上的豪言壮语统统被抛置脑后，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德国的高利率。
德国统一后，经济形势同其他欧盟国家有所不同：由于扩大了东部市场，得到了额外的推动力，经济衰退来得较晚；政府对东部的大量投资，造成庞大的财政赤字，国债急剧上升。这两种情况促使德国官方采取高利率政策，以稳定马克地位，吸引外国资金为东部建设所用。
德国是欧盟中经济力量最强的国家，尤其在金融领域里，马克是欧盟的“主导货币”。因而德国利率上升，其它国家的利率势必同步上浮，否则不足以保卫其货币的稳定。这正好同各国政府放松银根、刺激经济走出衰退的愿望背道而驰。在一年多时间里，不管其它国家如何呼吁、抱怨，德国当局始终自行其是，以本国利益为重。
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双重冲击下，《马约》制订的货币联盟计划进展受阻，各国货币间不仅没有“趋同”，而且大有“趋异”之势。欧盟原来有个欧洲货币体系，其核心内容是各国货币间的固定汇率机制，这样做的目的是稳定联盟内各国货币间的汇率，使其免受市场波动冲击，有利发展内部经贸关系。
但是，1992年金融危机爆发不久，意、英便于9月相继退出汇率机制，实行单干，至今未归。一年之后，欧盟又于1993年8月把原来规定的2.25%波幅扩大至15%，使原来的固定汇率机制名存实亡，实际上是倒退了一大步。欧盟原来是打算在欧币体系基础上逐步“趋同”，并建立起发行统一货币的货币联盟。现在的情况是统一货币的影子尚未见到，而各国间的货币关系反而较前更松驰了。
欧盟另一项密切内部经济关系的重大措施是1993年起建立内部大市场，实行人员、劳务、商品、资本的自由流通。这一举措的初衷的确美好。“四大流通”真能实现，欧盟各成员国的市民也就如同生活在同一个国家里。问题在于这里牵涉到太多民族和国家利益，做起来很不容易。
以人员流通为例，如果一名德国大学生想到巴黎去居住，除了按照法国的规定申请、办手续之外，还要出示医疗保险证，说明生了病是有人付医药费的，然后可获为期一年的居留许可。如果一名德国工人到巴黎找到一份工作，签了一个一年以上的受雇合同，则可以拿到为期5年的居留许可。这两种不同待遇的原因在于：工人有固定的生活来源，在经济上不会成为政府的负担，而大学生则不然。百万富翁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受欢迎；吃社会救济者，对哪个政府来说都是包袱。
劳务流通也大有利害关系。欧盟内部南北差距仍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可相差几倍，像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就担心劳务流通会出现从南到北的“单行道”。
一名希腊工人到德国打工一年后开始失业，在德国领取失业救济和儿童补助，这恐怕比他在本国的工资还高。于是德国人惊呼，这样的目标是“不值得追求的”。欧共体中的发达国家以种种办法来限制这种“自由”。例如对来人所持的学历和技术证书提出问题，不予承认。
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更为复杂。据说欧盟委员会计划制订8000个欧洲工业标准来代替各国的标准。从制订到贯彻，显然是一个十分繁杂浩大的工程。据说德法贸易中曾经发生这样一件事：法国对进口德国某种电机作出技术规定，今后使用中如发生事故，制造商要对其后果负责。吓得德国厂商从此不敢向法国出口这种电机。
到别国去设厂仍有一个所在国批准的问题，要逐级申请，办理各种手续。德国企业界人士指出，许多行业如航空、电力、交通、邮电、铁路等大都是国家垄断，私人无法插手，资本自由流通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何况，许多国家对本国企业还给予明贴暗补，如何谈得上公平竞争？
事情就是这样矛盾，在会议上和文件里，各国政治家都信誓旦旦，表示要加速欧洲联合，并制订出一个又一个宏伟计划和蓝图，可一旦遇到具体问题，又是本国、本民族利益领先，把局部置于全局之上。德国报纸不无道理地指出，要建立大市场是各国政府，破坏大市场也是各国政府。
政治联合步履艰
经济上矛盾重重，政治上联合更为困难。《马约》对政治联合本来只勾划了一个轮廓，并无具体措施。3年来的实践证明，政治联合不仅没有进展，还有倒退之势。
首先是《马约》的批准在各国遇到了问题：丹麦公民投票第一次作了否决；法国批准《马约》的多数不足1%；英国议会拖延不决，结果使《马约》生效比原计划推迟了近一年。为了缓和各国对丧失主权的担心，欧盟在伯明翰和爱丁堡两次首脑会上，大谈所谓“辅佐原则”，意即主权国家能办的事，欧盟决不越（原字两人右加且）代庖。加强欧洲议会和欧盟权力的问题暂且不提，“交出主权”论更是销声匿迹。像德国总理科尔等极力主张政治联合的人，也表示今后不再使用“欧洲合众国”的提法，以免“引起误解”。
其次是作为欧盟“发动机”的“德法轴心”裂痕加深，运转失灵。德、法在德国高利率及波黑战争问题上立场公开对立，最近在欧盟扩大问题上又互相拆台。德国要向东扩大，为波、匈、捷等东欧国家入盟而呼吁奔走；法国则纠集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国家，主张“南下”，加强同地中海国家的关系。结果是在欧盟内部形成了两种不同利益的对立。
此外，欧盟内“核心欧洲”、“多速欧洲”或“同心圆欧洲”等理论纷纷出笼，说明各国领导人对齐步联合缺乏信心，因而退而求其次，主张有先有后。
自从《马约》签订以来，欧盟发展极不顺利。其原因不在《马约》本身，而在于欧洲形势的大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西欧国家成立欧共体之初，政治上是为了对付苏联及华约，经济上为了加强同美国的竞争。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成立欧共体的政治前提似乎已不复存在，加上近年来欧洲民族主义抬头，欧盟内部的凝聚力逐步减弱，政治联合的动力不足。
德国的统一和崛起又加剧了西欧国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削弱了联合的愿望。对法、英这样的西欧大国来说，当务之急是保持自己在欧洲事务中政治上的主导地位，遏制德国称大。基于这一利害关系，法、英有接近之势，而法、德则龃龉不断。西欧小国重又回忆起了那段“不愉快的历史”，担心在“联合”的名义下受制于人。
推进联合的政治意志削弱和经济矛盾增加相互作用，使欧盟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达10年的德洛尔直截了当地批评各国政策“日益自私”。在最近一次首脑会议上，东道主科尔呼吁各国“不要受日益增长的欧洲悲观主义传染”。这些言论都是欧盟处境不妙的写照。
德国电视台在年终回顾时指出，1994年是动荡不定的一年。旧的方向已经失去，新的方向又未找到。欧盟似乎正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