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杂志编辑理念的论争——以《新潮》和《东方杂志》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潮论文,杂志论文,为例论文,理念论文,编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论争源起
1915年左右，知识界就开始了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讨论。其中《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讨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次讨论，以创刊不久的《新青年》（《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及李大钊等为一方，以当时资格较深的《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等为另一方，就东西文化的优劣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观点。1918年9月陈独秀发表的《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对《东方杂志》提出了严厉质疑，将其视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大阻障。这使得原本仅是一场关于办刊思想的讨论变成了一场关于东西文化优劣的大论战。就在这时，《新潮》刊登了罗家伦题为《今日中国之杂志界》的文章。在文中，他从整个杂志界出发，对中国杂志界的思想优劣、编辑得失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清理和批评。该文批评矛头直指当时拥有杂志最多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其旗下的主要杂志，诸如《东方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等都被点名批评。作为商务印书馆最有影响力的《东方杂志》划为杂乱派，被批评“毫无主张，毫无选择，只要是稿子就登，毫无系统性”。[1]《新潮》杂志步《新青年》后尘，对商务印书馆展开攻势，《东方杂志》显得分身无术，在论战中溃败。时任《东方杂志》编辑的章锡深先生后来回忆：“当时高举新文化运动旗帜的刊物，首先向商务出版的杂志进攻。先是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抨击《东方杂志》的反对西方文明、提倡东方文明。接着北大学生组织新潮社的《新潮》发表了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把商务各种杂志骂得体无完肤。北京大学被称为全国最高学府，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商务受到这样严重的攻击，在文化教育界多年的声誉顿时一落千丈。”[2]
“在新文化运动日渐扩展的情势下，新文化界对商务印书馆的发难，其影响是可以想见的。加之自身出版物与时代脱节，迅速失去了一大批同情新文化运动的读者，于是它在社会文化领域的影响力不断下降。在新文化运动呈上升趋势之时，商务与时代之间显然出现了某种不适应。”[3]商务印书馆对来自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大学的批评不敢怠慢，时任掌门人张元济先对旗下杂志进行改革，首先从撤换编辑人员开始。《东方杂志》的主编由杜亚泉换成了陶惺存。面对来自新文化阵营的攻讦，陶惺存化名“景藏”，在东方杂志第16卷第7号上发表《今后杂志界之职务》回应罗家伦。至此，这场论战告一段落。
罗家伦的《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与陶惺存的《今后杂志界之职务》是两种不同的杂志办刊编辑理念。下面就对论争中的这两种杂志编辑观做一个梳理与评价。
二、罗家伦的编辑观
从罗家伦的《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来看，罗家伦对当时的杂志编辑方面的各个问题，已具有了比较深入的思考。
首先，他谈到的是对“杂志”一词的界定。他说：“西方的定期出版物或称Review（周刊），或称Monthly（月刊），或称Weekly（期刊）等等。这些名词定义中并没有‘杂’的意思。中国人把各种定期出版物都叫做‘杂志’……中国人学日本人，把各种定期出版物都称为‘杂志’，虽然有些不妥当，但已经用惯了，也没有再改名称的必要。……一个名词，随着用场扩大，它的意义也会不断引申发展。所以，我们现在只有把‘杂志’权当做一个名词，不要按照中国原有的字面意义去理解。”[4]
其次，他谈到了杂志的分类。他特别说明自己立足调查，而不是妄下论断。北京大学图书馆现存的几百种杂志，凡是他认为重要的、有些影响的或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杂志，都进行了翻看。在这个基础上，他将杂志主要分为四类：官僚派、课艺派、杂乱派和学理派，并对每一类别做了较为详尽的分析。
基于对于“杂志”一词的定义界定以及对于杂志的分类，罗家伦在文末提出的六点办刊主张：第一，有一定的宗旨。罗家伦在调查和编辑的基础上意识到了办刊特色的重要，这也正是他猛烈抨击《东方杂志》的原因。“所以，一种杂志必须带一种特别的彩色——就是有一种特别的宗旨——然后可以使读者心中有一种的统系，然后这种杂志里的言论会发生一种的影响。”[5]第二，有知识上的联合。“一个杂志办得好坏、成功与否，主要还是看杂志社内部成员的知识和智力组合……”[6]鉴于此，罗家伦认为知识上的联合，实在是办杂志人的第一要义，才能够让杂志的议论更加到位，读者也可以省些脑力。第三，多设周刊。日报出刊时间比较仓促，月刊又隔得太久，评论显得较为迟缓。周刊兼具了两者的优点，是传播思想文化的一个利器。第四，趋重批评。这一点也被认为是《新潮》杂志最具有代表性的特点。他认为：“中国人思想上缺乏判断力，所以没有批评。因为没有批评，所以思想上越没有判断力、辨别能力。这样长此以往，我们中国人真要变成糊涂虫了。现今补救的办法，就是由各种杂志多开展批评。而且在开展批评时，不要怕社会阻力，不要怕他人怨恨，以批评去坚持真理，秉公说公道话。”[7]第五，有统系的记事。罗家伦对西方杂志的记事栏十分羡慕，对中国当时几个有记事栏的杂志都不满意，认为那些记录支离破碎。他希望在谈论国内外事务时，若遇到不明白之处，应对此有详尽的说明。第六，略加讽刺画。罗家伦受到英美一些杂志的启发，希望在杂志中略加有针砭时弊意义的讽刺画。
罗家伦的观点明显地昭示了“五四”前夕杂志编辑思想观念的一种进步趋向。他的编辑观不仅在于有一定的代表性意义，还在于它具有一定的时代领先作用。虽然他对杂志的划分主要从教育和文化等方面入手，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突出贡献就在于他已经开始运用新文化的意识对当时的杂志界进行品评，确立了一个带有新文化色彩的评价标准。
三、陶惺存的编辑理念
面对《新潮》杂志的批评，《东方杂志》的改革之路从更换主编开始。杜亚泉被撤下，陶惺存接任主编。1919年7月，《东方杂志》第16卷第7号上发表了新主编陶惺存（化名景藏）的文章《今后杂志界之职务》，对《新潮》的批评进行了反驳。陶惺存针对罗家伦文章提出的三个方面：“杂志”一词的界定、杂志的分类以及办刊主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今后杂志界之职务》这篇文章首先从“杂”字入手，阐述“杂志”的定义。他认为杂志的“杂”字，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东方杂志》属于广义的“杂”，是包括一切学术的杂志；而《新青年》等杂志属于“以宗旨为范围者”的狭义杂志。他进一步指出，狭义概念上的杂志，即使是“专就一种科学，或同一学科专业人员，及同人所撰稿的杂志，亦不可说不杂。不纯粹固然可以作‘杂’的解释，无系统亦具有‘杂’的含义。”[8]
对于杂志的分类，陶惺存以“杂志的职责”来划分，将杂志分类三类：研究学理类的杂志以共同研究为职责。“如一个人在读书时，偶然有心得体会，或者发生疑问，于是便以杂志作为发表心得、疑问之地，使同时研究同类学问的人，来证明他的心得收获是否谬误，是不是能推广阐发，疑问如何解决。如果本出误会，又见他人有心得和疑问，则加以介绍和阐发证明，或加以解答。”[9]启发思想类的杂志以启发思想、灌输知识为职责。他认为学术的发展方向、学术发展偏向何家、实物上的新发现、世界各国政治上的新变化、言论思想上的新观点等都可以拿来介绍。矫正习俗类的杂志以切实讨论为职责。“例如某种习惯对人生有妨碍，某种思想与真理不相符合；又如旧时代流传下来的政令仪式，如不改变、废止，就会阻碍社会的进化，那么，就应该剀切敷陈，使社会觉悟而速谋改革是也。”[10]
对于办刊，陶惺存列举了六条编辑标准：第一，当知世界大势，不固步自封。“现今杂志界的职责，应当以世界大势为标准，不要仅以中国人所已知者为限。社会现象的善恶，流行主义（思潮）的正确与谬误，固然不是少数人及在短时间内能加以判断和解决的。但是，依次审察其流传之广狭，主张之多寡，精思明辨，随时顺应之，也是时代赋予杂志编辑者的责任。”[11]第二，当适应时势，勿拘牵顽旧、忘记时代责任。杂志本来就是为时代社会提供服务需要的，自然应以现今社会形势作为准绳。杂志人宣传新主张、新观点，要审时度势，既不能倒退，也不能超前。第三，切合人生实用，不尚虚饰。“凡是违心之虚谀，应酬的繁文，含有偏见的政论，都没有选择录用的价值……”[12]应该以推进社会进步为目标，以适合人生实用为旨归。第四，为未来世界进化做准备，不为过去时代留纪念。杂志所研求所灌输的内容，无非是预备为将来实用的东西，即应当着眼于世界的进步。陶惺存提出古籍精考、证明旧制的研究是史家的职责，《东方杂志》是不采用的。第五，持论当以真理为依归，不感情用事。杂志的责任就是为读者提供阅览服务，不是供给个人来发表私见。杂志与每天出版发行的日刊不同，其论议必须“稍持坚卓，勿尚一时之义气！”[13]到这一点论述是对《新潮》“趋重批评”的特点进行了一个委婉的反驳：“持论当以真理为依归，勿尚感情也”[14]，也暗含了杂志不应当作为攻击、附和的工具之义。第六，理论与方法并重。杂志界对于政治不良、社会腐败、生计困难等问题，“不要只陈述病情而无方剂（或者虽有方剂而无疗治之力和蓄艾之时，则仍然与无方剂相同），使杂志读者但增悲观而断绝希望，仍然是对时弊无法矫正。”[15]应采辑中外人的崇论宏议，或者自抒己见，理论与方法并重。
陶惺存认为，上述六条准则虽未囊括今后中国杂志界的所有编辑职责，但能注意到这些，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半。他对所有杂志界同仁进行了这样的号召：“杂志社同仁向来就是以坚持上述各项原则为职责。但囿于周围的环境、材料的缺乏，往往使杂志的编辑不能尽如人愿而常怀悔疚之心。至所愿积极提倡者希望我们的杂志同业人员能够互相勉励；所愿消极禁止者《东方杂志》同人则日夕警惕，也不曾苛绳于他人。”[16]
《东方杂志》在受到罗家伦的批评之后进行了改革。陶惺存接受了部分罗家伦的意见，如“避免月刊”；部分使用白话文；吸收新人稿件；陶惺存自己也写了一些谈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文章。但对于《新潮》杂志抨击《东方杂志》“没有一定的办刊宗旨”这一点，《东方杂志》并未采纳，他们更倾向于将杂志定位于言论平台。
四、两种编辑观念的不同文化价值
《新潮》杂志的罗家伦和《东方杂志》的“景藏”（陶惺存）先后分别就杂志编辑问题进行了论述。虽然在当时，代表新文化阵营的《新潮》在论争中占了优势，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两种编辑观已没有优劣之分。编辑参与杂志的编辑活动时，会根据自身主体的文化价值观念，对杂志的内容和风格进行选择，使得杂志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编辑自身的思想立场。作为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罗家伦选择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杂志进行批评，扩大《新潮》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也体现出一代学子自觉肩负起的时代重任。“新潮社成立之时，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五四运动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新文化运动同一战线已形成的时候。这时，《新青年》高举民主、科学和文学革命的大旗，在反对封建文化思想的战斗中已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进步知识分子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17]“作为《新青年》之文学辅翼”[18]的《新潮》杂志在这一时期的文化领域中更是责无旁贷的活跃。而《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陶惺存等人是以旧式立宪派的身份进入国民时代的，他们的保守主义色彩显现在他们的文化构想上。他们看到西方世界的经济、文化的输入在中国表现出水土不服，所以认为“应该用东方文化的精神性资源去弥补西方物质文明的不足，进而拯救人类。”[19]这也成为《新青年》和《新潮》杂志的诟病之处。从时代的变迁和话语的转变上，学生刊物《新潮》无疑是走在了《东方杂志》的前面，《新潮》顺应潮流，吸引了更多有志青年读者群。
罗家伦对当时中国杂志界的评判，虽然立足于一定的编辑经历，但是更多的是文化改革热情，理论较为欠缺。罗家伦着重从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需要出发对当时的杂志界进行批评；而对于如何办好一份启蒙思想的杂志，罗家伦的认识相对不够深刻，缺乏相应的说服力。《东方杂志》则不同，它秉承的办刊观念主要侧重于如何编辑好杂志，极少对于同行进行批评和指责。陶惺存谨小慎微的写作态度，对照激进的时代主潮，“显得过于稳健，过于池中，过于保守了。”[20]学者洪九来评价说：“《新青年》、《新潮》与《东方杂志》的最大分歧恐怕也就在于：一个是积极要做‘舆论的指导者’，一个仅愿成为‘舆论的顾问者’。其实在中国近现代思想言论界，尤其是杂志舆论界，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期刊都有社会需求，都有产生与存在的可能，并不能简单地舍此存彼，更不能从一而终。”[21]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服务的政治倾向来看，罗家伦的编辑观要优于陶惺存的编辑观。当时的北大学生刊物《新潮》杂志自觉地赋予自身这样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通过知识和思想的力量，介入到处于危难之中的华夏社会变革中。运用当代编辑理论去权衡罗、陶二者的杂志观，后者更具有编辑理论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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