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信用评级对国家金融安全的影响研究
○李若杨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摘要： 主权信用评级本是解决信息不对称，进行主权信用风险监测和衡量一国信誉和实力的重要工具，但是近年来却频频被西方国家当作干预他国内政和经济的手段。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背后都有评级机构的身影，而三大评级机构长期以来压低我国主权信用评级的行为更是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造成了严重影响，损害了我国的国家利益。主权信用评级关系一国金融安全和稳定，评级等级的骤然下调会引发市场恐慌甚至金融震荡。因此，加强对民族评级机构的扶持，建立我国自主主权信用评级体系，是我国未来金融建设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 主权信用评级；主权信用风险；国家金融安全；评级机构；评级监管；国际信用评级；金融危机；信息不对称；对外投资；国债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全球化
主权信用评级是进行国家风险监测，解决信息不对称，衡量一国信誉和实力的重要工具，但是近年来却频频被西方国家当作影响他国经济和政治的手段。近期，美国国会众议员谢尔曼推动设立《中国债务陷阱法案》，要求对于拒绝承认中国债务的国家，美国评级机构不得对其信用进行降级。谢尔曼这一行为再次给我们敲响警钟，主权信用评级关系国家金融安全，构建自主主权信用评级体系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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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权信用评级和信用评级机构
（一）主权信用评级的起源
现代主权信用评级起源于美国，其诞生标志是1909年穆迪公司出版的《穆迪铁路投资分析》。信用评级的对象最早是企业，1918年3月，穆迪开始对国家债券进行评级，开创了国家债务评估的先例，同年出版的《穆迪投资分析——政府债务和市政债券》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发行的政府债券进行了详细分析。之后，标准统计公司、普尔出版公司和惠誉也纷纷将国债纳入自己的评级体系，推出自己的债券评级结果，成为投资者甄别各国国债质量的重要工具。主权信用评级诞生后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繁荣发展期。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大萧条的爆发、外国国债市场的不景气和国家违约状况的频发，主权信用评级开始放缓，随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对其造成了严重打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减少资本流出，美国开始对外国债券和非居民贷款实施利息平衡税，外债市场陷入衰退，主权信用评级也进入低潮期。
1974年6月30日，美国政府废止利息平衡税，资本市场再次开放，国债市场重新变得活跃起来，主权信用评级也开始复苏。1975年，美国证监会出台信用评级机构认证制度，即设立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NRSROs），把信用评级行业纳入监管体系，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成为首批获得NRSRO 资质的评级机构，之后，三大评级机构不断发展成为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垄断地位的评级机构。
（二）主权信用评级的作用
1.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不对称是投资者在进行风险投资时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在进行投资之前，投资者必须对债券相关信息进行广泛收集，以判断其是否存在违约风险，但是现实生活中，由于债券发行者和发行类型众多，加之一些债券信息存在不透明现象，导致投资分析成本巨大，投资者很难对每个债券的信息都进行详细的了解和分析。而债务发行者作为利益相关方，其发布的信息在某些情况下也很难获得投资者的绝对信任，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债券发行成本过高，一些信用品质良好的债券退出市场，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信用评级机构作为第三方，在解决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投资者可以参考信用评级机构发布的评级信息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债券，一些信息不透明的债券发行国，也可以利用信用评级结果来提高自己吸引资本的能力。
2.进行主权信用风险监测。信用评级等级的高低直接反映一国主权信用风险的大小，借助主权信用评级结果，投资者可以对一些潜在风险进行提前规避，债券发行国也可以利用信用评级的示警信息，及时调整自身的政策方向。信用评级机构通常通过对一国政府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的综合评估来估计该国债务的违约概率，评级分为长期评级和短期评级，一般而言，人们通常把长期外币主权债务评级视为衡量一国主权信用风险的依据。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主权信用评级的主要评级对象是政府债务，而判断一国是否违约的重要依据是债务违约的真实发生，因此如果一国通过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申请救助的方式来避免违约，则三大评级机构不会将其判断为违约。
3.衡量一国信誉与实力。主权信用评级是一国信誉和经济实力的反映，一方面，人们认为主权信用等级越高的国家，其政府在未来违约的概率越低，另一方面，政府债务的偿还是以一国经济做基础，经济状况越好的国家通常偿债能力也越高，因此从侧面反映了一国的经济实力。较高的主权信用等级对一国经济有着正向促进作用，因为它向市场释放出这样一种信号，即该国政府的违约率较低，信誉较好，这种信号可以有效帮助一国政府，尤其是一些政治透明度较低的国家，吸引外国资金的流入。此外，主权信用评级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援助的重要参考，对于主权信用评级等级较高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优先发放贷款。
（三）信用评级机构
信用评级机构根据其主体性质可以分为五大类，分别是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官方或半官方机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商业机构（穆迪、标准普尔、惠誉）、学术研究机构（美国传统基金会），其中最具国际影响力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都是商业机构，它们占据了90%以上的市场份额，在国际评级市场上影响巨大。从地域分布来看，三大评级机构都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虽然也有自己独立的评级机构，但是难以与之相抗衡。中国近年来也培育了一批信用评级机构，如中诚信国际、联合资信、大公国际和上海新世纪等，但其业务主要针对国内行业和公司评级。以下将以三大评级机构为例，对信用评级机构的业务模式进行分析。
根据24 GHz汽车防撞雷达的要求，本设计的PLL合成频率源的输出频率为24～24.25 GHz，相位噪声优于-85 dBc/Hz@1 kHz。为使该频率源满足设计指标，首先进行器件的选型与评估。这里选择相位噪底低的鉴相芯片ADF4159[8]和24 GHz VCO芯片HMC533[9]。在工程上，通常使用式(7)估算PLL环路的带内相位噪声：
信用评级机构不仅是信用风险的评估者，还是债券发行的参与者，而三大评级机构作为商业机构，其主要目的在于盈利，独立性无法受到保障。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三大评级机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债券发行方所支付的评级费用，评级机构可能通过给予大型证券发行机构较高的信用评级的方式来寻求更高的收入，而债券发行人也会通过购买评级公司所提供的咨询服务等方式来寻求更高的信用评级，信用评级机构这种一边参与债券发行一边对其评级的行为，往往造成债券发行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冲突，使投资者和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受到影响，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如在次贷危机之前，三大评级机构曾给予次级抵押债券以较高的评级，助长了次级抵押债券市场的非理性繁荣，最终导致次贷危机爆发。
惠誉由惠誉国际评级（Fitch Ratings）、惠誉解决方案（Fitch Solutions）和惠誉培训（Fitch Learning）组成，其中，惠誉国际负责信用评级和研究工作，除了最常见的信用评级，惠誉国际还会发布与财务或运营实力相关的评级，如为住宅和商业抵押贷款服务机构、资产管理公司和基金等提供专业评级。惠誉国际的评级对象涵盖全球范围的企业、主权金融机构、银行、保险和公共金融实体（包括超国家主权和地方实体）及其发行的证券或其他债务，以及以应收账款或其他金融资产为担保的结构性金融证券。相对于穆迪和标准普尔，惠誉所占的市场份额较小，评级涉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穆迪和标准普尔一样，为投资者、发行人和其他市场参与者提供信用评级结果是惠誉收入的重要来源。
标准普尔主要为全球资本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提供评级、分析和数据，其业务可以分为四部分，分别是标普全球评级（S ＆ P Global Ratings）、标普全球市场情报（S ＆ 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标普全球普氏能源资讯（S ＆ P Global Platts）和标普道琼斯指数（S ＆ P Dow Jones Indices），其中标普全球评级作为信用评级的独立提供商，为投资者、发行人和其他市场参与者提供信用评级和研究分析结果，以作为其投资和市场分析的依据。标普全球评级涉及128 个国家和地区，其评级对象包括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结构性金融实体和证券等，主要对债券发行人（如企业、州/省或市政府）是否有能力和意愿完全并按时履行其财务责任进行评估，同时揭示特定债务（如公司票据、市政债券或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信用质量以及该债务违约的相对可能性。标普全球评级的收入分为交易收入和非交易收入，其中交易收入主要来自与新发行的公司和政府债务工具、结构性融资债务工具有关的评级、银行贷款评级以及公司信用评估；非交易性收入主要来自信用评级监督费用、基于客户关系定价项目的年度费用、实体信用评级和全球研究与分析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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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危机背后推手：三大评级机构
（一）亚洲金融危机
例如，通用耗材采购通过设备管理处及中心实验室进行采购、验收、出入库管理，并纳入材料管控平台管理；季度末，材料管控平台将材料消耗情况，向科研经费管理系统推送，经审批后，列支项目经费。设备也由相关管理部门进行采购，纳入医院固定资产管理平台管理，设备数据从医院固定资产数据库中引出，确保资产的真实完整；同时由于设备纳入医院固定资产管理平台管理，有利于实现设备共享，避免重复采购，提高设备使用率。又如，科研信息系统与人力资源系统连接，通过身份证号等信息，可以复核人员信息，避免劳务费超范围发放。
2016年12月之前，我国曾把信用评级行业列为限制外商投资产业，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外资评级机构可以与国内评级机构展开合作，但其持股比例不得高于49%。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外资评级机构对我国评级市场的影响已经十分严重。2006年，穆迪收购中诚信49%的股权并接管了经营权，并约定7年后增持至51%；同年，香港新华财经（美国控制）公司收购上海远东62%的股权，实现了对该机构的直接控制；2007年，惠誉收购联合资信49%的股权并接管经营权；2008年，标准普尔与上海新世纪签订技术服务协议，在培训、技术等方面展开合作。至此，除大公国际之外，我国其他四家有全国影响力的信用评级机构都直接或间接被美国评级机构所影响和控制。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韩国也是遭受国际炒家攻击的国家之一，韩元出现急剧下跌。为了将韩国从金融危机中挽救过来，1997年11月21日，韩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援助，但是就在韩国申请贷款援助后的第四天，标准普尔却同时下调了韩国的长、短期外汇信用评级和本地货币信用评级。受标准普尔影响，其他评级机构也纷纷下调韩国主权信用评级，穆迪更是一度将韩国的长期债券评级下调至垃圾级。受主权信用评级骤然下调影响，韩国不仅金融市场出现动荡，还陷入了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
系统在满足卫星云图、雨情、雷达、数值预报、气象传真、热带气旋、降水预报等防汛信息应用服务的基础上，集成了实时气温（最高、最低和平均）、气温距平、少雨日、高温日、蒸发能力和气象干旱指数、水文干旱指数、遥感干旱指数等大量水文气象干旱信息产品应用服务，真正实现了防汛抗旱信息并重。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虽然是亚洲国家自身金融监管不力、盲目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和外国投机者的攻击所致，但是在此过程中，评级机构非但没有起到提前示警的作用，为挽救声誉，还在危机爆发后骤然大幅降低许多东亚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使其陷入更加严重的衰退之中。危机发生后，许多东亚国家企业破产倒闭，金融市场被迫全面开放，对其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美国次贷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起因是次级债金融衍生品资金链条断裂，引发次级抵押贷款大量违约。而三大评级机构对次级债金融衍生品过高的信用评级，对次级债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过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主要分为三类，分别是优质按揭贷款、ALT-A 抵押贷款和次级抵押贷款，其中次级抵押贷款的违约率最高，相应的收益率也最高。2000～2006年，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持续繁荣，住房价格不断上涨，人们对住房的需求也不断增加，许多金融机构顺势推出各种新的次级贷款产品，使得大量没有固定收入、信用较低的家庭也能获得贷款购置房屋。这些次级抵押贷款又被进一步包装成为次级债金融衍生品再次流入市场，且大部分被三大评级机构评为最高投资等级AAA 级。2005～2007年间，高达85%的次级担保债务凭证被标准普尔评为AAA 级，对投资者产生了严重误导，大量资金流入次级债金融市场。次贷危机中倒闭的雷曼兄弟，其信用等级也一直是AAA 级，直到其宣布申请破产保护第二天，才被下调至D级。
④地下水水位的预测方法包括水均衡法、解析法、数值法和数理统计方法，本次节水增粮行动项目水资源论证主要采用了均衡法和解析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欧洲债务危机
评级机构对危机的推动作用在欧债危机中表现的淋漓尽致。欧债危机起源于希腊，其爆发的直接导火索就是三大评级机构接连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2009年12月8日，惠誉下调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由A-降低为BBB+，前景展望负面；同月15日，希腊发售20 亿欧元国债；同月16日，标准普尔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由A-下调至BBB+，前景展望负面；同月22日，穆迪宣布将希腊政府债券评级由A1 下调至A2，前景展望负面。评级机构接连下调希腊信用评级的行为引发了市场担忧，导致希腊融资成本大幅攀升，政府难以从外部获得融资，债务危机爆发。
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三大评级机构开始将矛头转向其他欧洲国家，葡萄牙、爱尔兰等国接连受到攻击。2010年3月23日，标准普尔将葡萄牙主权信用评级由A-下调至BBB，前景展望负面，并在6天后再次将评级从BBB下调至BBB-。4月1日，惠誉将葡萄牙主权信用评级从A-下调至BBB-。7月6日，穆迪将葡萄牙长期主权债券评级从Baa1下调至Ba2。评级接连下调不仅导致了葡萄牙国债收益率的攀升，还对欧元区市场造成了冲击，使危机快速扩散至其他国家。7月12日，穆迪将爱尔兰的国债评级下调至Ba1，即垃圾级，前景展望负面。之后，葡萄牙、意大利、法国等国也被卷入其中。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三大评级机构骤然下调多个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许多国家已经出现了经济过热的现象，经常项目赤字严重，债台高筑，但是评级机构并没有对这一情况做出示警。当时东亚大部分国家采取的是固定汇率制度，但是随着出口减少，经常项目赤字增加，本币币值出现严重高估现象，国际投机者们发现了这一情况后，开始首先对泰国外汇市场发起冲击，1997年7月2日，泰铢失守，泰国政府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1997年9月3日，标准普尔将泰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由A下降至A-，长期评级由AA下调为AA-，前景展望负面。评级下调不仅加剧了泰铢的贬值，更是引发了整个亚洲金融市场的恐慌，资本外逃加速，危机在东亚地区蔓延开来。
三大评级机构不仅引发了欧债危机，助长了金融市场投机行为，还将一些国家拖入更加严重的衰退之中。在希腊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盟的援助之后，三大评级机构还进一步下调了希腊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甚至将其主权信用评级降低至垃圾级，对希腊的经济复苏造成了严重阻碍。债务危机的爆发对欧元区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一些欧元区国家损失惨重，欧盟一度面临解体威胁。
三、主权信用评级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指出，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金融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而信用评级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信用评级机构起步较晚，实力较弱，在国际市场上话语权不强，且国内评级市场被外资评级机构渗透严重，严重威胁我国金融安全。
（一）外资评级机构对我国渗透严重
方瑄(1982-)，女，汉族，福建省漳州市人，会计硕士研究生，会计师，厦门金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经理。
2016年12月，国家发改委与商务部将资信调查与评级服务从限制外商投资产业目录里移除，信用评级市场开始放开；2017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放开了银行间债券市场评级业务；2018年3月，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正式发布《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机构注册评价规则》，标志着我国信用评级市场全面开放。信用评级市场放开之后，外资评级机构开始全面进入国内市场，2019年1月28月，标准普尔在中国设立全资子公司，成为首家在中国获得外商独资身份的评级机构。
信用评级市场的放开虽然有助于外国资金的流入，提高中国债券市场的国际化水平，但也会挤压国内评级机构的生存空间，对国家信息安全造成威胁。国内评级机构由于起步较晚，技术较弱，在竞争上天然就弱于外资评级机构。在信用评级市场放开之前，外资评级机构通过对国内评级机构进行控股，已经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信用评级市场开放后，外资评级机构由于技术较高，国际影响力较强，会对国内评级机构形成严重竞争，挤压国内评级机构的生存空间。信用评级的对象除了普通行业，还包括能源、通迅、国防和特种行业等，而这些行业通常涉及我国经济的核心领域，外资评级机构的进入可能对我国的信息安全造成威胁。
（二）美国恶意压低我国主权信用
主权信用评级作为衡量一国信誉和经济状况的重要工具，本应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但是由于三大评级机构都为美国所持有，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和政治考量，长期以来有意压低我国主权信用，增加了我国海外融资成本，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造成了不利影响。如2003年底，标准普尔不仅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维持在BBB 级，即最低投资级，还将除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两家政策性银行以外的其余13 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等级都降低到BB 级以下，认为其不具有投资价值。而当时正值我国银行业谋求海外上市之际，且国内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增速位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稳定增加，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三大评级机构一方面调低我国银行业信用等级，另一方面又积极鼓动海外投资者投资中国金融机构。较低的信用评级增加了我国银行业的融资成本，银行股股票价格被有意压低，最终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成交，大批海外投资者从中攫取了高额利润，造成了国有资产的严重损失。
穆迪公司包括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和穆迪分析公司（Moody’s Analytics），其中，前者对债务工具和证券进行信用评级和研究，后者则提供用于信用以及经济分析和金融风险管理的先进软件、咨询服务及研究报告。穆迪的服务对象包括发行人、投资经理、其他金融市场专业人士及评论人士等，其评级范围涉及各种公司和政府债券、结构性融资证券和商业票据计划等，评级收入也来自此类交易的发行人，他们使用穆迪公司的评级结果来支持自身债券的发行。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债券发行者支付的评级费用，除此之外，穆迪还从数据服务、软件服务、风险管理咨询、培训和认证服务以及研究分析业务中获得收入。截至2018年12月31日，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的评级和分析覆盖超过135个主权国家和地区，评级和分析跟踪了大约4800家非金融机构发行人，4100家金融机构发行人，17600家公共债务发行人（包括主权、次主权和超国家发行人），9600 笔结构性融资债务，以及1000 家基础设施和项目债务发行人。
次贷危机爆发后，三大评级机构大量调低次级抵押债券的评级，仅2007年7月一个月，标准普尔就下调了612 种抵押贷款债券的信用评级，穆迪则调低了399种抵押贷款债券的信用评级。12月，标准普尔又下调了6 家美国债券发行商的信用等级，甚至将其中一家债券发行商的信用等级直接由投资级下调至垃圾级。三大评级机构短时间内大量调低次级抵押债券信用评级的做法引发了市场的强烈恐慌和金融震荡，危机蔓延至其他国家，最终演化成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期间，惠誉将中国宏观经济风险评级指标从“安全”下降至和破产的冰岛同级，但当年中国中央政府债务余额仅为60238亿元，占GDP 的比重为17.3%，而外汇储备余额却高达23992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47%，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金融危机起始国的美国，其主权信用仍然维持了AAA 的最高等级。2013年4月9日，惠誉又将中国长期本币信用评级从AA-下调至A+，理由是担心地方政府债务可能向中央政府资产负债表转移。2017年5月24日，穆迪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从Aa3 下调至A1，前景展望负面；2017年9月21日，标准普尔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下调为A+，此外，标准普尔还将中国三大政策性银行的信用评级从AA-下调至A+。穆迪和标准普尔认为，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可能导致财政状况削弱和政府信贷增加。但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部分原因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是增长质量却在不断提升，且2017年中国国民经济稳中向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实际增长6.6%，增速较上年提高0.6 个百分点，是自2011年以来工业生产增长首次加快，穆迪和标准普尔在这种情况下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说明其缺乏对中国基本面的清晰认识。
（三）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沦为美国的霸权工具
主权信用评级发展至今，已不单是衡量一国信用风险的工具，还在一国吸引外资流入、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主权信用等级的高低直接关系一国对外融资的成本，信用等级越高的国家越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外部融资，吸引外国资本的流入，进而对其经济产生促进作用。但是，由于目前国际主要的三大评级机构都为美国所持有，导致其评判结果不可避免的掺杂了美国的意志。美国政府借助三大评级机构的国际垄断地位，可以对一国金融市场展开攻击，这些国家由于在国际市场难以发声，通常不得不屈服于美国的霸权主义条款。如2003年，穆迪将拒绝参与评级的德国汉诺威保险的债券下调到垃圾级，引发了市场抛售狂潮，对企业造成了重创。同年，由于德国反对伊拉克战争，标准普尔连续下调德国企业评级，德国相关企业股票出现暴跌，引发市场动荡，与之相对的是支持伊拉克战争的澳大利亚的外汇债务评级被上调。由此可见，三大评级机构已经成为美国干预他国经济和政治的工具。近期，美国国会众议员谢尔曼推动设立《中国债务陷阱法案》也是意图通过主权信用评级来影响中非关系，并且该法案看似是中非债务问题，但实质是对我国金融体系的攻击，属于中美贸易战的一部分，是美国意图发动金融战争的一个预兆，但主权信用评级体系话语权的缺失，却使我国难以在信用评级领域展开反击。
四、构建我国自主主权信用评级体系的必要性
（一）是企业走出去的实际需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走出去”，成为国际经济和贸易市场的重要参与者。2017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为1582.9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超过10%，对外投资流量规模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位居全球第三位，对外投资存量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对东道国政府的主权信用风险进行评估，一方面是判断其投资风险，另一方面，一些重大项目需要以东道国政府的主权信用作担保。目前，中国企业通常以国外评级机构的主权信用评级作为分析东道国投资风险的依据，但是，一方面三大评级机构代表美国利益，对一些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可能有失公正，另一方面，国外评级机构的关注点与我国对外战略布局的利益出发点也存在差异，可能并不满足我国企业的实际需要。
（二）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然需求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金融体系对信用评级的依赖也越来越强，信用评级开始深入到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对于股票、债券等金融商品的定价起着决定性作用，信用评级的骤然变化不仅会引发金融市场动荡，还会影响一国经济和政治稳定。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总体安全观中指出，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信用评级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门，在维护国家安全中起着重要作用。
然而，在不断取得成效的同时，国内出现的地沟油事件、疫苗事件、三鹿奶粉中毒事件等凸显了我国当前的行政问责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从表层分析，这类事件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我国行政人员失职以及滥用职权等不当行为导致的；从深层次分析，主要是当前我国还未形成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行政问责制。若行政问责制得不到有效地完善，公民的诉求得不到及时传达，行政问责制仅停留在形式主义上，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会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分析现阶段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不足之处并且提出相应的完善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不足之处如下：
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爆发，其背后都有评级机构的影子，它们利用信用评级左右金融商品定价，从中攫取高额利润，而不顾其可能对一国金融系统造成的影响，严重威胁了国家的金融安全。除了金融安全，信用评级还会对信息安全造成影响。因为随着信用评级范围的扩大，通信、能源、金融、国防等行业也被纳入信用评级体系，但是这些行业通常关系国民经济命脉，信用评级过程必然涉及我国政务、经济和技术信息，外资评级机构的涉入可能对我国经济、技术、信息安全造成威胁，从此角度来看，构建我国自主主权信用评级体系，加快民族评级机构的建设刻不容缓。
目前，中资评级机构在国际评级市场上的话语权十分微弱，甚至在亚洲评级市场上都很难听到中国评级机构的声音，话语权的缺失不仅使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无法得到正确的估值，还使国家利益容易受到外资评级机构的侵害，而西方国家则可以通过主权信用评级来影响我国经济和政治，从中攫取高额利润，因此构建我国自主主权信用评级体系，是维护我国经济和金融安全的必然需求。
五、构建自主主权信用评级体系的建议
（一）加强对民族评级机构的扶持
三大评级机构在我国占据了相当比例的市场份额，一些重要行业的信用评级背后都能看到美国评级机构的身影。我国评级机构虽然数量众多，但是由于自身实力与外资评级机构存在一定差距，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且我国还于2018年3月全面开放了国内信用评级市场，这一举措将进一步加剧国内信用评级市场的竞争，生存空间可能被进一步挤压。
由于主权信用评级关系国家金融安全，我国政府应从战略上重视信用评级行业的发展，把加强对民族评级机构的扶持纳入国家战略层面，提高民族评级机构的国际竞争力，使其更多地参与到国际金融活动中，争取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对民族评级机构的扶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加强信用评级专业人才的培育。行业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建设，加强信用评级专业人才的培育可以有效提高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的技术实力。第二，对国内现有评级市场进行整合。我国评级机构虽然数量众多，但实力都不强，存在弱、小、散等问题，通过对现有评级市场的整合，集中力量做大做强2～3 家评级机构，可以有效提高我国评级机构的市场竞争力。第三，通过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等方式，促使国内评级机构进入周边国家和地区。我国正在推行的“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的国际化提供了良好机遇，国内评级机构可以以此为跳板，先提高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进而逐渐提高在其他地区的影响力，最终在国际信用评级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加强对国际评级机构的监管
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爆发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评级机构监管的重要性，许多国家开始制定相关的监管法规，以维护自身金融安全。如2010年7月，美国出台《多德—弗兰克法案》，赋予美国证监会全面监管评级机构的权力，要求评级公司在透明度和可靠性的增加方面做出努力。2009年，欧盟出台《欧盟信用评级机构监管法规》，并于2013年5月进行再次修订，法规完善了评级机构的注册制度，提升了评级过程的透明度，同时对监管主体和处罚措施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不仅如此，欧盟还建立了专门的监管机构，即欧洲评判和市场管理局（ESMA），对在欧盟注册的信用评级机构进行全面监管。
目前，中国尚未建立统一的评级监管制度，在评级机构监管方面存在缺失现象，鉴于信用评级对国家金融安全的影响，我国应加快建设信用评级监管体系。首先，加强信用评级监管的法制建设。我国虽然出台了《信用评级管理指导意见》和《征信业管理条例》等部门性法规，但是缺少对信用评级行业进行专门规范的基础法规。因此，评级监管立法是完善评级监管体系的首先任务，通过立法，可以对监管主体和监管对象、评级机构的进入退出、评级机构的行业规范以及处罚措施等都进行明确规定。其次，建立信用评级问责机制，设立一定的失误率标准，对于失误率较高的评级机构给予相应处罚，提高评级机构的违法成本。第三，建立独立的评级监管机构，减少外部利益冲突对评级监管的影响，提高信用评级行业的监管效率。
（三）加强主权信用评级的国际合作
目前，国际市场上的主权信用评级业务几乎都被美国三大评级机构所把控，其他国家的信用评级机构很难发声，单靠我国信用评级机构自身的力量，很难打破目前的垄断局面。但是，通过多个国家之间的主权信用评级合作，可以形成一股力量，放大在国际评级市场上的声音。欧盟、韩国、俄罗斯等都曾遭受美国评级机构骤然降级之苦，在降低对美国评级依赖方面存在共同诉求，中国可以与这些国家展开合作，通过建立区域性信用评级组织的方式在国际评级市场上共同发声，打破国际评级市场上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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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Sovereign Credit Rating on National Financial Security
Abstract: Sovereign credit rating is an important tool to solve information asymmetry,monitor sovereign credit risk and measure the credibility and strength of a country.However,in recent years,it has been frequently used by Western countries as a means of interfering with domestic affairs and economy.There were rating agencies behind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he US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and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The three major rating agencies have long depressed the sovereign credit rating of China,which has seriously affected China’s macroeconomic operation and damaged China’s interest.Sovereign credit rating is closely related to one country's financi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the sudden downgrade of rating levels will trigger market panic and even cause financial shocks.Therefore,strengthening the support of national rating agencies and establishing China's independent sovereign credit rating system are important tasks for China's future financial construction.
Keywords: Sovereign Credit Rating；Sovereign Credit Risk；National Financial Security；Rating Agencies；Rating Supervision；International Credit Rating；Financial Crisis；Information Asymmetry；Overseas Investment；Public Debt Market；Capital Market；Financial Globalization
中图分类号： F831.2；F83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350-2019（10）-0013-08
作者简介： 李若杨，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金融。
责任编辑：吉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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