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面对中国第二代改革——胡鞍钢建言广东：不是普遍地发展民营经济，而是健康地发展民营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民营经济论文,鞍钢论文,民企论文,广东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一代改革核心是经济发展；第二代改革主题是制度建设，核心是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到位，受益者是全体人民。
第一代改革开放最大受益者的广东，理应在第二代改革中再做先锋，不仅自己做好改革，而且要为全国提供改革经验。广东要善待外来工作者，要帮助周边省份发展。
民营经济面临着比以前更大的发展机会，能否把握机会，要看民营企业家有无快速有效的学习能力。
记 很多人认为，中国正进行第三轮改革开放，它从中国加入WTO开始，现在发展民营经济是其深化。你认为，中国现在已处在这第三波改革开放之中吗？如果是，那么谁是这波改革的主力军？这一波改革的主题是什么？
胡 中国改革可分为两代，第一代改革是发展经济，第二代改革的核心则是制度建设。
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后来十年如何建设的50条。这50条勾画了后来改革的制度框架和改革思路。所以，第二代的制度创新从那时就开始了。
但请注意，这50条基本集中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我个人一直认为，中国的制度建设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构成；一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构成。社会主义目标就应该包括这两个方面的制度。这才能保证国家有长久的发展动力，也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现在是制度创新的时代，国家已经从政策调整进入制度创新阶段。仅对现行的政治制度、财政制度做修修补补，或者做有限度的局部调整，是无法阻止国家能力的下降，也不能解决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冲突。两大制度创新，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提高国家能力的基础。正如《易经》所告诫的：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中国改革分两代，第一代改革是发展经济，第二代改革是制度创新
中国过去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改革开放。再过20年，中国要成为强国，就要长治久安，就要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要不要改，而是如何改，不是为了政治改革而改革，而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改革。中国政治改革，一是领导人交替的改革。政治稳定才可以发展，而政治稳定靠什么，靠领导人的制度化交替；第二是解决公共政策的问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问题。现在温家宝总理就带有这种色彩。第三是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这包括公务员制度。
制度改革具有互补性，一个制度改好了，有助于其他制度的改革，中国的改革道路是不可逆转的。
1978年到1992年是中国改革的第一轮高潮，它主要突破了传统的体制，首先是农村的改革；第二轮是邓小平南巡。一是对外开放，一是对内改革，它保证中国经济上世纪90年代继续高增长；对外开放我们在2001年加入WTO解决了，中国是每一次大改革前总面临一次大的开放，一般是先改革后开放，而这一次是先开放后改革，所以WTO后开始了中国的第三轮改革开放，包括十六大和今年可能提出的新的改革设想，十六大已经提出三个方面：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这与十四大、十五大的提法不大一样。
过去发展是以物为本，现在要以人为本。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不是要不要改的问题。巨大的压力迫使新领导层走到时代的前列
过去发展是以物为本，现在要强调以人为本，以公民为本。它的核心就是确保公民平等，确保宪法确认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这些都是通过一些制度安排来进行的。公民首先是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还有就业权、劳动培训、休假权、社会保障权、教育权、家庭保护等。以人为本，保证13亿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这次SARS疫症，就是提出要保障人们的卫生健康权利。
第一代改革的发动者是邓小平。第二代改革的发动，是改革的压力，迫使你领导层要走在时代的前列，你不改也得改，还是领导层来发动，改革的核心是公民权利到位，受益人群是全体人民。
记 领导层对你观点的倾听和学者对你观点的呼应情况如何？
胡 现在理论界已经提出要政治改革，领导人也已经看到了一些潜伏的危机，这本身就是巨大的压力。为什么SARS让温家宝睡不着觉，吴仪要吃安眠药？我觉得他们睡不着觉是应该的，就应该睡不着觉。他们把中国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执政的合法性也应该包括人民的认同。中国的政治改革，首先要领导人的观念变革，才能成为中国改革快车的火车头。日本学者就特别羡慕中国，说日本的领导人没有中国领导人这样强烈的改革愿望，而且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学习过程，这批领导人在中央工作的时间都在10年以上，都参与过重大的决策，温家宝10年前参加制定50条。我觉得政治改革是一个互动，我们学者提出积极的建设性意见，反过来领导人又作出一些回应，包括十六大提出政治改革。
广东是中国的加州。建议广东开展一次思想解放大讨论，要在保证3000万外来人口的公民权利方面给全国带个头
记 第一代改革是广东领先实施的。在第二代改革中，广东又当如何作为？
胡 我觉得广东现在不缺GDP。它的GDP占中国的10%。我始终把广东看成中国的加州，加州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特别是二战后扮演重要角色。这20年，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反过头来，广东也应该成为新一代改革的先锋。
现在的问题是，广东作为最大的受益者，它能不能有很大的改革动力？我建议广东搞一次大的思想解放讨论，讨论一下：第一，到底在第二代改革中，广东应该做什么？第二，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什么经验？
记 广东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你认为广东应“增加”什么？
胡 我觉得广东需要增加的不仅是说再增加一倍GDP，不是再增加一些钢筋水泥，而是要以人为本。广东有3000多万外来人口，你如何保证这3000万人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比如东莞外来人口占绝大多数，但这批人好多在东莞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广东就应该在这三大权利的落实上给全国带个头。不管你广东未来造多少钢筋水泥，关键在你能否成为中国最大的就业吸纳渠道。你不仅是最大的出口基地，同时也要使7000万人民（包括外来工作者）全体受益。
记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与第二代改革是什么关系？
胡 发展民营经济是广东的经验，但不是普遍地发展民营经济，而是健康地发展民营经济，就是说民营企业要靠诚实经营，靠技术创新，靠不断积累来发展，而不能是像有些地方的民营企业与当地官员勾结，搞假增值税发票，造假贩假。广东要树立一个观念：搞经济活动是长期的博弈、重复的博弈，信用是重要的。民营企业家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在受益的同时你应该回馈社会，国家危难时应该有所行动，比如这次SARS疫症。
广东广西为什么不可以经济一体化？广东一定要帮助周边省区发展，他们发展起来，就是你的市场
记 现在一些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势头超过广东，你怎么看？
胡 我觉得挺好，就是要让你们急。过去20年广东发展很快，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20年广东也一定很快。今后如何，看广东能否有效地学习。
过去20年广东政策上有优势，还有地理优势。现在问题是，你广东发展起来了，但海南、广西没有起来，云南、湖南没有起来。周边地区如果发展起来就是你的市场，就是你劳动力的所在地。西方的资本家就很聪明，我一定要帮助东欧发展起来，这是我的市场。从这个角度看，不是发展广东这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问题，而是要跳出广东来说广东，现在粤港经济一体化推进遇到一些问题，但广东与周边福建、广西、海南、湖南的经济一体化，又没有关卡，他们还巴不得，为什么不去做呢？长三角所以发展势头好，在于它形成了很强的大区域市场，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差距水平比较低。而广东做来做去还是出口，廉价的出口，要吃那点退税，为什么不可以把周边地区发展起来？周边一起来，不就是你的市场了吗？
面对第二代改革，民营企业家要学习得更快、更有效率
所以，广东第一要善待外地民工，第二要帮助周边发展。过去两轮改革，广东先行一步，现在能不能再先行一步，不仅推动本地区的改革开放，更重要的是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包括制度创新提供重要的经验？这就要进一步的思想解放，需要大的战略、高的起点。
记 民营企业家应该如何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第二代改革？
胡 民营经济，给它一个条件它就发展了。过去10年为民营企业家提供了空前的机会，机会成本低。今后这机会会更大，这取决于你的学习能力，因为你是先行一步啊。所以下一步就是，未来你能否再先行一步？虽说你兔子跑得快，现在狼也来了，追着你跑，别的兔子、狗也来了，这时你只能跑得更快，而要跑得更快，就要你学习得更快，而且学得更有效率。
胡鞍钢的“第二代改革”思维
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第二次战略转型时机，即从经济建设到制度建设。
中国社会不仅经历经济转型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还在经历社会转型即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上述两种转型能否成功取决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动转型和成功转型。
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实现了第一次转型即从革命方法管治到行政方法管治，从革命党到发展型政党，是以推动经济发展为宗旨的执政党；但该战略还无法解决和应对在经济繁荣条件下日益突出的社会不平等、不公平、不稳定及其它社会危机和腐败。这就需要共产党伴随着整个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主动实施第二代转型，即是从行政方法管治到政治方法管治，从直接政府（一级政府）管治到间接管治。不要以为只要蛋糕做大就能够化解一切矛盾或危机。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政府控制国民经济的能力越来越有限，如果继续将执政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无异于把自己的命运托付于一个异己的偶然的力量。
以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为中心的第二次转型，其目的是实现全社会福利最大化，真正保证党和政府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21世纪中国国家制度现代化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制度；二是如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以及与参与经济全球化互补的国家基本制度与功能的建设。
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制度应当成为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之一。当前加快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制度建设的时机已经成熟；为了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需要实施四大政治改革即党的改革、人大的改革、政府的改革、司法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