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棚户区污名化的建构与传播--历史记忆的视角_棚户区论文

上海棚户区污名的构建与传递：一个历史记忆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污名论文,棚户区论文,上海论文,视角论文,记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08-0067-11

      近年来社会记忆视角成为学者探讨社会与文化心态等问题的新的切入点，但相关方法尚在探索之中，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也存在较大空间。刘亚秋《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一文①，试图反省当前以政治权力为核心要素的社会记忆建构，以催发对社会记忆机制的多纬度思考。然而，在笔者看来，“权力范式”的社会记忆研究并不是数量过多，可能更需要在方法上推陈出新。既然权力阶层是构建社会记忆的重要力量，那么在不同学科话语下对它进行解读都是必要的。

      历史学的方法可以用来观察社会记忆构建的阶段变化和整体性，本文尝试以历史记忆的视角来解读上海棚户区“污名”的构建与传递过程，并剖析其背后的权力构建机制。

      当前我国社会存在各种群体的污名现象，了解相应污名形成和存在的历史背景及其演变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与健康文化的重要任务。棚户区污名在近代以来的上海社会是一种显著的文化现象。在近现代上海城市史上，“棚户区”一词，不仅仅代表着一种物质形态的城市贫民社区，而且已凝练为城市底层社会和人群的文化标签，有着城市贫困文化与底层移民文化的丰富内涵。19世纪后半期，棚户区开始在租界区的边缘产生，20世纪初期当工厂企业在上海大规模兴起时，以外来体力劳动者为主要人口成分的棚户区也进入快速扩展的阶段。到20世纪30—40年代，棚户区在上海城区的分布达到最大化。据统计，至1949年建国前夕约有1/4的上海城市人口居住在棚户区，与之相应的是，其负面名声也一度达到顶峰。建国后50—60年代，棚户区面积和人口数量在局部甚至有所增加，除各个时期迁徙来沪并已经在此落脚的下层移民外，也有小部分是本地乡村人口的就地转化，以及为缓解住房困难从其他城市社区迁入的城市人口。直至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夕，中心城区以内的棚户区才大部分完成拆迁改造，其原有居民通过回迁等方式搬入原地建成的新房，或集中迁往城市边缘的新建住宅区。截至本文写作之时，上海中心城区内的虹口镇、杨树浦、小沙渡、漕河泾等区片，棚户区的迁拆改造仍在进行中。

      在棚户区物质形态存在的150余年间，通过城市权力阶层和主流文化的塑造、民间文化的转化和传播，棚户区的污名逐渐形成、加积并固化，进而成为上海城市整体文化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令人深思的是，在今天上海市中心城区的棚户区物质景观已消失殆尽的时候，关于棚户区污名的记忆和社会效应仍在发生作用，不同的城市人群在谈到棚户区以及棚户区出身的人时，他们的评论或正面或负面、或积极或消极、或直白或隐讳，体现出丰富多样的文化心态。这其中不仅包含着人们基于棚户区景观的直接认知而产生的负面印象，还融合了不同代际的上海人基于同棚户区人群的直接交往和间接了解，以及从各种文化媒介中所获得的印象而形成的各种认同。

      本文将历史形成的棚户区“污名”作为一种公共的社会记忆，考察权力阶层和主流文化对它的构建作用及其后续效应，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哪些因素支配了棚户区污名的初步构建？哪些因素在棚户区污名的历史传承和再构建中发挥关键作用？

      一、市政档案与主流媒体：棚户区形象的“定调”和初步传递

      早期棚户区得以滋生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特征，构成了棚户区负面名声的基本要素。无论后来的社会语境发生怎样的变化，最初发生的历史事实已奠定了棚户区概念的基础层面。但问题是，当初棚户区概念的使用者，是遵循一种怎样的价值标准去记录和评判棚户区的呢？他们为何会本着这样的心理去描述棚户区的存在？由于官方档案与主流媒体在记录和报道社会事件时具有权力和舆论的优势，体现着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秩序对社会及文化的规范作用，所以无形之中，官方档案与媒体报道在社会记忆的构建与传承中起着“定调”的作用。

      (一)整体上的排斥、驱逐与不认同

      20世纪初期的《申报》新闻，已经将“江北(客民)”这样具有特殊意涵的人口群体同“小船”、“河浜”等地理要素串联起来，以描述从贫困地区来沪谋生的移民群体以及他们对城市景观和城市生活造成的影响。以1907年10月《申报》一则报道为例：

      总工程局具禀，昨奉批示云：查江北小船停泊不得阻碍河流，西门外周泾浜、肇嘉浜、陆家浜城河等处，本系狭窄，现在正拟陆续开浚，别无地段勘以停泊该项船只，况该船户等并非专业拉车，该车行等亦并非将车辆专租与船户，何得籍端牵混，致碍公益，所请应毋庸议。②

      这段文字透露的历史事实为，来自贫困地区的江北人很难在上海城市内觅得立足之地，他们凭借自己驾来的小船在淤塞的河流上暂时落脚；小船的主人在车行里谋生，但又非专职拉车，属于临时工的性质。这些江北人不仅工作不稳定，且没有能力上岸觅得房屋以改善栖身环境，即使住在船上，也是朝不保夕，时时存在被“总工程局”(当时老城厢区域主管市政的半官方机构)驱逐的可能性。本报道的最后明确了官方将对江北小船加以驱逐的坚决态度，这些江北客民属于被城市排斥和拒绝的人群。

      本报道中的“江北”二字(有时与“苏北”混用)，系指“长江以北”的江苏、安徽诸县份，由于19世纪中叶黄河改道以及大运河漕运被海运所取代这两个大事件的影响，该区失去了以前的繁荣，此后逐渐沦为“洪灾与饥荒的腹地”，“地理条件恶劣、人气粗鲁”成为该区的文化标签③。苏北的穷名声随着近代以来苏北人源源不断地流入上海城市而逐渐深入社会各阶层，从该报道“信手拈来”的缩略词使用手法，便可看出“江北”的负面文化特征已经得到广泛认同，并非一个纯粹的地理词汇。

      “旱船”是初来乍到的江北人的另一种临时住所，同样也因其“有碍观瞻”而成为城市当局竭力取缔的对象。一些贫困的江北人将已残破的船只略加改造或修葺，作为遮风避雨的工具，这样的船只可以停放在干涸(当时受城市扩展影响河道淤塞现象较为严重)的河道上，也可以转移到岸上。当船主经济条件好转时，则可搭建起简易的棚屋居住，这时破旧的船材可作为搭屋的免费材料。以下是民国十八年五月上海市公安局致筹建平民住所委员会的一份函件，借此可说明当时旱船分布的地理特征以及政府对之“严加取缔”的态度：

      迳启者，查接管卷内据敝局科员张寿椿报告，出席贵会第十五次常会，议决关于第六区呈请取缔旱船一案，由本局令饬该区将旱船数目地点及船户职业及境内有无公私空地，一并调查清楚，再行筹措办法等情，当经黄前局长特饬查报，兹据该区填具旱船及空地调查表各一份到局，相应抄录原表，送请贵局查照核办，见复为荷。

      

      以上仅为第六区一区之内的旱船数目，分布在当时公共租界西区苏州河南岸的几条河浜上，该区为租界的越界筑路地带(类似今天的城乡交错带)，与乡村毗邻，也是中小型工厂、作坊集中的区域。考虑到当时受城市化影响而淤塞或渐趋消失的小河浜分布范围之广，可以推测这种旱船因其存在的普遍性而受到当局的关注。这种极为简陋的居住形态在整个民国时期是一直延续的，媒体不断对其居住群体进行报道时所流露出的怜悯、俯视、排斥等情绪，也塑造并强化了社会各界对江北人生活状况的“概念式理解”。

      又如1934年6月29日《申报》在报道沪西时疫流行的状况时，主要是以“泰州人刘长素”为例子。泰州属江北地区，刘长素全家居住在沪西徐家汇镇同仁桥法华浜中的艒艒船上，因染上痧疹无钱医治，刘长素与其两个儿子先后毙命⑤。这类由媒体呈现给社会大众的下层人的悲惨生活，具有很强的记忆冲击力，总是与江北人群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到了1920年代，闸北火车站周围、虹口中虹桥一带、南市董家渡附近、沪西曹家渡等大区片已成为“江北”人居住的集中区域，形成了规模化的棚户区，进而城市社会底层聚居形态的空间特征和文化特征已经完整地形成。从空间上来看，棚户区遍布上海城区的东南西北各个角落，从文化上来看，其既具有城市社区的基本属性，例如，人口密集、建筑呈现集聚式或联排式、居民职业以非农产业为主、依靠城市讨生活等，但又未完全脱离乡村人群的某些生活习性和生活状态。这种成片分布的简屋棚户区，比起生活在“小船”或者“旱船”上的江北人，条件也改善了不少，容纳了相当数量的城市新移民，成为城市空间的重要部分，但无论是市政部门的态度，还是媒体在报道发生于此类区域的新闻事件时，其心态上的排斥倾向和不接纳态度依然十分明显。例如1926年4月15日《申报》的一则报道：

      住居闸北之江淮客民，每届阴历三月，举行都天神会，会中除执事旗伞之外，加入龙灯及香阴皂隶等，兴高采烈、如醉如狂，以迎神消灾为由。严厅长以现值戒严期内，此种劳民丧财之举动，严令禁止。而司令部因该商民等一再环请，已姑予照准，该会已于昨日举行矣。⑥

      该报道将这些在上海生活了一段时间但只不过是居住在棚户区集中地带的“闸北”的人们直呼为“江淮客民”，暗示城市主流文化对于这类人的不接纳、不认同态度，“江淮客民”之于上海，似乎只是短暂逗留的过客，他们不具备在这个城市正常生活的能力。而且连这些人从家乡继承而来的传统的“都天神会”仪式，也被认为只是愚昧无知、劳民伤财的行为。

      1930年6月29日《申报》如是报道了虹口发生的一场械斗，江北人如罪犯一般的猥琐形象呼之欲出：

      昨晚六时左右，中虹桥东张家路底空地上，有江北人与广东人持械格斗，双方数约一百七十余人，用铁尺利刃为武器，其中十人因受伤较重，均送同仁医院医治。缘有江北人刘永富者，在张桥路开设大饼店，昨日傍晚工毕无事，往路上闲走，至同利源合记牛皮号附近，见门上贴有招租一纸，即延头而望，时同利源之看门人粤人戴银，因日前曾遭偷窃，对于门户异常留意，见刘在门首徘徊凝望，即用语诘问，双方言语隔膜，忽起争论，继以动武，该皮厂诸工人闻声集视，即加入殴打，而江北人之前来营救刘永富者尤众，瞬息间，聚有百余人，粤方数亦六七十人。

      至肇事原因，据粤人方面称，则指江北人向有敲诈行为，而刘永富更有偷窃嫌疑，各执一词，颇有出入，惟双方蓄恨已久，则无可为讳也。

      通过当时各种媒体对“江北”一词的反复使用，江北人逐渐成为上海城市社会底层群体的代名词，其居住、职业以及生活习俗等亦被贴上“底层”的标签。反过来讲，媒体通过对江北人生活状况和文化特征的反复描绘，使棚户区群体的污名逐渐树立起来。

      市政部门和主流媒体的态度和指向，同时也规范和影响着精英阶层和社会大众对棚户区污名的理解和认同。1920-1940年代屡有学者对上海城市贫民的居住和生活进行社会学调查⑦，通常是以社会分层的观念为主导，把棚户区与贫穷愚昧、棚户区与“江北人”的对应关系作为两条主线，在调查中“先入为主”地将棚户区作为一种边缘化的底层移民聚居区，而不是将其视为城市居住形态的正常组成部分。

      建国以后出现了为数不多的对旧上海棚户区和苏北人生活进行研究的学术著作，如1960年代上海社会科学院编写的《上海棚户区的变迁》⑧、2004年出版的韩起澜作品《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⑨、卢汉超作品《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⑩等，尽管作者直接采访获得的口述资料是相当重要的资料来源，但历史文献部分仍然主要依赖早期的市政档案记录和《申报》等媒体资料，自然就将早期主流文化所树立的棚户区形象传递给了后来的读者。

      面向大众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也习惯性地将棚户区塑造成上海城市空间和文化中的异质因素，棚户区产生之初的地理环境和人群的地域、职业、居住等特征(例如草棚、污水、人力车夫、闸北)成为其文化形象的标志性符号，至于其后来发生的人口结构和心态的变化，及其逐渐向城市社区过渡靠拢的变化过程，尤其是棚户区人群向城市文化融入的过程，则很少得到体现。例如，在1991年由上海电视剧制作中心、中央电视台合作出品的以旧上海滩底层人群奋斗故事为主题的电视剧《上海一家人》中，作为男主角的苏北人阿川就是搭乘一只小船辗转进入苏州河，然后上岸寻找自己的同乡。他先是借住在老乡一家的草棚里，并在其引荐下去车行拉车。两个月后攒了一点钱，才在老乡家旁边的空地上搭建了自己的小棚屋。电视剧中还有一个角色，是阿川在车行拉车时的伙计，名字就叫“小苏北”。这些情节显然是参考了一些史料记载或者一般上海人的历史记忆，通过电视剧这种媒介形式，又进一步将棚户区的概念化内涵加以模式化并传递给现在的观众。

      总之，由权力阶层和主流文化所建构的棚户区污名内涵，忽略了棚户区作为城市居住生态以及棚户区群体作为城市社会群体生态正常组成部分的一面。在近代上海城市空间扩展中，一般存在一个本地村庄向棚户区转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外地人租赁村民房屋居住或者租用廉价土地搭建简易住屋的情形是较为常见的，本地人与外地移民混居是棚户区发育的必经阶段，与今天大部分城市存在的“城中村”现象非常类似，所以棚户区包含着本地村庄向城市过渡的成分和本地乡民向城市人转变的成分(11)。即使在棚户区发育较为成熟的20世纪50年代，由于棚户区仍然具有扩展的空间，还有一些市区工薪阶层的家庭源源不断地加入，以改善与棚户区相比更为局促的居住环境(12)。经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市户口流动的相对停滞，原来的棚户区人口逐渐形成“上海人”身份的自我认同，拥有上海市民的优越感。但所有这些棚户区后来发生的变化，很少被主流文化所刻意观察和塑造，或者说他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棚户区与上海城市空间生态与文化生态之间所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早期主流文化所定调的棚户区污名概念和内容，却被长久地定格在上海人的记忆中。

      (二)“底层”身份与“污秽”环境的概念化

      1930年前后，是“棚户区”作为一个贫困住区概念和文化概念的成型阶段，城市当局已经将快速扩展中的棚户区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来对待。当时所谓的棚户区，就是收入偏低的产业工人和各种底层职业者、临时职业者、无业者、流动人口等的居住区，从外观上看具有材料简陋、缺乏规划、基础设施不规范、土地管理混乱等特征，居住在其中的人口群体处于社会的底层或边缘。这时的棚户区在地理区位、景观形态和居民籍贯、职业等方面已具有比较易于识别的特征，同时在数量上也达到了一定规模。1926年11月租界工部局档案中这样记载：

      租界之外有大量的棚户区，尤其是在西区的租界线附近，紧靠小沙渡路西边的苏州河一带，也有不少贫民，他们主要依靠在租界内外的工厂里做工维持生活。(13)

      又如1937年11月20日的档案记录：

      在租界边缘地区，完全是一幅不同的图景。棚户到处搭建，却没有任何市政部门的许可证；棚屋被用于各种生活用途，却没有任何防火及卫生设施；丝毫没有考虑邻近居民的文明需求。(14)

      可以看出，棚户区开始被贴上“工人”、“贫民”之类的身份标签。这是因为，工厂一般建立在地价较为便宜的城乡交错带，而此类区域同时也是乡村土地利用方式正在向城市化利用方式过渡的地区，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均处于剧烈变动之中，尤其是社会管理和人口管理方面不规范因素较多，给新移民提供了临时落脚的空间和条件。

      一战期间上海工业发展出现了黄金时期，尤其是民族工业得到长足的发展，无疑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民族工业大部分是中小型工厂，产品的技术含量较低，给那些缺乏一技之长、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村进城人口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因此，1920年代棚户区的扩展与工厂区的扩展具有同步性，正像当时公共租界工部局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大量棚户和乞丐船上居住的是产业工人，那些棚户和船只都集中在工业企业的临近地区。”(15)

      该时期棚户区人口的“产业工人”身份特征和“贫困”文化特征，在公共租界边缘的沪东工业区、沪西工业区和租界以外的闸北工业区均有明显体现，但相比之下，闸北棚户区人口的贫困程度大于前者。一战后华界闸北地区也逐渐成为中小工厂的集中地，至1927年已达到205家，其中丝厂38家、茶厂36家、印刷厂24家、机器制造厂23家，还有化工、染织、卷烟、棉织、制药、玻璃、五金、文教用品、碾米、面粉、搪瓷、电池等二十多个行业的工厂(16)。但有关资料显示(17)，闸北的工厂虽多，但大厂数量少，多数是资金有限、手工作坊式的小型工厂或者弄堂工厂，这就使得在这里就业的工人比起大企业的工人收入相对较低，更加无力改善自身的居住条件，这也是闸北成为近代上海棚户区最为集中、最具标志性的原因之一。接踵而来的“一·二八”抗战和“八·一三”战争，又使得闸北棚户区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战争灾难把闸北三十多年的城市化成果毁坏殆尽，使闸北大部分成为一片废墟，进而成了大批来沪难民和城市贫困阶层的临时居住地。在这样的基础上重新发展成新的棚户聚集区。经历了这样的历史变故后，在闸北棚户区居住的人口更加难以改变其处于底层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标签。

      棚户区居住环境的“污秽”名声也在30年代被确立并进一步被污名化，至1940年代，棚户区污名与早期的“旱船”、“小船”等物质具象的联系已逐渐淡化，但与“变质河浜”、“污秽不洁”、“疫病丛生”之类环境特征的联系逐步得到强化。虽然棚户区的外在形态和建筑材料不断发生着变化，早期的草屋可能变成了木屋或砖瓦结构，新旧棚户区也不断发生着交替，但棚户区在整个城市功能分区中的相对位置则未有实质性的改变，产权不明的河浜公地、管理松懈的空地、见缝插针的社区空隙、暂未开发的圈地等，是棚户区滋生的良好土壤。一时间，棚户区似乎成了城市环境管理和改善的疑难杂症，各种环境卫生问题似乎都能直接或间接地归咎于棚户区的存在。

      如1938年的租界工部局档案载：“棚户区的混乱状况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河浜污秽淤塞，租界外河浜的糟糕状况一定程度上给界内河浜造成了不良影响。”(18)尽管实际上河浜水质污秽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城市空间无序扩展所带来的河道淤塞和阻断，以及市政部门对区域环境缺乏了解和管理经验所致，但棚户区与河浜在景观上的伴生关系，使其在时人眼中成了更显性的致因。

      1946年市政部门在回顾河浜公地流失民间给政府造成的经济损失时，也将抗战期间业主趁乱将河浜公地私自占为己有，并出租给贫民搭建棚屋，作为一条重要原因，同时计划将私占公地收回，作为市有公地，统一出租以增加税收，也借以抑制棚户区的继续扩散(19)。而同年度《申报》的一则报道，则非常细致地描绘了填河造屋与棚户区扩散的关系，以及这种现象对城市卫生环境造成的严重影响：

      目前沪西平民的一大痛苦，是臭气四溢的污水问题。沪西是贫民集中地，尤其劳动阶级，无资租屋，乃采搭棚一道，于是东一簇，西一团，至于卫生方面，言之痛心。垃圾堆积如山，日久无法再堆，遂向附近小河浜倾倒，待小河填满后，贫民群起搭棚。最感痛心的，地主见此有利可图，竟也设法造屋，如此之下，阴沟早已成了严重问题，再加填河搭屋，好比雪上加霜。另一方面，沪西区最多小型工厂，此种工厂，皆不顾公共卫生，只管出品牟利，因此不管阴沟有何出处，尽将污水倾出，淹积平地，肮脏污秽，臭气四溢。所以深望工务卫生两局，迅速以治标治本两方策同时推进，增加实际工作效率。如流通阴沟，是当然的问题，填平之河流处，则需通盘计划改善，其他各处平地垃圾污水，应尽快扫除，棚户集中处，亦应增设卫生设备。(20)

      此报道不仅直接指向变质河浜与棚户区扩散的关系，另外还特别强调棚户区只是“贫民”和“肮脏”的集中地，读完后使人对棚户区的污秽环境、人口贫困状况、人口职业特征及其与整个城市格格不入的形象等形成深刻的感知。另值得注意的是，行文中还隐约可见书写者对贫困阶层的“悲悯”心理，有替贫民申诉的意味，例如作者认为贫民侵占河浜之地建造住屋有情可原，而地主如此作为就“最感痛心”，不过这种主流文化层的“悲悯”心态也正是塑造棚户区污名的另一种重要动力。

      综上所述，棚户区污名的产生、确立与固化，主要是在早期历史事实发生的基础上，由于城市管理部门和主流媒体等具有审美偏向和价值判断倾向的文字记录和描写，其负面文化形象得以构建、宣扬、扩散和传递。掌握着舆论控制权和主导权的主流文化阶层，对于同美好城市生活“背道而驰”的棚户区，本能地采取了排斥、贬抑的态度。而对于外来人口对城市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劳力阶层在社会经济链条中所扮演的必不可少的角色等，却未做出足够的正面理解和评述，贫困阶层的日常生活状况、喜怒哀乐、对政府的期望等看似微小但意义深远的社会问题，在主流文献中更是少有记录，这也限制了后人在此领域内的学术研究，其结果是，与棚户区污名相对立的积极层面很难得到社会的感知与正视。实际上，外来人口作为推动城市发展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在经历了早期艰难的奋斗过程之后，相当一部分逐渐融入城市生活并繁衍生息。今天的城市农民工所面临的情况就与上海近代史上的棚户区居民有诸多类似，所以，我们应当思考：在主流文化媒介中是否应当留下弱势群体的全面记录，多侧面地反映他们的生活与诉求，而不仅仅是负面的“污名”。

      二、历史学者与大众文学：棚户区污名记忆的再建构与再传递

      过去的棚户区历史和社会文化内容被后来人重新书写和诠释，并将其传输给社会大众，即是对棚户区记忆的再建构和再传递。那么，早期被主流文化所定调的棚户区污名，是怎样被后来的文化阶层所接纳和修改，继而进入历史传递的下一环节呢？以下分别以历史学者的著作和大众文学作品为例，来做具体的阐述。

      (一)基于历史文献的历史学研究

      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受众面较小，但在广泛收集和考释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历史真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史学研究者在忠实传承历史记忆方面居于主导地位；但学者对过去的理性重构，毕竟也受到个人认知角度、理论取向、资料选取偏差和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使原来的历史记忆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和增减。纳入本研究的个例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研究上海棚户区的专门成果之一，即美国籍学者韩起澜所著(Emily Honig)《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一书(21)。

      韩书最重要的特点，是将苏北人作为近代上海城市社会生态中一个处于明显弱势的族群概念，将中国社会人人都无法与之脱离干系的“原籍”一词，赋予深厚的文化内涵。同时，作者又将苏北人的居住区与棚户区几乎对等起来，对棚户区文化内涵和社会特征进行了鲜明的重构。作为高级精神文化产品，韩书势必对将来类似领域的研究者直至社会大众对棚户区历史和文化的理解发挥一定的导向作用，这也便是历史学者在社会记忆的再建构和再传递方面的主要价值所在。

      首先，作者在确定以苏北人作为一个族群进行研究时，就已经认定其具有异质性的社会文化特征。这一选题倾向，正说明作者大部分继承了过去主流文化层所构建的棚户区历史意象，并打算通过自己的学术努力使其更加丰满而鲜明。例如，在研究之初，作者发现在日常社会层面和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关于苏北或苏北人的明确定义”，大家只是凭借自己的关系网络和感觉判断“谁是苏北人”(22)。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因为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苏北人的歧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先在上海安身立命的人对后来上海谋生者的排斥心理，这正如一辆拥挤的公交车，先上来的人都不希望下面的人再挤进来，加重车上的拥挤程度，又如中国文化中顽固的论资排辈心态，先到的人总是比后来者更具有心理上的优越感，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苏北人群体或者其他籍贯人群的认知并不一定有明确的边界。

      因为城市人口具有很强的动态性和更替性，早期苏北人的生活状况和身份认同并不能替代后来的情况。许多在上海站稳脚跟的苏北人，迄今在这个城市已经繁衍了2—4代人，他们的城市融入感并不比后来加入的其他籍贯的外来者差，甚至还具有较强的主人翁意识，他们因拥有上海户籍而享受到的福利和曾经拥有的铁饭碗(指建国初进入上海国营工厂和集体所有制工厂工作的苏北人)，都一度成为值得骄傲的资本，因此，即使能够将苏北人视为一个完整的族群，也是一个内涵不断变化的概念，应当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具体的考量。但作者决意将苏北人作为一个具有固定意涵的族群研究下去，在其既定的学术目标下，有着“社会底层”标签的苏北人族群概念便产生了：

      我没有终止我的研究，这种令人不安的认识最终反而改变了我。从那时起，我不再殚精竭虑去拼凑上海苏北人正史了，而是去探讨苏北人这一类别籍以建构的过程及其所发挥的功能。在我开始把籍贯(例如，苏北人的籍贯)看作社会建构的类别时，也开始考量籍贯怎样表达族群含义的方式。我愈来愈明白，至少在上海，原籍界定了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在美国历史上一向被认为是族群关系，这种分析以前从未应用于中国，也许是因为压倒多数的人口都是汉族身份之故吧。于是，本研究最终没有成为上海底层社会形成的研究，而是成了关于创立中国族群学的研究。(23)

      可以看出，作者在其目标十分明确的族群理念下，将“苏北人”的文化内涵付诸逻辑性的理论表述，并使之概念化。韩书等于将苏北人的文化个性从人们散乱纷繁的历史记忆和现实生活的混杂层面上拎了出来，使其鲜明地超越于其他籍贯人群若有若无的文化特征之上。

      苏北人的困窘生活和低微的社会地位是贯穿韩书的主要内容，最后一章集中总结了近代苏北人在上海城市文化中的弱势地位：

      从19世纪中期到1949年，来自江苏北部的人源源不断地涌进上海以逃离贫穷、洪灾、干旱和战乱。尽管做出了种种努力阻止他们在上海定居，但许多人还是住了下来，搭建了临时住房，有的以船为家，或者用芦苇和他们能找到的其他碎片零料盖房。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接受了自己是苏北人的定义。20世纪30年代，苏北人的棚户区围绕外国租界形成了几乎是完整的一个圈。苏北人拼命干活，缺乏能胜任较高地位工作的技能和教育，无法建立能使他们进入这些工作的私交和组织关系，因此只能去干拉黄包车、当码头搬运工、贩卖蔬菜一类的职业，偶尔进厂干活。雇主和江南工人的歧视进一步促使他们一条道只能去从事那些工资低的力气活。(24)

      上述对苏北人居住状况和职业结构的历史回顾，与其他学者有关棚户区的研究片段所表现的主题并无二致，且与历史文献记载所呈现的棚户区内涵高度吻合，这本身就说明，韩书对棚户区人群的诠释仍然无可避免地建立在了之前主流文化所规范的框架内，进而延续和传递着已经被“定调”和发生固化的棚户区历史记忆。

      也正是韩书对苏北人生活、工作、居住状态的精心塑造和主题鲜明的归纳，使苏北人的文化性格更加具备向社会传播的“潜能”，无论是对于学术研究者，还是对于普通民众，尤其是那些未曾亲身经历过棚户区生活或者对过去的棚户区生活实态缺乏直接感知的年轻一代上海人，以及对上海城市文化充满新奇感和了解欲望的外地人，本书所塑造的苏北人文化性格和上海底层社会生活所形成的知识冲击力都相当强烈。即使是笔者本人，在初次读到该书时就有过这样的经验，感觉读后对“苏北”、“棚户区”、“贫穷”等字眼变得更加敏感，平时听人介绍某某人是苏北籍贯时，就会联想到书中的相关文字，猜想他们以前和目前的生活状态究竟是怎样的。可以说，韩书不仅吸纳并传递了早期主流文化所塑造的棚户区历史记忆，而且成功地采用历史学者常用的“选精集萃”法，即选取典型事例深入剖析而不是基于大样本的量化分析，将以前主流文化层构建的棚户区意象加以完善、扩大并继续往历史的下一单元传递。

      历史学者是主流文化的主要构建者和呼应者，他们立足于精英本位，关注大众的疾苦，但他们意识中的社会阶层却往往是二元结构，把自己置身于精英之列，一般以局外人的姿态来观察和描写普通市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学者所担负的文化使命又使他们所诠释的历史记忆能够比较顺利地传递下去，并具有较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扩散能力。通过学者的塑造，棚户区的污名进一步模式化并固化了。

      (二)大众文化关于棚户区的历史记忆

      大众文化既受到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规范和约束，又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不断迸发出新鲜的活力，并尽可能地贴近一般民众的精神需求。在社会记忆的重构与传递方面，大众文化虽不具有垄断性和强制性，但可能比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具有更强更广的渗透力和创造潜能。

      因为上海棚户区既有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又具有现实的存在性，所以大众文化层面的棚户区记忆，往往附着在具体的现实生活细节和现实中的社会生态关系上，成为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体。正因这样，大众的棚户区意象就有了城市空间的具体地点和各种鲜活的社会人群作为依托，兹以1950-1992年间《上海文学》期刊中与此有关的小说文本为例来说明。

      《上海文学》属于大众文化媒介的范畴，植根于上海城市文化和日常生活，其中有大量以本城市社会生活为内容的小说，涉及不同时期的各种社会阶层及其社会属性(例如文化素养、职业身份、社会地位、居住层次等)，其中与棚户区有关的地名基本是在上海城市空间中真实存在的(25)。1950-1992年在近代上海城市史上属于承上启下的一段时期。1990年之后，上海城市的地理空间与经济实力开始了新一轮的快速发展，政府对棚户区的改造也加速了，原有棚户区景观的规模、形态及相关人口的社会流动，都开始发生较大转折，而此时的棚户区已经历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扩展和稳定时期。

      在本研究时段内小说作者赋予棚户区地点和人群以怎样的空间、社会属性，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大众所接纳和理解的棚户区记忆与主流文化所构建的污名形态之间，存在何种联系和差距。

      首先，小说主人公的居住地点出现了以社会身份和职业为界限的严重分异，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知识分子集中居住在城市化程度较高的中心区域，而工厂和企业的体力劳动者，以及无固定职业者，则集中居住在城市外缘部分的棚户区或者简易居住区。这说明大众文化所接纳的棚户区意象(包括地理空间与社会属性)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所塑造的棚户区记忆整体上是一致的。

      进一步统计则可发现，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体力劳动者的居住地点与教育程度最低的文盲阶层的居住地点具有极高的契合度，绝大部分集中在杨浦、普陀两个工业区，工人身份与文盲特征十分明显。这说明早期由主流文化所建构形成的与“社会底层”、“棚户区”等有关的社会记忆要素，如工人、工厂、劳工、苦力、贫民、不识字、沪西、沪东、闸北等字眼和相关概念，具有较强的历史延续能力。从长时段来看，早期的历史记忆一直影响着作者对真实社会生活的理解和文化诠释。在某种社会现象发生之初主流文化对它的内涵界定和价值取向，直接塑造了它的基本名声并左右着其以后的传播路径。

      笔者于2009年底对棚户区的文化意象进行过一次社会学访谈调查，结果也印证了上述判断。受访者一般将棚户区分布的边界，确定为上海城市空间的框架性标志物，例如苏州河、黄浦江、中环线等，这说明在受访者意识中，棚户区是上海城市空间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时又在人民广场、外滩、陆家嘴等城市中心地名的衬托下更加显示出边缘化特征。大部分受访者没有在棚户区生活的直接经历，甚至有半数受访者并不了解棚户区的景观形态(例如外地来上海读书的研究生)，但他们仍然可以讲出“杨浦、闸北、曹家渡、肇嘉浜、打浦桥、南市”等棚户区分布较为集中的区片名称，意味着这些地名已因棚户区的存在而被打上了特殊的文化印记。这些受访者的棚户区记忆从哪里来？主流文化的构建和定调、媒体的反复渲染、精英文化层的概念化论证、各种大众文化媒介的推广和传播等，可谓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促成并影响棚户区“污名”被建构和传承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支撑棚户区存在和扩散的地理环境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历史印痕，相关人群对棚户区社会环境特征和人口文化特征的感知、评论、相互交流和传播，城市管理部门对棚户区及其居住群体的态度和措施，新闻媒体对相关问题报道和记录的价值取向和舆论导向，精英文化层的概念化论述和描绘，文学作品对主流舆论的追随和进一步渲染等。但通过研究发现，其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控制话语权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阶层的态度和价值取向。这一观点从某种程度上确实切合了目前流行的社会记忆构建的“权力范式”，本文从历史的时间纬度上论证了权力阶层所构建的棚户区历史记忆确实是顺着时代的脉络往下传递的，棚户区污名的基本概念是由权力阶层进行“定调”并进一步扩散到各种社会阶层的认知层面的，在整个污名传递链条中，权力阶层和主流文化层的构建发挥着本底的作用。

      上海棚户区污名的历史传递机制说明，城市政府对城市人口居住问题的规划和管理，不应当仅仅从规划的技术层面和土地利用政策的宏观调控层面出发，还应当将其置于整体城市文化心态和社会生态关系发展的范畴内，长远地谋划本城市的未来，从一开始就应从城市文化建设的高度考虑弱势群体的污名问题。旧棚户区的物质形态可以消失、转移或者被新的居住区所替代，但只要城市底层人口群体客观存在，类似棚户区产生的社会环境就依然存在，类似棚户区的污名现象就依然会再发生，这正是在今天城市化加速和城乡流动加快的背景下，城市决策者和管理者应当注意的城市文化生态问题。历史上已经发生的棚户区污名的建构和传递机制，希望可以为当今的决策者提供些许参考。

      在近现代上海城市史上，由于棚户区污名的长期存在，造就了一种城市文化结构中的“底层”心态。其具体表现是，社会上以住房区位论贫富、歧视低档次住宅区群体和尚未落脚的外来人口群体的心理较为普遍，这使得有过棚户区居住史的群体及其他弱势群体感受到社会歧视的较大压力，甚至影响到他们的言行方式、社会交往方式与社会流动的机会和渠道。

      由于上海城市“底层”心态的普遍性和顽固性，使得民众意识中与住房贫困、居住区边缘化相联系的自我身份认知感和心理自卑感一直延续到今天，并将继续影响未来的城市文化性格与社会生态和谐。在笔者曾经组织的棚户区文化意象调查中，相当一部分人本来对棚户区是比较熟悉的，但却宁愿视已为棚户区生活的“局外人”，真正的局外人对棚户区群体的看法也偏于负面与消极，对将来城市居住景观的演变趋势和不同社会阶层的和谐相处也并不乐观，这就是“底层”心态或者说是由居住生态引起的文化自卑感的一种折射。

      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底层”心态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不管在口头与公共行为层面上如何表现，弱势群体内心对生活贫困和经济窘迫状况的清晰认知与不满足，终究有助于激发弱势群体的奋斗意识和吃苦精神，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步提高自身的文化层次和社会竞争力，而今已经成为加速社会流动、缩小贫富差距的强大促进力。一些高端人才从棚户区走向尖端的工作岗位，1990年以来上海棚户区人口向其他社区的快速流动和棚户区景观的减少与更新等，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①刘亚秋：《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社会》2010年第5期。

      ②《申报》，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初一日第11版，“不得停泊小船阻碍河流”。

      ③Perry,Elizabeth J.,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1845-1945,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p.10-47.

      ④上海市档案馆藏民国上海市政府档案，卷宗号：Q1-23-24，1929年5月22日，“上海特别市公安局：为据六区查填旱船及空地调查表送请核办见复由”。

      ⑤《申报》，1934年6月29日第13版，“沪西时疫流行，一家连死三命”。

      ⑥《申报》，1926年4月15日第15版，“闸北客民昨迎都天神会”。

      ⑦例如：朱懋澄《上海工人住屋及社会情形记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职工部印行1926年；胡林阁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香港远东出版社1939年版。

      ⑧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城市经济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⑨⑩两著作皆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11)这一论点参见吴俊范《河道、风水、移民：近代上海城周聚落的解体与棚户区的产生》，《史林》2009年第5期。

      (12)参见陈映芳主编《棚户区：记忆中的生活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其中有部分棚户区人口回忆建国初由市区迁到棚户区安家的案例。

      (13)上海市档案馆藏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卷宗号：U1-3-1370，“1926年11月21日记录”。

      (14)上海市档案馆藏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卷宗号：U1-14-6377，“1937年11月20日有关棚户区不卫生情况的调查”。

      (15)上海市档案馆藏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卷宗号：U1-3-1370，“1926年9月12日棚户问题”。

      (16)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政府编：《上海市闸北区地名志》，百家出版社1989年版，第215—216页。

      (17)上海图书馆藏《上海特别市工厂分布图》及其图例说明，中华书局1928年版。

      (18)上海市档案馆藏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卷宗号：U1-14-6377，1938年4月14日，“卫生处给总办的汇报”。

      (19)上海市档案馆藏民国上海市政府档案，卷宗号：Q1-15-318，1946年12月，“姚友生升领公浜卷”。

      (20)《申报》，1946年1月14日第8版，“沪西区的卫生问题”。

      (21)1992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中译本于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22)(23)[美]韩起澜(Emily Honig)：《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前言”第7、2页。

      (24)[美]韩起澜(Emily Honig)：《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25)《上海文学》小说的创作者在塑造人物的社会身份时，总是将其与住房区位，即其居住地点在城市空间中的相对位置，以及居住区的等级类型等，不自觉地联系起来，文中所使用的上海城市地名大部分是真实的。而作者塑造的每一个人物，其身后又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个社会关系网络，这些社会关系的居住地点、职业身份、甚至教育程度等基本信息，在文中一般也都有交代，这就使得笔者有可能将人物的职业、教育程度等社会属性与其居住的地理空间综合起来，以观察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状况和社会空间网络。由于《上海文学》小说是一组时间序列性很强的资料，又可籍以观察大众层面的棚户区记忆在时间序列上的传递和变化。本文的主要分析对象是小说中家住棚户区或曾经生活在棚户区的人物，所依据的《上海文学》小说共129篇，时间跨度为40年，共提取出各类社会关系193组。此类小说的题目和卷期号列举部分如：1953年1月号，斯民《车子翻身》；1953年10—11月号，斯民《选举》；1954年1月号，扬波《两好》；1954年5月号，扬波《新工房》；1954年6月号，《访问裔式娟》；1954年6月号，《和张小妹谈话》；1954年6月号，老骥《轻工业劳模计浩然访问记》；1954年10月号，王若望《扎棚的人——中苏友好大厦工地特写》；1955年5月号，朔望《试用工》；1957年第1期，周行《肥皂箱的故事》；1957年第3期，唐克新《上海的儿子》；1957年第4期，赵自《走上爹的岗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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