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党建在新的社会结构框架变化中的选择与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框架论文,结构论文,社区党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次社会结构的大调整。其调整的内容是：结构转换、体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转型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中国新的社会转型的主体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1]。中国新的社会转型中城乡分离、结构转型和体制改革的同步进行，以及人口超载和人均资源相对匮乏等特点，使中国转型期相对拉长，转型过程中的结构冲突、机制冲突、规范冲突、利益冲突、角色冲突和观念冲突更加复杂，因此，中国转型期的稳定机制、协调机制和创新机制变得非常重要。中国共产党的城市社区党建，正是在这样一个新的社会结构框架的变化中开始的。新的环境、新的挑战和新的要求，需要社区党的建设进行战略性的选择和准确性的定位。
一、社区党建在新的社会结构框架变化中面临的挑战
在中国社会结构大调整中，进行城市社区建设，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生活的框架从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型。这种变化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感觉到的。在从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型过程中，当逐步离开一种以单位为基本框架的社会生活，而走向一种以市场和社区为基本框架的社会生活时，人们似乎感到了种种不便、缺憾、困惑和迷惘。在单位制框架中，单位作为集各种职能于一身的综合性组织，不仅成为个人生活的保障，而且也是经济生活的惟一来源和政治生活、成长进步的基地。走向以市场和社区为基本框架的社会生活时，一切都需要重新选择，个人面临着社会生活环境与条件变化的挑战；党和国家面临着社会管理体制与模式变化的挑战。
1.由“单位体制”向“社区体制”转变：执政党组织基础的重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城市社会的政治控制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一直是同单位体制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单位化的模式选择。单位体制的变迁也就必然引起城市社会的政治控制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的变动。
“单位体制”的政治控制方式和社会管理模式的历史选择。中国的“单位”和“单位体制”的特殊性，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专家都有各自的阐释。在中国，人们习惯把自己供职的机关、学校、社会团体、科研院所、工商企业等统称为“单位”。国外学者译为“Units”，但其不能完整地表达中国的“单位”内涵。中国学者对“单位”这个概念也有多种解释：即单位是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基层组织形式[2]；单位是再分配体制中的制度化组织[3]；单位是中国社会组织和调控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在社会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单位构成基本的调控单位和资源分配单位[4]；单位是一个国家的缩影，它是一个集政治、经济、安全二福利所有职能为一身的组织[5]。在这些定义中形成了两点共识：即单位是一种制度化的组织形式；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和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基于计划经济对社会生产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内在要求和社会资源总量不足的特殊情况，选择了“有组织的现代化”战略，生成与构建了中国的单位体制。
“党的基层组织建在单位中”的组织体系的建立与形成。中国共产党重新组织和整合社会，形成了以党的基层组织为轴心的单位制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的“内在逻辑是：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以经济生产单位为基础，以计划经济体制为框架，以国家全面主导社会为动力，将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全部组织进各种各样的单位组织或单位体系，从而形成以集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为一体的单位组织为基本构成要素的社会结构形式。”[6]这种社会结构体系与党的基层组织体系之间有着内在的契合性，“支部建在单位中”的组织体系的建立与形成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社区建党”是执政党组织基础的重构。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体系、社会人群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分化，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审视新变化，适应新要求，在新的领域新的范围，扩大影响力辐射力。社区建党，势在必行。单位建党重在纵向体系；社区建党旨在横向覆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全部的社会活动空间都给予了单位，单位以外的空间很有限，单位建党也就覆盖了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经济和行政体制的改革，逐渐发育出新的市场经济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伴随新的领域的出现，大量的“单位人”游离于“单位体制”之外，传统的建党方式遇到了挑战，党的基层工作出现空挡，党的组织设置产生空缺，党的组织资源开始流失。“社区建党”是党执政的组织基础的重构，加强城市社区党的建设，扩大党联系群众、凝聚力量的社会基础，已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2.由“传统权威”向“法理权威”转变：执政党管理社会模式的改变
“单位体制”条件下形成的“传统权威”管理模式。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在推行经济计划化和政治整合替代社会整合的过程中，依靠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完成了中国社会的第一次根本性的重组，从而构建起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方式——“单位体制”。在这种行政权力对社会生活具有超强的控制力量的“传统权威”管理模式下，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的有效性和战斗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基层组织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契合性。正是这种内在契合性使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有效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巩固了长期执政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传统权威”的管理摸式，赋予了执政党超强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将社会组成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整体，随时随地地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
现代化进程中的“法理权威”管理方式。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社会成员正在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这种转变使“传统权威”的管理模式和政治控制方式的效力渐弱。面对新的形势新的变化，必须改变单位化的“传统权威”的管理模式和政治控制方式，建立新的社会化的“法理权威”管理方式。在实施新的社会化管理方式过程中，法律控制、行政控制和舆论控制是可供选择的基本方法。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社区建设和执政党对社会的控制应采取“法理权威”管理方式，在民主自治的基础上，实施法律控制。
社会主体自主化与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社会的发展和变迁表现为伴随结构分化而出现的功能分化，进而达到更高程度的社会整合。这是一个社会分化、异质性与社会整合同步发展的过程。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使社会主体依附于单位的状况发生了重大转变，无论是原有的单位主体，还是个人主体，自主化程度都比以前有了更大的空间。在社会人的天地里，一个社会优化的内部结构和组织机能，应该能够把每个人的能量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形成一种整体威力。执政党的执政功能在于整合社会力量，凝聚社会资源，实现社会发展的目标。为此，执政党的政治社会化功能需要不断地完善，组织自身凝聚功能需要进一步地加强，党的管理社会的能力需要不断地提高。
3.由“单位化控制”向“社区式整合”转变：执政党控制社会方式的调整
政治控制是国家政权为了在社会中建立和维持一定的秩序而对社会进行的支配、调节、节制和协调过程，是国家实现其意志的基本方式。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采取哪种方式控制社会和执掌政权，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这是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改进领导方式需要实行“五个转变”，即从“人治”向“法治”转变；从“包揽”向“整合”转变；从“直接”向“间接”转变；从“依赖行政权力”向“注重非权力因素”转变；从“高度集权”向“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转变。
单位体制的变革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单位体制变化的可能性在于：社会和市场成为人们获得资源的重要渠道；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元化等因素，这些变化促成了社会调控新机制的形成。如何在实行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发挥基层社区的作用和功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是理论工作者关心的问题。由“单位化控制”向“社区式整合”的转变，要求执政党控制社会方式的重大调整，调整的基础在于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基层组织的变化。社区式整合是新的社会整合方式，它包容性强，覆盖面广，调控余地大，是一个新的社会整合的载体。
在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的法定形式是群众自治。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城市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已逐渐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中不可逆转的潮流。中国是一个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民主的成长必须以经济的成长为基础，不是一种可以随意设定的发展。中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早于城市，但是，城市社区自治的基础厚于农村，又有一定的积淀。
执政党控制和整合社会体制的调整与创新。中国城市社会进一步从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变，社区组织成了社会管理的重要承担者。出现这一变化的因素有两个：一是社会转型和中国共产党战略重心的调整；二是全球化过程中的权力调整。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我国经历着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和思维观念的转变，其中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一个根本性战略转移。在这一转变中，把社会的进步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共同的目标，人的社会主体性得到加强。原有的单位组织围绕党的基层组织而构筑，党通过单位组织直接进行社会控制的城市社会管理模式日渐式微。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正在经历国家概念的重构、社区权力增长的历程[7]。在这样的背景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无论从哪一个视角认识问题，都应该也有必要调整执政党控制和整合社会的体制，要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要从以单位系统建党为主的纵向控制向以社区建党“块区”整合为重点的创新模式转变。
二、社区党建在新的社会结构框架变化中的战略选择
社会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的“有机体”，经济增长不能代替社会发展。衡量现代化社会的基本指标不仅指经济发展的若干现代化，而且还包括社会自我调节能力的日趋成熟。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宏伟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需要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推进社会的全面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实现新型的社会均衡和秩序状态。因此，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要在社会转型中实现政党组织体系的转变和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
1.在价值上：重新评判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
分析社会结构的变化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准确把握社会结构演变的状况和趋势，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与提高执政能力的前提和基础。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根本性变化，其中的一些变化或可被视为80年代社会变化的延续，而另外一些变化则意味着社会结构演变方向发生了重大转折，正是这后一类变化使得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得与80年代的社会结构截然不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公正问题。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变化并非暂时的、边缘性现象，而是根本性的挑战，其中的一些趋势已开始定型化，这必然对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中国的经济增长成果和社会成员的生活之间，在经济增长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已经出现了断裂。如2000年中国经济有所复苏，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上年，但社会生活状况并未随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而有所好转，贫富悬殊的状况没有明显的改善，就业依然十分困难，各种社会问题进一步积累。断裂的社会呼唤执政党的改革与现代化。
执政党的存在有赖于社会存在，并以社会存在为基础，执政党自身的发展依赖于社会并制约着社会的发展。执政党与社会的密切关系，既表现在执政党对社会的领导、控制与整合方面，也表现在社会对执政党领导作用和执政功能的客观检验与评判标准上。执政党控制社会和整合社会的功能，比起其他功能则显得更加突出了。
社区党组织是党沟通社会的一个组织载体。社区党的建设，在实现执政党权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整合社会和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方面，在修缮社会断裂、保持社会公平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2.在组织上：实现党的基层组织功能的转变
社会发展是一个横向扩展整合与纵向推进上升的过程，当代中国体制改革和结构转换为整个社会带来了更宽广的公共空间，在国家政府、单位组织和个人相分离的边缘地带，社区共同体与社团组织一起提供了介乎于三者之间的、协调各方利益、缓和冲突矛盾、沟通相互联系的组织形式。随着社区建设的深入，社区共同体将从地区性、社会性、群众性、公益性事业中日益发展成为一个中介体和网络组织，并在内部实现非行政的纵向沟通和横向联系的社会结构整合的社区组织模式。社区党的组织在新的社区组织模式中发挥核心功能，其具体体现是：加强社区成员的思想交流，转变思想观念，以建立一个大家能够适应并同社会转型方向相一致的生活方式；整合社会各类组织，强化社区功能，创造更多让社区居民相互交流、共同参与的机会与活动，让社区居民增强归属感与凝聚力；加强社区文明建设，建立起与社会发展同步的社区生态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
3.在制度上：构建党控制社会的网络体系
国家制度现代化是一个过程，即在充分学习和借鉴现代化国家知识和经验的情况下，根据本国国情进行的制度创新、制度建设和制度实施的长期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型社区党建的目标任务是，建立和完善包括协调机制、服务机制、约束激励机制、保障机制在内的社区党建工作机制；同时拓宽群众工作的渠道，增强党员的“社区党建意识”，加强社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夯实我们党的组织基础，使我们党始终保持在社区中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创新整合社区党组织系统的载体，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管理有效”的社区党组织网络系统，完善社区社会规范体系，加强和完善维护社区稳定的保障体系。
三、社区党建在新的社会结构框架变化中的准确定位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要高度重视社区党的建设，以服务群众为重点，构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新格局。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社区党组织与城市居民群众有着广泛而直接的联系。社区党建工作必须突出群众性，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把居民群众的安居乐业作为立足点和出发点。要深入了解社情民意，把居民的情绪作为第一信号，牢牢把握群众的思想脉搏；把居民的需要作为第一需要，关心群众的冷暖疾苦，实实在在地为群众排忧解难；把居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最高标准，来衡量和评价社区党建工作。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1.在层面上：强化执政功能，巩固执政党的社会基础
从社会运动的角度看，实现社会机会的平等与实际上人们发展能力的不平等二者之间的和谐关系，构成了历史发展和社会运动的永恒动力。对公平和平等的追求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利益分配的失衡成为制约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瓶颈，也制约着改革与发展的进一步深化。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8]。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加强执政功能建设，特别是要建立利益平衡机制，使各种群体的利益都能在法律的范围内得到有效保护，对于我们党巩固执政的社会基础是非常重要的。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大连社区建设情况时指出：“社区建设是新形势下城市工作的重要基础。加强社区建设，为群众创造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对于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对于推进城市两个文明建设，保持社会稳定，都具有重大意义。”（《社区建设》，2003年第3期）当前，随着下岗人员的增多，越来越需要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也要切实提高弱势群体或低收入群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国家决策层要有他们的利益代表，要有他们的声音，使他们在同其他群体进行政治博弈的过程中有实在的力量来进行自我保护，并对损害本群体利益的行为能给以有力的制止和反抗，这也是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必要环节。列宁指出：“一个能够通过联系群众而得到巩固以进行坚持不懈的工作的党……是一定会取得胜利的。”[9]在新的实践中，社区党的建设工作，将在强化执政功能，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2.在区域里：凝聚社区民众，整合执政党的社会资源
中国现代化进程全面推进所导致的社会经济、技术以及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对利益表达效能的发挥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一些社会学者认为，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能使居民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不负责任的政策侵害，也会有效地制止当权者的腐败。同时，参与能够使居民更正义、更通情达理、更宽容、更熟练地自治管理[10]。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的管理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力和积极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社区党组织的核心地位要求，社区党组织既要充分发挥现有利益表达渠道的功能，也要随利益群体的发展变化而创造新的表达渠道，以增进上下左右的利益沟通，减少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摩擦与冲突，实现全社会的利益共识。通过构建有效的利益表达制度，既可以沟通政府与不同群体及其成员的联系，又能使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得到协调和规范，避免具有破坏性的利益表达方式和行为的出现，从而有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与社会的稳定、繁荣和发展。重视决策过程中社区居民的有序参与，能够实现党执政的宏观资源的有效性，更加充分地发掘和利用好党的理论、政治和组织三大资源。调动城市社区居民参与自治管理的积极性，也将会更好地发掘党执政的微观资源的潜在性，使各类社会资源得到很好的整合，为进一步加强社区党建工作提供有利的条件。
3.在体系中：协调各种利益，发挥执政党的领导作用
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决定了党对中国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在中国社会，以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发展，必然要包括党的建设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履行利益表达功能需要与其所代表的民众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保持对民众意愿变化的敏感性，才能保证民众的利益、意愿和要求得以真正的实现。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运用什么样的载体，才能有效地集中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要求，这个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形式的多样化以及经济收入差距的拉大，社会利益迅速分化，利益冲突日益加剧。利益的协调就成为政治生活中越来越急迫的课题。党的参与是基层群众自治发展的重要政治资源，党对基层社区自治的参与，协调好社区各种组织和各种利益关系，不仅有利于基层民主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党的基层组织的整体建设和发展。所以，社区党建与社区建设的有机结合，是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新生长点，关系到党的领导和政治稳定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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