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全球化和亚洲金融危机看香港的经济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香港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金融危机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作为一个“小型开放式经济体系”[1]，香港经济对外部的政治经济变化有敏锐的反应。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一系列外部政治、经济环境急剧的变迁中，人们也开始越来越注意香港经济可能与实际上已经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香港经济面临的新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可以概括为三个基本的方面：一是香港回归祖国后“港人治港”的新政治格局；二是世界经济正在走向“以知识为基础”的新形态；三是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对“港人治港”的新政治格局带来的新变化，本文主要从经济全球化和亚洲金融危机看香港的经济竞争力。
1 经济全球化
里斯本小组在《竞争的极限》中把“全球化”界定为：全球化涉及的是组成今天世界体系的众多国家和社会之间各种联系的多样性，它描述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世界部分地区所发生的事件、所作出的决策和行动，可以对遥远的世界其他地区的个人和团体产生具有巨大意义的后果。它不仅意味着组成世界共同体的各个国家、社会彼此之间的交往和交换关系，横向联系和彼此之间相互依赖性的进一步加强，更被解释为席卷这个星球大部分地区的，乃至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影响的一系列过程。[2]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核心和基本驱动力。代表自由经济学派的加拿大学者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认为“全球化指的是生产的国际化、新的国际分工、移民从南方到北方以及加剧上述进程的竞争环境。”德国学者于尔根·弗里德里希斯将经济全球化描述为“这是一种在资本流动、劳动力市场、信息传递、原料提供、管理和组织等方面实现了国际化，完全相互依存的经济。”[3]实际上，这种概念将全球化视为世界范围内经济活动的网络化、一体化联结，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赖。它强调技术前提下，资本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自由流动，令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不断推动形成一个真正的全球市场。衡量经济全球化的指针不仅仅是国际贸易，更重要的是生产真正地实现了全球化。因此，美国学者德里克(Dirlik)将“全球化”看作“全球资本主义”，其特征是全球范围内“灵活的生产”。它指的是在新的经济“规则”下商品、金融交易以及生产过程本身的前所未有的流动。[4]
经济的全球化不断推动政治、文化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全球化的相互依存，而这个过程又反过来作用于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因此，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必须不仅被视为一种经济规则，而且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它植根于社会权力特有的资本主义形式中，而且这种权力控制在私人资本和民族国家手中。基本上讲，全球化意味着市场作为一种经济规范者(regulator)日益普遍化。”[5]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也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实践政治命题，也是一个社会经济命题，还是一个思想文化命题。他把全球化笼统地界定为世界五大洲之间、各国之间联系与接触在数量与质量方面的巨大飞跃，界定为世界经济的新发展。[6]
可以说，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矛盾的过程：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基本内容，资本的全球流动和资源的全球配置决定了全球化进程的基本特征，由经济全球化推动并造成了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的全球化进程。
2 经济全球化对香港的影响
作为“完全开放”的国际化城市，同时作为亚太地区商业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面临着更多的商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金融业和转口贸易的发展，得益于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不断增加，得益于香港与大陆的关系，也得益于香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国际化的率先发展而具有的进入全球一体化经济的“领先优势”。
对香港的国际化程度，国际社会素来有很高评价，根据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世界竞争力年鉴》，香港多年处于前3位，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世界经济自由指数”评价中，香港多年居全球第1位。香港大学恩莱特教授(Michael Enright)和国际顾问司各特女士(Edith Scott)近年曾就东亚和澳洲的跨国公司进行为期两年的独立研究。[1]研究结果显示，香港目前是跨国公司在亚太区设立地区总部最重要的基地，将来也会如此。该项研究指出，香港享有优越地位，是因为政治和法制稳定，主要市场靠近（全球一半人口与香港相隔仅五小时飞行距离），基建完备，财务和专业服务公司林立，联系密切，机构管理优良。基于上述种种因素，《财富》杂志选出的全球500家大公司中，超过60%在香港设有办事处。跨国公司在香港设立的地区总部和办事处，1999年有2500个，2000年已上升至3000个，增幅高达20%。香港就业人口有13%受聘于跨国公司。外来投资也持续增长，香港更成为大部分外商在亚洲区的投资重点。2000年，香港吸引了超过640亿美元的海外直接投资。中国自从1978年对外开放以来，外商的直接投资，过半数取道香港进入内地市场。
但全球化的发展，也给香港带来新的问题。一方面，全球化促进了一部分相邻的国家和地区国际化的快速发展，并对香港的亚太地区商业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提出挑战。如新加坡、中国台湾的台北、中国大陆的上海和深圳等。特别是新加坡，对香港构成了比较大的威胁。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公布的“2001年世界主要国家技术成就指数(TAI)”中，新加坡较之于香港，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不仅被列入“领先国家”，而且在与国际化水平相关的“新技术传播”能力指针中“互联网主机数量（台／千人）”中列第6名，“传统技术传播”能力指针中“人均电力消费（千瓦／时）”列第6名。从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国际竞争力排名看，新加坡“国际化程度”指针的排名也略高于香港。
全球化对香港的经济竞争力形成挑战的另一个方面，是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给香港创造更大发展空间的同时，也面临着庞大的资金流动而造成的冲击。庞大的资金能够在瞬息之间涌入、流出，这对任何“细小而又开放的市场”，都足以构成威胁。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也使外来的冲击相互影响而更加激烈。对这种状况，“目前，国际社会普遍同意，一些资金雄厚、作风凌厉、专门以高杠杆比率从事买卖的大型投资机构，的确对细小而又开放的市场构成系统性风险。但对于如何降低有关风险，各国却未有共识。”[7]
3 从金融危机看香港的经济转型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对香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转型，香港的经济竞争力，以及香港未来的经济定位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新的反思。这个反思是金融危机前思考的继续，但也因为金融风暴的出现而更具有现实性，同时也提出了新问题。
对香港80年代以来的经济转型，一直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是如何为香港经济定性。有人认为，香港经济已经是“服务业经济”，制造业出现了“空心化”。依据是统计的指针。如按香港工业署1996年的资料，1994年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率为9.2%。按世界银行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香港1997年制造业占15%，而服务业占84%，是世界上最高的地区（高于美国的71%）（见表1）。
表1 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产出比例(1980-1997)
国家／地区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19801997 19801997 1980 1997
OECD国家
美国 32
33
27
64
71
日本 42
42
38
54
60
英国 22
43
31
55
67
法国 43
34
26
62
72
芬兰
104
40
34
51
62
中国大陆
30
19
49
49
21
32
中国香港 10
32
15
67
84
中国台湾省 82
46
35
46
63
新加坡 10
38
35
61
65
韩国
156
40
43
45
51
印度
38
25
26
30
36
45
资料来源：World Bank(1999),World Development Report,表4.2
台湾资料见：Asian Development Bank,1999,p247.
基于这种统计，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在1996年的报告中指出，要避免仿效香港的模式，因为制造业的力量会被削弱[8]。这种观点显然认为香港的制造业已经被削弱。但对这种判断，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区分难以准确地把握香港经济的特质，主张用商品业和服务业的分类来取代原有的制造业、服务业的分类，原因在于“商品业有策略上的重要性。在香港，商品业似乎比服务业更能带来增长。”[9]与之相近的看法认为，统计资料所显示的香港制造业只占香港内部生产总值的10%左右，但该数字“其实非常误导”，“根据统计惯例，在香港只有那些拥有生产装配线或其他加工设备的公司才归入制造业。这就意味着那些已将生产过程迁往内地、在香港只设立总部的众多制造商都被划入服务行业。按这种惯例统计出来的数据无疑会造成本港制造业正在走下坡路的假像。随着香港与内地的联系不断演变，本港制造支持服务继续兴旺发展，传统的统计方法将会更加不合时宜。”[10]恩莱特(Michael J.Enright)等人也认为，“统计资料的处理方式夸大了香港制造业职位的‘流失’”，“通过详尽的审查，虽然香港经济已经由‘体力劳动密集’转向‘知识密集’，由‘闭合式’转向‘都市式’，但香港的经济转型并不是由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业经济。”而且在他们看来，香港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其他主要的城市相似，不同的是香港的转变要快得多。[1]
我们认为，一方面，的确不能简单地把香港的经济界定为“服务业经济”，在香港制造业与中国大陆制造业紧密关联的格局下，香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是相互依靠的。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生命因为在内地寻找到延续土壤的情况下，香港很少生产高科技产品，香港制造业的“知识密集”程度和“知识先进”程度，以及因此而可能对香港经济整体升级产生的支撑作用，与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差距。如果说香港的经济已经转向“知识密集”，那么与这种知识密集要求相适应的制造业的确是有“空洞化”的迹象。统计资料表明，香港制造业中出口量最大的四类产品中有三类都属于传统产业。
如果与“知识密集”要求相适应的香港的制造业的确有“空洞化”趋向，那么，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香港经济是否一定需要制造业的支撑？对这个问题人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一种观点认为，香港地少人工贵，社会日趋富裕后，制造业劳工短缺，不具有竞争优势。香港的地理位置具有策略性，基础建设优良，奉行法治和自由经济，监管制度健全，具备一切优势发展为国际金融财政航运中心。而且香港回归后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必要继续发展工业。但另一种主导的观点则认为，香港经济必须发展制造业。如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唐英年认为：“由于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我们相信必须保持并积极发展自己的工业才可使这个经济体系维持稳定。”否则，“将会极容易受到外间许多自己不能控制的因素影响，突然发生波动，随时大起大落，风险极高。因此，香港若要确保有一个稳定健全的经济，必须保持工业为其中一个支柱。”[11]从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看，人们也意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服务业与产业应有依存的关系，从产业来讲，依照发达国家的统计，1元产业产值可以带动1.8元的服务产值，而一个产业的工作机会可以带动三个服务业的工作机会，换句话说，有了产业则更能创造服务业发展的有利条件。”而“服务业的发展必须要有被服务的对象，而且一般而言都必须靠近被服务的对象，倘若产业不见了，则遥控服务势必使成本增加，并且使外地有提高竞争能力的机会，因而相对地削弱了香港服务业的竞争力，对服务业而言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12]
而从香港的土地和人工成本出发，从香港经济发展水平对制造业的要求出发，要发展工业，只能发展高附加值、知识密集的科技工业。由此，人们提出得结论是：“香港必须发展科技工业以取代传统工业的北移”，“发展高附加值科技工业来弥补产业的空洞化，否则产业空洞化会动摇服务业的根基，进而影响整体经济的发展。”[12]
要实现增值科技工业的远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提出六点建议：(1)加强创造新产品、新工序的能力；(2)提升从业人员的技能；(3)巩固由来已久的“安全港”公众形象；(4)加速成立以新科技为本的企业；(5)加强政府的科技实力；(6)加强吸纳西方及内地的科技成就。
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要发展科技工业以提升香港经济竞争力更成为一种主流观点。行政长官董建华在他的第二份施政报告中指出：“过去多年来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是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将来仍然会为香港的繁荣作出重要贡献。但是，由于香港的经济基础过于狭窄，一旦金融和房地产业受到冲击，香港经济便陷入困境。”而且从香港与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比较中，人们也认识到在当代社会中有竞争力的制造业的重要。在金融危机面前，新加坡与台湾能够比较成功地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原因应是多方面，但其中之一即被认为是“新加坡和台湾较早重视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转型。”与之相对应，“科技创新不足是香港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13]。
基于对香港经济转型过程的不同认识，对香港经济竞争力的不同理解，对香港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和策略的理解也是不同的。而有人把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看作是香港面对的最基本的挑战。即认为，“香港面对的最基本挑战，是如何在二十一世纪以知识为本的全球经济中定位。”但从总体上看，对于通过“创新”发展“高增殖”产业，走向以知识和技能为基础的“知识密集”的经济这样的思想，人们认识是比较一致的。
收稿日期：2002-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