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回族的伊斯兰文化与商品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回族论文,商品经济论文,苏州论文,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州气候温和湿润，物产富饶，人文荟萃，堪称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园林之都，从宋时就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称。苏州历史上一直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回回民族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郑和就是从苏州浏家港七下南洋。苏州回族到了1996年人口总数仅为2300人，但它独特的伊斯兰文化、发达的商品经济及从商业资本积累转化为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在国内回族研究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文化、回族经济两个方面作一论述，以求教于学界。
一
苏州主体回回是从元代开始的，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随蒙古军队而来；二是经商定居于此。
元初大兵南下，平江守将迎降，府治设江淮行省，提刑司为两浙大都督府，置浙西路军民宣抚司〔1〕。当时的情况是蒙古人进入中原后，人口不足汉族人的1%，为了将比自己拥有更为先进的经济文化的汉族人置于被统治地位，尤其是江准大都督李（tan)兵变之后，忽必烈开始推行色目人政策。苏州此时为江淮行省府治，大批回回人被重用，参与政事之中。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回回人在苏州当官的共有18人。其中，担任江淮行省平章政事、右左丞、参知政事的有乌马儿等10人。
伊斯兰教于公元7世纪初传入我国即传入江苏。“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2〕。扬州便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的伊斯兰教中心。隋朝在挖通江南河的同时，又“凿太行达苏州通驰道”〔3〕这样，从长安经洛阳、汴州到扬州。然后渡江至润州、常州、苏州，再延伸到杭、越、明州等地。苏州便因此居南北要冲。运河沿岸，成为我国古代大商业城市之一。“礼拜寺，元泰定年间西域人流教至此。奉其所尊建，初在西馆桥”〔4〕。由此可见。元朝初年苏州已有大量的西域人定居于此。
明清两代，甘肃、山东一些从事牛羊业的穆斯林长期贩运牛羊来苏屠宰而逐渐定居于此，也有少数回民因在此地做官而留居苏州的。
明朝后期，世界上三个主要穆期林国家——奥斯曼帝国、印度莫卧儿帝国、波斯萨非王朝彼此之间产生激烈的教派斗争，且时时发生战争。教派的对立，造成了伊斯兰世界的分裂。在此之前，蒙古帝国的崩溃致使东西方陆路交通受阻，使中国同穆斯林世界的联系中断，苏州伊斯兰教面临着同样的境况。这一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的代表人物张中，他早年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也看过佛学经典。他所交游的人，有张少山、陆见子、非之子、继良子等，这些都为他以后对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起了积极作用。张中师从于有学识渊博“状元巴巴”之美称的张少山等人，多年的认真学习，使张中继承和发展了伊斯兰教，使之经典化；师从印度经师阿世格更使张中完成了伊斯兰教义同中国传统思想的结合，从而使穆斯林找到了与中国现实更和谐的道路，掀起了17世纪中国的伊斯兰思潮。
二
苏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及八大商业中心城市之一，回族穆斯林进入苏州的时间不同，从事的行业不同，居住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从而使建国前人口不过千人的苏州回族拥有7座清真寺，大都是建在回族同一行业的聚居点。为南京、苏州的珠宝商人和外地来苏州经营珠宝的回族客商建了铁局弄礼拜寺。再如苏州经营玉器及经营文具百货生意的回民就近置地建了天库前礼拜寺和玉器公所，平时他们在公所吃茶谈生意，到礼拜时就去清真寺，既满足了自己的宗教生活又不误做生意。这一点是国内散居在各地回族中独有的特色，是苏州回族人民冲破传统行业向多行业进展中出现的新现象，充分体现了伊斯兰教的强烈的现实主义，是极近社会人情普遍化的宗教，说明伊斯兰教的发展性。
在7座清真寺（砂皮巷惠敏礼拜寺、铁局弄清真寺、天库前清经学、丁家巷瑞凝礼拜寺、太平坊清真寺、宝林寺前清真女学、齐门外清真寺）中，至今开放的仅有太平坊清真寺1座。
苏州清真寺的穆斯林多年来一直是寥寥无几，300多户回民，人数约至2000，每日五番拜只有一位掌教礼拜，一般穆斯林基本上不覆行这一功课，每周主麻聚礼也不过三四十人，除阿訇外，多数为退休老人及西北的穆斯林商人。
苏州回族对伊斯兰教的三大节日也只注重开斋节，全市的回族职工放假一天，大多参加庆典，人数多达近千人。节日的主要活动是会礼，由伊玛目领导进行。会礼毕，穆斯林互相握手祝贺，麦子钱仍保持着，并备节日食品油香分发，但不再款待来宾。
苏州穆斯林生活上有自己的习俗，主要体现在殡葬及饮食习惯上。现在给婴儿起经名、割“逊奈”的“圣行”、婚礼中的“尼卡哈”、交往中的“色兰”、“色了目”等问候语，基本上已绝迹了。但当代苏州穆斯林普遍保持土葬习俗，并坚持于亡故后72小时内入土，无论生前是否履行宗教功课，清真寺设有殡仪室，有专用设备办理殡葬事务。
殡礼，苏州穆斯林习惯以阿拉伯语音称“站那则”由于它是站着礼拜，替亡者向安拉作祈祷，又以汉语称站礼，参加者有家属及穆斯林亲友，由阿訇领礼。礼拜时抬出塔布，众人面对遗体，举行仪礼。安葬，多选土质好，地势稍高，环境安静处为墓地，挖穴以葬。苏州多采用直坑，先挖一长2米，宽0.9米，深1米的直坑，再在底部挖能容1人的小坑，遗体放入小坑内，上盖木板或石板，然后填土。一月后家属再在坑上做长方形土堆及在土堆竖碑，碑上多刻有表明信仰的经文。
纪念活动，苏州穆斯林多是习惯在亡人入土时请阿訇念下土经，三天、五天、七天以及百日、周年生忌辰皆要请阿訇开经，以油香款待来友；也有将油香放在清真寺内散发。当代由于苏州穆斯林与汉民通婚日增，一些社会上的文明习俗也出现了：佩黑纱、送花圈、丧幛及开追悼会等。
苏州穆斯林禁食猪肉、血、自死物及非真主之名而宰的畜禽。副食品以牛肉为主，只有在冬季时吃羊肉；苏州地处江南水乡河网密布、湖泊众多盛产水禽，鸭鹅均为喜爱的食品。苏州年老穆斯林仍能坚守“刀口”，年轻人仅能做到的是禁食猪肉、血、自死物及江南水乡的螃蟹、黄鳝等无鳞无鳍的水产。穆斯林现在开的两个清真餐馆也已售酒。
三
苏州的回族经济有自己的特色。40年代末有人在苏州做了调查，当时苏州回民人口总数是1262人，多数从事工商业、家禽、牛羊屠宰和饮食行业〔5〕。
（一）苏州回族的重点行业是以为本民族服务为主的清真菜馆业、鸡鸭业、点心业和饼馒业。苏州抗战前有5家菜馆，解放后至今仍保持2家，但规模已大为扩充。其中最负盛名的应属二三十年代开设于石路的申源楼，金陵馆也较有名。回族菜馆以牛肉、鸡鸭类菜最具特色，金陵馆的孙霞彬师傅技术全面，经常翻新菜肴，曾在清真菜馆中首创中菜西吃。不少回族厨师从北方、西北而来，故能荟萃外地之长，加之处于客地，力求精益求精，终能在苏州生根立足。点心店抗战前有十多家，比较有名的是老德和牛羊肉点心店、糜顺兴牛肉店、宜和兴牛肉点心店等。牛肉锅贴以附设于金陵馆的马兴子牛肉锅贴最有名。天库前玉器公所附近有一批小吃店，经营元宵、糖糕、油堆、炒米团等。回族经营的菜馆、点心店以干净、味感好、精致而著称，深受本民族及汉族人的欢迎，生意十分红火。
（二）苏州古迹荟萃，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的人流。回民把握住时机，大力发展了马及马车业。民国年间，马车是苏州最现代化的短途交通工具，是逛虎丘、灵岩山等地的最好代步工具。回民把马车打扮得格外漂亮，扎上五色彩绸，马颈上挂着红绸大花，还系上一串响铃。回民在驾驶中催马加鞭，驱车飞驰，铃声清脆，威风凛凛。几匹马车在一起你追我赶煞是好看，渐渐成为吴中一景。
（三）苏州回族经济还体现在刺绣等家庭手工业上，家庭妇女绝大多数从事该行业，在国内回族经济中独树一帜。其中有推陈出新、独创一派的杰出刺绣家金静芬，致力于刺绣普及的马郭桐先（河南柘城知县夫人）等。金静芬出身于一个穆斯林珠宝业家庭，18岁时拜我国清末杰出的苏绣大师沈寿为师。沈寿在前人基础上吸收西画讲究明暗和透视的优点，创造了“仿真绣”新工艺。其代表作是《耶酥像》和《意大利皇后爱丽娜像》，曾被清廷作为国礼赠送意大利，引起极大轰动。金静芬在为绣庄做工八年期间打下了基础，学习沈寿的用针、设色等方法，第二年就绣出了形神毕肖的《观音大力士像》，甚有古风。她总结刺绣仕女的一些成功经验与现代刺绣融会贯通形成个人风格。她的绣立轴《水墨苍松》、《猫嬉图》，在1910年清政府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获优等奖；《拿破仑像》、《仕女花团》等4副绣品，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奖章和奖状。解放后金静芬的主要代表作品有《插秧图》、《菜茶图》、《采菱图》、《养鸡图》、《红楼梦十二金钗》、《西厢记》等。
以金静芬、马郭桐先为代表的苏州回族女性为中国的传统工艺在世界上赢得了荣誉，她们继承了中国穆斯林的传统美德，勇于开拓创新，不仅创造了新的刺绣文化，而且还把这一文化传播到广大回汉群众中去，既增进了民族团结，也为国家留下了不朽的文化瑰宝。
（四）漆器业，它是我国古代物质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这一行业，苏州回族人也有重要地位。在明代曾出现一代漆业大师蒋回回，他善于学习日本漆艺，能运用金银花片、泥金描彩等各种漆艺刷作漆器，获得当时人们的高度赞赏。蒋回回的漆艺特点是造型简洁，用料讲究、做工细巧，卯榫精密，色彩素净。其工艺特点被明清两代应用在园林建设中。建国后漆器出口为国家换来了大量 外汇。
（五）香粉业，由回族垄断，苏州的慕司林等商号历史久远。主要经营玫瑰、茉莉香油、宫粉、 鹅蛋粉、水粉、香蜜、皂角（洋皂传入前的洗涤 剂）、刨花（浸泡后涂发用）。这些都是封建社会妇女的化妆品，全部由回族人经营，民国元年（1912 年）“景华春”等开设，回族垄断的香粉业被打破， 花露水、生发油、雪花膏、香水等产品的上市，使回族经营的传统化妆品逐步被新式化妆品替代。
（六）珠宝玉器业。“今时俗相传回回能识宝，时游闽、广、金陵间”〔6〕到明代，已有“回回识宝”之说。珠宝玉器业经营的品种有珍珠、玉器、古玩、字画等。这是回民的传统行业，苏州回民也不例外。“良玉虽集京师，工巧首推苏郡”〔7〕。清代康熙《吴县志》记载，苏州出产的玉器、水晶器、琥珀器都很著名。雍正初年，宫廷在造办处设玉作，下令征调苏州回族玉匠到宫中供职，并令苏州织造官员把好的玉料送往北京。乾隆元年，宫廷建如意馆，苏州回民不但向朝廷提供玉匠、玉料，还 担负为造办处加工玉器的任务。据统计，乾隆年间苏州回民向宫廷解送玉器50起，品种有玉佛、玉 磬、玉宝、玉册、玉羽觞、玉瓶、玉碗、玉象棋、玉鼻烟壶等31种，数量达397件。苏州回民的玉器业实行专业分工，制作极为精巧。南京回族玉器商人到苏州发展，在苏州建立金陵玉器公所，地址在天府前，离天库前清真寺隔壁的苏州回族玉器公所很近。宣统二年（1910年），参加苏州商务总会的玉器商行有苏州回族的杨源记、王复兴等。苏州回族玉器各店的玉片在抛光工序选用玛瑙粉，使玉石的光泽反射出来。玉器图案丰满，虚实、向背呼应、对称，艺术品格是在细巧中见浑厚、拙扑。杨源记店号因向慈禧太后贡献一块翡翠而得欢心，赐 招牌一块。宣统三年，杨家从卖旧货的穆斯林老表那里买到一块来自缅甸的“角头”（藏有翡翠的玉石），从里面开出一大块上品碧绿翡翠。玉器业有“三天不开张，开张吃三年”、“早晨没饭吃，晚上有车坐”之说，苏州回民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这一行业独执牛耳。从事玉器业的回民还有田鉴堂、余兰溪、王元开、马子清、叶景章、郑清善、宗敏之等。产品内销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天津、北京、陕西、福建、江西、安徽等地。罗姓穆斯林的古玩店也同琢玉业一样经历兴衰。
1860年4月13日，太平年陈秀成部攻克苏州，很多回民逃到上海，他们相当多的一批人由经营皮毛业转向经营珠宝、玉器、古玩、字画业。起初本钱少、规模小，只在城隍庙茶楼洽谈交易。同治年间，苏州回民珠玉业市场吸引了众多的南京回族同行，苏州市场开始日渐衰落。与此同时，上海经济迅猛发展，上海的珠玉市场出现了新的机遇。1870年，上海新北门附近出现了首家古玩店——天宝斋，生意十分的红火，苏州玉器业开始向上海转移。三年后，苏州苏帮玉业回民沈时丰、陆景廷等，在上海十二铺侯家浜筹建玉器公所，说明苏州苏帮玉业回民已在上海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苏帮回族的茶会设在城隍庙著名茶楼——罗神殿内，气势非凡，足见苏帮回族的财力雄厚。民国时期曾有人这样写道：“吾教商人，除少数从事洋货、五金、颜料及银钱之外，其大多数则为珠宝，翡翠及古玩商。此等商人大多数资本雄厚，实力庞大，堪执沪市该行业之牛耳。”〔8〕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苏州投资额成倍增长，大量的投入控制了当地的经济命脉。面对民族危亡，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时代感的苏州回族商人在民族资产阶级和爱国分子设厂自救的救亡图存运动领导下，开始把商业资本转移为产业资本，投资于中国的近代化企业。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欧美到中国的航线不畅，外国棉纱输入锐减，引起国内纱市价飞涨，国内出现了地无分南北，厂无论大小，各纱厂都能获得意外的厚利〔9〕。回族商人蒋家淦抓住时机在苏州投资的近代化大型企业有苏纶厂、苏丝厂，“皆为中国纱业之先进，亦新工业之前导也”〔10〕。蒋氏在苏州投资的这些近代化大型企业使回族同步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蒋氏家族代表了一批先进的回族商人把商业资本转移到工业资本，投资于中国近代化工业中，成为中国回族民族工商业者的先驱。同时也产生了一批回族工人、无产阶级，这是苏州回族经济在国内独具的特色。
伊斯兰文明深深地影响着苏州的回族商品经济。解放前商业界往来多属记帐赊货，“三节”结算，往往因天灾人祸或经营不善发生“倒帐”情况，在这种“多米诺骨牌”现象中，苏州回族商人的大笔货款不能收回，别人倒自己的帐很多，但自己对特约经销的厂家，绝大多数仍严格按期付款，从不拖欠。苏州回族商品经济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在回族人的商品交换比较发达而封建社会时期人口流动量不大等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必然会过渡到具有适应商业经济的时代性、社会性特征。如公平交易、互惠互利、凭约守信、合理竞争等符合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到了20世纪初。苏州回族商人的伊斯兰教商业道德观已经系统化、理论化。
注释：
〔1〕《苏州市志》第一卷，“建置”第10页。
〔2〕何乔远：《闽书》卷七，《方域志》。
〔3〕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卷四。
〔4〕崇祯十五年及乾隆十年纂《吴县志》寺观三。
〔5〕《苏州伊斯兰教志》四，《教徒的社会职业与经营行业》。
〔6〕谢肇：《五朵俎》。
〔7〕《苏州市志》第一卷，“工艺类”。
〔8〕《上海宗教志》，第565页。
〔9〕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第291页。
〔10〕《中国近代工业史料》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