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体制转换时期权力斗争对政治进程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进程论文,体制论文,权力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东剧变以后，俄罗斯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者继续活跃在世界舞台上。但其动荡不安的国内政局，变幻莫测的外交政策，构成了一幅体制转换时期特有的复杂的政治图景。对俄罗斯权力斗争及其对政治进程影响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俄体制转换时期政治进程的变化和走向。
一
俄罗斯独立以后，各政治力量随着政治进程的变化和发展不断分化、组合，力量配置此消彼长。以俄权力精英集团的变化为根据，我们可将俄罗斯政治进程大体分为大西洋主义时期、中派主义时期、欧亚主义时期三个阶段。
大西洋主义时期：从1991年8月到1992年春，大西洋主义者在俄罗斯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大西洋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在经济、政治、思想各个方面积极向西方靠拢，强调经济上的私有化，政治上的公开化，思想上的民主价值观。大西洋主义者认为俄罗斯与西方享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不存在不可克服的分歧和利益冲突”，在经济方面，俄尤其需要“依赖西方发达国家的援助”，因为“通向世界经济之门的钥匙不在的黎波里，也不在北京，而在华盛顿、波恩、伦敦、东京手中”。为此，俄罗斯不断加强与西方国家的配合和合作，努力与西方协调立场，有时甚至不惜做出重大让步，如1992年春，俄政府不顾议会和国内公众的反对，在安理会投票支持对南斯拉夫实行大规模制裁；在中东问题上，尽管俄在伊拉克等国有自己的经济利益，但为了与西方保持一致，还是加入制裁伊拉克和利比亚的行列，据报道，俄为这些制裁措施损失了约160亿美元。
中派主义时期：从1992年春到1994年。私有化导致的经济混乱、衰退，为追随西方俄遭受的利益损失，俄罗斯大国地位的衰落，这一切都促使俄罗斯公众逐渐丧失了对大西洋主义激进政策的信任。大西洋主义与俄罗斯政治的蜜月时期过去了。然而，俄罗斯的政治钟摆不可能从右一下摆到左，俄罗斯也不可能再回到共产主义时代。各派政治力量斗争的结果是导致中派主义在这一时期的兴起。我们所说的中派主义不是哲学意义上的，也并非是指发达国家中等阶层，中产阶级的政治组织。俄罗斯的中派主义主要表现在一个转型政治结构中，在激进改革和恪守传统的两种政治倾向和发展战略之间确立自己的政治定位。按俄新社的解释，所谓“中派”是指“心理、思维、政治观点和行为处于政治上被称为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人”。俄中派集团在1993年十月事件前就是受叶利钦器重并令社会寄以希望的一支政治力量。1993年——1994年中派主义的思想和政治活动在俄社会日益强化，在俄司法部登记的全俄或跨地区的政党几乎有一半自称为中派。“俄罗斯多党制正向中派靠拢”。在俄罗斯政治天平上，中派力量举足轻重，而中派主义的力量又倾向于中右翼集团。
欧亚主义时期：从1994年到现在。随着经济的逐步好转，俄罗斯政治发展到欧亚主义阶段。欧亚主义是中右翼力量，温和的保守派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欧亚主义的特征是不愿看到俄罗斯屈从于西方，致使其国际地位日益衰落，主张重整国力，重振国威，但又同日里诺夫斯基的激进民族主义区别开来，保留了大西洋主义，中派主义的一些特色。具体地说，欧亚主义在经济上要求促进经济改革，取得社会经济复兴；在外交上实行全方位外交，在重视西方的同时，强调发展巩固同独联体各国和东欧各国的特殊关系，对中国等地区大国也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思想上宣扬俄罗斯传统政治思想文化，实行温和的大国主义——民族主义。欧亚主义体现了俄罗斯以民族主义为思想武器，迈出衰落，恢复往日光荣的努力。
二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抛弃苏维埃体制，逐步建立起多党制议会民主的政治框架。然而，俄罗斯缺乏民主传统，广大公众民主意识薄弱，民主政体在俄罗斯尚未找到坚实的基础。总统与议会的矛盾是俄民主政体脆弱的突出体现，两者斗争的结果是建立起总统独揽大权的总统制议会民主政体。俄民主政体框架的另一支柱多党制也极不完善。戈尔巴乔夫宣布放弃苏共领导地位以后，出现了众多的、形形色色的政党、组织。1995年宣布参加杜马角逐的政党，组织就有200多个，而这些政党除俄共外，没有严格的组织，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甚至没有明确的纲领，在严格意义上不成其为政党。成熟的，强大的政党的匮乏，致使俄多党制只能是不完善的，表面意义上的多党制。
俄罗斯体制转换给予权力斗争以肥沃土壤。苏维埃体制已完全崩溃，给权力斗争留下了争夺的空间；民主政治体制尚未充分建立，致使公众无法有效的限制、监督权力斗争。权力斗争成为影响俄罗斯政治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权力斗争相比，俄罗斯现时期的权力斗争无疑深深打上了体制转换的烙印，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1.权力斗争激烈残酷，缺少有力制约因素，导致国内政治形势动荡不安。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联盟在取得打倒苏共，苏联解体的成果以后，为争夺旧体制崩溃的政治遗产，四分五裂，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前期最突出的表现是总统与议会的斗争，一度形成双重政治的局面，这其实是苏维埃体制结束后，俄罗斯是走总统制还是走议会制两种道路的斗争。结果是1993年10月，叶利钦炮打白宫，解散议会，进行全民公决，最终修改宪法，极大地扩大了总统的权力，确立了总统制议会民主政体。叶利钦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俄罗斯从沙皇到苏联时代专制主义体制传统的巨大影响。总统与议会的权力斗争刚刚告一段落，围绕着1995年杜马选举，1996年总统选举，各派政治力量又展开了新一轮的争斗。1995年杜马选举有200余个政党组织参加角逐，1996年总统竞选有50人报名参选，最后有11人出线参选。在杜马选举中，俄共以其55万人的实力，从中央到地方健全、严密的组织，明确、完整的政治纲领一举获胜。1996年的总选选举则更突出地体现了各派政治力量的讨价还价，分化组合。叶利钦在先期失利的情况下，在第二轮选举中与列别德结盟，异军突起，获得最终胜利。体制转换时期权力缺乏制约的特征，致使俄罗斯政治出现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各派纷争局面。这是俄罗斯政治走向现代化、西方化，必经的痛苦之路。
2.利益集团的力量日益凸现，对俄政治影响愈来愈大。随着私有化进程的展开，原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铁板一块的各经济单位，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催化下，逐渐分裂。经过一段时间的整合，目前已形成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实力巨大的利益集团。1以索斯科韦茨和科尔扎科夫为首的军工集团。军工企业是苏联时期，也是目前俄罗斯的支柱产业。军工复合体在政界的影响根深蒂固，力量雄厚。2以切尔诺梅尔金为代表的石油天然气集团。这一集团虽不象军工集团在政界有传统影响，但它的前任主管切尔诺梅尔金曾长期任俄总理，使其力量大增。3以丘拜斯为代表的金融集团。金融集团是俄私有化的产儿，也是私有化最有力的支持者，他们做为大西洋主义激进派的代表，同政府关系密切。俄罗斯利益集团虽刚刚诞生不久，但经过简单的整合就因其力量集中，利益趋向单一而对俄政治施加了强大压力。这种压力在俄新的政治体制尚未充分建立的情况，由于缺少予以监督、制约的机制和渠道，极易干预俄政治决策过程，并进而对俄政治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俄利益集团所起的作用也是俄体制转换时期新体制不完善的体现之一。在同样是总统制议会民主政体的美国，虽然也存在着众多力量雄厚的利益集团，通过向国会和政府传递信息、施加压力为本集团谋求利益，但国会和政府在受到这种力量作用的同时，可以迅速的做出反应，在鉴别各类信息、平衡各力量集团利益的基础上做出决策。而且，由于它已经巩固的建立起民众监督机构，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决策上，一般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较小。与此相对，俄罗斯政府和杜马面对利益集团的压力软弱无力，更没有形成民众参予政治、监督政治的完善机制，而且俄利益集团在政府内各有其明确的代理人，这些人占据要职，手握实权，更便于其干预国家政治决策，使俄罗斯政治进程在利益集团权力斗争的背景下，更加起伏不定，难以预测。
3.地方势力的崛起。地方与中央的斗争，贯穿了苏联七十年的历史。但在苏联时代，统一的意识形态，强大的中央政府使得这一斗争处于隐含状态。随着苏联的解体，共产主义体制在苏联的崩溃，地方势力逐渐崛起，地方分权的趋势也日益明显。莫斯科虽仍是俄政治斗争的中心，但地方权力争夺正在成为俄罗斯政治新的热点。包括鲁茨科伊，列别德在内的众多政治人物看重地方的能量，纷纷由中央转向地方，使俄政治斗争出现了由莫斯科向地方分散化的趋势。体制转换时期俄罗斯中央政府的软弱化、空心化，更加速了这种趋向。一时间，民族分离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分散主义甚嚣尘上。地方实权派并不看重意识形态和政治态度的分歧，他们重视的是在中央政府空前虚弱的时候，通过对中央的斗争，夺取并保有更多的实际利益，从而获取地方力量的支持，确保他们对地方的实际控制权。这种地方与中央的斗争，往往导致一种新型的政治交易：地方实权派在某些政策上给政府以支持，中央政府则给该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权。地方与中央的交易有可能发生“螺旋型”的连锁反应——当中央给予某一地方以优惠政策时，势必受到其它地方的注视，并进而引发他们对中央的进一步要求。俄刚刚结束不久的地方行政长官选举，打破了以往总统委任的惯例，大大加强了地方的独立性，使中央政府失去了对地方的直接垂直控制，这必将削弱中央对地方的驾驭能力，导致地方分离倾向进一步加强，对中央政府来说，与地方的斗争形势将更加严峻。所以有观察家认为“新的政治斗争不是共产党人和改革派之间的斗争，而是莫斯科和地方之间的斗争”。
三
在了解俄罗斯体制转换时期政治进程概况和权力斗争背景的基础上，我们将剖析在俄罗斯权力斗争是怎样对政治进程发生影响的。
随着由苏维埃体制向议会民主体制的转换，俄政治斗争的重心由争夺意识形态主导权转变为争取选票的斗争。在新体制下，政治精英们通过走向公众和政治交易两种手段来赢得并保持他们的职位。走向公众是为了吸引选民，获取足够多的选票以赢得职位。政治交易的意义则在于协调获胜的精英们之间的不同意见。为确保选民的忠诚，参加权力争夺的精英们在走向公众的过程中一般都使用提供物质利益和表现个人魅力两大法宝。为达到突出自己，赢得选民的目的，政治精英们不得不提出新的国际战略和有关国内社会秩序的有特色的方案，把自己同其它竞争者区别开来。由此，政治决策成为当权者争夺的副产品。一方面，在走向公众的过程中，每个政府精英都提出不同的竞争性的基本战略；另一方面，在赢得权力以后，为确保权力，获胜的精英又用其基本战略进行政治交易，讨论还价，另外，他们还必须服务于作为其权力支柱的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这样，某一政策是否能真正体现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并有效的得以执行，往往决定于这一政策是否已经包含在或多大程度上包含在权力争夺者的基本战略之内，如果该政策不为权力争夺者的基本战略所关注，那么它更有可能取得较佳的效果。
俄权力斗争对政治进程的影响，是由其特性所决定的。首先，在有关国内秩序安排的政策上，当权的精英集团的政治交易，讨价还价，不可避免地降低了原始政策的效率，而产生折衷的替代方案。这种替代方案由于与原政策的目标有所抵触而不能正常的工作。其次，在外交决策中，外交政策作为国内政策的延伸和基本战略的一部分，有其国内根源，体现着权力斗争的影响，它不得不服务于争取选民的象征性、竞争性的基本战略，而对国际环境做出最有利反应的可能性相应的大大降低了。最后，获胜的权力精英集团组织上的分裂，使得各方的谈判和交易容易起来，然而分裂的倾向使他们逐渐自立为互不关联的部分，从而失去了结合部原有的相互依赖性。
权力精英集团加速的分裂和他们对权力的争夺，支配着俄罗斯政治进程。在大西洋主义者看来，俄罗斯新领导与前苏联领导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以经济改革、私有化、反对特权、民主价值观为特征的国内政策，以及在外交方面的亲西方政策。经济改革和私有化在很大程度上的失败，使大西洋主义失去了大部分的支持者。大西洋主义者力图忽视这一事实，从而保证他们基本战略的连续性，并进一步显示出他们对民主化与现代化原则的忠诚。然而，不断降低的支持率，使他们也不得不调整其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通过这种调整，他们影响了权力争夺者之间业已存在的差别，迫使他们为保持自己在政治领域的特性而更大程度的向右转。大西洋主义的调整，以俄共为代表的反对派的右转，两种倾向的结合，导致了中派力量的勃兴，中派路线成为权力精英协调意见，确保既得利益的重要策略。中派主义时期是俄权力斗争的平衡和过渡时期，权力斗争的竞争性决定了以妥协为特征的中派主义不能长久。权力精英们为了不使选民们将其看作铁板一块，必将继续分化组合，新的利益平衡在欧亚主义右翼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欧亚主义是大西洋主义、中派主义衰落，民族主义增强的反应，也是以大国主义——民族主义为工具，团结地方精英集团，巩固联邦的一种努力。
激烈的权力斗争及其对政治进程的巨大影响，是俄罗斯体制转换的一大特征和必然产物。旧体制崩溃，致使权力斗争白热化，新体制尚不完善的游戏规则，导致权力斗争对政治进程造成巨大影响。在俄罗斯新体制最终完善以前，这种现象必将持续下去，伴随它的是动荡的国内政局和变幻的外交政策。俄罗斯政治必须经历这一痛苦时期，在成功应付各种挑战的条件下，逐渐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