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阁体作家的创作风格及其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阁论文,成因论文,作家论文,风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代文学发展到永乐、成化年间（1403—1487）出现了一个代表官方意识的文学流派——台阁体。台阁体的代表人物是号称“三杨”的三位台阁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历事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以阁臣之尊主持文柄数十年，使天下文风为之一变，遂形成一个独领时代风骚的文学流派。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乙集“杨少师士奇”条下称：“国初相业称三杨，公为之首。共诗文号台阁体。”台阁体是统治明初文坛近百年的文学流派，在明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学术界迄今缺乏对这一流派的研究，本文则试图对台阁体作家的创作风格及其成因做一些具体分析，以起抛砖引玉之效。
一、台阁体作家的创作风格及宗尚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台阁体作家的诗文创作呈现出一种趋同的特征，即雍容典雅的风格，《四库全书总目》的编者曾这样评述台阁体作家的创作风格：
明初三杨并称，而士奇文章特优，制诰碑版多出其手。仁宗雅好欧阳修文，士奇文亦平正纡余，得春仿佛。故郑援《井观琐言》称其文典则无浮泛之病，杂录叙事极平稳不费力
（卷一七○《东里全集》提要）
（杨）荣发为文章，具有富贵福泽之气，应制诸作，沨沨雅音，其他诗文亦皆雍容平易，肖其为人，虽无深湛幽渺之思，纵横驰骤之才，足以震耀一世。而逶迤有度，醇实无疵，台阁之文所由与山林枯槁者异也。
（卷一七○《杨文敏集》提要）
（黄淮）其文章舂容安雅，亦与三杨体略同。此集乃系狱时所作，当患难幽忧之日，而和平温厚，无所怨尤，可谓不失风人之旨。”
（卷一七○《省愆集》提要）
从上举《四全书总目》对台阁体主要作家的诗文风格的评价看，其所用词语诸如“平正纡余”，“雍容平易”、“舂容安雅”、“和平温厚”等，皆大同而稍异，即强调台阁体诗文风格的平正典雅，这种特点既符合儒家诗教对文学风格的雅正要求，也比较符合台阁体的创作实际。因此，可以说，平正典雅是包括台阁体的文章和诗歌在内的总体创作风格特征。
台阁体作家论文重文统，在文章写作上尤其推重北宋的欧阳修与曾巩，他们的文章深受欧阳修、曾巩文风的影响。董其昌说：“自杨文贞而下，皆以欧、曾为范，所谓治世之文，正始之音也。”（注：《容台文集》卷一《重刻王文庄公集序》。）杨士奇称：“至诏韩退之，宋欧阳永叔、曾子固，力于文词，能反求诸经，概得圣人之旨，遂为学者所宗。”（注：四库本《颐庵文选》卷首《颐庵文选序》。）台阁作家推尊欧、曾，重在赞美欧、曾的道德文章，并以之作为创作的典范加以模仿。苏洵评欧阳修的文章风格为：“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注：苏洵《上欧阳内翰书》。）《宋史》卷三二○《曾巩·曾肇传》论曾巩之文说：“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欧阳修、曾巩于文重道统，文风平易自然、纡余曲折，是宋代儒者之文的典范。台阁体作家刻意学习欧、曾的文风，但他们过多地重道德内容而轻文辞，因此他们的文章仅得欧阳修的平易纡余，缺少欧文的流畅优美，相比之下，他们的文风更接近曾巩的质朴少文，简明不烦。
在诗歌创作上，台阁体作家所尊崇的原则是诗歌要得“性情之正”。杨士奇说：“诗以理性情而约诸正，而推之可以考见王政之得失，治道之盛衰”。（注：杨士奇《东里文集》卷五《玉岙诗集序》。）胡俨说得更清楚：“凡人之修身，莫先于得其性情之正，躬行莫安于循乎规矩之常。诗三百篇不越乎六义，六义之词有善有恶。或劝或惩，而讽咏之间优柔浸渍，善心由是感发，逸志因之以惩创，得于其心发于其言，言满天下必无口过，此性情之得其正也。”（注：《颐庵文选》卷上《诗礼庭记》。）可知他们所说的“性情之正”指的是诗歌创作要有关世教，行王道，观得失，劝善惩恶，合乎封建礼法道德，因之，台阁体作家的诗歌创作在内容上主要体现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赞美太平盛世。如杨士奇的《元夕观灯诗》云：“百万红蕖一夜开，辉煌元圃彻蓬莱。岂如圣主光明德，洞达乾坤照九垓。”（之六）此诗首两句以百万红蕖文开照彻蓬莱形容京城宫禁元夕灯火之盛，比喻虽不免俗套，境界尚称阔大，末两句则转入颂圣，显示出阁臣的谀圣心态。
台阁体作家的诗歌创作歌功颂德，抒发盛世之感与阁臣心态，辞气安闲，雍容典雅。彭时在《杨文定公诗集序》中称杨溥的诗“肆笔成章，皆和平雅正之言……盖其资禀之异，涵养之深，所处者高位，所际者盛时，心和而志乐，气充而才赡，雍雍乎足以鸣国家之盛，岂偶然哉。”（注：载明抄本《杨文定公诗集》卷首。）如杨溥有《感兴》诗云：
暮年何幸际时康，尊酒蓬窗喜欲狂。
到处流民皆复业，旧时丐食有余粮。
井癌秩秩新开市，桃李阴阴古战场。
况值朝来甘雨降，麦苗回秀被崇岗。
诗中描绘的是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以及诗人置身盛世的喜悦之情，诗风典雅清丽，正体现出盛世之音的特点。
在台阁诗人中，刻意学杜而能得其仿佛的是胡俨。胡俨博学能文，“老为儒臣，不得大用，作为歌诗，多旅人思妇屏营吟望之辞，怨而不怒。有风人之遗焉。”（注：钱廉益《列朝诗集小传》乙集“胡宾客俨”条。）其于诗推崇杜甫而刻意仿效，今见诸其集中的如《舟中杂咏用杜子美秦州诗韵》、《次韵一本集杜句见寄》、《阅杜漫述》、《方尚书送樱桃用杜少陵诗韵》等，都是学杜之作。胡俨学杜重道德内容，也讲求形式格律，注重字句的锻炼。《梦蕉诗话》载其谒文天祥词诗句云：“南阳慷慨勤王日，北上从容就死时。千载英风动毛发，黄鹂碧草不胜思。”写文天祥的忠节义概，悲劲苍凉，声情兼擅，颇类杜诗的格调。杨士奇的一些诗也能从学杜中见功力。如其《早发李家桥》诗写道：“霜气欺貂帽，风埃压毳袍。天连东海近，斗转北辰高。戈戟纷成队，衣冠总属橐。衰年仍窃禄，扈跸敢辞劳。”诗写作者随皇帝车驾外出，早发驾起时的情景，前四句写景开阔，炼字亦见功力，可以看出杜诗的影响，后四句则气格稍弱，末两句写效忠主子的心情，落人台阁诗的俗套。从杨士奇的这道诗中我们正可以看出台阁诗人学杜诗的特点。
在台阁体作家中，除上述学杜的一派外，另有一些人却着意学习李白，如解缙、胡广、曾棨、夏原吉等人。他们崇慕李白的人格，宗法李白的诗风，杨士奇评解缙之诗“豪宕丰赡似李、杜”。（注：《东里文集》卷十七《前列朝大夫交趾布政司右参议解公墓碣铭》。）曾棨称解缙“为文兴至落笔数千言，倚马可待，未尝创稿。人以太白拟之。”（注：《东里文集》乙签卷三引《巢睫集》。）王直称曾棨“诗词尤雄放清丽，出入盛唐诸大家。”（注：《抑庵文集》后集卷六《曾子启挽诗序》。）杨士奇称胡广“为文援笔立就，顷刻千百言，沛然行云流水之势。赋诗取适性情，近体得盛唐之趣。”（注：《东里文集》卷九《故文渊阁大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赠荣禄大夫少师礼部尚书谥文穆胡公神道碑铭》。）解缙、胡广、曾棨、夏原吉等在诗歌创作中追慕李白的诗风，并刻意仿效，他们的诗歌也以豪宕见长，近似李白，有不少篇是怀念赞颂李白之作。如解缙《采石矶吊李太白》诗说：“吾闻学士真风流，豪气直与元气侔。金元殿上拜天子，叱呼宠幸如苍头。”对李白傲视权贵的气概极为倾倒，诗的结尾写道：“学士不须笑吾俦，磊落与尔同千秋。”表现出对李白人格的仰慕。胡广的《采石述怀》诗，写他游采石矶凭吊李白时的心情，称赞李白为：“锦袍公子李谪仙，骑鲸一去经千年。作诗往有三百篇，上追风雅同流传。”并渴望唤醒这位天才诗人与自己同游共酌，“将携两妓歌扣舷，玉箫吹断催繁弦。世上黄金不如土，取醉何须论十千。”最终在李白人格的感召下，作者发现了一种新的人生价值观：“君不见摩娑铜锹徒搔首，千古英雄归一朽。虚名落在宇宙间，惟有文章可长久。”这一类作家的诗歌创作的境界与风格都表现出与上述学杜之人的差异，比较而言，在诗歌形式上，学杜的诗人重律诗，而学李的诗人重古诗，尤其擅长歌行体，因此，“三杨”及胡俨等人的创作以律诗的成就最高，而解缙、胡广、曾棨、夏原吉等人的创作则以歌行见长。如解缙的《庐山揽秀图歌》、《月中丹桂歌》，胡广的《繁昌夹值风》，《盘洲钓游歌》，曾棨的《铜爵瓦砚歌》、《洒垆行》，夏原吉的《题南溟息上人听松轩》等，皆写得豪纵飘逸，流畅奔放，风格类于李白。从思想境界看，台阁作家中学杜的人思想偏于保守正统，诗境狭小，而学李的人，思想常会逸于正统道德的轨道，流露出追求个性的意识，诗境也较为宽大恢宏，想象丰富。如解缙的《月中丹桂歌》写广寒宫中桂树遮月光，自己手持开山斧直上月宫代替吴刚砍桂树，“一斫折枝柯，二斫折婆娑，三斫桂树月中倒，四海不觉清光多。”随后“玉皇亲赐天樵民，留我天庭十日宴。”从天宫回到人间后“袖中带得一枝出，天下方知第一人。”此诗想象奇特，李白自称“谪仙人”，解缙就自称“天樵民”，表现出其狂傲不凡的个性。
总之，台阁体作家的诗文创作，文章宗法宋代的欧阳修、曾巩，文风平易简切，舒徐委婉，诗歌创作则追步盛唐，诗风典雅清丽，具体而言又分为学杜与崇李两派，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的诗歌风格。
二、台阁体诗文风格形成的原因
台阁体诗文风格的形成，既有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因素，也与作家所继承的文学传统及作家的创作心态有关。简言之，是由时代、传统、个体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首先，从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方面考察，台阁体的形成时期正是明初政治经济渐趋昌盛的时期，经过洪武年间的恢复整顿，到了永乐年间，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日益繁荣，之后又经历了历史上所谓的“仁宣之治”，社会经济文化更趋繁盛。台阁大臣们被表面的兴盛所陶醉，他们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太平盛世，并自觉地形诸歌咏。王直在《立春日分韵诗序》中这样说：“国家当太平无事之时，而修典礼弥文之盛，……因时纪事歌咏盛美，而垂之后世者，本儒臣职也。”（注：《抑庵文集》卷四。）他们将歌项颂德赞太平做为自己应尽的职责，加上优越的地位，悠闲的生活，他们写出的诗文自然也就辞气安闲，雍容典雅，一派富贵福泽之气。
在思想文化上，明初的统治者从朱元璋、朱棣到朱高炽，都尊崇儒学，排斥异端，尤其推尊朱熹的理学，崇理学尊朱学带来的直接后果是造成思想文化上的保守与僵化，影响到文学创作就产生了台阁作家重道德而轻文辞，重说教而轻情感的特点，并形成其平易简切的文风。台阁作家诗尊盛唐曾受到明初高棅的影响，高棅将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期，尤其推崇盛唐诗。他将唐代诗人按成就的高下分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四个等级，以正宗为最高，又将诗体分为七类，每类均以李白为正宗，而杜甫则列入大家或羽翼之列。可见高棅是有些扬李抑杜的。《明史·文苑传》说高棅的《唐诗品汇》“终明之世馆阁宗之。”可知在推崇盛唐诗的观念上台阁体作家承袭了高棅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台阁体的主要作家“三杨”与胡俨等人却是尊杜抑李，这种现象源于台阁体作家以道德为中心的理性思维与文学观。“三杨”等人尊杜，主要看重的是杜甫的忠君爱国之心，杨士奇在《读杜愚得序》中称赞杜甫的爱君忧国之心（注：《东里文集》卷十四。），王直在《虞邵庵注杜工部律诗序》中也说：“其中有奥博之学，雄杰之才，忠君爱国之诚，悯时恤物之志者，莫如杜公子美。”（注：《抑庵文集》卷十一。）他们推崇学习杜甫，皆从道德人品着眼，停留于政治伦理的层面，而忽视了杜诗的艺术特点与审美价值，其学杜乃服从于“时代思想”的需要。
其次，台阁体作家诗文风格的形成与其所接受的地域文学传统及最高统治者的推奖有关。时代的阁臣和翰林官员主要从科举出身，而明初江西科举之盛一直居全国之首，台阁后期作家邱浚说：“皇朝文献盛于江西。……永乐以来，文物之盛，一时馆阁儒绅多吉郡人。”（注：《丘文庄公集》卷二《去庵集序》。）钱谦益称：“国初馆阁，莫盛于江右，故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语。”（注：《列朝诗集小传》乙集“周叙”。）明初的阁臣和翰林官员以江西人最多，台阁体的主要作家如杨士奇、解缙、胡广、胡俨、曾棨、金幼孜、周叙、王直等皆为江西人。因此，他们在文学创作上就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江西地域文学的影响，他们在选择作为模仿的文学典范时也会首先会考虑到他们的乡贤前辈。这有两点可资佐证。（一）、从台阁诗文风格的形成看，台阁体萌芽于洪武年间。洪武三年（1370），江西文人刘仔肩编辑了一本诗歌集，名为《雅颂正音》，这是明代人编辑的第一部明诗总集，内容多是歌颂朝廷功德，歌咏升平之作，诗风纯正典雅，宋濂为之作序，称此集所体现的是“治世之间。”直到正统元年（1436），杨士奇还对刘仔肩的《雅颂正音》推崇备致：“构国家文运隆兴，诗道之昌，追古作者，选录不啻十数家，然惟刘仔肩、王偁所录为庶几焉。”（注：《东里续集》卷十四《沧海遗珠序》。）刘仔肩所标举的“雅颂之音”与台阁体作家的创作追求恰好一致，加之他又是江西人，自然会受到杨士奇等人的推崇。在洪武年间真正继承《雅颂正音》所标举的文学风格的是吴伯宗。吴伯宗是江西金溪人，洪武四年（1371）首开科举的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他的诗歌多颂圣应制之作，雍容大度，富丽典雅，具有台阁文学的气象。《四库提要》称“其诗文皆雍容典雅，有开国规模，明一代台阁之体胚胎于此。”作为明代江西人中的第一个状元，第一位阁臣，吴伯宗的诗文创作对杨士奇等人的文学创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从刘仔肩到吴伯宗，再到杨士奇等人的台阁体，形成了一个以江西地域文学为主的承续不断的传统。（二）、台阁体作家作文推崇欧阳修、曾巩的文风，与他们尊崇乡贤的乡邦意识有关。欧阳修、曾巩皆是江西人，自宋代以来一直被视为江西的文章宗主。欧阳修是庐陵人，属吉安府，吉安府的士人习惯上把他尊为开吉安道德文风之选的楷模，周叙在《送国子监祭酒李先生致事序》中称：“吾吉郡自欧阳公以古文风节倡天下，后之君子相继而起者至今愈盛，则吉郡之文学岂非有源流哉。”（注：《石溪文集》卷六。）胡广在《跋欧阳文忠公官诰后》一文中说：“揭文安公有云，欧阳公为庐陵忠义开先，又曰欧阳公庐陵之元气也。斯言至矣。”（注：《胡文穆公集》卷十七。）江西台阁体作家群体本以吉安作家为主体，他们每每提及欧阳修，都带有对乡先辈的崇敬心情，其学习欧阳修的文风也就顺理成章，是对乡邦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此外，台阁体作家推尊欧阳修，还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推奖有关。明仁宗喜文学，尤喜欧阳修的文章，杨士奇在《滁州重建醉翁亭记》中记载：“我仁宗皇帝在东宫，览公（欧阳修）奏议，爱重不已，有生不同时之叹。尝举公所以事君者勉群臣，又曰：‘三代以下之文，惟欧阳修文有雍容醇厚气象。’既尽取公文集命儒臣校定刻之。”（注：《东里文集》卷二。）朱高炽喜爱欧阳修的文章，一是欣赏欧阳修忠心事君的臣节，二是喜欢欧阳修雍容醇厚的文风，因为这种文风很适宜于朝廷庙堂文学。杨士奇与朱高炽关系密切，朱高炽做太子时，杨士奇做他的辅导老师，经常与他论文谈诗。朱高炽即位皇帝后，杨士奇、杨荣等又为他身边的辅佐大臣，君臣间关系融洽，朱高炽推崇欧阳修的道德文章，并命人刊刻欧阳修的文集以赐群臣，这对促进台阁作家学习欧阳修的文风起了很大的作用。
台阁体作家创作中不同诗文风格的形成也与他们个人的性格才情等个体因素有内在联系。这一点在追慕李白的几位台阁体作家如解缙、胡广、曾棨等人的身上尤为明显，他们有以下两个值得注意的共同点：（一）他们都是才子型的文人，相对于学习杜甫的作家更具有个性。解缙是有名的才子，十几岁中进士，二十三岁入阁。《四库提要》称其“才气放逸，下笔不能自休，当时有才子之目。”胡广是建文二年（1400）的状元，三十二岁入阁，“为文援笔立就，顷刻千百言，沛然行云流水之势。”（注：《东里文集》卷九《故文渊阁大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赠荣禄大夫少师礼部尚书谥文穆胡公神道碑铭》。）曾棨是永乐二年（1404）的状元，其才学深受明成祖的赏识。杨士奇称赞他：“子启为文章如源泉混厚，沛然奔放，一泻千里。……兴之所至，笔不停挥，状写之工，极其天趣，他人不足，已常有余。工书法，草书雄放，有晋人风致。自解大绅（缙）、胡光大（广）后，独步当世。”（注：《东里文集》卷十四《礼部左侍郎曾公墓碑铭》。）（二）性格狂傲，作诗重机趣性情，不喜受形式格律的束缚。解缙有一句名言：“宁为有瑕玉，勿作无瑕石。”他恃才傲物，为人率真坦诚，中进士后不久，就写了一篇《大庖西封事》的长文上呈朱元璋，直斥朝政弊端及朱元璋的缺点，惹得朱元璋将他驱逐还家。曾棨任才使气，好饮酒，“又因醉遗火，延烧民居，上弗罪也。后病卒，且气绝，呼酒饮至醉，题曰：‘官詹非小，六十非夭。我以为多，人以为少。易箦盖棺，此外何求。白云青山，乐哉斯丘！’”（注：《明诗纪事》乙签卷八“曾棨条引《国雅》。）其性格于狂放中见旷达。解缙论诗主张“诗有别趣”，胡广认为：“人生百年中，往者今不存。所贵任所适，行止何须论。”追求个体的适意。曾棨敢于写艳情，曾写有《香奁十咏》与《闺梦四时词》。他们学习李白及豪迈诗风的形成，主要基于他们独特的个性追求，发于自然而不可强力而致。同样，“三杨”等人的推尊杜甫，也与他们温柔敦厚的性情与中庸谨慎的性格有一定的联系。
三、台阁体作家诗文创作的影响
台阁体的诗文创作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唱百和，很快风靡天下，“一时公卿大臣类多能言之士，……非独职词翰、官馆阁者为然，凡布列中外政务理捕刑者，莫不皆然。”（注：《丘文庄公集》卷二《去庵集序》。）遂形成了台阁体独霸文坛的景象。台阁体本是一种庙堂文学，粉饰太平，缺天真之趣。如果说在“三杨”那里台阁文学尚有雍容大度的气象，那么到了台阁末流作家那里则日趋浅薄浮靡，“晚进者递相模拟，城中高髻，四方一尺，余波所衍，渐流为肤廓冗长，千篇一律。”（注：《四库全书总目·文敏集》提要。）所以沈德潜在《明诗别裁集》中说：“永乐以还，尚台阁体，诸大老倡之，众人靡然和之，相习成风，而真诗渐亡矣。”（注：《明诗别裁集》卷三“解缙”条。）这种情况的出现造成了明初文学的停滞局面，阻碍了明代文学的发展。
在明代文学史上，台阁体的影响还体现于它与茶陵派，前七子及唐宋派的关系上。李东阳所代表的茶陵派是“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的进一步发展，李东阳对台阁体有继承的一面，也有矫正的一面，在政治理想上他追慕“三杨”，向往于“宣德之治。”在文学创作上，他也认同于台阁体，他在《甲申十同年图诗序》中说：“今吾十人者，皆有国事吏责，故其诗于和平优裕之词，犹有思职勤事之意，他日功成身退，各归其乡，顾不得交唱迭和，鸣太平之乐以续前朝故事。”（注：《李东阳集》第三卷《文后稿》卷三，岳麓书社版。）他仍要接续“前朝故事”，仿效“三杨”，用文学鸣太平之盛，追求“和平优裕”的风格。李东阳于诗尊崇杜甫，与“三杨”相一致，不同的是“三杨”学杜重思想而轻形式，李东阳则强调学习杜诗的声律格调等形式因素，这可以看作是对“三杨”学杜的继承和发展。台阁作家把盛唐诗歌作为最高的典范，这种观点对“前七子”“诗必盛唐”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虽然“前七子”对台阁体很不满，但他们对台阁体及其作家也并非一概否定，其首领李梦阳就曾说：“宣德文体多浑沦，伟哉东里廊庙珍。”（注：引自《四库全书总目·东里文集》提要。）对杨士奇与台阁文风也予以某种程度的肯定。在明代诗崇盛唐观念的演进过程中，台阁体作家的创作起到了从明初高棅“前七子”之间的过渡承接作用。
台阁体作家在作文上重道德崇欧、曾的观点对后来的唐宋派也有所影响。唐宋派反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主张，提倡学习唐宋散文，在唐宋八大家中，他们最推崇的是欧阳修和曾巩。王慎中甚至说“学马迁莫如欧，学斑固莫如曾”，对欧、曾分外推重。《明史·文苑传》说：“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下无可取。已悟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唐）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王慎中、唐顺之为文师法欧、曾，代表了唐宋派的创作特点。也正因此，王世贞才批评唐宋派诸人“蝇袭庐陵、南丰之遗。”（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十八《答汪泊玉》。）台阁体与唐宋派作家同尊欧、曾，倡导道统与文统的合一，相比而言，在重“道”的同时，唐宋派比台阁体更重“法”，这可以看出在学习欧、曾之文方面唐宋派比台阁体又前进了一步，所以其成就也超过了台阁体，但台阁体对唐宋派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