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而完整地认识语文学科的性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质论文,准确论文,完整论文,语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争鸣篇
1995年6月，本刊发表于漪《弘扬人文 改革弊端》一文。这是一篇关于研究语文学科性质的文章，在语文教育界产生了广泛的反响。因为，在这之前和之后，同一主题的论述性文字不断见诸语文报刊。
时隔一年，本刊记者闻达访问于漪，就“准确而完整地认识语文学科的性质”这一论题，作了访谈。
于：《语文学习》是我喜爱、看重的一本刊物。好多年前，刘国正先生对《语文学习》有过四字评价：新、实、活、雅。我觉得是恰如其分名实相符的。的确，《语文学习》无论在教学理论的探索方面，还是对教学实践的指导方面，都显出了刊物自身的个性和追求，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因为它并不迎合某些庸俗的做法，比如把一本好端端的期刊常常改头换面地变成一本又一本的习题集。常言道，文如其人。其实，刊物的品位也就是编辑部的品位。这也就是我一直喜欢并看重《语文学习》的主要原因。
闻：谢谢于老师对《语文学习》的夸奖。
于：我喜欢《语文学习》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拥有一批名牌栏目。其中“争鸣篇”就是我非常喜欢的。
闻：“争鸣篇”是《语文学习》的常设专栏。编辑部有一个想法：要让《语文学习》成为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自己的园地，应该营造一种学术争鸣的空气。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和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三个面向”的前提下，只要能够自成一说，能够活跃思想、开拓思路，就予以发表。
于：我赞同《语文学习》的办刊思想。的确，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需要实践探索，更需要理论研究。中学语文作为一门实践性和理论性兼强的学科，研究者会从各自的角度、各自的实践特点和学养构成，得出对这门学科各不相同的看法，形成见解相左的观点，这是正常的。语文学科要前进，要发展，必须碰到许许多多理论的和实践的问题，怎么办？我主张各抒己见，展开争鸣。思想碰撞，才能把问题引向深入，才能从狭窄的认识中走出来。
就整体而言，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必然导致事倍而功半；理论上的探索与争鸣，可以唤起更多人对某些问题的关注，促进思考。当然，有些争鸣，涉及教学上的一些根本的、影响全局的问题，这就需要慎而又慎。
闻：比如——
于：比如，我最近读到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争鸣文章，有些提法值得商榷，而且有必要澄清。近十多年来，我参加了多次国家教委组织的关于语文教学大纲的修订工作。这是一项极其严肃极为认真的工作。每一次修订，都是对前一阶段语文教学实践的总结，也是对以后一个阶段教学工作的理论指导；因此，每一次修订，都如同一个人前进的脚步，步子不大，却很坚实，一步一步，朝前走着，直到今年审查发表《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初审稿）》。
闻：我手头有一份资料。请允许我摘引其中的一段——
“1996年高中大纲规定：‘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不仅给语文定性为工具，而且突出了语文这个工具的特点：交际工具——负载文化的交际工具。这个性质观有利于正确规定语文学科的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并且还突出了语文独有的汉语言、文学及其文化的民族内涵。工具——基本工具或基础工具——负载文化的交际工具，这就是近50年的语文性质观的发展轨迹。”（见《语文学习》1996年第4期第5页）
于：谢谢您的摘引。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论述，近来有文章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闻：如有的文章认为语文学科在“工具论”的指导下，得出“语文课既具有工具性，又具有思想性”的双重基本属性，在哲学上犯了“二元论”错误。
于：是的，我注意到这篇文章。我首先想说的是，对于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尤其是近10年来，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然而这也只能说是努力去接近了“真理”，还要发展，也一定能够发展。其次，说语文学科具有工具性，我是赞同的；说语文学科具有思想性，我认为“思想性”一词不能涵盖语文教学内容丰富而多彩的特征，我有自己的看法。
闻：那么先从哪儿谈起呢？
于：我们先从“语言是什么”谈起。有一个基本观点：语言的本质属性确实是工具性。所谓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载体者，也就是“工具”的意思。这个观点不是我首创的，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早就阐述清楚的。“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列宁说的。（《列宁选集》第二卷《论民族自决权》第508页）“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际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34页）我以为，语言又是具有物质基础的。意识（精神）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在有关意识的关系上）表现为振动的空气、声音——简言之，就是语言。思想是通过语言表达的，因而“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闻：很钦佩您为了搞清语言的本质属性，翻阅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品。确实，语言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而产生，又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发展。语言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长河中，经历千万年，它发生了，成型了，丰富了，洗炼了，发展了，它是一个民族中任何阶级任何集团都可以使用的一种工具。
于：对的。语言是工具，然而又不是一般的工具。我多次讲过，语言是一种与锒头、锄头等等不一样的工具。语言和人（身体、大脑）是俱在的。语言不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一种工具，而是人类、也只有人类自身才能拥有的工具。语言这一工具是和其装载的文化、思想不可分割的。也就是说，语言不能凌空存在。我们常说“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这“外壳”其实是与“内核”不可分离的一个整体。
请吃糖——没有什么招待，恰巧抽屉里有几颗糖。
闻：谢谢！
于：这与糖果不同。糖果可以分成糖纸和糖。颗粒的糖可以用纸包装，也可以用塑料包装。
闻：可是，这与语文，或者说与语文学科、语文教学又有什么关系呢？语言和语文是两个概念呀。甚至，语文与语文教学也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呀。
于：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又是有着紧密联系的两个概念。只有对语言的属性有了切实而准确的了解，才能谈语文教学。好比数学，离开了数字，离开了1、2、3谈数学就失去了意义一样，离开了语言文字，怎么能谈语文学科或语文教学呢？中学语文学科是一门基础学科，打文化的基础，是非常实用而且内容丰富多彩的一门学科，是属于人文学科范畴的，因为语言文字本身装载着文化。民族的文化是民族的根，语言是文化的根；所以，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根之根。
闻：所以语文学科又具有人文性。
于：对呀！
闻：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语文学科是培养学生掌握并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这一工具的一门学科，因此它也就有了工具性的属性；而语言文字又与装载的文化思想密不可分，因此它也就有了人文性（有人说“思想性”）的属性。这样一来，对语文学科性质的阐述是否存在着陷入逻辑上或哲学上困惑的可能？因为有文章认为“认定语文教学有两个性质，实际上是一种二元论”，“二元论内在的理论上的逻辑矛盾必然导致本质论的取消”。
于：我注意到了这一提法。首先，一个事物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本质属性，不能简单地称之为“二元论”或“多元论”。比如“人”，有语言、能思维、能创造生产工具，是“人”的本质属性。“人”的本质属性有多个，但你不能说是“多元论”。其次，“二元论”就其严格意义来说，是一个哲学概念，不宜滥用。所谓“二元论”是指世界有两种各自独立、性质不同的本原（即物质和精神）的一种哲学学说，主要代表有法国的笛卡儿，或者更广义地指任何将宇宙分为两个独立部分的哲学学说，如柏拉图的“理念和事物”说，康德的“本体和现象”说，等等。
闻：如此说来，是否可以把您的观点作这样的表述：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侧面，不可机械地加以割裂。
于：是的。我们进行的是母语教学。语言和文化不是两个东西，而是一个东西，是一个整体。说语文学科具有人文性，绝对不是排斥它的科学精神；说语文学科具有工具性，也绝对不是削弱它的人文精神。不存在限制这一个，张扬另一个的问题。二者不能割裂，更不能偏废。所以我强调要准确地完整地认识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学科有多个基本属性，正表明语文是一门很特别的学科，工具性和人文性——两者不是一增一减，而是如何想办法沟通交融、互渗互促的问题。当然，语文学科的非本质属性就更多了。它有多种关系需要我们在教学中加以把握。比如听说读写、字词句篇等等，它们之间的多向关系究竟呈现怎样的互为作用，也需要我们在教学中不断地认识它，把握它。用什么？用科学的眼睛。对于语文教学来说，现在科学精神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这是另一个话题。总之，语文学科是多重属性、多种关系、多向互为作用而构成的复杂的统一体。
闻：有一种现象不知您注意到了没有？正如您说的，语文学科是具有多重属性的一个统一体，既有工具性一面，又有人文性（有人称“思想性”）一面。然而，学科性质上的多重性，很容易导致语文教学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飘忽性。有人撰文指出：
“纵观整个现代语文教育史，语文教学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在不同层次上走回头路：一段时期走到工具性一极，走不通，又退回到思想性；思想性的一极还是走不通，于是又退回到工具性。如此反复，周而复始。”（见《语文学习》1996年第5期第2页）
于：语文教学中一个时期的偏这偏那，是不足为怪的。人的认识有差异，对《大纲》的领悟有不同，各自的教学对象、教学环境有不同等等，可能会导致在实践上或者在观念上的不同。但，这与《大纲》是两回事。教学是一种个体意识很强的工作，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应该认真总结经验，而不能把实践中产生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说成是语文学科的多重属性出了问题。好比考试，谁也不否认考试的重要性，关键是考什么、怎么考，倘如在考什么或怎么考上面出了一点岔子，就认为“这是考试不好，要取消考试”，岂不荒唐？
刘国正先生说过这么一件事。三年前，他很认真地答了一张高考语文试卷，按标准答案严格计算，结果只能达到70分。他有些激动地说，语文课是国语，是一门知识面广，而且既实且活的基础课，全都搞成A、B、C标准答案，考国语岂不成了考外语吗？干脆不叫考语文，改叫考“托福”更准确。
这难道叫科学训练？不，这是打着科学的招牌。机械操练，只在语文形式上兜圈子，A、B、C、D，1、2、3、4，语言就因失去灵魂而暗淡无光，步入排列组合文字的死胡同，当然就无语言的表现力、生命力可言；脱离语言文字的运用，架空讲内容，讲人文性，就步入另一个误区，都不是语文课。只有完整地辩证地把握，还语文以本来面貌，教起来才会得心应手。
闻：刚才谈到“思想性”，您说有自己的看法——
于：从语文学科具有“思想性”到语文学科具有“人文性”，我自己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早在70年代末，我比较倾向于语文教学工具性和思想性的结合。
闻：那个时期，代表您教学思想的主要作品是《既教文又教人》？
于：可以这么说。那时我从教学实践中意识到，语言文字绝不是僵死的符号。比如教“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一个“绿”字用得多么传神！满眼的绿，生机勃发的绿，那种喜悦，那种对生命的礼赞与讴歌，仅用一个“绿”便跃然纸上！如果抽掉它，我觉得无法讲。后来，到了80年代中期，我感到“思想性”的提法对语文教学有局限，“思想性”不能涵盖语文学科的丰富多彩性。因为有许多内容除了具有思想性，更具有道德的、情操的、审美的特征。过分强调语文教学的思想性，容易给极“左”思想有可乘之机。直到90年代，我才明确地提出“人文性”。 闻：这么说，到了90年代，体现您教学思想的代表作是《弘扬人文 改革弊端》一文？
于：也可以这么说。但在那篇文章中，我似乎言犹未尽。很想再写一点东西。
闻：希望能早日拜读大作。那么在这里，您能否用一两句话概括一下您今天谈话的主要观点？
于？中学语文是教文育人。中学语文的基本任务是教文，它的终级目标是育人。谢谢你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