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人口问题（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29X(2003)06-0003-09
（续上期）
六、人口质量提高与科教兴国战略
人口作为总体，既有数量问题，又有质量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的积聚和开发利用是关键。就中国而言，在人口数量和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的积聚主要取决于人口的质量。
说到人口质量，有必要澄清人、人口、人类看来相近实则不同的三个概念，因为概念的混淆常常导致论证的混乱。关于人的概念，一般词典解释为能够制造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即无论什么种族、民族、时代的人，均具有制造、使用工具并能够劳动的特性，这是最基本的抽象。人口则指居住在一定时空内的人的总量，即总体性的基本特征。Population本义为事物的总体或总量，只是由于人口学的经常使用，未加说明便指总体人口而言了。人类是人的总称，区别于其他事巷类别上的划分。人、人类均没有数量上的涵义，而人口恰恰强调的是总体的数量。人口质量，是指特定时空内一定的总体人口的质量，而不是人的、人类的质量。关于人口质量，学缩界存在由人口身体素质、文化教育素质“二要素”决定，以及在“二要素”之外加上思想素质或道德素质“三要素”决定不同观点之争。无论“二要素”还是“三要素”，谋求经济、文化、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都需要提高人口的质量。
世界人口质量存在很大差异。依据世界银行《知识与发展》（1998/1999发展报告）提供的资料，如表1所示。
表1 三种不同类型国家人口素质比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8/1999世界发展报告：知识与发展》，蔡秋生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表2 一些发达国家小学净入学率和平均受教育年限
资源来源：世界银行《1998/1999世界发展报告》。
表1中澳大利亚代表发达国家一般水平，阿尔及利亚代表发展中国家一般水平，印度代表低收入国家一般水平，三者之间经济的发达程度相差悬殊，人口身体素质中婴儿死亡率和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也相差很多；人口文化教育素质中预期受教育年限相差小一些，15岁以上成人文盲率又相差很多。形成人口素质上的这种差距，是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与人口再生产的状况相关联。2000年澳大利亚的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8，低于2.1更替水平许多，不存在来自人口数量方面的压力；而2000年阿尔及利亚仍维持在2.8的高水平，印度在3.0的高水平，人口数量增长压力很大，人们在生育上面的选择偏好远没有从数量转向质量，“贫困出人口”的规律还在发生作用。显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口素质存在的这种差异，不能不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人口的再生产，左右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回顾人口发展的历史，过去人口质量有很大提高，今后还会继续有所提高。目前发达国家婴儿死亡率在8‰左右，虽然以后还会下降，但是下降的余地越来越小了。联合国的预测表明，2005～2015年可下降至7‰，2015～2025年可下降至4‰，以后的下降将变得十分艰巨。男女合预期寿命，目前在75岁左右，预计2025～2030年可提高至80.0岁左右，2045～2050年可提高至82.1岁左右，提高的速度也越来越慢。人口文化教育素质的提高更为显著，目前主要发达国家小学净入学率和预期所受教育年限，如表2所示。
表2表明，发达国家小学净入学率已经没有多少可提高的余地，一些国家已经达到100%；预期受教育年限，1992年男性除澳大利亚外均达到14～17年，女性达到14～18年，说明高等教育已经比较普及。而且不象发展中国家那样男性一般高于女性，而是相反，许多国家女性高于男性。平均所受教育年限是衡量人口文化教育素质的一项综合性指标，发达国家总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表明人口素质已达到较高水平。
中国自1949年以来人口素质提高显著。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其中婴儿死亡率从20世纪40年代的200‰左右，快速下降到1990年人口普查时的32.9‰，近年来继续有所下降；相应的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也由不足40岁（男女合），上升到目前超过70岁。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婴儿死亡率和人口预期寿命的估计有些出入，联合国估计我国1990～1995年间和1995～2000年间婴儿死亡率分别为47‰和41‰，前联合国人口基金主席N.萨迪克估计1999年为38‰[1]。即使按照联合国的估计，中国婴儿死亡率的下降速度也是很快的。1950至2000年发展中国家婴儿死亡率从178‰降至63‰，50年中下降115个千分点；中国从195‰降至41‰，下降154个千分点。从1950年高出发展中国家17个千分点，变动到2000年低于22个千分点。1995～2000年发达国家婴儿死亡率下降到9‰，低于中国32个千分点，与之比较中国的婴儿死亡率还比较高，还有较大的下降余地。比较人口预期寿命的情况，1950～2000年，发展中国家人口预期寿命从40.9岁提高到63.3岁，50年提高22.4岁；中国从40.8岁提高到69.8岁，提高29岁，提高的幅度要大许多。目前比发达国家74.9岁低5.1岁，比发展中国家高6.5岁，正在向发达国家靠近。
人口文化教育素质的提高，可从文盲半文盲人口比例下降、享有中等教育人口比例达到较高程度和具有大专以上程度人口比例上升三个层面上得到反映[2]。
文盲半文盲人口比例下降。1982年人口普查时文盲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22.8%，1990年下降到15.7%，2000年普查15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8507万，占总人口的6.72%，18年来年平均下降0.9个百分点。从文盲半文盲人口的年龄分布状况看，目前50%左右的文盲半文盲人口集中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中。只要控制住新文盲的产生，随着年龄推移老年人口死亡的自动退出，扫除文盲半文盲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具有中等教育水平人口比例大幅度上升。2000年我国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35.7%，比1990年的37.1%略有下降；初中文化程度占34.0%，比1990年的23.3%提高10.7个百分点；高中文化程度占11.1%，比1990年的8.0%提高3.1个百分点。1999年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1%，升学率达到94.5%，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到50.0%，分别比1990年提高1.3、19.8和9.4个百分点，说明小学、初中普及率达到相当高的程度，9年义务教育取得明显成效。
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上升较快。2000年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3.6%，比1990年的1.4%提高2.2个百分点。10年中平均每年升高0.22个百分点，90年代为历史上高等教育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
虽然我国人口身体素质与文化教育素质均有大幅度的提高，在世界排位上升许多，但是与某些水平较高国家特别是与发达国家比较，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特别是人口文化教育素质，不仅同发达国家相去甚远，而且与某些发展中国家也存在较大差距，成为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人口问题。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既要看到我国在人口质量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又要看到存在的差距，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从我国实际出发并参照国际惯例，婴儿死亡率以年平均下降0.3个千分点计算，则2005年可下降到28.4‰，2010年可下降到26.9‰，2030年可下降到23.9‰；男女合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以年平均提高0.2岁计算，则2005年可提高到72岁，2010年可提高到73岁，2020年可提高到75岁。
在文化教育素质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文盲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平均每年下降0.5个百分点。考虑到文盲半文盲人口多集中在老年人口群体，随着老龄化的到来和速度的加快，老年人口年龄别死亡率又比成年和青年高得多因素的影响，预计2000～2020年文盲半文盲比例比20世纪90年代多下降0.1-0.2个百分点是可能的。以多下降0.1个百分点即每年下降0.6个百分点计算，则2005年可降至7.5%，2010年可降至4.5%，2020年则可基本上消除文盲和半文盲。在巩固和提高9年义务教育基础上，重点加强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普及9年义务教育工作，2005年城市和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基本满足高中阶段教育的社会需求，初中毛入学率达到90%以上。具有大专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所占比例，90年代以年平均0.17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保持这一上升速度，具有大专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可由1999年的2.9%，上升到2005年的3.9%，2010年的4.8%，2020年的6.5%；绝对人数相应由3651万增加到5198万、6540万和9399万。
实现上述人口质量提高目标，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发展战略，最主要的，就是要认真贯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不过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人口身体素质的提高。众所周知，将提高人口质量与控制人口数量同时提到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组成部分的高度，将提高身体素质纳入《婚姻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法律法规，取得法律保障；实行少生优生，杜绝先天遗传性疾病生育；发展生殖健康及其相关产业，提高生殖健康产品质量和科技含量，已在实践中收到成效。但是，随着科技进步，人类生存的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危害人口健康的因素也在悄然生长。不仅癌症、艾滋病、抑郁症被称为21世纪“三大杀手”，而且2003年春季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的流行，以及猴痘、西尼罗河病的出现和蔓延，给人们上了警醒的一课：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包括某些传染性疾病并没有绝迹，某些顽症还会不断地产生。有研究结果显示，当代男性精子数量下降，人类种的退化和自身抵御外界感染能力的减弱，说明健康是21世纪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不仅关系到人口质量的提高，而且关系到人力资本积聚的增强，关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方针的贯彻执行，经济建设的速度和成效。因而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医药、卫生、保健、体育事业，提高身体素质。要进一步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改善居住环境，开展心理咨询服务，提高国民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
在提高人口文化教育素质方面，要树立教育以人为本的观念。除了大力发展教育和增加教育投资，全面实施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大力普及9年义务教育等措施外，最重要的，是要大力推进教育改革，改变脑体分配不尽合理现状，实行向知识、人才倾斜政策。改革的方向，一是改变目前“学校办社会”教育劳动生产率不高现状。1999年全国高校每1名教师平均负担9.7名学生，而世界平均超过14人，我们的教育劳动生产率相当于世界水平的70%。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学校办社会”：学校除教学外，社会组织应有尽有，后勤服务由学校统管，仅师生员工住房一项便占去学校固定资产大部分，不能专心致志于教学。改革的目标是“社会办学校”：凡是能交由社会管理的，如住房、食堂以及其他生活服务等一律按市场经济原则，由社会经营。只是由于学校消费群体稳定，社会经营应遵循薄利多销经营原则，使学校领导集中主要精力办教学。二是建立有利于人口素质提高的利益导向机制。按照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倍加经济学原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一般脑力劳动与高级脑力劳动要拉开分配当次。目前这方面的情况有所改善，脑体分配“倒挂”基本改变，但向脑力和高级脑力劳动倾斜不够，影响到个人和家庭进行智力投资的积极性。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不仅“知识就是力量”，而且“知识就是金钱”，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利益导向机制。
七、人口地区分布结构与西部开发战略
中国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上居住着近13亿人口，在地区分布上是很不平衡的。如果将西南、西北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西部，沿海12个省、区、市作为东部，其余9个省区作为中部，那么2001年西部地区人口29282万，占全国127627万的23.10%，人口密度（人／
）53.5；中部地区人口44791万，占全国35.33%，人口密度160.9；东部地区人口52710万，占全国41.57%，人口密度392.2。从总体上观察，我国人口地域分布“三大平台”比较明显，并且近百年来没有多大改变。
从人口密度角度观察，上述“三大平台”地区分布严重失衡。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种失衡乃是一种必然，是人口生产与自然环境，包括地形、地质构造、气候等不可改变自然环境，耕地、森林、草场等可改变自然环境；人口生产与社会环境，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社会环境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因而是合理的，不可能随意改变的。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西部农村过剩人口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在“推—拉”理论作用下，发生了“孔雀东南飞”式持续的人口流动，经济发展和收入差异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指政治、军事、国家行政中心及其辐射力的影响也不可低估。盛唐建都长安，开辟丝绸之路，这不仅是贸易之路，也是文化之路，交往之路，带来了西部地区的一度繁荣，人口增加很多。但是后来朝代政治重心的东移，宋朝迁都开封、临安（杭州），元朝以后定都北京，占据华北平原，人口也随着转移，一步步形成现在的格局。从发展上看，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对人口分布的影响有上升的趋势，但在科技进步没有达到对自然环境改造产生革命性变革之前，譬如能使沙漠大规模地变成良田，从根本上解决少雨干旱，那么改变人口分布失衡的梦想就无法变成现实。因此，中国西部、中部、东部人口分布格局的形成是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自然条件是基础，它制约着人类的产生和生存环境；社会经济条件是调节器，在自然条件和人口生产之间起着协调的作用，通过改变自然环境，创造适合人口居住和生存的环境；人口密度则是这种协调能力的指示器，提示调节的方向，调整着人口分布的格局。不过迄今为止，其调节的能力是相对有限的，百年依旧的分布格局难以改变。
鉴于上面的分析，实施西部开发战略并不需要增加人口数量，迫切需要的是提高人口的质量，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在自然资本、产出（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四大资本”中，西部最缺乏的无疑是人力资本。但不是人口的数量，而是人口的质量。2001年西部土地面积占全国的56.9%，人口占23.1%，45种矿产资源占39.7%，人力资本占20.6%，人力资本以及相应的社会资本不足是制约西部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人力资本积聚不足要害在于人口文化教育素质偏低，目前按照平均所受教育年限计算的人口文化教育指数，西部仅相当于全国水平的0.8多一些，存在较大差距。要认识这一点，还需要联系历史的西部开发。“一五”时期和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也是一定意义上的西部开发；取得某些成绩，也有大量可以总结的经验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大量投入资金的同时，没有相匹配的人力资本投入，结果形成许多“胡子工程”、人去厂空的“留守工程”。进入21世纪后的西部开发，是在以生命科学为主导学科以及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下进行的，仅仅依靠资金的投入是难以奏效的。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人力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是关键。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施西部开发战略，并不需要增加人口的数量，需要的是提高人口的质量，是人力资本的有效积聚和集中。
八、人口问题的全面解决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问题的解决，最终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迄今为止，可持续发展主要牵涉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5个领域。可持续发展思想可以追溯很早，但是作为发展战略和一门科学明确提出来，还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事情。
1972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强调人既是环境的产物，又是环境的塑造者，人类在计划行动时必须审视造成的环境影响，提出“合乎环境要求的发展”，“无破坏的发展”，“连续的和持续的发展”等概念。这是各国政府讨论当今环境问题并寻求全球环境保持的第一次会议，将可持续发展提到世人面前。
1987年由当时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Gro Harlem Brundland)主持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从发展的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三原则”出发，对可持续发展作出带有定义性的解释：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定义性解释得到广泛认同，对后来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1992年6月，有18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其中有102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通过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联合国气象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重要文件，否定了工业革命以来高投入、高产出、高消费、高污染传统发展模式，提出为建立保持环境发展的全球新的“伙伴关系”，可持续发展以与会者宣言的形式确定下来。
1994年9月，有182个国家参加在埃及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将可持续发展列为会议中心议题。会议通过的《关于国际人口与发展的行动纲领》，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的观点，是对《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的重要补正。针对世界人口继续有较大幅度增长态势，强调了人口因素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1995年3月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社会发展首脑会议，从社会发展角度讨论可持续发展诸多问题，强调社会公平，强调建立国际的伙伴关系，将可持续发展由环境、资源、人口、经济发展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成为整个社会的系统工程。
在上述一系列国际会议推动下，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本国、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一类机构，制定了本国的《21世纪议程》。中国政府履行1992年里约热内卢国际环发会议承诺，经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率先推出《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议程》从总体可持发展、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源合理利用、环境保护5个方面，阐述了70多个领域的行动方案，对推动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可持续发展观与传统发展观的本质区别，笔者以为，传统发展观以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为目的，发展等于GDP增长。可持续发展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包括满足人的生理、心理、交往、文化等的发展的需要，还包括营造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摒弃有利于一个方面而损害其他方面的片面的发展。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离不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不过可持续发展将这种增长视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联合国《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从代际关系上定义可持续发展，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包括当代人和后代人。这里需要消除一种误解，即将可持续发展解释成主要指是满足后代人的需要，这是不全面的。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发展，没有发展便没有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不得不首先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只是这种发展不要损害到后代人发展的能力。在发展方式上，前已叙及，可持续发展观与传统发展观不同，追求的是节约资源、减少污染、保护环境、尽量减少和不损害后代人发展能力的发展。强调发展的根本驱动力在于人力资本，这是由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前导，当前又发展到以生命科学为前导两次新技术革命决定的，由当代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发展本质决定的。将这些基本要求结合起来，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之间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关系，如图6所示：
图6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位置和关系
图6中，实线“—”表示要素之间直接作用关系，虚线“……”表示要素之间间接作用关系。宏观上可概括为：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起点和条件，人口是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终点和目标，经济和社会发展则是宏观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和调节器。
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起点和条件。从资源角度审视发展，包括可持续发展在内的一切发展，都可归结为资源的物质变换：自然资源的物质变换，社会资源的物质变换，更多的是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相结合的物质变换。因而没有资源的物质变换便谈不上发展，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起点和条件。
人口——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没有人类参与的自然资源进行的物质变换，是自然进化；只有人类参与并且按照人的目的进行的物质变换，才称得上所说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发展是可持续还是不可持续，紧紧同人口变动，包括人口数量、质量（含发展意识）、结构联系在一起。通过人口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即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改变着资源和环境，形成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模式。
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终点和目标。随着人口的迅速膨胀和人们进行物质变换手段的增强，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化突飞猛进发展造成的环境破坏，使人们不得不反省自己的传统发展方式：如此发展下去后果怎样，发展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于是自70年代以来率先在一系列国际环境会议上，提出和讨论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成为早期可持续发展讨论的“热点”。环境是不同发展方式结果的警示器，可持续发展归根结蒂是为了创造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全面发展的环境。
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和调节器。可持续发展要求人口、资源、环境三者相协调，依靠什么协调呢？依据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方面，现有资源物质变换的能力和环境的状况，是以往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结果，环境总是同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对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发展方式的调整，经济和社会结构等的调整，改变资源变换的方式和环境质量，使之向着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
建立在这一分析基础上，谋求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全方位的适度人口论是合理的选择。所谓全方位适度人口论，是针对以往“适度人口”论主要限于人口数量而言的。即“全方位”不仅包括人口数量，而且包括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是全面的“适度”。它要求：
第一，人口的变动与发展同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相适应。人口数量增长要增加资源消耗是一目了然的。然而，人口数量变动对资源消耗的作用还有另一方面，即人口增长对于资源消耗说来，具有“加权”的效应。人们追求高生活质量的欲望无限，为了满足这一欲望就要加速发展，更多地索取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可是非再生自然资源是一个恒定的量，开发利用越快，减少也越快；再生资源也有一个再生条件和再生速度问题，很难与人口再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加权”消费的增长相适应；就是社会资源也是稀缺的，制度的完善、管理水平的提高、市场化率的提升等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经历一定的过程。可见，资源的稀缺程度同人口的变动与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保护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等做得好，也会起到缓解资源稀缺的作用，全方位适度人口论同稀缺资源论紧密相关。结合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际，需要在大力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调整人口结构的同时，实施保护资源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基本点，一曰保护资源。即对现有的资源主要是自然资源加以保护，不得随意滥垦滥伐、胡挖乱采破坏资源。二曰提高再生能力。对再生资源加强维护、扩大再生规模和提高质量，尤其是耕地、林木、草场的再生。三曰提高资源利用率。包括节约资源，发展替代资源，减少单位产值的自然资本消耗。毫无疑问，三剂“药方”均不可缺少，但是笔者以为三者不是平列的，必须面对21世纪头20年实际，在加快发展的同时又要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消耗，重点应当放在提高资源利用率上，走节约资源型发展道路。主要是：建立节约和集约化资源的产业结构，包括节约和集约化使用水、土地、生物资源的农业产业结构，节约和综合利用水、能源、矿产资源等的工业结构，节约和集约化经营使用再生和非再生资源的国民经济三次产业结构、消费结构、技术结构、城乡结构、外贸结构和社会结构，将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率与社会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第二，人口的变动与发展同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相结合。自然界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依存，通过一定的信息传导、能量交换、物质循环形成特定生态系统，构成相对稳定的生物圈。这个生物圈主要由绿色植物生产者、多种动物组成的消费者和由多种菌类和原生动物组成的分解者组成。这些要素在生物圈运动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相互依存并保持着一定的比例关系，形成不可分割的生物链。现实告诉我们，生物链破坏的威胁主要来自人类，来自人口的膨胀和向自然界肆无忌惮的掠夺。因此，维护人口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就要树立鲜明的环境人口观，寻求同环境相适应的全方位的适度人口。以往的适度人口研究，更多侧重经济发展和资源总量上，运用不同量化分析方法计算出适宜的人口数量；从环境可持续发展要求出发，还应考虑到适度人口的环境效应，有无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有利还是不利于已有的生态平衡。结合我国实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对人口变动和发展的基本要求，仍是大力控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质量和调整人口的结构。特别应当提出的一点是，人口质量的提高，应当包括人们的环境意识在内，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摆正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1968年新制度经济学爱布尔丁(K.E.Bou-Lding)发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一文，如果说它是揭开生态经济学序幕的话，那么后来的研究已由最初批评传统经济增长给环境造成的危害，发展到探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生态经济优先发展，提出新的价值判断，环境的改变和生态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目标、模式的制约呈加强的态势上来，人类正经历由“征服自然”、破坏生态平衡到维护环境和生态平衡的转变，任何经济的发展都不应以损害环境质量为代价。工业要求清洁生产，农业要求生态农业，生态经济观是生态平衡发展观的核心。我们要认识人类是大自然生物圈中的一员，人类的种种活动要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而不是破坏这种平衡。要尊重自然，溶入自然。
第三，人口的变动与发展同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传统经济发展观追求的是产量最大化和产值最大化，通过产量和产值的最大化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获得明显效果和利益。自从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主义盛行，各国纷纷将国民生产总值(GN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指标以来，这种工业化规模经济模式成为发展的必然选择。可持续发展针对这一发展模式提出质疑，即发展不能仅顾及企业的效益，还应顾及到整个社会的效益；不能仅顾及到当代的效益，还要顾及子孙后代的效益，树立总体效益经济发展观。如果说利润最大化是指导以往经济运行的基本准则和基本理论，那么总体效益最大化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追求的目标，是指导经济发展的新的发展观和理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树立这一新的经济发展观。主要的，一是要树立质量效益发展观：从传统的单纯追求产量、产值、利润增长的发展，转变到以提高产品质量为主上来，向质量要效益，向质量要发展。二是要树立广义空间效益发展观：就是要跳出仅就本企业、本地区的经济效益狭隘眼界，把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发展在内的外部效应收入评价视野。评价经济效益有两种投入产出：一为狭义空间意义投入产出，即生产或经营投入成本与产出效益之比；一为广义空间意义投入产出，即计算全社会对生产或经营投入成本与产出效益之比。传统经济发展观只注重前一种投入产出，可持续发展在注意前一种投入产出的同时，更注重后一种投入产出。三要树立长远时间效益发展观。发展经济注重当前的经济效益自不待言，因为任何经济发展的目标都是具体的，近期的经济效益是明显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在重视近期经济效益的同时，重视长远时间效益，不能以牺牲长远效益为代价获得近期效益。是否注重长远时间效益，是区别可持续发展还是传统工业化发展的一个根本性标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特别注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育，保证具有不断涌现的发展潜力，保持发展的连续性。
在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改变，发展相应的社会事业，建立起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的、法律的国家行政机制，先进的意识形态。社会的协调发展带有整合性质，是人口、经济、资源、环境能否协调发展的整合体，要注意解决人口、失业、教育、环境、贫困、安全等“热点”问题。
首先，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发达国家和某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历史表明，先发展经济，待到经济发展以后再来解决社会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路子是不可取的。因为经济发展造成的人口问题，失业、污染、资源浪费严重、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不仅与人的全面发展背道而驰，而且这些问题达到一定程度也会妨碍经济的发展。可持续发展主张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及时地解决由发展造成的新的社会问题，使经济和社会同步或协调发展。这不仅有利于创造一个和谐、进步的社会，而且即使对于经济发展说来，也是必要的和必需的。
其次，要正确处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合理产业结构。第一、第二、第三次产业结构怎样，既表明总体的国民经济结构，也表明社会发展的程度。医药、卫生、保险、环保、商业、饮食、服务等产业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第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反映出社会事业的发展状况，与经济的发展是否相协调。理论上，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国家，第三次产业应占到一个恰当的比例，过高可能陷入福利国家泥潭，妨碍着经济的发展；过低则可能拖经济发展或改革的后腿，同样有碍于经济的发展。
再次，注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外部形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国家、地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联系增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怎样，会对周边乃至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产生影响。如一个国家、地区生产排放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的数量，可能影响到相邻国家、地区的大气质量，近海污染严重可能波及到公海，酸雨传播由于其危害性大更受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注意。当前，在可持续发展深入人心和一系列国际公约公布于众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其大气、河流、海洋等环境质量怎样，受到各个国家、地区和有关国际组织的密切注视。与可持续发展密不可分的社会问题，如人口膨胀、消除贫困、知识产权、环保立法等解决怎样，同样受到各国和国际组织的重视。可持续发展推进到今天，各国都在塑造自己的总体形象——集经济发展、人口状况、环境质量、社会进步于一体的总体形象。人们依据这样的形象，判断不同国家、地区在通向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位置，估量其发展的前景。
［收稿日期］2003-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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