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潘事件”与德国的学术自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学术论文,事件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01年，时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直辖领土阿尔萨斯地区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系出现了一个历史学教授职位的空缺。正当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系按照德国大学长期以来实行的教授聘任方式，拟出聘任推荐候选人名单，准备上报教育行政当局时，却突然接到了政府公告：德意志第二帝国宗教、教育及卫生部已决定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系增加一个历史教授职位，并且直接任命了新增教席的教授——年仅26岁的天主教徒、历史学者马丁·施潘(Martin Spahn)。
这一任命立即激起了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系教授们的强烈不满。1901年9月9日，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系以“不寻常的方式直接地向皇帝提出抗议”[1]，表示拒不接受这一任命，并将矛头直指主导这次任命的官员——德意志第二帝国宗教、教育及卫生部主管高等教育与大学事务的教育司司长弗里德里希·阿尔特霍夫(Friedlich Theodor Althoff)。但是，出乎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系教授们意料的是，皇帝迅速表示支持阿尔特霍夫的决定，不容分说，“发送电文至哲学系告知其任命马丁·施潘为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2]，并“将电报内容公布在柏林的媒体上”[3]。
施潘的任命立刻在德国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德国主要媒体报道和议论的中心事件。当时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报刊《法兰克福报》等都站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这一边，对政府出于政治目的而粗暴干预大学的行为进行了严厉谴责。1901年11月15日，著名历史学家、阿尔特霍夫的好友蒙森(Theodor Mommsen)在《慕尼黑晚报》上发表了题为《科学的无前提性》的文章。[4]他指出，教育行政部门根据信仰任命教职的做法直接侵害了大学的学术自由，这种行政行为使人感到德国大学在学术自由问题上的倒退。
经过慎重考虑和与同事协商后，时任慕尼黑大学校长的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组织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不同大学的教授联名向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这次抗议活动“得到了普鲁士以外的德国大学73%教授的支持”[5]。
德国学术界对任命施潘的质疑和指责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政府在聘任一事上完全忽视了大学传统的教职推荐权，在人选上没有与大学进行任何沟通就进行了独断的干预，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大学的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而在“国家事务学科”(包括中世纪史与现代史)的教席上安置一个天主教徒，则更令教授们震惊。此外，由于当时学术界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对天主教徒及天主教思想破坏学术自由的担忧，这场抗议也因施潘的天主教背景而演变为一场关于学术与宗教关系的大规模争论与学术抗议活动。
此外，学术界对施潘的任职资格产生了质疑。在被委任前，施潘只是波恩大学一名年仅26岁的历史学编外教授，并无出色的学术成就。如此年轻且业绩平庸却被任命为教授，这无法不令人猜疑这项任命背后的动机。学者们很快得知，这位年轻学者的父亲是当时德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天主教中央党的党魁彼德·施潘(Peter Spahn)，这更引起学界对这项任命的不满，他们对阿尔特霍夫的这种向党派与高位的“谄媚”行为表示极度的厌恶和鄙视。[6]
由于学术界的强烈反应以及其他方面的压力，同年秋天，马丁·施潘拒绝了这一任命。在他看来，这种情况会令别人对他产生误解，即他在学术聘任中享有优先权(此后，他在科隆大学任教，讲授近代史，并积极致力于政治事务)。一场轰动一时的学术—政治事件即“施潘事件”至此结束，但其后续效应却并未因此而消失，其中所包含的意义至今仍发人深思。
在学术界强烈反对任命施潘的同时，在政界，虽然部分“老派普鲁士政客”对阿尔特霍夫的“有利于天主教”的政策表示不满，但大多数政客和官员都对阿尔特霍夫的行为表示理解和支持。[7]当阿尔特霍夫由于“施潘事件”频遭攻击而萌生退意的时候，许多政客为其辩解、叫屈，德皇则极力挽留。[8]之所以会出现政界与学界的尖锐对立，是因为施潘的任命具有复杂的政治—宗教背景。
1871年，由于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原属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北部被割让给德意志帝国，并由帝国政府直接负责管理。由于长时间为法国的属地，阿尔萨斯—洛林地区80%的居民信奉天主教，宗教与教育事务的管理保留了法国的原有体制。
1872年，德意志帝国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首府斯特拉斯堡重新建立斯特拉斯堡大学。尽管地处天主教徒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地区，但斯特拉斯堡大学依然保留了“传统的新教色彩”与自由主义风格[9]，天主教徒与犹太教徒受到排挤。斯特拉斯堡大学学生中“只有1/3是天主教徒”[10]。教师的情况也是如此，“在111名讲师中，有11位天主教徒、83位新教徒、15位犹太教徒以及2位无信仰者；在44名教席教授中，仅2人为天主教徒、4人为犹太教徒；35位编外教席教授中也只有4名天主教徒、5名犹太教徒。”[11]与此同时，由于沿袭法国原有的做法，大学不设神学院，教士的培养由当地天主教会直接管理的大小神学校负责。大学与宗教教育的分离使得教士培养被严重“法国化”了。早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割让德国之初，德国政府就努力推行旨在削弱天主教会对教育的影响，通过世俗教育实现“德国化”的各项政策。在斯特拉斯堡大学重建时，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就曾提出建立神学院的设想，但“最终因政府与主教对于学院教师推荐权的分歧而搁浅”。[12]
斯特拉斯堡大学乃至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种种问题有着更为广泛的背景。早在德国统一前，普鲁士政府就与罗马教廷频频交恶。统一后，德国与罗马教廷的冲突不断加剧。1868-1870年间，罗马教廷召开大公会议，再次重申“教皇永无谬误”的原则，双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并于1872年中止外交关系。为削弱天主教势力在德国(特别是在教育和语言事务)的影响，德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德国天主教机构及天主教徒发展的法令。俾斯麦政府与罗马教廷的这些冲突，史称“文化斗争”(Kulturkampf)。
“文化斗争”的结果对德国造成了诸多不良后果。由于罗马教廷对德意志帝国的有关政策的指责和批评，严重影响了德国境内天主教徒占人口多数地区的社会安定，直接导致了国内各地区天主教团体对帝国的疏离。由于罗马教廷一直对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归属权提出非议，因而影响了该地区天主教徒对德国的认同。与此相关的是，“文化斗争”进一步强化了宗教改革以来新教徒对天主教的厌恶、偏见与歧视，进一步扩大了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社会分化。
阿尔特霍夫是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开始走上仕途的，他以法律顾问的身份参与当地宗教与学校事务的管理，并获得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教职。在当地的亲身经历使阿尔特霍夫深切意识到，帝国的稳定统一，仰赖于国民的国家认同，而唯有通过教育，才能借由共同的语言、文化获得“相似的意志与生活习惯”。作为政府官员，他也十分认同俾斯麦政府发动“文化斗争”背后的政治动机。在他看来，在阿尔萨斯—洛林这样以天主教徒为居民主体的地区，失去了对天主教教士培养与天主教活动的控制，意味着无法保障该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无法真正实现德意志帝国的统一。
与此同时，阿尔特霍夫亲眼目睹了俾斯麦政府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争夺教育权的失败。这使阿尔特霍夫开始认真思考阿尔萨斯问题与天主教问题的关系。在他看来，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教育中出现的问题造成了地区的不安定。由于“许多人将天主教徒视为社会下层，并认为他们信仰的唯一性不利于科学、艺术、技术的发展”[13]，因此，天主教徒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受到了限制。阿尔特霍夫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深层原因不仅在于天主教与新教、宗教与世俗力量的利益冲突，还在于大学当局忽视国家利益、地区形势而只考虑自我利益。[14]因此，解决阿尔萨斯—洛林问题的关键是不仅要消除神学校对宗教教育的控制，也要改变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反天主教政策。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建立神学院，则可以一并解决这两个问题。[15]
正是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经历与思考，从1898年起，已经担任德意志第二帝国宗教、教育及卫生部教育司司长的阿尔特霍夫开始为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建立神学院的计划进行精心准备。为此，他不时派人或亲自了解皇帝、政府高层、教廷高层、阿尔萨斯地区主教以及斯特拉斯堡大学学者对于建立神学院的态度。由于各方意见难以统一，综合种种因素，阿尔特霍夫放弃了建立神学院的设想，而决定参照之前在波恩大学和布雷斯劳大学的方式，聘任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教授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担任教会史或圣经学或哲学教授。同时，他开始精心地考察适宜的人选，希望选聘一位今后既能与天主教会谈判、又能在未来的大学神学院中独当一面的学者。①“经由多位学科权威教授大力推荐”，阿尔特霍夫决定聘任他早就相识的、“年轻但具备学术天赋”的马丁·施潘。[16]此外，阿尔特霍夫也注意到了当时在德国境内积极致力于“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天主教中央党。他认为，虽然中央党代表天主教势力，但由于该党的反社会主义立场与帝国政府一致，因而有可能成为德国与罗马教廷之间的“桥梁”。因此，他着力于扶持帝国境内各种天主教机构，尤其是中央党，提携信奉天主教的政客与官员。德国学术界质疑任命施潘的政治动机，似乎也并非空穴来风。
“施潘事件”发生后，阿尔特霍夫的政治密友冯·赫尔特灵男爵(Georg von Hertling)作为帝国的代表“带着帝国(关于阿尔萨斯地区天主教教育)的建议来到罗马，进行协商”[17]。赫尔特灵男爵向教廷表示，德意志帝国希望罗马教廷能支持帝国正在开展的促进天主教事业的政策，同时也暗示，“会谈的失败也就意味着天主教中央党的失败”[18]。1902年11月5日，梵蒂冈与德意志帝国的代表达成一致，决定在当时称为“威廉皇帝大学”的斯特拉斯堡大学设立神学院。依据双方的协议，斯特拉斯堡大学神学院将取代原有的神学校，负责培养该地区的天主教教士。主教负责神学院的考试事务，并授予学位。与此同时，原有的神学校被保留用以承担天主教教育的其他任务。为弥补阿尔萨斯地区天主教神职人员和信徒在文化上的巨大劣势，所有的神学院学生都被要求在学习神学前必须完成在其他学院的专业学习。
“施潘事件”所引发的一系列政治事件解决了德意志帝国的诸多难题。一方面，由政府直接管理的天主教教育在随后几年里改变了当地的形势，逐渐消除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民众原有的“法国化”与“反德意志”情绪，安定了地区的局势。另一方面，解决了俾斯麦留下的宗教问题，德意志帝国缓解了与罗马教廷长期以来的紧张关系，并且通过帝国高层对于天主教事业与天主教信仰的支持与宽容促成了天主教机构与天主教徒对帝国的融入。此外，顺利地完成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教育的世俗化，为进一步推行俾斯麦的“德国化”政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阿尔特霍夫的非凡贡献，德意志帝国与罗马教廷先后向他颁发了勋章。
作为典型的德国官僚，阿尔特霍夫不仅具有良好的学术造诣，而且接受了严格的职业官员的训练。双重修养使他具有“开阔的眼界”，并在“观察事物时比大学教授更为全面”。[19]作为在洪堡“文化国家观”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教育行政官员，阿尔特霍夫试图构建国家与大学间的和谐关系，主张国家应为大学研究事业提供支持，并作为自由的“代理人”承担保障学术自由的责任，而大学与研究机构同样有责任成为国家事务的积极合作者，成为培育国民心智的教育机构，而非只是学者进行“纯粹研究”[20]的乌托邦。为此，他力图运用高超的政治策略以满足学术事业发展的需要与帝国的利益。
在阿尔特霍夫长达25年的官宦生涯中，虽然从未担任第二帝国的政府高官，并且主要从事普鲁士的教育行政事务，但却被称之为“隐秘的德意志文化部长”。他不仅实际负责当时整个德意志帝国的教育事务管理，并且凭借着庞大的人际网络、与皇帝和宫廷良好的关系以及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比洪堡更为成功地”[21]推行了建立在自由理念之上的教育改革，不仅“将普鲁士大学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22]，也使德国大学与学术事业在20世纪初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声誉。他被评价为“德国教育事业之俾斯麦”——不仅因其对德国教育产生的重要影响与贡献，更因为他与俾斯麦类似的独断风格、对政治形势的深刻理解、对德意志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以及马基雅维利式的决策智慧与政治手腕。如果说洪堡教育改革的初衷立足于“通过精神的力量弥补普鲁士物质上的损失”，使普鲁士重新获得“德意志地区”的尊重、完成对欧洲“道德上的征服”，[23]那么阿尔特霍夫则肩负着借助文教力量使刚刚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稳定发展、雄踞世界的责任。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他们的改革都获得了成功，皆是缘于他们对于国家形势的准确把握。
“施潘事件”引发了全德国范围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最终演变为“学术界的文化斗争”。学者、政客、宗教人士以及各个群体之间展开了关于大学管理与政治—宗教事务关系的大讨论。“施潘事件”及其所涉及的学术自由成为争论的焦点。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天主教信仰是否会影响学术研究的自由？如何才能保障学术自由？学术自由的涵义又是什么？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蒙森的批评引发了学术界对阿尔特霍夫的猛烈指责，进一步扩大了争论的影响。在《科学的无前提性》的声明中，蒙森清晰地表达了自己反对天主教徒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立场。在他看来，科学研究的前提应当是自由的思考，研究本身不应该掺杂任何价值预设。而天主教徒对教义信条的坚信违反了这一原则，因而会使自由的研究活动受到限制。因此，出于政治目的和根据天主教的信仰来选择大学教职的人选势必将损害学术研究的自由。
尽管影响广泛并为许多大学同僚所赞同，蒙森的观点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嘲讽。在反对者看来，蒙森提出的学术研究“无前提性”并不符合现实生活中学术研究的状况。1901年11月14日，正在关于《科学的无前提性》的争论如火如荼之时，冯·赫尔特灵男爵就在给其堂兄弟——当时大力支持蒙森的布伦塔诺的信中这样写道：“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没有前提’的研究，我们的研究与知识都是建立在大量的前提之上的”。蒙森声明发表后，梵蒂冈方面便传来声音，希望有人能来解释一下“学术自由”的意义。此外，教会高层更有人打趣道，蒙森的立论连自己的思想都解释不了：“没有前提”本身就是一个前提，况且这种观点也只能产生于他“新教—反天主教”的价值前设。[24]
几乎在蒙森提出批评的同时，米歇利斯(Adolf Michaelis)将矛头直指阿尔特霍夫以及官僚机构对于大学事务的干涉。在米歇利斯看来，即使政府的行为旨在恢复学术自由，这种忽视大学权利、干预大学管理的行为本身已经破坏了德意志大学的自由传统。“大学所谓的推荐权完全变得虚幻，这已经成为普鲁士大学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夜”[25]。在他看来，对马丁·施潘的任命，实际上是把学者的信仰置于其学术能力之上，学术之外的因素成为取得教职的必备条件，从而破坏了“学术的无前提性”。更为严重的是，在“施潘事件”中，阿尔特霍夫以行政力量取代大学自治的管理行为从根本上违背了大学的学术自由传统。
而在阿尔特霍夫等官僚们看来，蒙森等人的观点从根本上违背了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的前提，严重危害了大学在研究中的学术自由。很难想象这种带有强烈的保守性与自利色彩的思想会出自大学，但这恰恰准确地反映了大学的中世纪行会的特性，“大学至今仍然未能彻底根除行会制度的某些排外性与职业保守性”[26]。与其他社会机构一样，大学的主要构成群体——知识分子在标榜“大学超越市场、城市的习惯标准和具体的社会利益，追求真知”的同时，却在行动中奉行“以大学本身利益为主导”的封闭原则，继而在大学中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以思想观点为界的“卡特尔”。这种学术门阀在当时德国大学普遍存在，他们或依据信仰或依据某种已经在团体内部奉为圭臬的学说，建立自己的“秘密团体”。大学中产生的“学术卡特尔”相比其他行业中因技术垄断或人事集权出现的门阀更加难以被规范与清理。一方面，“学术卡特尔”把特定的价值标准作为加入其组织的资格，并据此规范团体成员的言行；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打着“学术自由”、“价值中立”的旗号，禁止外界进行干涉，继而将其保守性与排他性合理化。在这种情况下，大学“超越自身利益与眼界、实现纯粹学术自由”的理念只能成为各个小团体追求自我利益的借口。
对知识分子团体自律的不信任使得“阿尔特霍夫们”决定成为“文化国家”中学术自由的代理人。作为典型的普鲁士官僚，他们“以超然的社会角色、无个人利益、无政治动机自居”[27]。在他们看来，与缺乏政治理解、无视国家利益、自闭而又自利的学者团体相比，他们能够以广阔的视角超越具体团体的利益，因而真正成为大学、研究机构“学术自由”的保障者与仲裁者。这样，“阿尔特霍夫们”以政治强力干预大学事务的做法也就有了合理的依据。
上述两方面截然不同的观点实际上揭示了“学术自由”面临的两难处境：大学教师群体难以保持自律，而政府对“学术自由”的保障又势必建立在诸如阿尔特霍夫等官僚对于大学事务的直接干预之上。是通过政府机构的权力保障所有学者在学术事业中的“平等”，还是寄希望于大学内部对“学术自由”进行自我约束？
1901年，当德国的知识分子们正为“施潘事件”向阿尔特霍夫口诛笔伐之时，年轻的韦伯(Max Weber)由于患病没有参与这场关于“官僚行政与学术自由”的争论。不过，长期以来对于政治和官僚权威下德国大学问题的关注，使韦伯对阿尔特霍夫及其体系一直保持着冷静的思考。在其学术生涯中，他发表了多篇关于阿尔特霍夫以及行政与德国大学学术自由的论述。在其论述中贯穿始终的是他对于“官僚制”这一现代社会产物的深刻理解。
韦伯与阿尔特霍夫之间曾因韦伯的大学教职问题而互存抵触。但如同当时几乎所有知识分子一样，韦伯对阿尔特霍夫个人的品格倍加推崇，将阿尔特霍夫视为优秀的德意志官僚，对于阿尔特霍夫的政治行为有着充分的理解。他认为阿尔特霍夫的行为完全是出自他纯粹的爱国精神，他对权力的追寻也更多的是为了实现其政治主张，保障国家利益。阿尔特霍夫在政治事务上的广阔的视野也令韦伯钦佩和赞许。
对于大学教师组成“卡特尔”的现状，韦伯与阿尔特霍夫有着同样的忧虑。学术小团体因其“秘密组织”的存在严重限制了大学在教职聘任与学术研究中的自由。在这种认识下，韦伯对当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创建学派时将反对、怀疑其学说的人从小团体里驱赶出去的“学术保护”行为始终予以批评，认为这违背了学术研究中基本的伦理价值，将自己的学说变成“教义”，根本上拒斥了开放性的客观研究。
然而，相比学者们组成的“小团体”对于学术自由的损害，韦伯认为国家的官僚制度对于大学事务的干涉更具危险性与破坏性。就此，他对于“阿尔特霍夫无视大学及教授的权利，明目张胆地干涉大学教师人事权表示了极大的愤慨”[28]。在他看来，一方面，阿尔特霍夫以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行为方式完全将对施潘的任命视为官僚政务的一环，将以“工具理性”的方式看待作为知识分子的施潘。更为重要的是，他已经清晰地洞察到：阿尔特霍夫体系中所强调的官僚政治对大学管理介入造成的大学内部的“官僚化”终将对知识分子产生一种“腐蚀性的影响”。
德国大学官僚化发展是渐进的。在整个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体制下各种组织日益出现科层化倾向[29]，德国大学内部的行政与管理制度渐渐偏离了能有效制约官僚制度发展的传统体制，这主要表现在大学经费分配制度和人事制度变得日益官僚化。一方面，“德国大学的经费来源方式是德国大学内部产生官僚化的重要因素”[30]。大学经费主要来自政府预算，而政府预算又受到官僚机构的控制，例如，在阿尔特霍夫任职期间，他主持建立了“吸引和聘任杰出教师”的基金并直接影响这一资本的分配。这种现实恰恰反映了教育领域出现的异化：作为文化生产者的大学教师与他们所需要的生产工具相分离了，而对于生产资料的需求决定了国家对于大学、官僚对于学者的支配关系。另一方面，人事制度的改变强化了这一支配关系。在“施潘事件”中，大学已经完全丧失了教职推荐权。对施潘的任命完全符合韦伯关于官僚制的描述：施潘“是由上级任命”而非“被支配者选举出来的”，因此，与经选举(即大学提出的候选人)相比，他能够“精确地执行任务”，并更易于建立与“上级紧密的关系”。[31]
此外，阿尔特霍夫还推行了一项重要的教育政策，即将私人讲师的延聘纳入国家聘任体系。众所周知，私人讲师是德国高等教育制度中的独特“风景”。在德国，有志献身学术研究的年轻人通常都是从担任私人讲师开始其学术事业。[32]在通常情况下，私人讲师没有固定的薪酬，缺乏必要的物质支持；由于未来的学术生涯的不确定性，因此他们对于必须“承担的极大风险”往往需要以内心对于学术研究的极大热忱来支持。在传统上，私人讲师必须获得学术团体的承认才有可能获得正式的教职。而由于阿尔特霍夫推行的政策，私人讲师有机会通过成为“政府的代理人”而晋升为编外教授。于是，“当国会或君主……因政治原因干预学术界的用人时”，一些“平庸之辈及一心上爬的人会开始垄断贤路。”[33]大学内外便会出现许多“为了达到个人职业上晋级的目的”，“趁机捞取因为宗教上或政治上的原因强加给大学的‘惩罚教授’②之职的人。”[34]知名的学者由于这种大学“官僚化”也会“充当政治家式的中介人”[35]。越来越多的“官方认可的‘先知’”开始“在政府赋予特权的讲堂里拼命地以‘科学的名义’就世界观问题做出权威性的讲台裁决。”[36]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猛烈批判阿尔特霍夫体系。在韦伯看来，阿尔特霍夫的工作恰恰与美国顶尖大学的优秀校长们的工作是一致的。他招揽人才的能力在当时的政府官员中无人能及。但问题在于，阿尔特霍夫不是大学的较长，而是一位政府官僚。阿尔特霍夫在聘任教师中显示出的马基雅维利手腕让年轻的学者们欣悦地臣服于他的领导下。而政府对学术的支配深刻地影响了学者在研究中的基本价值判断，这些毫无疑问地将对学术自由产生严重伤害。这也可以解释韦伯为什么严厉批评当时大学从财界得到资助开设那些有附加条件的讲座。[37]面对学术界人士由于依附“权贵”而出现的伦理上的堕落，韦伯提出了“价值无涉”的原则。“价值无涉”的提出旨在唤醒沉迷于利益纠葛的知识分子，让他们正视学术研究的伦理意义，提醒他们时刻保持知性的诚实。韦伯揭示了随着现代国家的日益成熟，官僚化或科层化的影响已经无孔不入。由于国家机器的日益成熟和强大，“学术自由”日益被作为一种“政治正确的学术自由”，正如阿尔特霍夫所追求的那样。“施潘事件”的独特性，在于其深刻地预示了现代社会中大学与国家关系的发展方向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国家、政府与大学、学者之间的价值、利益和文化的多重冲突。
注释：
①阿尔特霍夫上任后，一直“希望政府能够分享大学管理中的所有重要问题的决策”，借以保障国家的利益。“他以其对国家的忠诚以及对学术自由的理解，在普鲁士乃至德意志帝国推行了一种强调国家调控和管理的高等教育及科学管理制度，史称‘阿尔特霍夫体系’”。阿尔特霍夫将大学学术任命视为教育管理中的重要环节，把挽留和招聘到有才华的年轻学者视为大学发展中的根本因素。他对当时普鲁士大学所推荐的所有教职候选人都进行深入的考察，并且经常亲自通过调查与面谈，挑选出最具有学术与原创性能力的人才，继而开出丰厚的条件或采用其他手段留任他们。与此同时，阿尔特霍夫常常因各种原因忽视大学的建议，否定大学提出的候选人。详见：周丽华的《德国大学与国家的关系》一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107页。
②当时普鲁士政府为了消除反对政府政策的学者占据教授职位所带来的影响，往往就会任命一位迎合政府政策的学者为教授，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得两者对立，消除前者的影响力，并具有对前者惩罚的意味，因此后者的职位被韦伯称为“惩罚教授”。具体参见《韦伯论大学》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