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起步 长足的发展——80年代以来我国民族人口学发展概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学论文,概观论文,艰难论文,年代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人口学主要研究各国、各地区的人口民族构成，各民族的人口构成，各民族的人口再生产特点，各民族人口的自然变动、迁移变动、社会变动和民族演变所引起的人口过程，以及民族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的相互关系，并分析各种因素，尤其是民族因素（即各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对民族人口数量、素质、构成、婚姻、生育、死亡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影响。
全世界约有3000个民族，但是直到现在，除去中国大陆，几乎所有国家的人口普查、人口统计和人口学研究都还没有提供有关上述范围的较全面的基础资料，更没有进行全面的定量、定性分析研究，因而，我们很难得到世界上各民族人口特点和问题的全面信息，也就无法作进一步的分析。
中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后，积极推行民族平等、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国策，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国的民族人口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开展起来的。
一、艰难的起步
70年代后期，中国的人口研究在经历了长期的沉寂后终于开始恢复。而民族人口研究则是于80年代，在基础资料严重匮乏，前人留下的研究成果为数极少的情况下起步的。当时，一些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对民族人口特点和问题的探索与揭示，是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各个民族实现繁荣发展的需要。因此，国家统计部门、计划生育部门、国家民委等，开始提供某些基本民族人口资料；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教委等设立了民族人口研究课题；在民族人口研究人员、实际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开发和利用历次人口普查，特别是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1987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1982年和1988年的1‰生育率抽样调查，某些单位和学者进行的民族人口典型调查或抽样调查等民族人口资料，以及有关人士在人口或计划生育工作中的感受，开始对少数民族的人口现状、特点和问题进行既是探索性的，又是开拓性的研究，到80年代末，已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出版了10本专著和撰写了10多份咨询报告；由张天路、马正亮等人倡议，在各省区尤其是甘肃省计生委及国家计生委的支持下，创办了全世界唯一的一种少数民族人口杂志——《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季刊）；召开了几次民族人口研究专题讨论会。
已发表的民族人口专著、论文和咨询报告几乎涉及了民族人口的方方面面，但对于分民族人口的生育、死亡等研究却还不多。
1989年由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的张天路先生所著《民族人口学》一书标志着民族人口学科在中国的建立，与1977年莫斯科出版的《民族人口学》（В·И·科兹洛夫著）不同的是，其理论是建立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它不仅论述了民族人口学的研究对象、任务、范围和研究方法，还强调了定量、定性研究应该有机地结合，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应该并重，特别是指出了在分析形成民族人口的特点和问题的因素时，不仅要注意社会、经济等因素，民族因素所起的作用更不容忽视。当然，由于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该书的基础理论或研究体系还存在着一些缺憾。
二、长足的发展
9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人口学科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这个时期，世界诸民族人口与发展问题已引起广泛的注意，国内各民族的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生态等问题也更加凸显。我国国家民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计生委等都分别设立了民族人口研究课题，特别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在所资助的国家民委、国家计生委、国家统计局等单位的研究课题中，还分别设立了“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民族人口资料分析”等课题；这个时期召开了大、中型的民族人口研讨会近10次，其中还召开了两次国际讨论会，即“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研讨会”、“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国际研讨会”；更为重要的是民族人口研究资料更为丰富，除了各个民族人口数量、分布资料外，1990年人口普查增加了某些重要内容，如分民族、分年龄的婚姻、生育、死亡、构成等，从而第一次为民族人口研究提供了全面的量化数据。其数据的丰富、系统在国际上也罕有其匹。
在这一时期，出版了20本专著，发表了400多篇论文，撰写有40多篇咨询报告。这些成果在某些基础理论和定量、定性研究方面都有所突破，由少数民族（合计）人口研究跨向分民族、分性别、分年龄的人口研究，得到了各个民族人口的生育、死亡、平均寿命、生活质量、发展趋势、社会变动和自然变动、民族内婚与民族外婚等基本信息，其资料之丰富、完备为世界上的多民族国家所仅见；在调查研究的实践中，对民族人口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问卷调查与田野工作相结合、民族因素分析法、民族人口增长的多因素定量分析法、民族人口文盲分析法等）也有新的贡献。具体来说，有下列数端[①a]：
（一）关于人口与民族繁荣问题。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我国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是“人多力量大”，还是“科技力量大”？民族繁荣的基础和前提是“人口高速增长、扩大人口规模”，还是“人口低速增长，提高文化科学素质”？长期以来，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正确理解和正确处理民族人口与发展或者民族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内在联系，便成为民族人口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学者们参考了联合国的有关资料，借鉴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经验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朝鲜族、锡伯族在人口、社会经济等方面发展的经验，对民族人口与民族繁荣问题进行了探索[②a]，其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如下：
1.把民族繁荣划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为传统型民族繁荣，它与传统经济、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相适应，因此，它要求扩大人口规模、加快人口增长；第二种为现代型民族繁荣，它与现代经济、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相适应，并以此作为存在的基础和前提。为了研究的需要，还设计了衡量现代型民族繁荣的14项定量指标（初期阶段）：
（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500美元以上（根据1990、1991年世界人口数据表中的平均数设计）；
（2）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15%；
（3）第三产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45%以上；
（4）农业劳动力在产业部门中占30%以下；
（5）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
（6）成人识字率占同龄人口的95%以上；
（7）中学入学率占同龄人口的80%以上；
（8）高等教育入学学生数占同龄人口的10—15%（7、8两项根据1988年、1989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数据设计）；
（9）平均每个医生服务人口数在1000人以下，医生密度使患者能在3个小时内就医；
（10）婴儿死亡率降到20‰左右；
（11）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0岁；
（12）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以下；人口倍增时间延长到70年以上；
（13）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在2.0左右；
（14）实现了成年型人口，使少年儿童系数达到25%以下，年龄中位数接近30岁。
那么，这些指标是否设计得过高？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这些指标一般都高于发展中国家水平却又低于或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而且，用这些指标分别衡量中国的56个民族，1990年时朝鲜族已有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倍增年限、总和生育率、婴儿死亡率、0岁平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城镇人口比例、少年儿童系数和年龄中位数等9项指标达到或超过现代型民族繁荣指标；锡伯族则有总和生育率、婴儿死亡率、0岁平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年龄中位数等指标达到或超过这一指标。因此，现代型民族繁荣指标不是能不能达到的问题，而是如何采取有效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力争早日实现的问题。
2.“人口—教育—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加快实现民族繁荣的有效模式。日本是一个人口密度相当大、自然资源十分贫乏、二次大战后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国家，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其经济规模便达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尔后年代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逐渐接近甚至超过美国。究其原因，主要是选择了一条人口、教育、经济协调发展与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即第一，由鼓励生育政策及时转变为计划生育政策；第二，始终坚持科技立国、教育优先的发展战略；第三，始终把经济建设置于社会发展的中心地位，积极推进市场经济、实行开放政策。我国虽然在新中国成立时，许多条件远远优于日本，但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口政策失误，没有把发展经济放在中心地位，而教育滞后的状况至今还未完全改变，人口、教育、经济三者间长期处于相互掣肘、不相协调的状况，从而延缓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但中国的朝鲜族、锡伯族却是一个例外，他们长期实行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优先发展民族教育、提高人口素质的社会发展模式，今天已清除了全民族的贫困状态，正向小康型、富裕型迈进。这给我们以很好的启示。
（二）民族人口社会变动的定量核实与民族人口自然增长状况的首次澄清。1982年和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下列数据曾引起人们的注意：全国（除台湾省外）少数民族人口由1982年的6729万人，增加到1990年的9132万人，8年间净增2403万人，总增长率高达35.71%，而同期的全国人口和汉族人口仅分别增长12.61%和10.94%[①b]，即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比全国和汉族皆高2倍左右。
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中国各民族的人口变动，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即自然变动、迁移变动和社会变动。1982—1990年期间民族人口的国际迁移变动为数很小，可以略而不计；自然变动方面，由于自然增长随着妇女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逐渐降低；只有社会变动（即改变民族成份）堪称显著。这是因为，随着80年代民族政策的进一步恢复与落实，各地区对少数民族在招生、招工、提干、计划生育等方面采取了某些优惠政策，于是，许多原来申报汉族的改报为少数民族。但改报的人口数量究竟有多少？在净增人口中占有多大比例？过去一直只有一个粗略的估计数。最近，由黄荣清教授根据1982年、1990年人口普查的民族人口年龄构成、年龄别生育率和1989年的年龄别死亡率，并参考1987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的分民族人口数，和1986年的各民族妇女年龄别生育率资料，经过运算得出了1982—1990年期间各民族人口的社会变动数据[①c]：汉族人口减少了14.15%，少数民族的社会变动人口则占了净增人口数的56.64%。他还计算出，在百万人口以上的民族中，社会变动比例最高的为满族（90.94%）、土家族（88.97%）、侗族（80.37%）、瑶族（73.33%）和白族（68.18%），蒙古族和苗族也分别高达64.39%和61.28%，傣族、布依族和回族在23.88—31.58%之间，而维吾尔族、壮族、朝鲜族、哈尼族、哈萨克族和黎族的社会变动率都为0。
根据上述数据，再对少数民族人口进行分析，黄荣清教授计算出1982—1990年期间，少数民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15.88%，仅分别比全国和汉族的自然增长率高3.72个和3.99个百分点。在百万人口以上的民族中，自然增长率相对较高的为黎族（26.14%）、哈萨克族（21.98%）、维吉尔族（21.38%）和苗族（21.38%）；自然增长率较低的为朝鲜族（5.49%）、哈尼族（9.65%）、土家族（10.62%）、满族（11.55%）和白族（12.07%）[②c]。
（三）各民族人口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的首次测定。测定各个民族人口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必须掌握各个民族人口年龄别死亡率资料，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四次全国性人口普查，只有1990年的普查设立了分民族、分性别的死亡登记项目。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经过认真开发，得到了各民族人口的总死亡率、校正死亡率、年龄别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③c]。
1.校正死亡率：为了便于对各民族人口死亡率进行直接比较，对各民族人口总死亡率采用同一个人口年龄结构为权数计算的人口死亡率，即为校正死亡率。它弥补了总死亡率受年龄结构的影响。经计算，1989.7.1—1990.6.30的各民族人口的校正死亡率都比总死亡率要高。
校正死亡率相对较低的为京族（5.01‰）、仫佬族（5.15‰）、锡伯族（5.36‰）、乌孜别克族（5.74‰）和满族（5.79‰）；相对较高的为鄂伦春族（17.96‰）、佤族（14.45‰）、门巴族（13.43‰）、鄂温克族（13.24‰）、珞巴族（13.19‰）、德昂族（13.16‰）、布朗族（12.91‰）和拉祜族（12.00‰）；其他各个民族的人口校正死亡率都在6.05—11.94‰之间。而全国和汉族的校正死亡率分别为6.27‰和6.25‰。
2.婴儿死亡率：各个民族的（男女合计）婴儿死亡率相差悬殊[④c]，相对较低的为锡伯族（9.05‰）、满族（14.76‰）、达斡尔族（15.21‰）、朝鲜族（19.41‰）、汉族（24.36‰）、鄂温克族（24.82‰）和畲族（25.16‰）；相对较高的则有佤族（130.32‰）、拉祜族（118.95‰）、布朗族（111.07‰）、塔吉克族（108.39‰）、哈尼族（108.37‰）、柯尔克孜族（99.53‰）、傈僳族（89.69‰）、撒拉族（84.15‰）和藏族（80.11‰）；其他民族都在26.59—78.83‰之间。相对较低的锡伯族和相对较高的佤族相比，两者相差121个千分点。
3.平均预期寿命（E[，0]）：各民族男女合计的平均期望寿命相差也很悬殊[⑤c]，相对较高的为京族（73.01岁）、锡伯族（72.95岁）、仫佬族（72.85岁）、满族（71.98岁）、乌孜别克族（71.18岁）、汉族（70.50岁）、高山族（70.47岁）和畲族（70.33岁）；相对较低的为佤族（50.81岁）、珞巴族（52.52岁）、拉祜族（54.36岁）、德昂族（54.62岁）、布朗族（54.71岁）、门巴族（56.49岁）、怒族（56.79岁）和景颇族（56.90岁）；其他民族的平均预期寿命都在57.39—69.24岁之间。相对较高的京族和相对较低的佤族相比，平均预期寿命相差22.20岁。
以上数据反映出了各民族身体素质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医疗卫生状况，文化程度，新法接生的普及程度，近亲通婚比率，早婚、早育、多育、密育的转变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尤其不容忽视的是某些消极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的不良作用，如有的地区人们经常性的酗酒，个别地区产妇在野外、牛棚、马圈，或坐在炒热的沙子上，或坐在温热的羊粪上分娩；个别地区还常吃生肉、生内脏、或者主要吃腌菜。这些问题需要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尽快得到解决。
（四）首次计算出民族通婚的指标。民族通婚比例的高低对民族人口的素质有着显著的影响，因为盛行民族通婚的民族，其近亲婚配比例一定较低，因此能促进其身体素质、文化素质、甚至生活质量的提高，反之亦然。
由于基础数据缺乏，80年代对民族通婚进行量化研究的工作一直没有展开。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提供的1%抽样资料，可以汇总出各民族的民族混合户家庭（包括某个少数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通婚户），从而计算出各民族的民族通婚比例（见表1）。
表1. 1990年各少数民族的民族通婚比例（%）
民族 民族通婚比例
民族 民族通婚比例
蒙古 52.21
侗 46.78
回
21.05
瑶 41.96
藏8.29
白 22.46
维吾尔0.99 土家 49.23
苗
39.23 哈尼 16.57
彝
25.76 哈萨克7.54
壮
21.17
傣 32.57
布依 24.64
黎 23.16
朝鲜 11.12其他民族
41.23
满
65.13
资料来源：黄荣清：《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与预测》，第73页。
从表1看出，民族通婚比例较高的民族为满、蒙古、土家、侗、瑶等族；比例较低的民族则为维吾尔、哈萨克、藏、朝鲜等族，后者可能与地区封闭、宗教、语言或其他因素有关。可以想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交往的增加，各个民族的民族通婚比例将会逐渐提高。
（五）首次得出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人口指标比较研究的结论。过去，由于分民族人口资料的缺乏，一些研究者在将汉族与少数民族进行对比时，少数民族的数据是将55个不同社会经济状况的民族加总在一起而计算出的，这既不科学，也不能反映各民族的实际情况。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总是汉族比少数民族要先进一些。在1990年人口普查提供了可以进行分民族直接比较的重要基础数据之后，经过分民族比较得到了出人意料的结论，即在56个民族的人口指标中，汉族已经没有一个排在榜首。这里仅列出几个主要人口指标：
——人口自然增长率：1982—1990年期间，百万人口以上民族中，汉族的自然增长率为11.89%，但低于此值的已有朝鲜族（5.49%）、哈尼族（9.65%）、土家族（10.62%）和满族（11.55%）[①d]；
——标准化出生率（‰）：1989年，在46个民族中，汉族的标准化出生率为21.33‰，已高于朝鲜（14.88）、俄罗斯（14.93）、锡伯（17.61）、满（17.69）、裕固（20.55）、达斡尔（20.94）和蒙古（21.17）7个民族，列第8位[②d]；
——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汉族为2.24，而低于此值的已有朝鲜、俄罗斯、满、锡伯、裕固5个民族（在1.56—2.13之间）[①e]，蒙古族也已与汉族相当；
——婴儿死亡率：汉族为24.36‰，低于此值的已有锡伯、满、达斡尔和朝鲜4个民族（在9.05—19.41‰之间）[②e]；
——平均预期寿命（E[，0]）：汉族为70.50岁，高于此值的已有京、锡伯、仫佬、满和乌孜别克5个民族（在73.01—71.18岁之间），高山族和畲族也已分别提高到了70.47岁和70.33岁[③e]，很接近汉族的水平；
——妇女平均初婚年龄：在19个百万人口以上的民族中，高于汉族平均初婚年龄（22.84岁）的已有朝鲜、满、蒙古三个民族（在23.34—23.28岁之间），布依族也达到了22.84岁[④e]；
——成人文盲比率：汉族为21.53%，低于此值的已有塔塔尔、锡伯、朝鲜、俄罗斯、鄂伦春、乌孜别克、赫哲、畲、鄂温克、达斡尔、满、哈萨克、仫佬、回、毛南、京和壮17个民族（在4.86—21.17%之间）[⑤e]；
——文化教育水平综合均值：汉族（5.74）已落后于朝鲜族（8.54）、俄罗斯族（8.12）、高山族（7.99）、塔塔尔族（7.60）、锡伯族（7.15）、赫哲族（7.11）、乌孜别克族（6.98）、达斡尔族（6.85）、鄂伦春族（6.73）、满族（6.36）、鄂温克族（6.36）和蒙古族（5.86），处于第13位[⑥e]；
——少年儿童系数：在56个民族中，以朝鲜族为最低（24.74%），汉族居第二位（27.13%），而纳西族（28.47%）已接近汉族水平[⑦e]；
——年龄中位数：在56个民族中，汉族（25.5岁）已落后于朝鲜族（27.7岁），而高山族（25.1岁）已接近汉族水平[⑧e]；
——人口生活质量指数（PQLI）：在42个民族中最高的为锡伯族（93.8）、满族（90.74）、仫佬族（88.4）、朝鲜族（88.0），汉族（85.2）则排在第5位[⑨e]。
由此可见，少数民族虽然开展计划生育较晚，生育政策宽于汉族；有的民族的社会经济起点较低或者很低，但在向人口现代化的演进进程中，一些民族不仅赶上了汉族，而且远远超过了汉族。
研究也表明，还有众多民族，特别是分布在西南、西北地区的民族，他们的自然增长率、生育率、死亡率、平均初婚年龄、文盲率、职业构成、生活质量等都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着力解决[⑩e]。
（六）研究方法的新探索。近年来，民族人口学界对于民族人口学这门新兴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1.开发现有资料，适当采用问卷调查与田野工作相结合的调查研究方法。开发现有国内外人口普查、抽样调查、经常性统计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等资料，是90年代前半期民族人口学者进行研究的重要内容，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获取资料的途径，因而属于研究方法的范畴。此外，为了探讨社会因素（即民族因素）对人口过程所起的种种作用，民族人口学者还很重视进行补充调查，即在进行专题研究时，经常采用问卷调查与田野工作相结合的调查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是人口学经常使用的主要调查方法，它使研究成果趋于量化和科学化，是达到定量研究的现代化手段。田野工作是人类学进行社区调查的主要方法，它是通过调查者参与该社区生活，观察和体验该区人们的社区制度、民情民俗等实际行为，理解当地的社会文化，从而把握变量以外的一些因素对 社会的影响。
民族人口学的学者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常常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某些民族的人口特点和人口问题，但这只是一种“是什么”的印象，如果要想进一步知道“为什么”以及应采取哪些有效对策以促进其发展，那就必须借助田野工作的方法了，这几年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有些民族地区早婚早育比较突出，主要的原因或者是受宗教因素的影响，或者是受公房制、放寮等恋爱习俗的影响；有的民族地区妇女早婚而不早育，则与流行“不落夫家”的婚俗有关；有的民族的文化程度、经济收入都比当地汉族为高，但人口死亡率、平均寿命却低于当地汉族，这很可能与酗酒（特别是男性）、喜吃腌菜等原因有关；有的民族的人口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偏高，平均预期寿命较短，甚至健康状况一代不如一代，往往与当地居民忽视新法接生有关，或者与迷信鬼神、巫医，经济贫困，文化素质低，医疗条件差等因素有关，有的则是与近亲婚配比例较高有关；有的民族特别偏好男孩，则与怕受他人欺负，或者死后能埋入祖宗坟茔，或者使自己的名字能以儿子或孙子的名字排在名首，从而受到社会的尊敬等因素有关；有的民族妇女总和生育率迅速降为2.20—1.56，主要不是生育政策的作用，而是全民重视优先和超前发展教育，青壮年文盲已基本消除，文化教育水平综合均值提高至8.0左右的必然结果，……等。
显然，学者们之所以能够得到以上那些统计数据无法反映的丰富资料，主要是进行田野调查的结果。有了这样的基础，在形成最终成果时便能对某些量化材料进行社会因素（或民族因素）的分析，从而提高调查研究成果的质量。这种做法已受到国外有关人士的肯定。
2.对文盲人口分析新方法的有效探索。国际上通行的文盲人口分析指标是成人文盲比率，它的效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在进一步分析民族文盲人口时常会发现，有的民族成人文盲比率在年年降低，但文盲人数却在年年增多，而且青壮年文盲人数超过甚至大大超过老年文盲。因而，如何更准确、更有效地分析民族文盲人口，就成为民族人口学界的一个新课题。
在这方面的新进展是，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盲人口时，除了使用成人文盲比率以外，还增加了“人口文盲金字塔”的方法[①f]。
人口文盲金字塔是参照人口年龄金字塔的计算和绘制方法而编制的，所不同的是，它以成人文盲人口总数作为基数，用各年龄组的男女文盲人数分别与之相比，将所得比值绘制成图，从而直观地显示了各个历史时期消除文盲的效益与存在的问题。
采用这一方法所得结果表明，中国56个民族人口文盲金字塔塔形，表现为三种基本类型。
第一类，文盲消除型。其塔形为下尖、上宽的大跨度倒金字塔形（见图1、图2），它表明文盲人口的绝大部分已经集中在55岁及以上人群，54岁以下各年龄组逐渐加大收缩力度，表明基本上消除了青壮年文盲。我国属于这一类型的只有朝鲜、俄罗斯、锡伯和满4个民族，仅占56个民族的7.14%。
图1. 中国朝鲜族人口文盲金字塔
图2. 中国锡伯族人口文盲金字塔
第二类，文盲转变型。即正在向消除型转变或者过渡，塔形已呈倒金字塔形，但下部收缩力度不及消除型（见图3、图4）。属于这类塔形的已有蒙古、维吾尔、哈萨克、高山、达斡尔、乌孜别克、塔塔尔、鄂伦春和赫哲9个民族，占56个民族的16.07%。
图3. 中国蒙古族人口文盲金字塔
图4. 中国维吾尔族人口文盲金字塔
第三类，文盲扩展型。其塔形为正金字塔形（见图5、图6），上窄下宽特别显著，表明青壮年文盲大大超过老年文盲，新生文盲问题十分严峻。属于这类的有汉、藏、东乡、苗、彝等40多个民族，占56个民族的76.79%。
对于这类文盲人口的分析，如果只用文盲比率一个指标，仅能看出文盲比率年年下降的良好一面，而看不出青壮年，特别是青年文盲年年扩大的严峻态势，而当科学研究不能清晰地描述客观事实时，要求政府作出科学决策就是不现实的。
图5. 中国东乡族人口文盲金字塔
图6. 中国藏族人口文盲金字塔
（七）民族人口预测方案的探索及各民族人口长期发展趋势的预测。过去由于缺乏各民族人口的重要基础数据，我们一直缺少对少数民族人口趋势的长期预测。到了90年代，关心少数民族人口的人士开始进行长期预测，如有人预测“到2000年少数民族人口总数将高达1.62亿。再过39年将达11亿，这等于我国现有人口总数”[①g]。
黄荣清教授也对少数民族人口的长期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他的预测是以1990年人口普查提供的各民族人口的年龄结构、生育率、死亡率、民族通婚等资料为基础，并假定[②g]：
第一，各民族人口死亡率不断下降，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
第二，现行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变，并且汉族和超过1000万人口以上的民族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8，其他少数民族下降到2.1以后就不再下降；
第三，今后不再会有大规模的民族成份变动；
第四，民族通婚有扩大的趋势，而且在预测中只考虑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通婚，因为这对人口的民族分布有影响。
在处理民族通婚与民族人口变动的影响时，黄荣清教授设计了三种方案进行预测，即方案1：不考虑民族通婚对人口民族分布的影响；方案2：保持1990年人口普查汉族和少数民族通婚比率，其子女都申报父亲所属民族；方案3：假定今后民族通婚率按年增长1%的速度提高，并且与少数民族通婚的汉族妇女所生育的子女都申报为少数民族。不同方案的预测结果请看表2：
表2.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预测（1990—2040年）
资料来源：《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与预测》第155—166页。
注：比重为占全国人口的%。
黄荣清还分别对百万人口以上的民族进行了预测，其结果是：按方案1，到本世纪末，超过1000万人口的民族将由1个增加到3个，即壮、回、满3个民族；到2040年将增加到6个民族，即回、维吾尔、苗、彝、壮、满族，其中壮族将超过2000万人。若按方案3，到2040年将有9个民族超过1000万，即除了上述6个民族外，还有蒙古、土家和藏3个民族。
三、今后的工作
我国民族人口学研究的进展十分喜人，但今后还需要加紧开展如下工作：
（一）全面展开民族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调查研究。关于可持续发展，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讨论，兹不赘言。简单地说，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的需求与发展；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①h]。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的民族地区，存在着诸多与可持续发展原则相悖的现象。从民族人口学的角度来看，各民族、各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等存在着下列几种情况：
人口：有的民族人口数量增长较慢，人口再生产类型、素质、结构等已进入现代类型；有的人口数量增长较快，再生产类型等正在积极转变之中；有的人口数量增长很快、再生产类型等暂时还处于传统类型。
资源：有的民族地区资源丰富，正在进行有效而合理的利用；有的则在滥采滥伐，资源浪费与资源枯竭的苗头显露；有的资源贫乏或者有待发现与勘察。
环境：有的民族地区环境优美，利用与保护并重；有的正遭到破坏与污染；有的已经恶化，生存与发展受到严重威胁。
社会：过去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制、封建农奴制、封建社会诸阶段的一些民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有的已跨越几个社会阶段开始步入现代社会，其中有的民族发展较快，有的则发展较慢。
经济：有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较快，财政收入大于支出，人民生活已进入小康型；有的经济属中等速度发展，财政收支平衡，人民生活已达到温饱型；有的经济发展缓慢，财政支出大于收入，人民生活还处于贫困型。
因此，民族人口学界在世纪之交的重要任务是，对各民族和各民族地区的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分类型、分阶段的综合调查研究，从而解决其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二）对某些基本理论问题仍需进行深入研究。如民族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内在关系问题，现代型民族繁荣指标的设计问题，等等。
另外，民族人口学强调必须就民族因素对各民族人口的作用进行分析研究，但在具体操作时如何有效地将民族因素的视角贯穿于分析的全过程，以及如何亲自进行田野调查而不单纯依赖已有的调查资料等问题上，还需要研究者作进一步的努力。
（三）跟踪观察和总结推广某些民族人口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是民族人口学又一个必须承担的任务。关心被研究者的命运是研究者的天职。过去，在分析研究各民族人口的动态变化过程中已经发现有的民族在人口现代化进程中远远快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对他们的宝贵经验应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向其他民族推广。
（四）重视队伍建设。民族人口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在学养上应该既有人口学、民族学的理论素养，又要了解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在职业道德上则应当愿为民族人口事业吃苦拼搏。目前，这支队伍的力量还很弱小，我们希望加快对这支研究队伍的培养。
注释：
[①A]这门学科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一状况在研究队伍上的表现是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很少，在较长时间内、较稳定地在自己主要研究领域以外兼做这一研究的也不多。因此，下面介绍的学科在理论、方法上的进展较为集中地反映在有限的几位学者的著述之中。
[②a]参阅张天路《对现代型民族繁荣定量指标的设想》，载《民族团结》1992年第12期。
[①b]《中国民族人口资料》（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①c]参阅黄荣清《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与预测》，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表6—1。
[②c] [③c]黄荣清：《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与预测》，第36页。
[④c] [⑤c]参阅张天路《中国民族人口的演进》，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第56—57页。
[①d]参阅黄荣清《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与预测》，第137页。
[②d]参阅张天路《中国民族人口的演进》，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
[①e] [②e]参阅张天路《中国民族人口的演进》，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
[③e] 黄荣清：《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与预测》。
[④e] [⑤e] [⑥e] [⑦e]参阅张天路《中国民族人口的演进》。
[⑧e] [⑨e] [⑩e]参阅张天路、黄荣清《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①f]参阅张天路《民族人口文盲分析新方法探索》，《人口与经济》1995年第6期。
[①g]中国人口控制与对策小组：《少数民族地区也应严格实行计划生育》，1990年2月16日《中国科学报》。
[②g]参阅黄荣清《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与预测》。
[①h]参阅人口研究编辑部《对一种新的发展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讨论》，《人口研究》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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