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5年来纳兰词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纳兰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纳兰词研究是新时期清词研究成果最丰硕的领域，从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通志堂集》算起，到2002年为止，目前已出版有关纳兰性德诗词文献整理和研究著作有10余种。这一时期的研究论文更是数以百计，《承德民族师专学报》从八十年代初起，就专门开设“纳兰性德研究”专栏，每年发表纳兰性德的研究论文3-5篇，其它各种学术刊物亦不定期刊发相关的研究论文，首都师范大学“国学网站”还专门辟有“纳兰性德研究”的专栏，介绍纳兰性德的研究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1985年7月河北承德纳兰性德研究会还成功地举办过“纳兰性德学术研讨会”，1997年8月由台湾历史文学学会和承德纳兰性德研究会共同发起组织的“海峡两岸少数民族文学研讨会”再次在承德举行。纳兰性德研究是这一时期清词研究最热门的研究领域，本文拟从纳兰性德思想、题材类型、创作特色、词风成因、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五个方面对最近二十五年纳兰性德研究作一总回顾。
一、关于纳兰性德思想的研究
纳兰性德出身华阀之家，后又充任康熙皇帝的侍卫，可谓是优偓和荣幸有加，但他的词却写得哀感顽艳，令“读者哀乐不知所主”，出现这种矛盾的现象应该从纳兰性德的思想说起。较早探讨这一问题的是邓伟，他从三个方面探讨了纳兰性德的思想。首先，“他对自己的出身和地位看得非常淡薄，不仅不以为是幸福和荣耀，反而认为是自己的不幸并感到厌恶”，其次，他对人生的看法深受佛教和老庄道家思想的影响，是消极避世的，他在古人那里找到陶潜和李白作为其效法的榜样，认为这二人的思想境界和人生态度与自己是相近的；第三，“他对宫廷侍卫生活是非常厌倦的，皇帝侍卫的身份使他感到在皇帝面前有受压抑之感，他追求轻闲自在隐逸生活并尽情抒发个人情怀的愿望始终得不到实现。”[1]邓伟对纳兰性德思想的分析是横向的，而祝注先从纵向发展的角度谈到纳兰性德思想的转变过程。作者认为纳兰性德在入世之前，曾经是意气风发，壮志凌云，“他关心经济民生之学，也有过跃马疆场的宏大志向”；但他在入世之后，曾经仕途的奔波，目睹官场的黑暗，佛老思想占据了他的思想领地。而导致他思想发生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侍卫一差是他思想急剧变化的契机，其次，爱妻早逝也是对他的一次惨重打击，并由此诱使他日益消沉；再次是他所处的生活现实和历史经验也使他认识到官场险恶，风波不定。[2]楚庄还从分析严绳孙所说的纳兰性德“惴惴有临履之忧”谈起，指出纳兰性德在言行两个方面都不是“惴惴有临履之忧”的，他对仕宦生活的消极态度和厌倦情绪主要因素不是“惧”而是“恨”，是对封建官场污浊、险恶、奸诈的厌恶和痛恨，对他所从属的封建王朝的价值和前途感到怀疑、失望、悲观，从这个角度讲他对他的家庭、门第和社会地位来说是一个叛逆者。[3]黄天骥亦持类似的观点，指出：“在封建制度临近崩溃的前夜，统治阶级内部产生的不可遏止的苦闷情绪，必然会反映到创作上来，透过纳兰性德写的哀婉凄厉的诗篇，我们依稀听到了封建的层冰摇曳澌裂的声音。”[4]
二、关于纳兰词题材的类型分析
当代大多学者认为，比起清初著名词人朱彝尊和陈维崧来说，纳兰性德词的思想内容是比较单调的，抒写的主要是个人的哀怨和悲戚，从中很难看到惊心动魄的社会场景和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楚庄说：“纳兰词里既没有亡国之君缅怀故国江山的沉痛，也很少风流才子吟咏秀阁青楼的旖旎，更缺乏政治家军事家评史忧国的气慨。纳兰只是缁尘京国，乌衣门第的贵族青年，他只能从相府院中、金殿阶前和銮仪队里看人生看世界，他只为自己身边婚姻生活的变故、师友遭遇的蹭蹬以及仕途官场的污浊动情，他只局限于带着自己深沉真挚的伤感和悲愤悼亡、怀友、吊古、伤今，这是纳兰词的局限。”[5]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纳兰性德在表现一己之悲欢离合上是多姿多彩的，有写爱情的，有悼亡妻的，有歌颂友情的，有抒写自己厌世心绪的，还有怀古、咏物、描写边塞风光的……这说明纳兰词在表现内容上具有多样性，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
悼亡是纳兰词最引人关注的主题，在这方面做出卓有成效之研究的学者有严迪昌、黄士吉、宋培效、项小玲、罗建勤等等。严迪昌认为纳兰性德不仅拓开了传统悼亡词的容量，更主要的是赤诚淳厚，情真意挚，“几乎将一颗哀恸追怀、无尽依恋的心活泼地吐露到了纸上”。[6]黄士吉主要着眼于纳兰性德在表现手法上的创新，认为他善于化用李、杨爱情悲剧的典故，来表达自己对亡妻深挚的悼念之情，也强化了词中浓郁的悲剧的气氛和感伤情调。[7]宋培效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探讨了纳兰性德的悼亡词，认为纳兰性德的悼亡词在以下方面有了新的突破，第一，把悼亡作为文学创作重要的严肃的题材来对待，第二，在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上达到了统一与和谐，第三，通过悼亡抒发了一种纯真而高尚的人情，第四，运用了多样化的艺术手法，比如善于选取日常生活中有典型意义的事物入词；直抒胸臆，反复诉说；用典以融化前人诗意句意为主；善于摹写梦境等等。[8]项小玲认为纳兰性德的悼亡词很大成份上是以情来观照和审视自然界和社会人生，“尤其是他从妻子的早逝体验到现实的痛苦和生命的忧患，于是在他生命的意识里充满着一种悲忧与哀怨的情调，他把对人生、人情价值的思考融入了悼亡词中，捕捉了一些能反映由悼亡而引起的更深一层的情感思想意象，把个人的哀伤同大自然和宇宙联系起来，使对自然景物的描绘具有一种生命哲学的意味和物象的情感色彩。”[9]
边塞词是近年来人们多所注意的题材类型，张菊玲、宋公然、季祝平、赵晓红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宋公然认为纳兰性德的边塞词主要是描写边塞风光，抒发今古情怀，在表现内容上有的是发兴亡之感，有的是写行役之苦，有的是抒怀人之愁，有的是状塞外之景。“综合起来，词人描绘的是一幅苍凉雄放而又凄婉幽咽的塞外风情图，是词人留给我们的一幅深情远致而又迷惘哀伤的塞上心路历程图。”[10]季祝平通过统计比较，发现边塞词约占纳兰词全部总数的12%左右。更重要的是，它与其它题材的词一样颇具特色，不乏艺术精品。“纳兰性德在这些词中，以边塞为题材，抚今追昔，纵横驰骋，意境阔大，意气横逸，有雄浑沉郁之风，成为继苏、辛之后把词的创作题材从狭窄的闺阁庭院中解放出来的又一人，填补了词史的一大空白。”具体说来，纳兰性德的边塞词表现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凭吊兴亡和伤离恨别。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边塞词亦具有特色，一是善于真切地描绘边塞特有的风情，二是以情心观景，以慧眼察物，写自己情中之景，抒自己景中之情，总是景与情化而为一。总之，“纳兰的边塞词既是其扈驾巡边生活的写照，也是其奉使西域生活的实录。塞外日落的悲笳，西风的夜哭，牧马的长嘶，塞雁的哀啼，古戍的烽烟，羌城的夕照，连天的衰草，茫茫的黄沙……无不给其视觉、听觉以强烈的刺激，在其灵魂深处留下绵邈的余响，一旦形诸笔端，即成为境界壮阔又情致绵绵的边塞词。这些词无论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是在艺术风格方面，都给人以与前人迥然不同的感受，可谓独具一格”[11]赵晓红认为纳兰性德的边塞诗词题材广泛，意境独特。“他以真挚的感情把建功立业的雄心与对现实中侍卫生活的厌倦、爱国忧民的心怀与伤离念远的思愁、吊古伤今的喟叹与民族和睦的祝愿跃之于词，抒写了深藏不露却又压抑不住的人生感慨。在苍茫壮阔的境界中溶入清新婉怨的情思，在边塞词坛上独树一帜。”[12]
此外，纳兰性德的咏物词在近两年来亦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有岑玲的《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简论纳兰性德的咏物词》、王雯的《别样清幽，自然标格——谈纳兰性德的咏物词》。王雯认为纳兰性德的咏物词同其悼亡词、边塞词一样，通篇笼罩的也是一种“寄思无端，韵淡疑仙，思幽近鬼”的凄凉情绪，但咏物词中流荡的更是一种孤情判韵的傲世情怀，寄寓的是词人以事物自喻的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不坠世俗的个性气质。[13]岑玲通过统计，发现咏物词占纳兰词全部总数的1/6，“这些词所咏之物有花鸟、树木、风云雨露等自然景物，但大都是既不浓艳也不富贵，在清幽的环境中丝毫不引人注目的景物。”纳兰性德通过这些自然风物寄寓了什么样的志趣和怀抱呢？其一，借物抒怀，表现人格追求；其二，以咏物表现相思的苦涩及对爱情毁灭的痛悼；其三，借咏物以寓凭吊之情和念昔之感，表现了伤时忧世之情。“纳兰的咏物词的艺术技巧，不粘不离，亦人亦物，把高峻的人格、真醇的情感以及对历史、现实、人生的思索，尽寓于花草树木之中，也和其它词作一样，清纯婉丽，不事雕琢，纯任性灵而‘别样清幽’，因而成为我国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璀灿明珠。”[14]
三、关于纳兰词创作特色的总体研究
关于纳兰词创作特色的研究，是这一时期研究成果最多的部分。王国玺从探寻纳兰词美学风貌入手，指出其创作特色是“以清淡朴素的语言抒写真情”，王氏将纳兰词的语言表达与思想内容统一起来表述，很有见地。[15]宋公然则从内容、风格、表达技巧、语言特色等方面作了如下总结：纯任性灵，吐露真情：兼具婉约豪放词风；善于体物言情，描写抒情，曲尽其妙；用语本色，不尚雕琢。[16]而李红雨、关纪新则从挖掘纳兰词的审美价值入手，将纳兰词的创作特色概括为以下四点：一是纯任性灵，纤尘不染；二是性近悲凉，怀有浓郁的伤感情绪，决定他的词具有“哀感顽艳”、“婉丽凄清”及吐属自然的主体风格；三是运用曲折细腻的艺术表现手法来表达微妙复杂的思想感情和内心活动；四是一定艺术情境中词人意绪的模糊性，使读者在有限的篇幅中领略到更为宽阔的艺术内容。[17]以上所论尽管角度不同，但综合诸家的意见可以知道，纳兰词有三个特点比较突出，即内容上情感真挚浓郁，风格上凄凉悲怨，艺术表达上不尚雕琢。
从言情角度探讨纳兰词的代表性论文，有陈慧星的《谈言情之作纳兰词》和徐培均的《言情之妙品——试论纳兰性德词》。陈慧星认为纳兰性德是一位极端重情又有浓厚的忧郁气质的词人，他无论是写花月、风露、梦魂、清泪，还是抒写友情、悼念亡妻、描写边塞风光，均以言情为主旨，它们的感情纯正，意念执着，意境凄清优美，缺点则是过于伤感。”[18]徐培均通过纳兰与朱彝尊、陈维崧两家词的比较，发现朱彝尊以学胜，陈维崧以才胜，而纳兰词则“以情胜”。“不论在写友情、悼亡方面，抑或在边塞方面，纳兰的《通志堂词》都蕴有浓郁深挚的感情，哀婉凄清的韵致，即使写景也是情寓其中，使景物涂上浓重的感情色彩。”词这种文体天然具有擅长言情的特点，那么纳兰词“以情胜”、对“以情胜”的文体传统有那些发展呢？第一，求真。他的词绝大部分是真情的发摅，无不表现内心的真情实感；第二，重贞。他的词极少艳情之作，遵守“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言情原则；第三，尚雅。在《通志堂词》中没有俗词，甚至连俚句俗语也不易看到。总之，纳兰词是以愁情为主，真情为骨，声情为辅，但也存在不够沉着浑至的缺点。最后作者分析了纳兰词“以情胜”的三个原因，一是纯任性灵，二是由于环境，三是出于学养。[19]
从风格角度探讨纳兰词的代表论文，有李寿冈的《纳兰词之谜》和方红心的《论试纳兰性德的感伤词》。方红心说：“翻开纳兰词，一股悲凉酸楚之气竟扑面而来，俊爽飘逸的笔锋下透出沉重的哀感。词中的愁字、泪字、恨字、断肠、伤心、憔悴、惆怅、凄凉等语，触目皆是，充满了哀怨伤感的情调。”[20]李寿冈还对《纳兰词》中的有关语词使用频率作了数字统计，用愁字共90次，泪字65次，恨字39次，其余断肠、伤心、憔悴、惆怅、凄凉等语更是触目皆是。[21]但是，纳兰还写有少量豪放风格的词，宋培效《试论纳兰性德的豪放词》、朱家骅的《论纳兰性德边塞词及其艺术风格》，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分析了纳兰豪放词的内容及成因，还揭示了纳兰豪放词有别于苏、辛豪放词的特点：“苏轼重在抒豪情，辛弃疾重在写壮志。……纳兰豪放词总的特点是热烈矫健、豪中有雅。[22]然而他们所论都只是罗列纳兰词中风格近于豪放的作品，未能升华到对纳兰词整体词风的认识，乔玲希基于纳兰词哀怨和豪放兼有的特点，指出纳兰性德的词风以“凄婉兼悲壮”表述更为恰切，应该说这是对前此“悲凉顽艳”说的深化和开拓。
从艺术表达角度探讨纳兰词的代表论文，有简茂森的《容若词艺散论》和朱国民的《纳兰词艺术探幽》。简茂森认为纳兰词在艺术风格是自然标格，别样清幽，但自然标格并不是漫不经心，率意成章，而是经过精心设计、巧妙构思和艺术锤炼的。这就是以白描为本，在白描中见功力，在自然中求巧丽，从而显现了“别样清幽”的艺术境界。作者又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纳兰词在艺术上已经尽善尽美，他的长处在白描，他的短处亦在白描，这使得他的长调往往显得比较平板和直露。[23]朱国民从抒情方式、心理描写和重词叠字三个方面抉发了纳兰词的艺术独创性，首先，在抒情方式上有四大特点：一是蓄足气势，借助情景的渲染、铺垫，至歇拍轻轻一点，道出词人心灵深入、准确、特殊的感情；二是突兀转折，在人物前后的心理变化中凸现真情；三是层层强调，连续推进，在连珠炮般的进击中俘虏读者的感情；四是把貌似不协调的景与情糅合成一曲，以健笔写柔情，反衬出词人在特殊环境里的独特感情。其次，大量直抒胸臆式的感怀，描写各种不同的心理状态，表现丰富复杂的内心活动，是纳兰词的又一特色。在提示人物内心世界时，既有描写形象的心理状态，又有描写抽象的心理状态，而抽象的心理状态又有直接描写与间接描写之分。第三，纳兰词不事藻绘的白描式的语言风格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大量重词叠字的运用上。[24]
四、关于纳兰词“哀感顽艳”词风形成原因的分析
关于纳兰词“哀感顽艳”词风的讨论，是这一时期最热门的话题，应该怎样去评价纳兰词中的“哀感顽艳”词风，应该怎样认识“哀感顽艳”词风的形成原因呢？
首先在这方面作出积极探索的是李泽厚，他认为在清代盛极一时的社会背景下，文学创作中存在着一种浓厚的人生空幻的时代感伤，在纳兰词中即充满着这种对人生、对生活的厌倦和感伤。“这反映的不正是由于处在一个没有斗争、没有激情、没有前景的时代和社会里，处在一个表面繁荣平静、实际开始颓唐没落的命运哀伤么？”[25]而张菊玲认为纳兰词所展现的是一种人生忧患意识，这既有对历史兴亡的感喟，也有对父亲明珠种种行径的微察忧危，还有对自己年华易逝的失落感等等。“全部纳兰词哀婉凄厉地唱出时代、民族与个人命运的哀音，种种人生忧患意识构成了悲怆的主旋律。”[26]
为什么在纳兰词中充满着一种时代的伤感或曰忧患的意识呢？
有的学者从纳兰性德的个人生活里寻找答案，如郑孟彤说：“自从他的妻子死后，顿觉生死无常，人生乏味，所以发之于词，遂多凄婉之音。”[27]冯统一也认为：“封建制度往往造成青年男女的悲剧，但纳兰在婚姻上，不能不说是侥幸的……他与卢氏胸襟相似，志趣相投。所以卢氏的早亡给纳兰短暂的一生增添了悲剧的色彩，导致了他词风的转变。”[28]李寿冈进一步从纳兰性德身世和感情两个方面找原因，一是有一段伤心的恋爱史，他曾恋爱一女子，且有婚姻之约，但后来此女选入宫廷；二是有一段惨痛的家史，他的先祖是叶赫部，与努尔哈赤有仇恨，这也深深地铭刻在纳兰的心头，成为一种不敢明言的隐痛；三是纳兰性德很可能是南方汉人的后裔，后来收于纳喇氏，虽然这段经历记得很清楚，但在大富大贵的明珠膝下，他是不敢也不能说出的，这也成为积压在内心深处的悲苦。[29]
有的学者从个人气质和心理状态找答案，如杨勇认为纳兰性德是一个极重感情的词人，他执着人生，并不善处人生，这往往使他对事对人用情很深，这就形成了他哀感顽艳的词风。[30]张弘认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只是为纳兰词独特的情调提供了客观的根据，探究纳兰哀感顽艳的词风还必须从作者主观方面去认识。在他看来，这个主观方面的东西就是纳兰性德性格的内向和性情的孤傲。他向往的是形神不受拘管的生活情趣，在现实生活中却又身为相国长子和皇帝侍卫，这表与里的对立正是他忧郁痛苦的内在根源。[31]张秉戍则从“心理需要”的角度挖掘了纳兰词风的成因，认为纳兰性德一生中有各种各样的“需要”，这些“需要”有政治上的，也有感情上的。而他的种种“需要”又总是成为空幻，于是追求与失落便伴随了他的一生，形成了他的独特心理和个性。“当他受到某种外来的触媒，“入直”扈从”、妻亡、别离等刺激之时，他的潜在意识便被激活，被唤醒（情感态势），而借诸墨情加以渲泄，感伤之心外化为感伤之作了（语言形式）。”[32]岑玲也从心理气质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她认为纳兰性德天性中有一种对自由的厚爱且澹于荣利，他有超出富贵之上的更高层次的追求，那就是对无拘无束的超越了功名富贵、荣辱穷达的自由生活的渴望。而作为皇帝侍卫的现实处境与他的高洁孤芳的性格存在着极大的冲突，生命自由追求的矛盾困惑和幻灭以及生存不甘落后不自由是其感伤风格的成因之一。[33]
有的学者从时代和社会的角度来探索纳兰性德的际遇，这方面的代表有方红心的《试论纳兰性德的感伤词》、周涛《浅论纳兰性德词风形成的根本原因》、赵维国《论纳兰词的主旋律：人生空幻感》等。方红心认为把感伤原因归之于个人生活是不全面的，应该从纳兰性德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他的政治抱负及政治境遇出发，找出其本质的东西。从时代环境看，他正处在康熙“盛世”的初期，这时具有民族意识的汉族士人，身历沧桑巨变，在民族失败的耻辱、家国毁灭的哀痛、个人仕途的坎坷面前，深深感到人生的空幻和无常，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而纳兰性德自幼酷爱汉文学，与汉族士人交往密切，必然要受到时代感伤思想和感伤文学的影响；从政治抱负的角度考察，他原本是一个有才华有理想的词人，一生却只能始于一侍卫、终于一侍卫。而他的诗人气质决定他是不甘于仆役生活的，更不堪忍受长期禁御生活的摧残和煎熬。从政治境遇看，身为侍卫的纳兰性德十分清楚朝廷勾心斗角、暗中倾轧的内幕，担忧“一旦忽喇喇大厦倾”到来，明珠“渐失帝眷”，内心不免忧伤和惶恐。作者认为：“词人探索人生，洞悉幽隐，从钟鸣鼎食、繁华丰厚中，看到了这个社会的卑劣腐朽，不可避免的没落和败亡的命运。但由于看不到出路，于是产生了‘世事悠悠，生涯非是’的浓重伤感思想，这种精神上的压抑，是其所难言，因之充满了凄婉之音。总之，外表的富贵荣华，弥补不了内心的空虚幻灭，这是纳兰词从内容到风格都带有浓厚感伤色彩的主要原因。”[34]周涛也持类似看法，还进一步说明纳兰词凄婉哀艳的词风在卢氏去逝之前已经出现，寻找词风转变的原因只能从他的身世及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寻找，除了人们常说的“家族世仇”说和“侍卫生活”说之外，他认为康熙皇帝任用纳兰性德为侍卫近臣，只不过是把他当作实现自己某些政策的工具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提到纳兰性德与汉族文人的交往，一方面是出于朋友间的友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执行皇室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也是康熙皇帝推行笼络与怀柔政策的一种策略罢了。[35]
有的学者从文学传统、文学思想和词体体性等角度探索哀感顽艳词风之成因，如李雷认为纳兰性德对博大精深的汉文化情有独钟，他大量搜求、阅读、学习前辈词人的创作成果，自唐五代以来诸名家词皆有选择，但他更倾心的是“好观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诸词家”。许多学者都认为纳兰性德受李煜影响最深，这不仅表现为他们有近似的风格，而且还体现在纳兰性德极力推崇李煜词的“烟水迷离之致”，李雷认为纳兰性德未直接论及晏几道，但对其词是非常熟悉和欣赏的，他的初期词集《侧帽词》之命名即来自晏几道词句，他的词作中化用小山词的有近20首之多。李煜和晏几道对纳兰性德词风的形成是有深刻影响的。华德柱认为纳兰词是受词体在中唐以来文人词偏于多愁善感的传统的影响，从晚唐到两宋尽管每个词人的人生经历和个性不同，但他们的词始终保持着一种忧郁的特质，弥漫着“刻意伤春复伤别”的感伤基调，总是在倾诉着一种无常、无望，却步而又无告的人生痛苦和生命忧患，这一传统是深深地影响着醉心于词的纳兰性德的。[36]
从词体体性角度谈纳兰词是作者的首次发明。
这里必须说明，上述所论只是几种探索纳兰词风形成的路径，并不是说某些学者只取一种思路,实际上大多数学者是从多个角度综合考察纳兰词风成因的。
五、关于纳兰性德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王国维《人间词话》云：“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习，故能真切如此。”对王国维所说的“未染汉人风习”该怎样理解？任嘉禾认为是指未染汉人的坏风气，但并不是说纳兰性德不向汉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学习[38]，宁昶英、佟静仁对这一观点深表赞同，认为纳兰性德是善于继承汉文化中优秀的文化遗产的[39]，寇宗基还进一步从读书、拜师、交友三个方面，论述了纳兰性德对中国华夏文化的倾慕和求索。[40]
孙通海、楚庄等学者认为纳兰性德对汉族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主要是学习李煜，还有柳永、晏几道、苏轼和辛弃疾。孙通海认为纳兰性德小令写得清新婉丽、格高韵远，颇受晚唐尤其是李煜的影响，而在描写塞上风光与怀古题材的部分作品中，所反映的雄浑风格又多受苏轼、辛弃疾词派影响。[41]简茂森认为纳兰性德除向李煜学习外，对北宋某些词家如秦观、黄庭坚就相当倾心，而柳永和李清照也对他有一定的影响。“以取法李后主为主，兼学北宋某些词家，并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42]楚庄也说：“任何一个有成就和相当影响的诗家词人，总要从前人的成就中吸取营养，总要有所继承并有所增创。纳兰词的某些作品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李煜的悲慨郁结、柳晏的婉约清丽或苏辛的苍雄豪放，但纳兰也确乎不是李煜、不是柳晏、不是苏辛，而是纳兰。”[43]
然而，对纳兰性德哀感顽艳词风影响最深的还是李煜和晏几道。因此，纳兰性德与李煜、晏几道的比较研究是这一时期最热门话题。
简茂森通过纳兰与李煜的比较，试图寻找他们的相同和不同处。从相同点看，他们都属于词中的“性灵派”，李煜由一国之君降为亡国之君，常有身世之叹与亡国之恨，纳兰虽没有亡国之痛，但也有身世之恨和亡妻之苦，相近的生活际遇使他和后主产生思想感情上的共鸣。在艺术表现上，题材上都取材于个人生活，内容比较单薄，形式上都以小令为主，在格调上都有某种伤感情绪，又“别样清幽，自然标格”。从不同点看，首先是生活时代不同，李煜生活在封建社会的中期，到纳兰生活的时代已进入“末世”，历史发展了，生活改变了，必然给文学创作以重大影响；其次，容若虽有“身世恨”却没有亡国痛，也不像后主那样有一段沉迷酒色的浪漫生活，“李后主的苦闷和感伤是悔恨自己没有或不能成为一个享尽荣华的风流国君，而容若则蔑视荣华，粪土功名，他的苦闷和哀伤是痛苦于功名富贵的拘泥和压抑，不满于世俗社会的冷眼和摧残，特别是愤慨于理想的幻灭和破产，因此，他们在感伤的具体内容上是分道扬镳的，一个是怀念旧生活，一个是反叛旧世界。”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他们也是同中有异，如他们笔端都带真情，但表达时容若似乎更直，后主则较圆；他们同样崇尚自然，可是容若比较费力，时见板滞，后主则潇洒自如，天成浑一。相比之下，后主词更加自然，更加蕴藉，艺术上似乎更加成熟，纳兰则稍逊一筹。[44]
李雷则通过纳兰与晏几道的比较，主要是从身世秉赋、才华、个性与人生价值取向等方面，寻找他们之间的相同相似处。第一，他们均出于相门，乌衣门第使他们自幼便过着承平公子樽前马上的富贵生活；二是他们有着同样天然的秉赋，都是天资慧悟，才华超群；三是在仕途上也有着相似的态度，晏几道仕途偃蹇与他的孤傲正直的性情有关；纳兰性德对侍卫生活也充满厌倦，甚至在词中渲泻自己的无奈和不平；他们在精神上已经背离了命运为他们安排的人生位置，超越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所形成的价值取向，使他们的生命带上了叛逆的色彩。第四，重情痴情亦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他们对朋友和恋人（妻子）都用情很深。第五，他们还具有一种相同的品格：强烈的生命意识，其超越了现实的功利，他们在思想上都属于他们那个阶级的逆子，那个时代的“多余人”，却在行为上并未作出对那个阶级叛逆的举动，因而真正感受到生命的存在与人生无法避免的悲哀，而表现出一种对生命本体和人生价值的思虑与观照。[36]
六、关于深化新世纪纳兰性德研究的两点想法
从上述分析看，近二十年来的纳兰词研究，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都涉及到了，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少，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的困惑也会越来越多，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应该怎样去深化纳兰性德的研究，这是摆在清词研究者面前的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
首先，近二十五年的纳兰词研究，大都停留在作者与文本研究的两个层面，出现大量的研究论题重复的现象，这在纳兰词题材类型和“哀感顽艳”词风成因的研究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能否跳出传统研究的思路，像唐宋文学研究一样，引进新的研究方法，开拓出纳兰词研究的新领域呢？比如，将纳兰词研究与满族的社会习俗联系起来，与清初的社会、政治、历史、地理、语言联系起来，或者是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纳兰词在后代的传播与接受情形，或者是运用现代微机对纳兰词的用词频率进行统计，这些工作过去虽有些学者也做了初步尝试，但还没有完全展开，更未出现突破性的学术成果。近年来，我们对纳兰性德的注释工作做得比较多，出版有关的笺注评选本多达十余种，但是还没有人把纳兰词通过外文翻译的形式把它推向世界，更没有学者去关注海外学者对纳兰词的研究，这些都是我们在新世纪必须开拓的研究方向。
其次，纳兰性德研究应走出文学，走出历史，走出书斋，走出研究者的视野，营造一种纳兰性德研究的文化。我们不能局限在纳兰词的研究，应该从纳兰词拓展到对纳兰性德文学的研究，比如纳兰性德诗赋的研究，纳兰性德诗词理论的研究，甚至纳兰性德的经学研究。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看更广泛的文化视野，把纳兰性德研究推向社会。谈到这里，人们往往会认为扩大纳兰性德研究，要做的工作就是多做些纳兰词的注释工作，让今天的人们看得懂，弄得明白，其实纳兰词在语言上并无多大障碍，目前在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做得比较细致深入了，我们认为这些还只是“纸上谈兵”，真正要把纳兰性德研究推向社会，重要的工作是（一）、建议当代作家或学者撰写关于纳兰性德的剧本，通过影视的手段把纳兰性德的形象真实地表现出来。（二）、建议政府或文化部门修复纳兰性德的故居，修建纳兰明珠的渌水亭，开发关于纳兰性德的旅游场所，如同济南大明湖的“李清照纪念馆”，淄博的“蒲松龄纪念馆”，武夷山的“柳永纪念馆”。（三）、创办专门性的纳兰性德研究刊物，如同“红楼梦学刊”、“杜甫研究学刊”、“李白研究学刊”、“蒲松龄研究”。这个刊物应该是学术性的，但不能局限于纳兰性德的文学研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