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瓢诗话》的理论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话论文,理论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一瓢诗话》是清人薛雪论诗语集。他提出诗人首先应“胸襟正”“人品高”才能写出好诗。好诗就是应该“有寄托”、“有气魄”，即有较高的思想性。同时还要注重诗歌的独创性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这些见解都是可贵的。但其理论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 薛雪 诗 胸襟 人品 多样化 寄托 气魄
薛雪（1681～1763?)，字生白，自号一瓢，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乾隆初，举博学鸿词，未遇。能诗，工画兰，善拳勇，博学多通，医术特精，与同郡名医叶桂齐名。著《周易粹义》、《医经原旨》、《一瓢斋诗存》、《一瓢诗话》，编《唐人小律花雨集》等。
《一瓢诗话》是薛雪在其扫叶山庄与“诸同学及诸弟子”论诗之语的选集，一卷，计二百三十条。有《清诗话》、《昭代丛书》、扫叶庄本，解放后有杜维沫校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薛雪作为清代诗论大家叶燮的及门弟子，对其老师的诗歌理论在诸多方面都有继承和发展，有新的理论建树。《一瓢诗话》基本上是围绕着作者、作品、读者或者说创作、作品、欣赏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比较全面周到，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
薛雪认为诗歌作者必须具备各方面的条件和修养。薛雪很推崇他老师叶燮的胸襟说，认为有胸襟是诗人进行创作的首要条件。所谓胸襟，是对人的抱负、见解、志向、眼光等主观意识的形象说法，而所谓有胸襟则是指远大的抱负、高尚的志趣、锐利的眼光、卓越的识见。
一个人有胸襟，可与“庸言庸行”绝缘（袁枚《牍外余言》）；一个诗人有胸襟，才能写出思想纯正的诗篇，从而以美的思想、情操感染人，教育人。所以薛雪把胸襟与人品联系起来，从而有新的发挥。他说：
作诗必先有诗之基，基即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随遇发生，随生即盛。……（《一瓢诗话》，下引薛雪语，均出此书，不屡注。）
诗文与书法同一理。具得胸襟，人品必高。人品既高，其一謦一咳，一挥一洒，必有过人之处，享不磨之名。
“人品”和“胸襟”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过“人品”更侧重于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诗言志”，诗歌既然是诗人的思想感情的表现，诗人的思想境界道德修养就至关重要了。因为，“心正则无不正”，所以，对“学诗者尤为吃紧”。“盖诗以道性情，感发所至，必若不正，岂可含毫觅句乎？……心不正，则言不正，志不正，则声不正，心志不正，则诗亦不正，名之曰‘歪’”。可见胸襟正，人品高，对诗歌创作具有决定作用。
“人品高”还包括远见卓识。他提倡“品格自然之高迈”。因为“品高虽披绿蓑青笠，如立万仞之峰，俯视一切；品低即拖绅搢笏，趋走红尘，适足以夸耀乡闾而已”。这里的“品高”，显然是指诗人“府视一切”、洞察万物的认识生活的能力。这种高瞻远瞩的眼光识力是诗人正确认识并反映生活的前提。“品低”是指诗人的鼠目寸光的庸人之见，是诗歌创作的障碍。所以薛雪一再强调“著作以人品为先，文章次之”，就是这个道理。刘熙载后来概括为：“诗品出于人品”，言简意赅。
有胸襟、有人品只是“诗之基”，还不等于诗，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必须有为而作、有感而作，不能“不梦而呓，不病而呻”。所以，薛雪反复强调说：
诗不可无为而作。试看古人好诗，岂有无为而作者？无为而作，必不是好诗。
诗人或抒情，或言志，或歌功颂德，或规劝讽谏，都有其目的性。现实主义诗论更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白居易的为时为事说，都是有为而作之意。苏轼更明确提出“诗须要有为而作”（《东坡题跋》二）薛雪提倡有为而作可谓渊源有自，而且结合清初诗坛的拟古诗和神韵诗的盛行，是颇有针对性的，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诗人怎样才能有为而作呢？答曰必须“有感”。“有感”才能“有为”，“有为”又可加深“有感”，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他说：“无所触发，摇笔便吟，村学究幕宾之流耳，何足取哉？”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现身说法道：“余作《九秋》诗，因大有触发，遂多创获。”他认为“不梦而呓，不病而呻”，“非痛而吟，乃大不祥”，都是应予反对的。
强调诗人有胸襟、有人品，有为、有感而作，这对加强作品的思想内容的深广程度，是至关重要的。但正确的思想只有通过科学的思维方法才能化为艺术作品。叶燮在《原诗》中提出在写作中要“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触及到形象思维的特点。薛雪指出“诗要冥搜于象外”，“其妙俱从比兴中流出”，讲的是写诗要用形象思维的方法。他是丹青妙手，尤擅画兰，因此用画兰来喻“作诗之诀”：“试看余写此一幅墨兰，汲水涤砚洗笔磨墨时，何事非兰？乃至伸纸拂拭，未经落手，兰在何许？一经下笔，兰在纸上，间不容发。”他把画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汲水涤砚洗笔磨墨时，兰的形象无不浮现在眼前脑际，这还是生活中的兰；第二阶段，酝酿成熟，“伸纸拂拭”，一株艺术的兰草宛然如在目前，只是还未具象化，所以，一时不知“兰在何许”，这是构思中的兰；第三阶段，一经下笔，使胸中之兰物质化、具象化了，变成了生动的艺术形象，所以“兰在纸上”。他画兰的实践经验，符合形象思维的特点的。诗画同理，故曰：“作诗之诀，于此求之，思过半矣。”
艺术贵在独创，深谙形象思维规律，必然强调艺术上的独创性，鼓吹独树一帜，标新立异，反对依傍门户，盲目模仿古人。《一瓢诗话》开宗明义，就说得很好：
学诗须有才思，有学力，尤要有志气，方能卓然自立，与古人抗衡。若一步一趋，描写古人，已属寄人篱下。何况学汉魏，则拾汉魏之唾余；学唐宋，则啜唐宋之残膏，非无才思学力，直自无志气耳。……
接着又反复抨击“剽掠潜窃”、“蹈袭前人”，提倡“翻洗窠臼”、“务去陈言”，因为“不落窠臼，始能一超直入”，“能以陈言而发新意，才是大雄”，一再强调要有艺术独创精神。他说：“拟古二字，误尽苍生！”对拟古倾向，可谓深恶痛绝。他还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夫子自道说：
范德机云：“吾生平作诗，稿成读之，不似古人即焚去。”余则不然，作诗稿成读之，觉似古人即焚去。
号称“元代四大家”之一的范梈，作诗不事独创，以模仿唐人为能事，故虞集早谓梈诗“如唐临晋帖”。自宋以来，剽盗模拟几乎成了诗人通病，宋代的江西诗派自炫“无一字无来历”，明代的前后七子，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清代的“浙派”标榜“无一字一句不自读书创获”，都是坦白的自供。薛雪的这些话，可为“抄书”“偷语”者戒。
薛雪反对模拟剽盗古诗，绝不是反对学习古诗。他自己就是师法杜甫的。他所鄙薄的是以模拟代替创造的没出息诗人，并非对古典诗歌传统抱虚无主义态度。
作为诗人有感而作的艺术成果——诗作，怎么才算好呢？薛雪提出了两个要求：“有寄托”，“有气魄”和艺术风格多样化。
薛雪论诗，总把思想性放在第一位。他强调作诗要“避俗意”，有新意，于字句之外求诗，都是要求有好的思想内容。就思想内容来讲，他肯定两个方面：一是同情民生疾苦；二是忠君爱国。对于前者，他自称“平生最爱随笔纳忠、触景垂戒之作”。宋张俞的《蚕妇诗》：“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巾。遍身绮罗者，不是养蚕人。”唐李绅的《悯农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对于这一类反映穷苦人民生活和呼声的作品，“见必手录，信口闲哦，未尝忘之”。他自己所作的“冲泥觅叶为蚕忙，到处园林叶尽荒。今日始知蚕食苦，不应空著绮罗裳”绝句，也表现了同情民众疾苦的感情。
对于诗要表达忠君爱国的内容，他论述颇多。他强调“诗重清真，尤要有寄托”。“寄托”主要是指诗要有忠君爱国的内容。他于古代诗人中特别推重杜甫，尝谓“杜浣花一举一动，无不是忠君爱国悯时伤乱之心”，谓其诗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之情，可谓推崇备至。同样的原因，他还十分赞赏后蜀花蕊夫人的《国亡诗》：
花蕊夫人：“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如其得知，又将何如？落句云：“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何等气魄，何等忠愤！当令普天下须眉，一时俯首。
《国亡诗》真是“字字白虹，声声碧血”（借用薛雪赞杜语），深厚的爱国精神催人泪下。
因此，薛雪反对文学游戏，排斥庸俗无聊之作，他说：“阎朝隐《咏猫诗》，风雅罪人。宋之问《浣纱篇》，莺花禅悦。”前者无聊，后者浅率，无寄托，与“风雅”无关，于生民无补，所以没有什么价值。
薛雪极力主张诗歌艺术风格多样化。他认为“作诗家数不必画一”，“论诗略分体派可也”。这里的“家数”、“体派”，即是风格之意。他赞成严羽把诗分为雄浑、悲壮、平淡、苍古、沉着痛快、优游不迫六体，即六种风格。为什么风格必然是多样的呢？风格的多样化决定于客观生活的丰富多彩，也取决于诗人的不同个性。刘勰早就说过：“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叶燮也说：“作诗有性情均必有面目。”性格不同，风格迥异，因而薛雪说：
鬯快人诗必潇洒，敦厚人诗必庄重，倜傥人诗必飘逸，疏爽人诗必流丽，寒涩人诗必枯瘠，丰腴人诗必华赡，拂郁人诗必凄怨，磊落人诗必悲壮，豪迈人诗必不羁，清修人诗必峻洁，谨敕人诗必严整，猥鄙人诗必委靡：此天之所赋，气之所禀，非学之所至也。
诗人千差万别的个性，决定了诗坛的艺术风格的百花齐放，二百多年前有此高论，值得我们重视。此外，他还进一步要求大诗人应该具备几副笔墨，运用多种体裁，形成多样的风格：“如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何所不现。”所以他赞同《珊瑚钩诗话》对杜诗风格的评述，其中胪列了杜诗风格有含蓄、奋迅、清旷、穷愁、侈丽、华艳等等，千姿百态，令薛雪叹为观止。杜甫不妨有“香雾云鬟”之句，韩愈不妨有“银烛金钗”之辞，陶渊明《闲情》一赋，更不是什么“白璧微瑕”了。
况且各种风格争奇斗艳，才显出满园春色，所以“从来偏嗜，最为小见。如喜清幽者，则绌痛快淋漓之作为愤激、为叫嚣；喜苍劲者，必恶婉转悠扬之音为纤巧、为卑靡。”这种“偏嗜”不利于艺术风格的多样化。
薛雪对诗歌的欣赏和评论也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读书先要具眼”，“前人善作，后人善看；诗遇善看人，亦一大块事”。所谓“具眼”，“善看”，就是要能正确地进行诗歌欣赏和批评。诗歌通过欣赏和批评，潜在的艺术价值才能被读者理解，通过影响读者而反作用于社会生活，所以是“一大快事”。要完成这个任务不是轻而易举的，是有条件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9页）薛雪注意到了生活阅历和各种修养的重要。他明确指出：“不破万卷书，不行万里程，读不得杜诗。”就是说要进行诗歌欣赏和批评，需要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广博的知识。他以杜甫《游何将军山林》中“雨抛金锁甲，苔卧绿沉枪”两句诗为例，前人或谓“绿沉”是“精铁”，或谓是“竹子”；或解为：“甲抛于雨，为金所锁；枪卧于苔，为绿所沉。”论者终因“不谙武备，自呈败缺”。而薛雪自解为“锁子甲、绿沉枪，原是上将之物，浣花所用现成器名，何必扭捏。”如此通达，皆因薛氏“博学多通”之故。对于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中的“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王安石认为“黑云”“金甲”不相属，也是“儒者不知兵”之过。
他提出鉴赏诗歌“须知作者所指”，应有“贾胡辨宝”的本领，“若一味率执己见，未免有吠日之诮”，讲解“穿凿附会”，更是痴人说梦。他举例说，友人作《秋雨》诗，首句云：“雨入秋来密”，有人评说“起句太率”，“嫌入春、入夏、入冬皆可”，他反驳说：“我笑杜浣花‘年过半百不称意’，亦觉太率。人生不称意，三十、四十、六十、七十皆可，何独半百耶？”颇为辛辣而雄辩。竹坡老人驳柳宗元《别弟宗一》诗末联“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说：“梦中安能见郢树烟？只当用‘边’字。”他批评说“已属梦中说梦”。后又改云：“欲知此后相思处，望断荆门郢树烟。”他更批评是“魇不醒矣”。他认为“别手足诗，辞直而意哀”，本不难解，竹坡老人太穿凿附会了。
《一瓢诗话》的可取之处，还不止这些，它对艺术技巧也有不少好的意见，不一一赘述。自然，作为一个封建文人自有他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不免有一些错误和怪论，比如他片面强调“既有胸襟，必取材于古人”，向书本讨生活，以流为源，颠倒了源流关系。再如它对词曲杂体极力贬低，不给予平等地位，对于青少年酪爱的爱情诗词，也诋为“不谙诗道”，这就难免失诸偏颇和迂腐了。
总之，《一瓢诗话》虽然历来不大为人所重视，却是一部有真知灼见的好书，很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