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伯之书》“霜露所均”新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书论文,新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梁人丘迟《与陈伯之书》是一篇颇为著名的文章。不独昭明太子将其收入《文选》，唐初编成的《梁书》《南史》也各自在《陈伯之传》中全文予以录载。近年流行的一些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注本，极少不选此文的。可见后人对此文的重视。
此文产生的背景，《梁书》和《南史》的《陈伯之传》都有明白的记载：天监初，梁将陈伯之背梁投魏。天监四年，梁太尉、临川王萧宏奉命北讨，命丘迟私与陈伯之书，劝其归梁。《书》中有如下一段话：
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姚泓之盛，面缚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北虏僭盗中原，多历年所，恶积祸盈，理至燋烂。
“霜露所均”何解？《文选》李善注云：“《礼记》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今人注解，如《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增订本，金启华主编）、《中国历代散文选》（刘盼遂、郭预衡主编）、《古代散文选》（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等都依据李善注，称“霜露所均”是霜露所及的地方，意谓天地之间。甚至新近出版的《古文鉴赏辞典》（江苏文艺出版社）也还是说“霜露所均，指霜露所及的天地之间”。
古今学者如此一致，对“霜露所均”的解释似乎已成定论了。笔者细研此文，觉得这样解释至少存在三个问题：其一、如果“霜露所均”与《礼记》中“霜露所坠”一样，是指霜露所及的天地之间，那么丘迟为何不直接用“霜露所坠”而要改“坠”为“均”？是为了“回忌声病”吗？丘迟此文虽属骈体，但骈文的声律，在南北朝时代还不十分严格，真正讲究严格的声律，那是唐以后“四六文”的要求，曹道衡先生在《关于魏晋南北朝的骈文和散文》一文中对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再说，“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四句中，即便是为了避免“上尾”而改“坠”（去声）为“均”（平声），但“均”与“邦”依然同为平声，也还是犯了“鹤膝”之病！（参《文镜秘府论》西卷《文笔十病》）因此，可以肯定，丘迟为避声病而改字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其二、“异类”无论何时都生活在天地之间。古人虽然有狭隘的民族意识，重华夷之辨，但“异类”自有其发展繁衍的地域和历史。《礼记·中庸》有云：“唯天下至圣，……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悦。是以声名洋溢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凡有血气者”当然包括“蛮貊”、“异类”。可见就是儒家经典也不否认“霜露所坠”的天地之间是“育异类”的！丘迟难道会对这些都一笔抹杀，说出天地之间“不育异类”这样违反常识的瞎话？其三、北魏自孝文帝迁都洛阳，中原即完全在北魏的统治之下。丘迟这段文章先摆出晋末宋初一度占据中原的“异类”慕容超、姚泓终于灭亡的事实，从而归纳出“霜露所均，不育异类”的结论。然后将这一结论用于当时“僭盗中原”的“北虏”（实指北魏——引者按），言其“理至燋烂”。因而“霜露所均”应指中原才符合逻辑推理原则。若是指“天地之间”，文章在逻辑上岂不违反了同一律？这篇名文，难道会如此不通？故知以“天地之间”释“霜露所均”不合原文本意，对李善注不应盲从。
其实，“霜露所均”别有出处。这出处不必远求，就在《文选》所载左思《魏都赋》中。赋有云：“且魏地者，毕昴之所应，虞夏之余人，先王之桑梓，列圣之遗尘。考之四隈，则八埏之中，测之寒暑，则霜露所均。”《六臣注文选》李周翰云：“八埏，八方也；言考之四隈，则为八方之中央也；测之寒暑，则霜露之所均被。言处天地之中也。”三国时期，以魏都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为曹魏所掌握。“测之寒暑，则霜露所均”，显然是就魏地，亦即中原地区而言，是说中原地区处天地之中央，寒暑适中，是春露秋霜分布均匀之地。
左思《三都赋》经营十年，影响甚大，不仅当时曾使“洛阳纸贵”，南北朝文人也都非常熟悉。宋、齐时的王俭，就曾以《魏都赋》中“蔼蔼列侍，金貂齐光”之句来证明藩国侍臣有服貂之制（见《南史王俭传》）。丘迟写作讲求用典的骈文，用“霜露所均”与“姬汉旧邦”互文为对，代指中原，是很平常的事。
说丘迟此书“霜露所均”是指中原，还可从梁武帝为这次北讨所下的诏书中得到佐证。梁武诏令临川王宏督北伐诸军
。这正与丘迟“霜露所均”云云四句意近。不同者只在萧衍就洛阳言，而丘迟则就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言。其实在古人意识中，中原、洛阳往往可以互代。《文选》卷19谢灵运《述祖德诗》“中原昔丧乱”，李善注云：“中原谓洛阳也。”此可以为证。丘迟此语很可能受了梁武诏书的启发。
事实上，古人用《魏都赋》此典的不只丘迟一人。就笔者所见，丘迟以前的东晋人桓温，晋宋之际的范泰，与丘迟同时的北魏宣武帝元恪，丘迟以后唐武则天都用过。
据《晋书·桓温传》载，东晋隆和初，桓温上疏晋哀帝，要求收复中原，还都洛阳。疏中有云：“夫先王经始，玄圣宅心，画为九州，制为九服，贵中区而内诸夏，诚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万国，朝宗四海故也。”这里的“霜露惟均”即指中原。晋安帝义熙中，宋公刘裕北伐至洛阳，范泰从行（详《宋书·范泰传》），有《为宋公祭嵩山文》（见《初学记》五）。文有“刘裕敬荐中岳之灵：惟岳作镇中畿，拟天比峻，……霜露所均，万人是依”云云。这里的“霜露所均”无疑是就嵩山所在之中原之地而言。《魏书·宣武帝纪》载帝《立学诏》亦有云：“高祖德格两仪，明并日月，……徙县中区，光宅天邑，总霜露之所均，一姬卜于洛涘。”这里的“总霜露之所均”即是说北魏高祖孝文帝迁都洛阳，总括中原。《全唐诗》卷五载有武则天《石淙》一诗，是则天皇后与群臣游宴之作。诗写许、洛一带山川形胜以及游宴之乐，有“均露均霜标胜壤，交风交雨列皇畿”一联。“均露均霜”与“霜露所均”同一出典，不过武后因诗歌语言之需要而略加变化罢了。
明白了以上这些，丘迟此文用《魏都赋》之典，以“霜露所均”指称中原也就无可怀疑了。
李善博极群书，有“书簏”之称。其《文选》注亦号博赡，为古书四大名注之一。然“释事忘意”（《新唐书·文艺·李邕传》），牛头不对马嘴之处亦不少。其注丘迟此语，不取已收入《文选》的《魏都赋》而远征《礼记》，以致失之眉睫，即是一例。李善以后学者，迷信李注，不加思索，人云亦云，其误也就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