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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头”默真迦
清代学者王昶(1725-1806)，字德甫，号述庵，又号兰泉，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著有《春融堂集》，编有《金石萃编》、《明词综》、《国朝词综》、《湖海诗传》、《湖海文传》等。王昶年轻时即有诗名，与王鸣盛、吴泰来、钱大昕、赵文哲、曹仁虎、黄文莲合称“吴中七子”。
“吴中七子”得名的由来，是因为沈德潜主持紫阳书院时（注：据沈德潜自订年谱和严荣编王昶年谱，沈于乾隆十五年(1750)归里，次年应邀任苏州紫阳书院院长。钱大昕自订年谱谓沈于乾隆十五年任院长，系误记。），选了七人的诗，汇刻成《七子诗选》十四卷，每人二卷，依次为：王鸣盛《耕养斋集》、吴泰来《砚山堂集》、王昶《履二斋集》、黄文莲《听雨楼集》、赵文哲《媕雅堂集》、钱大昕《辛楣吟藁》、曹仁虎《宛委山房集》。《七子诗选》前有沈德潜写于乾隆十八年(1753)的序，序末云：
予年二十余，从事于诗，时方相尚流易浅熟粗梗枯竭之习，赖同社诸君子，中立不回，相与廓清摧陷。阅五十余年，而远近作者，皆知复古。今诸君子渐次零落，而七子继起，独能矫尾厉角，骖驾李、何、王、李诸贤（按：指明代前后七子），而予以老耄之年，得睹代兴有人，藉以扶大雅之轮也，斯予所辍简而深庆也夫。乾隆十八年癸酉秋七月望日长洲沈德潜题于灵岩山庄（乾隆刻本《七子诗选》卷首，北大藏本）
《七子诗选》的乾隆十八年序刊本今已属善本，即使1940年的扫叶山房石印本也不易得到了，而今天大概也很少有人会去读这本诗选的了。但是当年它问世不久，就流传到日本，并受到赞赏。关于这件事，江藩(1761-1830)在《国朝汉学师承记》“王兰泉先生”条中有如下记载（引文及标点均据1983年版中华书局整理本）：
……肄业紫阳书院……是时沈尚书 归愚为院长，选先生及王光禄 凤喈、吴舍人 企晋、钱少詹 晓征、赠光禄寺少卿赵升之、曹学士 来殷、上海 黄芳亭、泌阳令文莲七人诗，称为吴中七子。流传日本大学，头默真迦见而心折，附番舶上书于沈尚书，又每人各寄相忆诗一首，一时传为盛事。（页53）
我们发现，“流传日本大学，头默真迦见而心折”云云，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清诗纪事》第九册“乾隆朝卷”“王昶”条中，却是这样标点的：
流传日本，大学头默真迦见而心折，……（页5983）
这两种标点小有异同，前者将“日本”与“大学”连读，后者则将“日本”与“大学”断开，但两者都将“头默真迦”标作人名。
其实，正确的标点应该是：“流传日本，大学头默真迦见而心折”。也就是说，应标作人名的是“默真迦”，而非“头默真迦”。上述两书的误标，盖由于不知道“大学头”是什么意思。
在日语中，“大学头”有两个意思。一是指古代大学寮的长官。大学寮是日本天智天皇（662-671在位）时期创立的培养官吏的学校，大学头的“唐名”（中国名称）就是国子祭酒。二是指日本江户时代昌平坂学问所的长官。所谓昌平坂学问所，是元禄三年(1690)德川纲吉在汤岛设立的官立学校，因改以孔子的故乡命名，故称昌平坂学问所，或称昌平黉。1691年林信笃被任命为大学头，此后大学头一职即由林氏世袭。日本学者近藤光男先生在他译注的《国朝汉学师承记》中，认为这里的的“大学头”指的就是昌平坂学问所的大学头（注：近藤光男：《国朝汉学师承记》（译注本）卷四“王兰泉先生”注17，明治书院，2001年，第45页。）。
需要说明，《国朝汉学师承记》约成于嘉庆十六年(1811)，初刊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1](p270)。在此之前，王昶的女婿严荣编的《述庵先生年谱》（嘉庆十二年刊本《春融堂集》附）中，已经有类似的记载：
（乾隆）二十年……沈公归愚所刻《七子诗选》流传日本，大学头默真迦见而嗜之，附书番舶以上沈公，又每人寄忆一诗。寄先生云：“新吟两卷重麻沙，海雨江风入齿牙。洵有诗书归典则，偶将烟月斗芳华。人如句曲陶宏景（按：即陶弘景，清人避讳，改“弘”作“宏”），词比新宫蔡少霞（按：蔡少霞见《太平广记》卷五十五。苏轼诗有“汝应奴隶蔡少霞”句）。我欲据梧同咏啸，沧溟何处觅灵槎。”（《春融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续修四库全书》据嘉庆丁卯塾南书舍刻本影印）
从时间上的先后和内容来看，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的有关记述，很可能依据的就是严荣所编的王昶年谱。
那么，这个大学头默真迦是何许人也？前面说过，昌平坂学问所大学头是由林氏家族世代继承的。可是，在林氏家族中查不到有名或号默真迦者。近藤光男先生在注解中也说：“此处所说的默真迦，不详。”（注：近藤光男：《国朝汉学师承记》（译注本）卷四“王兰泉先生”注17，明治书院，2001年，第45页。）
二、“日本国相”高棅
事实上，关于《七子诗选》流传日本一事，原本就有不同记载。作为“七子”之一的钱大昕，虽然在他自订的《竹汀居士年谱》中，没有提及这件事，但他在为同为七子之一的曹仁虎(1731-1787)写的墓志铭中称赞曹：
诗宗三唐，而神明变化，一洗粗率佻巧之陋，格律醇雅，酝酿深厚，卓然为一时宗。少时与王、吴、赵诸君唱酬，汇刻其诗，流传海舶，日本国相以饼金购之。（《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曹君墓志铭》，《潜研堂文集》卷四三，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续修四库全书》据嘉庆十一年副本影印）
这里所指无疑就是《七子诗选》流传日本一事，不过说法不同，他不说是日本的“大学头”，而说是“日本国相”，且未提名字。
钱大昕的儿子钱东壁和钱东塾合撰的《钱竹汀先生行述》，则说成是“大学头某”：
癸酉（按：指乾隆十八年）……是年文悫公始录其尤者刊为《七子诗选》。七子者，府君与舅氏（按：指王鸣盛）及竹屿、兰泉、损之、习庵、芳亭诸公也。书成，风行于世。贾舶有携至日本者，其国日本大学头某读而善之，人赠一诗，当时传为佳话，以为鸡林之比。（《钱汪二先生行述》，民国二年姚氏复庐排印本）（注：近藤光男先生在其注中亦曾提及此资料，但仅引述“贾舶有携至日本者，其国日本大学头某读而善之”一句。）
鸡林即新罗，朝鲜古国名，与高句丽、百济并立，曾统一朝鲜半岛大部。《新唐书·白居易传》：“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当时士人争传。鸡林行贾售其国相，率篇易一金。”此事后来成了称誉诗文精美、流传国外的典故。元代宋无《忆旧寄金陵冯寿之》：“句满鸡林贾，名齐雁塔人。”“以为鸡林之比”，意思是认为好比当年自居易的诗歌流传到外国大受欢迎一样。
可是，钱大昕的曾孙钱庆曾在为《竹汀居士年谱》作注时，却又说是“国相”，并提供了姓名。钱大昕自订年谱云：“（乾隆）十五年……院长艮斋先生以疾辞去，代之者，长洲沈归愚先生也。”钱庆曾注云：
沈文悫公讳德潜，已未进士，官至札部尚书。在院录刊江左七子诗选。七子者，公及王光禄、王少司寇、吴竹屿舍人、赵损之光禄、曹习庵学士、黄芳亭司谕也。书成，风行于世，贾舶有携至日本者，其国相高棅读而善之，为七律，人赠一首，寄估以达。人艳称之，以为鸡林之比。（《十驾斋养新录》卷首，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页20）（注：徐世昌在《晚晴簃诗汇》卷九十“赵文哲”条诗话中，亦云：“升之……少时与王西庄、吴竹屿、王兰泉、黄芳亭、钱竹汀、曹习庵相唱和，人称七子。诗传至日本，其国相高棅为七律，人赠一章，寄估舶以达，人艳称之。”（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民国十九年退耕堂本，第二册，页607）显系袭自钱庆曾文。）
很显然，年谱注与《行述》的内容和文字几乎完全相同，唯一的区别是《行述》说是“大学头某”，年谱注说是“国相高棅”。毫无疑问，两者指的是同一件事。不言而喻，钱庆曾所说的“其国相高棅读而善之”，与严荣说的“大学头默真迦见而嗜之”，实际也是一回事，只是各人所记的人名不同而已。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会同时既提默真迦又提高棅。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何严荣等人都只提一个人而不同时提到另一个人。特别是钱氏一家的说法尤可注意。钱大昕说“日本国相以饼金购之”，他的两个儿子说“日本大学头某读而善之”，若“国相”与“大学头”果是两回事，则他的曾孙钱庆曾理应把曾祖父和祖父辈所提及的两个人都写进年谱中才是。
令人失望的是，这个“日本国相”高棅同“大学头”默真迦一样，也是一个在文献上无法查找到的人物。近藤光男先生发现在日本《国史大系》第四六卷《德川实纪》第九篇《惇信院殿御实纪》卷一八（按，应为卷二十）中，有宝历四年（相当于乾隆十九年）七月八日“藤堂大学头高般去世”的记载。因而他推测这个高般或许与竹汀年谱注中所说的高棅有关。但近藤先生本人并不肯定高般就是高棅，我们也觉得这两人是同一人的可能性极小（注：近藤光男：《国朝汉学师承记》（译注本）卷四“王兰泉先生”注17，明治书院，2001年，第46页。按，此藤堂高般疑是大学寮的大学头，且乾隆十九年他即逝世，恐不及见到《七子诗选》。）。
究竟是大学头默真迦，还是国相高棅？看来，我们现在还无法判定。
三、“日本臣”高彝
在查阅有关《七子诗选》流传日本的文献时，我们注意到沈德潜在自订年谱中有这样的记载：
（乾隆）二十三年……八月，日本臣高彝海外寄书千有余言，溯诗学之源流，诋諆钱牧斋持论不公，而以予为中正。又赠诗四章，愿附弟子之列，并欲乞奖借一言，意非不诚。然外夷不宜以文字通往还也，因不答以拒之，师文衡山不以书画予远夷意。（《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9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沈德潜为这件事还作了一首诗，题目就叫《日本臣高彝书来乞作诗序，并呈诗五章，文采可观，然华夷界限不应通也，却所请而纪其事》。全诗如下：
文教覃敷被九夷，榑桑（即扶桑）使者寄清辞。未闻蛮布弓衣织，敢比鸡林国相知。尊奉中朝羾忱悃，章明典礼慎防维。不教笔墨传荒远，怅望停云我所师。（自注：远夷求文衡山笔墨者，公服朝服见之，不应其请。）（《归愚诗钞余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续修四库全书》据乾隆刻本影印）
诗题中说“呈诗五章”，年谱中说“赠诗四章”，年谱当系误记。文衡山即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征明，衡山是他的号，他的书斋名“停云馆”，故诗中说“怅望停云我所师”。“未闻蛮布弓衣织”一句，用了宋代诗人梅尧臣（圣俞）的诗流传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典故。欧阳修《六一诗话》：“苏子瞻学士，蜀人也，尝于淯井监得西南夷人所卖蛮布弓衣，其文织成梅圣俞《春雪》诗。此诗在圣俞集中，未为绝唱。盖其名重天下，一篇一咏，传落夷狄，而异域之人贵重之如此耳。”（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页6）至于“敢比鸡林国相知”，其所含典故，上文在解释“以为鸡林之比”时已经谈过。我们由此可以推知，钱东壁等所说的“以为鸡林之比”，实际上可能即本于沈德潜的这句诗。
与“查无此人”的默真迦和高棅不同，这个高彝却是实有其人。
近藤先生在注解中说明默真迦其人不详、高棅或许与高般有关之后，也连带提到了高彝。他说：“又，在我国方面的记载中，有一个与此类似的故事。宝历七年，长崎儒者高彝受人怂恿，赠诗给沈德潜，得到伪造的答诗并沈氏七个弟子的诗，高彝拜跪受之。事见《先哲丛谈后编》卷五，参见吉川幸次郎《认假作真》（《全集》卷一七）。”（注：近藤光男：《国朝汉学师承记》（译注本）卷四“王兰泉先生”注17，明治书院，2001年，第46页。）
《先哲丛谈》八卷（原善著）、《后编》八卷及《续编》十二卷（东条琴台著），是记载江户时代儒者的事迹性行的书籍，性质近于逸话一类。《后编》卷五载有高旸谷的故事，而高旸谷就是高彝。书中说：
高旸谷 名彝，字君秉，号旸谷，通称忠藏渡边氏。本姓高阶氏，故于文事自单修为高。长崎人。
高彝本姓高阶，号旸谷。江户时代的儒者向往中国，喜欢名字“中国化”，所以他“于文事自单修为高”，即在写诗文时只单用“高”做自己的姓。
高彝的义父名宽，“以善华音，擢为译士（翻译官）。旸谷袭其职而不好之。从西溟、释大潮学诗，自负奇气，以主盟词坛为期。遂以歌诗名于闾阎。”到长崎从事互市贸易的中国商人沈渔石（南京人）恭维高彝，称赞他的诗说：“我中国王渔洋、施愚山外，难为之伍矣。”于是高彝“自负声誉，欲与华夏通”。
高彝找到两个来自杭州的中国商人，一个姓钱，一个姓尚。钱、尚二人对高彝说：“熙朝有沈归愚先生者，公斐藻丽逸，起翰林学士，累迁礼部尚书，今为参政，是以延誉公卿间，声振朝野。”二人又谎称自己受知于沈德潜，说如果回去代向沈“通殷勤”，“公喜必致报。”高彝信以为真，书中这样写道：
旸谷大喜，准备币帛，调拨丁宁，且附一封书及诗五章，请作其《旸谷诗稿》序。又别以寄赠吴中七子诗，皆投托之。贿赂二商以金银绢细类，二商诓赚若实，运船帆海，尽数而还。时是丁丑岁正月，我宝历七年，彼乾隆二十二年也。二商相谋，促装登程，使节仪从，至于北京。以旸谷为侯伯执政者，伪日本高公使信，遂至于沈氏，奉币帛及书筒，待答客馆。沈氏窃览其书及诗。
高彝的这封信，确如沈德潜年谱中所记，长达“千有余言”。因此信不易见到，故全录如下（按原文照录，标点为笔者所加）：
彝资性愚劣，罔攸知识。贱龄三十四，其学未立，窃不自量，哓哓慕古人立言之志，以为士生今之世，非文辞不以为功矣。尝读夫子所撰《古诗源》、《唐、明诗别裁》、《七子诗选》等书，未尝不中吾心也。其採摭简严，其评论确当，毫无偏党，风雅之则，于是乎立。夫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苟非崛起一代、主盟斯道者，夫焉若斯乎？噫！微夫子，其长夜乎？乃睠西顾，惄若调饥，乃陈固陋之说，敢渎函丈。窃惟两汉之诗，神奇浑朴，极天巧，夺人致，乃煌煌乎风雅颂之遗声乎！变乎魏晋，衰于六朝，以至于唐，则古诗亡矣。若夫唐之创体，王杨玉振，沈宋金声，王之秀，李之神，岑之华，李杜集而大成焉。组织之丽，琢磨之妙，视千古而无偶者，为是极盛耶？夫物盛极而即于衰，自然之符也。大变于元白，下至宋元响绝焉。呜呼！诗有汉唐，譬诸人伦有周孔，鳞羽有麟凤。过此以往，明人其杰也。苟志复古，自非以明人为梯航，恶可乎！明诗刘、高始振雅音，吾攸适从者，李、何龙举于前，李、王虎视于后。此四家也者，才气雄鸷，以修古自举，刻意汉唐之上，莫之与京。其余英物，连镳方驾，争裂绮绣，互搞华蔚，郁乎盛矣。彝夙以四家为准则，铸心古范十有余年，未遑乎窥壶奥。窃谓北地雄浑，然不能讳其滓；信阳丽则，然不能讳其弱；济南矜贵，然不能讳其復；弇州阔绰，然不能讳其莽。监戒前规，以自警矣。若夫万历以后，诗坛屡变，徐、袁一兴，信而好古之义熄矣。其作格卑而气弱，传薪乎宋元。爰至竟陵漂鬼国，其说怪僻，所谓野狐外道惑人者，岂不惧乎！彝攸疾者，莫虞山钱氏若焉。斯人犹逢［蜂］虿乎！妄见邪识，力排斥历下辈，推尊松圆为一代诗老，冤莫大焉。夫松圆诗腐而浅，耳观之徒蝇袭焉，流毒于艺圃。彝未尝不扼捥（同扼腕）发噫也。当此时，否道斯极矣。旨哉夫子之说诗也，曰：“诗有大端，始则审宗旨，继则标风格，终则辨神韵。宗旨者，原于性情者也；风格者，本于气骨者也；神韵者，溢于才思之余，虚与委蛇，而不留其迹者也。三者具而一归自然。”“尝持此论，以为准的”（注：以上引号内所言系出自沈德潜《七子诗选序》，但文字与次序有异同。），选古今之诗，并“皆深造浑厚，和平渊雅，合言志永声之旨”（注：引号内所言系出自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序》，“永声”原文作“永言”。）而后止矣。又曰：“于洪、永之诗，删其轻靡；弘、正、嘉、隆之诗，汰其形似；万历、天启以下，寥寥焉。雷同沿袭，浮艳淫靡，凡无当美刺屏焉。”（注：引号内所言出自《明诗别裁集序》，文字有异同和删节。）夫而后袁、徐之纤靡除焉，竟陵之怪僻黜矣，虞山之诬妄露矣。言言破的，字字秉衡，其采择之精，历下、云间，必当辟三舍耳。可谓人杰首功也欤！彝故曰：聒蜇爆聋，拯一代之乱，微夫子，其长夜乎！读至七子之诗，谔然久之，曰：夫前者崛起，后者代兴，不啻同州郡，各负韬世之量，应感而起，一旦互执鞭弭，执友之正，媕雅之丽，吹襟同怀，令人艳然心醉。其运用也抽秘思，骋妍辞，音韵顿挫，有金石之声；其取材也除纤去温，结撰迥殊，其力足以破冗腐也。正始之音，复睹于兹，是有大造于东吴也。愉快何尽！以仆寡见，清朝御宇文明之化被宇内，有若渔洋、绵津诸公数十家，其籍长在，不为不美。然袭习于明季，纵诞而不克，踯躅而不进，独南海屈翁山氏绮缛翩翩。它如李渔氏，侏儒俳优之音，大害于诗教。斯集一出，拨乱反正，此其嚆矢，其功伟矣。夫虽是名山川之攸出，天钟美其人乎，实夫子木铎之隆，风被一代，波及彝等者，夫子之余也。彝幸生诸公之世，与闻盛事，且慕其人，惄焉如
，岂以固陋默止耶？恭呈野诗五章及呈七子诸公七章、拙稿五本，伏祈夫子宽大之仁，悯彝愚悃，不弃菅蒯，痛赐斧削，涂揭郤示，以匡不逮。且赐夫子及七子诸公中片言只字，冠玉其首，弗啻朽篇生光。冀拜华袞之赐，以慰饥渴之怀，附骥而行，斯俟百世而无疑矣，惠孰大焉。顾大君子之懿德，彝虽愚陋，铭肝刻胆，永矢弗谖，暗投之怒，幸勿大罪。噫！白云在天，苍波无极，引领西望，日月以冀，万里一椷，神与书驰，伏惟冰鉴，惶恐不宣。
高彝赠给沈德潜的诗是五首七律，为省篇幅，兹录其二、五两首：
浮世时棹具区烟，花月清吟不记年。掌礼曾班廊庙上，著书还挂国门边。叨征玄晏先生序，深愧中州伧父篇。自是登龙珠履满，裹粮南北走群贤。
瞿铄中原一老师，輶轩采选国风诗。参商远隔劳神想，夜梦西飞谒凤仪。青鸟有情传锦字，美人无意报琼枝。名山不许藏书去，旗鼓方今震华夷。
不料“沈氏读了而不肯嘉纳，乃使其属吏却币帛及书筒”，说“朝家大典，不可淟涩，上谕圣训，最禁私谒，中国与日本大有界限，必不可通”，还斥责钱、尚二人“窃通文书，敢犯严宪，愚贱无礼，莫甚于此”。二人大恐，仓皇失措，逃归杭州，相与再谋其事。有一老商给他们出主意，说“日本人资性悫实易欺”，何不请人伪造答书？于是二人请了一个姓龚的和其他五六个学究，一起“伪作沈氏答书、和诗及吴中七子和韵诗数首”（注：《先哲丛谈后编》收录的伪沈氏诗为两首七律，诗如下：“昭代声华四表光，国风十五大文章。尚教人杰钟旸谷，犹遍歌谣译越裳。万里银涛飞锦字，百篇玉戛奏笙簧。元音自是盈天地，酬唱相思叹望洋。”“大雅如林今古芳，原无人不可登堂。文鸣得似东西汉，才调能胜中晚唐。读到君诗堪击节，谁言我论能周行。多缘四海同心理，渺渺钟情忆大方。”《后编》未收录沈氏答书及七子和诗，有注说明：“七子诗及其文皆长，不录于此。”），“至其翌年，又来于崎，传致之旸谷。旸谷得之，再三拜跪，不啻手舞足蹈”。因伪沈氏诗中有“才调能胜中晚唐”句，高彝以之刻成印章，十分得意。“其后数年，沈氏诗钞东渡，其中详载旸谷却所请之事，又互市商客谈钱、尚二子诈伪，崎人皆知其骗矣。”
《先哲丛谈后编》记述的这则故事，对高彝本人明显采取嘲讽的态度，有些细节也不一定准确。如说故事发生在乾隆二十二年，与沈德潜自订年谱说的乾隆二十三年不符。尤其是乾隆二十二年和二十三年，沈德潜根本不在北京，所以说钱、尚二人先到北京找沈，未免有想当然之嫌。但是，如果与我们前面引述的沈德潜的诗和年谱中所说的内容比较，足可断定，两者在主要之点上是非常吻合的。如《后编》中收录的高彝的信的内容，与年谱中所说的“溯诗学源流，诋諆钱牧斋持论不公，而以予为中正”云云，完全一致。
因此，高彝曾经上书沈德潜并同时附以寄赠吴中七子诗，这事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
四、推论与释疑
如此说来，“日本臣”高彝的故事与“大学头”默真迦的故事，何其相似乃尔！两个人都是给沈德潜写信，又都是通过沈德潜寄赠七子每人一诗。
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呢，还是两者本来就是一回事呢？我们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不错，乍看起来，两者存在不少相异之点。
首先，有关默真迦的记载，说他是因见到《七子诗选》而后“附书番舶以上沈公，又每人寄忆一诗”；有关高彝的记载，则说他主要是想请沈德潜作序，因他同时读过沈编的《七子诗选》等书，故附以寄赠七子诗。两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这一差异是不难解释的。严荣编的是王昶的年谱，他当然要强调事情与谱主的关系，谱主是七子之一，所以他的叙事重点放在七子和《七子诗选》上。钱庆曾甚至根本不提高棅是否通过沈德潜寄赠七子诗，也是这个道理。如果不通过沈德潜，难道高棅能打听到七子的地址，一一给他们寄诗吗？只是对他来说，没有提及的必要。《先哲丛谈后编》记述的是高彝本人的故事，所以它原原本本写出事情的来龙去脉。准此而言，沈德潜在自订年谱和那首“却所请而纪其事”的诗中，不提七子之事，也就丝毫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其次，是所记时间的异同。上文说过，高彝写信的时间，《后编》说是乾隆二十二年，沈德潜年谱说是乾隆二十三年，看来沈说可能较准确。严荣将默真迦寄信和赠诗的时间定在乾隆二十年，与沈说相差三年。严荣的《述庵先生年谱》是在景人龙、王启焜和王绍兰各自编的三种年谱基础上综合而成的，他说“此三本所载，间有参差出入”，由他“详悉考核，厘为二卷”（《述庵先生年谱·序》）。不过，严荣的编年仍不一定完全可靠。例如，他在王昶年谱中，把沈德潜编选《七子诗选》定在乾隆十六年：
十六年……王公次山以病归常熟，沈公归愚为院长。……秋，沈公甄录先生、凤喈、企晋、晓征、升之、来殷及上海黄芳亭孝廉（文莲）诗为吴中七子诗选。
按，是年沈刚刚接任紫阳书院院长一职，未必当年就编选《七子诗选》，沈为诗选写序更是两年后的事。他说乾隆二十年“沈公归愚所刻《七子诗选》流传日本”云云，或许，《七子诗选》刻成于此年（沈于十六年开始“甄录”，十八年写序），所以严荣就把所谓默真迦给七子赠诗一事顺便记在二十年中。这就有如钱东壁、钱东塾将赠诗事记在乾隆十八年，是因为他们定“是年文悫公始录其尤者刊为《七子诗选》”；钱庆曾记在乾隆十五年，是因为沈德潜于这年（实际系钱大昕本人误记）任紫阳书院院长。质言之，他们将此事记在乾隆二十年或十八年或十五年，都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不可死看。不管怎样，《七子诗选》的刊刻不会早于乾隆十八年秋，所以两年后即乾隆二十年就收到日本方面的反应，就当时中日海上往来的条件而言，未免快了些，迟两三年似较合情理。
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想，所谓“大学头默真迦”，其实本无其人，他只是“日本臣高彝”的讹传。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尚未找到线索，可以合理地解释严荣将高彝误作默真迦的原因。
现在来谈高棅与高彝的关系。前面我们已经推断，高棅与默真迦也是一个人被误传为两个人。所以，高棅即高彝。而且，由“日本臣高彝”到误传成“日本国相高棅”是有线索可寻的：一、从“日本臣”到“国相”。由于钱、尚两个商人“以旸谷为侯伯执政者，伪日本高公使信”，故沈德潜把高彝当成日本的大臣。而所谓“国相”，从那个“鸡林行贾售其国相”的典故开始，恐怕就是泛指大臣，不一定真的指一国之宰相。王豫在《群雅集》中甚至说成“文悫汇其诗，刻吴中七子集，外夷土酋争为购求”[2](p5047)。“臣”也罢，“国相”也罢，“土酋”也罢，对当时人来说，并无多大区别。二、从高彝到高棅。高彝字君秉，“高君秉”的“君”有可能被误会成称呼中的敬词，而“秉”被误作“棅”自也不无可能。
总之，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我们认为：默真迦、高棅和高彝三个人都给沈德潜写信并同时附诗赠七子，天下绝不会有如此的巧合；默真迦与高棅两个人分别通过沈氏给七子赠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默真迦（或高棅）与高彝两个人同时这样做的可能性也大可怀疑；因而，最大的可能应该是，这三个人其实只是一个人，他就是高彝，其余两个人名都只是传闻异词而已。
这些传闻异词之所以产生，最主要的原因是沈德潜和七子这些当事人没有对该事件作出明确的记述。沈德潜只记高彝与他自己之间的事。七子们更是缄口不谈此事与自己的关系，只有钱大昕为曹仁虎写墓志铭时略提一笔。他们对此事如此保持“低调”，也许是有原因的，至少他们不愿借此“炒作”一番。而他们之中的一些子孙以及后来的某些学者，却出于各种动机，对此津津乐道，可是他们依据的往往只是道听途说，于是就未免以讹传讹，莫衷一是了。
以上所说，毕竟仅是一些推论，所以一旦有人发现默真迦和高棅竟都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笔者将十分乐意改变自己的看法。
作者附记：本文之得以草成，实赖友人日本山口大学教授根山彻博士惠寄多种日文资料。初稿曾请吴小如师及张健兄等指正。文中颇涉日本史事，笔者难知其详，因忆太初（周一良）先生在世时，每有疑难，即可求教，而今先生已逝，令人思念无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