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技术认识论、方法论的当代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认识论论文,当代论文,科学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6522（2007）06—005—09
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技术认识论与方法论在各自的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中，都是极富旨趣的部分。随着当代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发展，怎样把它们综合到一块来探讨，如何从它们的相互渗透和结合上进行研究，已成为当代认识论与方法论领域中的一个前沿课题。本文即是对这一课题所作的尝试性探究。
一
20世纪，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来，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技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获得了令人注目的进展。虽然这种进展分别是在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的理论框架中取得的，但是它为科学与技术认识论、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前提和条件，使得科学与技术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沟通、统一成为必要和可能。
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被认为在科学哲学中处于中心的地位。直到最近，可以说科学哲学中大多数进展都是有关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其中包括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和科学实在论等科学哲学。它们在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主要贡献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是作为战略性认识工具的科学方法论，主要考察研究了科学认识活动的总体发展形势和规律性，包括科学问题的提出、科学事实的发现、科学理论的发现、理论体系的建构、科学理论的评价与确认、科学理论的发展等。这种描述科学探索战略途径的科学方法及其原则，与描述科学总体发展模式的科学观有着统一的关系，与科学的本质、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等重要论题密切联系，并涉及诸如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经验与理论、理性与非理性、绝对与相对、真理与谬误等哲学认识论的范畴。二是作为战术性认识工具的科学方法论，主要从理论形态上考察和阐释了普遍适用于自然科学各个学科领域的一般科学方法的形式、性质、结构和功能，研究其历史演变和相互关系，以及正确运用这些科学方法的基本原则，这些方法既包括归纳与演绎、类比、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历史与逻辑、证明与反驳等形式逻辑方法，又包括想像、猜测、直觉等非形式逻辑方法。
但是，逻辑经验主义以降的主流科学哲学都基于理论主导的表象主义，是一种理论优位（Theory dominance） 的科学哲学。这一特征意味着理论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具有无上的地位。它强调观察负荷理论，实验的建构和操作为理论所引导，实验只有在理论的情境中才有意义；理论是研究的最终成果；科学的目标是提出更好的理论。他们“将太多的注意力集中于科学狭隘的思想方面——科学理论及其所需的思维程式，引导我们去相信它的各种证据以及它所提供的思想上的满足”。[1]4 而疏忽了科学实质上是一种人类的实践形式——科学实践。
正当20世纪七八十年代某些学者感叹科学哲学是“一门有着伟大过去的学科”，而为这门学科的未来所担忧的时候，悄然兴起的科学实践哲学预示了当代科学哲学的新趋向。这种趋向体现为三条进路：
一是以哈金（Ian Harcking）等人为代表的新实验主义。1983年，哈金出版的开山之作《表象与介入》率先突破理论优位的传统观念，指出科学是概念和理论表象的，也是实践介入的。他提出“介入实在”的思想，即在对外部世界的干预中，建立起实在的概念。他把这种介入概括为实验仪器的建造，试验的计划、运行和解释，理论的说明，以及实验室管理部门、基金提供部门的谈判等。即用介入、干预视角的科学说明取代用观察或描述视角的科学说明。他提出“实验有自己的生命”（Experiment has a life of its own）的著名论断。[2]
二是以拉图尔（Bruno Latour）、伍尔伽（Steve woolgar）、塞蒂娜（Karin D.Knorr-Cetina）等人为代表的实验室研究。由于他们突破早期SSK把科学作为一种知识来分析的局面，而是把科学作为一种实践来分析，因而被称为SSK内部的“实践转向”。在他们看来，如果不能很好地了解科学研究是如何进行的，其目标何在，其成果是如何被认定的，也就无法在更大的文化情景下恰如其分地把握科学的地位。于是，他们深入知识生产的现场，考察知识生产的过程，追踪科学事实在实验室中的微观构造和科学家冲破实验室围墙将自然界要素纳入到实验室建构的人工世界，揭示出实验室非但包括仪器、设备、实验的物质对象以及背景知识、理论假设、数据分析、科学解释，还包括实验者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交流与协商、实验室与各种社会力量如政府、企业的互动等，因而其性质不仅仅是物质性的，还是文化性的和社会性的，说明了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它降身其间的情境的产物，是科学家在特定的情境下建构起来的。
与此同时，拉图尔还通过巴斯德关于炭疽菌研究的案例，说明了实验室不仅能通向理论，而且还可通向技术；在通向技术这个方向上，实验室是技术产业化的试验场。他在《给我一个实验室，我将撬动地球》一文中写道：“通过实验室这个杠杆点，这个动态过程的瞬时点。农业系统就被置换了。它现在包含着一种惯常的周年态势，所用的其中部分便是实验室的实践并且依然是实验室的产物。每个人都发生了变化，用通常的术语来说，包括‘整个社会’都发生了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本文的标题要模仿阿基米得的著名箴言：‘给我一个实验室，我将撬动地球’。”[3]
三是以劳斯（Josepy Rouse）等人为代表的实践解释学。即以解释学为基础，考究和辨明实践概念以及主流科学哲学中重要论题的意义。1987年，劳斯在《知识与权力》一书中指出：“科学首先不是表象和观察世界的方式，而是操作、介入世界的一种（或多种）方式。科学家是实践者，而不是观察者。”[1]39 实验室作为建构现象之微观世界的场所，它具有隔离、操纵或介入、追踪三个本质特征；在实验室活动中，隔离、介入、追踪、仪器的操作、对象形态的改造、实验条件的控制以及资源的利用等，都表明了实验者不是旁观者，而是自然和社会的参与者，“自然之呈现，隶属于我们的实践的塑造，而不是隶属于事物的‘实在的’、非解释性的本性”。[1]193。他还从下述三个方面精当地阐发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思想：（1）科学理论只是科学实践之中的一个构成要素，只有参照当下的科学实践背景才能给予科学理论以合理的说明；（2）科学理论并非是一组确定的命题和定律，它总是包含理论形成和使用的情境，而这种情境本身则具有实践性；（3）理论本身就是一个理论化（theorized）的过程，这样的过程本身即是实践的。
1996年，劳斯又在其出版的《参与科学》一书中把实践界定为“世界的形构（Configuration）”，他说：“实践不仅仅是行动者的活动，而是世界的形构，在这个形构当中，这些活动才是有意义的。”[4] 意思是说我们周围的世界是人类在实践中揭示出来的并能够使自身的活动获得意义的情境或场所。按照这样的思想，人们就可以重新辨明主流科学哲学的一些重要论题。比如，由此人们发现，科学中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合理的可接受性标准，因为“合理的可接受性标准随着科学主张出现其中的情境和支配它们的实践旨趣的不同而改变”。[1]130
二
正如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在科学哲学中处于中心的地位一样，技术认识论与方法论也应是技术哲学的基础理论和核心。然而，与科学认识论、方法论的研究相比，人们对技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却滞后得多。与科学哲学相比，技术哲学的传统更加注重对技术的形而上学本质、伦理道德和技术的社会批判的关注，而忽视了对技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即使涉及技术认识论问题，研究者们往往简单地把它当作是科学认识论中一个特殊的内容或从属的部分，而不是将其设立另一个“独立门户”，使之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
1974年，拉普（Friedrich Rapp）率先提出要“对现代技术特有的理论结构和具体的工艺方法进行方法论的乃至认识论的分析”，并从认识论的视角尝试性地探讨了技术科学的思维结构。[5]1 在他看来，分析哲学不仅为科学知识而且也为技术知识的认知程序之逻辑优先性提供了基本的保证。1979年，邦格（Mario Bunge）提出要把技术哲学的研究重点放在“技术本身所蕴涵的哲学问题以及技术过程所提出的哲学思想上”，并对作为知识体系的技术知识实体作哲学的输入与输出的分析，从“现代技术的分支”、“技术过程”、“技术与纯科学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探讨了“技术的认识论”问题。[6] 1984年，劳丹（Rachel Laudan）从技术与科学的相似性出发，理解技术的内部认识的发展，对技术问题的类型与选择、技术知识、技术传统、技术设计、技术革命等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探讨。[7] 尽管上述学者表现出对技术认识论研究的极大兴趣，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发生了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技术认识论才最终成为技术哲学的主题。
1998年在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举办的春季研讨会上，国际哲学与技术学会主席克罗斯（Peter Kroes）和梅耶思（A.Meijers）率先提出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研究纲领。与传统的技术哲学的研究取向不同，这一转向使“那些和技术哲学相关的认识论的、方法论的、本体论的和伦理学的问题最终成为被关注的对象”。[8]15 这一转向是通过对以往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的反思而达到的。恰如荷兰特温特大学的汉斯·阿奇特休斯（Hans Achterhuis）教授在《美国技术哲学：经验转向》（2001年）一书中所指出的：“技术的发展已经深刻改变了的本质和人类的经历，受到了如马丁·海德格尔、汉斯·尤纳斯、雅克·埃吕尔等技术哲学思想家的关注。但是，他们对技术持一种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而没有深入到技术内部进行分析和认识；这些‘古典的’技术哲学家对技术的预见是不彻底和不完整的，充其量是不彻底地预见了人类社会所面对的挑战。所以，要从经验层次面向技术的社会现实，分析技术客体，打开技术黑箱，而不是对技术进行意识形态的预设。”[9]
在这一转向中，不仅提出将技术认识论与方法论作为技术哲学的主题来关注，而且阐发了技术实践的重要思想。我们从克罗斯和梅耶思主编的《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2000年）一书所阐发的“经验转向”的三重含义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点：（1）技术哲学必须建立在对技术与工程实践的适当的经验描述的基础上；（2）经验转向并不意味着技术哲学要抛弃对技术的规范性与评价性的询问，相反，从转向中所得来的对技术的更好理解将有助于规范分析与评价；（3）经验转向的惟一目标是为在真正的技术实践中所提出的解答提供坚实的经验基础。[8]33。
三
科学与技术认识论、方法论比较研究的出发点，是分析科学与技术的同一性与差异性。
科学和技术具有同一性。科学和技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都体现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10]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揭示的：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是“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11] 这就是说，科学是为了认识自然而去变革自然，而技术是为了变革自然而去认识自然，科学和技术统一于实践；科学和技术究其根本是属于实践范畴，它们实质上都属于人类的实践形式——科学实践与技术实践。
无论是科学实践还是技术实践，都是社会地、历史地发展着的。从认识论上，虽然人们往往把自然界设想为一种自在的存在物，然而，事实上人类只能在科学实践和技术实践的活动过程中所揭示的历史范围内才能能动地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离开了科学实践和技术实践，抽去了实践的社会性与历史性，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失去了实践的属人的性质和内容，也就不是历史的现实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了。
只有把科学和技术当作实践范畴来看待，我们才能理解和把握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与特点：即科学与技术的相互渗透、交融、“一体化”（包括科学的技术化与技术的科学化）和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渗透、交融、“一体化”（包括科学技术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科学技术化）。
值得一提的是拉图尔富有创意地提出了“技科学”（technoscience）的概念来指称当代科学技术一体化的趋势，他指出：“科学与技术都有一种可以向外部大幅度扩展的隐秘的内容，因此，科学与技术仅仅只是技科学的一个子集。”[12] 他认为从科学和技术的研究过程来看，科学与技术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它们只是技科学的一部分。同时，他从实践的科学技术观出发，进一步将“技科学”与各种有关的因素集合在一起，提出了“参与者网络”（actor-network，亦称“行动者网络”）的新概念。认为科学技术系统像网络一样，它由一系列的科学技术因素与非科学技术因素、有生命的行动者和无生命的异质因素组成，这些因素相互影响、协同作用，在结合为网络时，也塑造了网络；科学技术与社会（包括各种经济、政治、文化因素）相互嵌入，共同构成一张“无缝之网”；科学技术既是被社会塑造的，同时，又是塑造社会的。
科学与技术又是有差异的。虽然科学与技术都体现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但是科学从变革自然中认识自然规律是人能动改造自然的间接的潜在力量，而技术则是运用自然规律来变革自然，是人能动地改造自然的直接的现实的力量。因此，“把科学和技术看成是单一的复合体，这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看到它们内在的区别，并把它们再次划分开来”。[5]114 须知，把科学与技术划分开来，对于人们避免对科学和技术的混淆了解以及由此而来的政策和措施上的偏差，有着特别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般认为，科学与技术的差异主要反映在它们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引导或导向、关注的问题、研究过程、思维方式、知识形式、最终成果、评价标准、社会规范、生产力形态、历史沿革等方面（见下表）。
当然，科学与技术之差异的各个方面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割裂的，而是彼此关联着的。比如，就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之间的区别而言，除了技术知识的默会性之外，还有下述三个重要区别：
1.科学知识的目的在于解释，技术知识的目的是生产人工制品
“科学的目的应该是帮助我们去理解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方式，并且它通过求助于并不是直接显而易见的世界的面貌特征来构建和检验理论去实现这一目的。”而“技术／工程的目的是创造人工制品”[13]132，133“工程活动的知识形态被作为实用目的的手段，而在科学中，知识是取得更多知识的手段，因而看来它自身就是目的。”[14] 在科学中，知识是用以产生更多的知识，而在技术中，知识是用以设计和制造人工事物，次要地产生更多的知识；“技术知识是关于怎样做才能达到目的的知识，它是一个有效用、无效用的问题，只有有效值而无真假值。”[13]164 有用性（Usefulness）和有效性（Validity）是其检验的标准。
2.技术知识比科学知识具有更大的可靠性
按传统的观点，科学知识被描写为“普遍的”、“真实的”和“确定性的”。可是，由于不同的科学有不同的特征，由于科学知识受理论制约的性质以及科学领域的延伸（特别是延伸到社会科学），科学知识的普遍性、真实性、确定性、可靠性的程度被极大地削弱了，它不过是一种成功地解释世界的方式而已。由于技术是讲究实用的知识，是设计、制造、运转人工客体的知识，能够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与那种建立在真实基础之上被断定为是我们的最好的知识形式的科学知识相比较而言，技术知识是一种更加可靠的知识形式”。[13]138
3.技术知识能够跨越各个领域使用，不具有科学知识在不同领域的不可通约性
对于技术知识，“这样的知识能够跨越各个领域传播；它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够使用”。与此相反，“科学知识明显地不像技术知识那样以同样方式跨越领域‘传播’。一个关键的障碍是它自己提出来的不可通约性问题（the Problem of incommensurability）”。[13]136
四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来分析和比较科学认识论与技术认识论的范畴和模式。
1.科学认识论与技术认识论的范畴
科学认识论的范畴主要有：科学实践、科学主体、科学客体、科学方法、科学问题、科学事实、科学理论、科学解释、科学发现、科学定律、科学评价等。技术认识论的范畴主要有：技术实践、技术主体、技术客体、技术行为、技术方法、技术问题、技术设计、技术原理、技术解释、技术发明、技术规则、技术功效、技术评价等。其中科学实践和技术实践是科学认识论与技术认识论的首要的核心范畴。这是因为：
第一，科学实践和技术实践是科学认识论与技术认识论的最本质、最普遍的范畴，这两个范畴几乎涵盖了科学认识论和技术认识论的其他所有范畴。无论是科学实践还是技术实践，都涉及关于实在、形而上学信念、主体与客体、规律与规则、目的与方法、发现与发明、事实与价值、理论与解释、检验与评价等要素；无论是科学实践还是技术实践，都是以实在、形而上学信念为前提的，以客体为对象的，以主体的目的、行为为引导的，以方法为中介的；因而，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逻辑化，也就形成科学技术认识的动态过程和发展。
第二，科学实践和技术实践这两个概念摆脱了根深蒂固的理论优位的传统，彰显了科学和技术是人类的社会实践的思想。只有实践范畴才具备突出的总体性特点，它包容和反映了人的存在的一切可能的维度，诸如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理性与非理性、相对性与绝对性、自然与社会等一系列的矛盾的辩证运动。例如主体不再是抽象的、非历史的无情境的意识，而是处于特定历史情境并由情境所规定和构造的具体的个人或者群体；客体也不再是外在于主体并且与主体相对立的外部对象，而是主体在具体的实践中认识、把握、改造或者构成的对象。
科学实践与技术实践既是同一的，又是有差异的。首先，在定义上，科学实践是人类为了认识自然而去改造自然的活动，而技术实践是人类为了改造自然而去认识自然的活动。其次，科学实践与技术实践各自所涵盖的范畴也既是同一的，又是有差异的。我们不妨就其中的科学主体与技术客体、科学定律与技术规则、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三个范畴进行比较分析。
什么是科学主体与技术主体？一般认为，科学主体是科学共同体，技术主体是技术共同体。即以共同的科学范式为基础而形成的科学专家群体是科学共同体，而以共同的技术范式为基础所形成的技术专家群体则是技术共同体。它们各自的任务是分别在科学范式、技术范式的指导下从事科学或技术的解题活动。但是，在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看来，科学主体和技术主体具有更广泛的外延，它不只是科学共同体或技术共同体，而且还包括政府官员、工人、使用者等相关社会群体。
我们认为，从科学实践和技术实践的角度出发，科学认识和技术认识的主体是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存和活动的，具有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和认识能力的现实的人。科学主体和技术主体的理念、主旨、行为等不仅构成了科学认识与技术认识的基本要素，而且就是科学认识和技术认识的得以可能实现的条件，具体地表征了科学认识和技术认识的合目的性。
与科学主体和技术主体相对的是科学客体和技术客体。“认识既不是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业已形成的、会把自己烙印在主体之上的客体；认识起源于主客体之间通过活动本身的相互作用。”[15]
对于科学认识而言，认识对象是被纳入人的实践范围的科学客体。它不是外界给予人们并逼迫人们接受的，而是与人的主动的活动密不可分的；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存在物，具有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科学客体即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此，科学客体不是“自在的”、“外在的”的“自在自然”，而是被人所或多或少认识、理解了的“人化自然”（天然自然）。
对于技术认识来说，认识对象则是“为我之物”，即技术客体。它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特定的不断变化着和发展着的目的和需要，运用各种智能手段进行自觉行动，改变自然界和社会生活而创造出来的事物、状态与过程，故又称人工客体或人工制品。技术客体具有本体论上的双重性质：“一方面是物理客体或过程，具有特定的结构（各种属性的集合），它们的行为受到物理定律（因果规律）的支配；另一方面，任何一个技术客体不可缺少的方面就是它的功能。”“正是由于一个客体具有它的特定功能，这一客体才是一个技术客体。可是，技术客体的功能不能脱离开意向性活动的情境。一个客体的功能，在始终如一的意义上说，其根基建立在它所处的情境之中的。当我们将意向性的活动同社会联系起来的时候，可以把功能说成是一种社会建构物。因此，一个技术人工制品，在同一时刻，既是一种物理建构物，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建构物：它具有双重的本体论性质。”[16]
那么，什么是科学定律与技术规则呢？一般认为，科学定律是反映自然过程必然关系的科学命题。它大致相应于必然关系判断，在于揭示自然过程的普遍必然性。从总体上说，科学定律可分为经验定律和理论定律。经验定律主要回答经验的普遍性问题，反映现象之间某种联系的普遍性，但并不能理解、解释这种普遍性（如自由落体定律等）；理论定律则反映事物之间必然的因果联系（如万有引力定律等），它在科学知识的系统中处于比经验定律更高层次的地位，具有解释性，即它不仅揭示了一类事物“如何”、“怎么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为什么”。在技术认识论中，所谓技术规则，是指技术行动的基本规则。“规则是对行动的方式的规定，它说明要实现预定目标应当如何做。更明确地说，规则就是一种要求按一定序列采取一系列行动以达到既定目标的说明。”技术规则可由科学定律转换、制定出来，但技术规则与科学定律不同，它无真假之分，只有有效无效之别。正如邦格所指出：“与说明可能事件的定律公式相反，规则是行动的规范。定律的适用范围为包括规则规定者在内的整个现实世界；而规则可对人类有效。只有人才能遵守或违反规则。定律是描述性和解释性的，而规则则是规范性的。所以定律有正确程度的区别，而规则只有有效程度之分。”[17]
第三对范畴是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在西文中，“发现”一词的语义是“使原来隐蔽着的东西显现出来”；而“发明”一词则意味着“想出、设计出或制作出某种新事物、新过程”。在中文里，“发现”是指“本有的事物或规律，经过探索、研究，才开始知道”；“发明”则指“创造新的事物，首创新的制作方法”。可见，中西文对“发现”和“发明”这两个词语的意义的理解是大体上一致的。第一，都认为“发现”与“发明”是指人类的一种探索性活动，并且这种活动必定产生确定的结果；第二，认为两者所产生的结果的性质是不同的，其区别在于作为“发现”的“探索性活动”的结果（对象）在这种活动之前是存在的；而作为“发明”的“探索性活动”的结果，在这种活动之前是不存在的。即是说，如果某一对象产生于“发现”，那么就意味着这一对象在“发现”活动之前就已经存在于自然界或人类社会；如果某一对象产生于“发明”，那么就意味着这一对象在“发明”活动之前是不存在于自然界或人类社会的。这种对于“发现”和“发明”的理解是适合于日常生活的。于是，人们一般把科学上的新事实、新概念、新定律、新原理等的提出称为发现，而把技术上的新仪器、新工具、新流程等的提出称为发明，即有所谓“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之说。
但是，在科学认识论与技术认识论中，就发现与发明所蕴含的创造性意义，它们之间是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的。爱因斯坦就认为，在创造性的意义上科学理论产生于发明，他说：“概念和原理都是人类理智的自由发明。”[18] 波普尔也曾指出：“科学理论并不是观察的汇总，而是我们的发明——大胆提出来准备加以试探的猜想。”[19]
在我们看来，根据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的建构论，科学与技术在创造性的本质上是统一的，它们既是被发现、发明的，又是被建构的，是“发现”、“发明”与“建构”的真实融合。
2.科学认识论与技术认识论的模式
科学认识论的模式与技术认识论的模式是各不相同的。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描述了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的规律性，并在不同的程度上揭示了科学发展与技术发展的内在机制。但是，科学认识论和技术认识论的模式又是统一的。这种统一大体上可以由杜威的“五步思维”模式予以说明。
第一步是“暗示”，即一个疑难的情境。杜威认为，人类所面临的是一个动荡不安、充满了偶然性的世界。这种不稳定使人们常常处于一种“有问题的情境”之中。尽管这个情境暂时阻止了人们的直接行动，但是继续行动的倾向依然存在。于是采取了暗示的形式，并在暗示中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法。如果有两种或更多的暗示并且彼此互相冲突，那就需要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究。
第二步是“问题”，即确定疑难的所在，并从疑难中提出问题。杜威认为，在一个疑难的情境中，人们就要思考疑难究竟在哪里以及疑难是什么；寻找疑难和确定疑难的性质，就必须求助于理智的反省。因为在任何反思性思维活动中，都有把整个情境中起初仅仅表现为感情性的因素而加以理智化的过程。这种转化可以使得情境中的困难和行动的障碍更加明确起来。只有把焦点对准一种或一个对象上，问题才会产生。从感觉困难到明确疑难所提出的问题，这是认识活动的一大进步。正是从问题开始，探究之路才真正敞开。能否提出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被动行为，它是以人的知识积累和价值取向为背景而做出的主动选择。
第三步是“假设”，即提出解决问题的各种假设。杜威认为，人们对疑难越有明确的认识也就越能得到更好的实际可行的解决问题的观念。观察和其他心智活动以及搜集事实材料，使人们能够修改或扩展原来的暗示成为确定的推测，即假设。与此同时，根据假设这种导向性观念，人们又去进行更多的观察和其他心智活动，搜集更多的事实材料。但是，对于解决疑难来说人们的行动是试探性的，而不是决定性的。
第四步是“推理”，即推断哪一种假设能解决疑难。杜威认为，在寻求解决疑难的方法时推断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推断要依靠人们头脑中已经具备的知识积累。通过推断有些最初看来表面上是遥远的和不着边际的假设转变成恰当的和有效的假设；通过推断一个观念得到了发展从而有助于提出一些可作为中介的因素，并指导心智从一种推论到另一种相反的推论。
第五步是“用行动检验假设”，即通过行动对推断的假设加以检验。杜威认为，所有假设，不论怎样的完美，最多只能是潜在的最佳方案，能否真正成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必须看它在实际操作中的使用结果。这就是说，必须对它用实际操作加以检验，根据操作的效果来决定它的可信与不可信。
杜威的“五步思维”模式影响甚大，1962年，贝尔电话公司工程师霍尔（A.D.Hall）将杜威的“五步思维”运用到工程技术领域中写成《系统工程方法论》一书，提出了工程技术认识的逻辑程序的六个步骤（确定问题、目标选择、系统综合、系统分析、最优系统方案选择、组织实施）。1967年，波普尔在《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一文中提出的“以猜测和反驳为解决问题”的一般模式，其精神实质也与杜威的主张并无二致。但是，杜威在强调了认识是一种试探性的行为的同时，却忽视了形而上学作为这种探究的前提问题。
五
20世纪后期，以虚拟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的出现导致了从人的实践形态由现实实践向虚拟实践的拓展，科学技术认识论模式从现实性向虚拟性的转换，形成了虚拟认识论模式。
虚拟认识是一个在虚拟世界中认识主体与虚拟客体之间通过中介而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虚拟认识论模式与传统的现实认识论模式的比照，大体上可用下图来展示。
图1
与传统的现实性的认识论相比，虚拟认识论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的虚拟性：虚拟的实践、虚拟的主体、虚拟的客体、虚拟的中介、虚拟的空间、虚拟的认识过程等等。
虚拟实践是人类一种崭新的实践形态。广义的虚拟实践，是指人利用数字化或符号化手段以及非物质工具有目的地进行超越现实性的感性活动。狭义的虚拟实践，则是指人在虚拟空间利用数字化中介手段有目的地进行超越现实性的感性活动。相对于现实的实践活动，其主要的特点是虚拟性、交互性和超越性。
虚拟实践的主体是一个“人—机共生体”。即当人们在由虚拟技术构造出来的虚拟世界中进行认识与实践活动的时候，作为认识主体就不再仅仅是“自然人”和“社会人”的统一体，而是由于加入了计算机而形成了“人—机共生体”。在虚拟实践中，“人—机共生体”具有模仿人的视觉、听觉、触觉等感知功能的能力，并具有使人可以亲身体验在虚拟环境中的沉浸性和与虚拟环境进行交互作用的能力。正是这种“人—机共生体”使得主体的智能和超越现实性的能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实践主体，而是把传统的实践主体与新兴的计算机技术结合起来形成的一种新型的实践主体。虚拟实践主体具有虚拟性、多样性、构造性、流动性与匿名性等特点，打破了现实实践中主体身份所具有的那种单一性、确定性和透明性。
虚拟客体是虚拟实践活动所指向的对象。虚拟实践处理的对象本质上是信息，虚拟实践的客体是经过数字化处理后的信息而根据实践需要所获得的组合，也就是由虚拟技术派生和建构出来的客体对象。它的存在完全依赖于实践的主体，离开了实践的主体，即虚拟实践主体如果不再沉浸于虚拟世界当中，那么虚拟实践的客体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在虚拟实践中，主体与客体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统一。虚拟客体和虚拟主体一样也具有虚拟性、建构性、多样性等特征。动态、多维、综合、逼真的虚拟技术不仅可以虚拟出以假乱真的客体世界，而且还可以虚拟构造出暂时还未充分显露的客体或是客体的未来状况。
虚拟的中介是虚拟主体借以作用于虚拟客体的工具。与现实实践主体运用现实物质性工具（包括天然的和人工的实物模型）作用于客体对象不同，虚拟实践主体主要是通过数学化方式（虚拟的非物质性中介）作用于虚拟客体的。虚拟技术在本质上是一种物质和非物质相结合的中介系统，而其非物质性特点充分显示了其虚拟性的特征，也表明了它与现实的物质中介有所区别。它的出现是人类认识与思维中介系统一次新的革命，其根本性的变革就在于把原本在思维空间中进行的抽象的思维活动转化成一种看得见的、程序化、行为化了的思维，因而使得人类的思维兼有了人类行为思维与语言符号思维双重特点，既具有前者形象性与具体性，又具有后者的抽象性、虚拟性。
虚拟实在（virtual reality），是指通过计算机人为设计与构造出来的与现实世界相对应的虚拟世界（虚拟环境）。一般认为，它具有三个重要特征，即沉浸性、交互性、构想性。
虚拟空间（亦称“赛博空间”、网络空间），是以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虚拟技术为基础而形成的一个多维电子信息空间。它是“一个由我们的系统的产生的信息和我们反馈到系统中的信息所构成的世界”。[20] 它为虚拟实在提供了存在的基本“场所”。在虚拟空间中，虚拟客体以显现的方式出现。虚拟空间不仅仅是一个虚拟的数据库，它更是人们生存的一个新的空间和场所。
虚拟技术所构造出来的情景模型（包括虚拟环境与虚拟对象），与传统的模型方法相比，它具有逼真性与虚拟性共存、复杂性与体验性共存的重要特点。它可以突破客体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对主体的限制，使主体去逼真地感受、体验复杂性，并在这种体验中去发现世界的规律性。比如，科学家可以构造宇宙的动态情景模型，来探索宇宙的起源和演化；可以将黑洞的巨大引力效应形象地展示在人们的面前，乃至使人获得某种体验，等等。
人类认识模式的变革表明，建构性和虚拟性已在当代科学技术认识论中凸显出来，人在认识活动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空前的提升，科学技术的认识过程已发展成为描述性、建构性认识与建构性、虚拟性认识的互补、互渗、互进的过程，人类的科学技术认识活动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收稿日期：2007—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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