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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在曹丕、曹植之间择立继嗣，是建安后期政治中的重大事件。它不仅决定着丕、植二人的政治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到汉魏嬗代的历史转折，因此，历来史家予以关注，是很自然的。南宋人叶适认为，曹操打算在诸子中选择有才能者作为继嗣，并不专守嫡长；因此，“以文则（曹）植，以武则（曹）彰”，假使曹植稍用智术，即可得天下，故曹植有让位之德（《习学记言》卷二七）。清代人宋翔凤认为，曹植淡泊功名，有忠义之心，而曹丕有代汉之意，又居长嫡，故曹操舍曹植而立曹丕（《过庭录》卷一五“刘公斡”条）。周一良先生在叶适、宋翔凤论述的基础上，对上述观点作了进一步阐释（《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曹丕曹植之争”条）。曹道衡以当时各个阶级、阶层人物对立嗣问题的态度为主要依据，认为“从种种力量对比来说，在这场王位继承权斗争中，曹丕其实处于压倒优势而曹植处于绝对的劣势”（《从魏国政权看曹丕曹植之争》，《辽宁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胡守为认为，曹操在选择继承人时既注重才能，又坚持道德标准，其态度是相当慎重的；曹植争嗣失败，主要是其德行有缺陷（《曹操在立嗣问题上的德才观》，《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1辑）。综上可知，迄今对此的探讨，尚无较一致的看法。本文试图依据史籍记载，对立嗣问题作若干考辨，俾使事实更趋明朗。
一、史籍关于立嗣问题的结论性记述
曹丕、曹植争为继嗣，丕胜而植败。对于造成这一结局的原因，《三国志·魏书》有两处较为明确的记载。其一，《陈思王植传》云：
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復、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曹操）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文帝（曹丕）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
其二，《贾诩传》云：
是时，文帝为五官将，面临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太祖又尝屏除左右问诩，诩嘿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
这两处记载，一处是突出曹植、曹丕行为举止的差异，说明由此对立嗣问题造成的影响，即“宫人左右，并为之（曹丕）说”，以肯定的语气断言“故遂定为嗣”；一处是说贾诩故作深沉，借袁绍、刘表父子的故事打动曹操，也以肯定的语气断定“于是太子遂定”。古代史籍在记述重大事件的因果关系时，往往强调一点，不及其余，这是通病（纪传体较突出）。因此，以上两处记载不是矛盾的，而是互相补充的。据此，曹丕、曹植争为继嗣的斗争，二人行为举止的差异及“宫人左右”的态度厚薄，曹丕的年长身份与袁绍、刘表在立嗣问题上给予曹操的警示，起了关键作用。
然而，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三国志》卷二三《杨俊传》载：“初，临菑候与俊善，太祖适嗣未定，密访群司。”卷一二《崔琰传》亦载：“魏国既建，拜尚书。时未立太子，临菑侯植有才而爱。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访于外。”表明曹操为立嗣问题曾广泛征求各下属机构中僚属的意见，并采取了谨慎的隐蔽方式。检核史籍，明确记载曾接受咨访的有五人，他们是太中大夫贾诩、尚书崔琰、东曹掾邢顒、侍中桓阶、中尉杨俊。此外，尚书仆射毛玠、西曹掾丁仪、黄门侍郎丁復，也当在受咨访者之列①。曹操如此郑重地向臣属征求意见，那么，依据臣属的集中看法，即支持曹丕或支持曹植的主要理由和各自的支持率，从而作出倾向性判断，是在情理中的。我们无法详知当时的具体情形，但从种种迹象推断，事情是朝着有利于曹丕的方向发展的。
支持曹植最得力者莫过于丁氏兄弟。史称丁仪“与临菑侯亲善，数称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仪又共赞之”②。丁廙曾劝谏曹操说：
临菑侯天性仁孝，发于自然，而聪明智达，其殆庶几。至于博学渊识，文章绝伦。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实天所以钟福于大魏，而永授无穷之祚也。③
话中极尽赞美，尤其点明“贤才君子”爱戴曹植，可使大魏“永授无穷之祚”，极富感染力。这些话连曹操都觉得有些过份，丁廙则申明自己“不避斧钺之诛，敢不尽言”。丁氏兄弟确实是倾全力支持曹植，其主要理由即曹植具有“奇才”。其次有杨俊，“俊虽并论文帝、临菑才分所长，不适有所据当；然称临菑犹美”④。杨俊支持曹植的倾向是明显的，但底气却不那么充足。
反过来看支持曹丕者的情况。邢颙接受咨问答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愿殿下深重察之！”⑤毛玠密谏说：“近者袁绍以嫡庶不分，覆宗灭国。废立大事，非所宜闻。”⑥桓阶则“数陈文帝德优齿长，宜为储副，公规密谏，前后恳至”，其具体看法为：“今太子（世子？）仁冠群子，名昭海内，仁圣达节，天下莫不闻；而大王甫以植而问臣，臣诚惑之。”⑦最突出的要算崔琰。曹操用密函咨访，他却“露板”回答说：
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⑧
曹植是崔琰的侄女婿，崔琰却在大庭广众之下，据“《春秋》之义”，力主曹丕“宜承正统”，辞意决绝。此举给予曹操及群僚的震动，可以想见，事实上，曹操确实“贵其公亮，喟然叹息”。后来丁仪怀恨崔琰，刻意加以陷害，即萌因于此⑨。以上意见归结起来，不外乎曹丕年岁居长，符合“立子以长”的宗法制传统和原则；所谓“德优齿长”，关键在于年齿，因为在前引丁廙支持曹植的意见中，也照例把德行褒赞了一番。仔细推敲，各人的看法虽有所偏重，但态度果决却是一致的。这毕竟是一个重视传统的时代。
贾诩回答曹操咨问的话，已如前揭，立意与崔琰等人略同，而他引袁绍立嗣为诫，毛玠同样做过。可是，陈寿为何独独强调贾诩的“定嗣”之功呢？我们有必要对贾诩其人其事稍作考察。贾诩，武威姑臧人，年少时被人称为有“良、平之奇”，后在董卓部凉州军阀中。他曾倡议李傕、郭汜、张济等围攻长安，稍后投奔南阳张绣，充任谋主。官渡之战前夕，袁绍遣使联络张绣，贾诩当众予以拒绝，并劝张绣归顺曹操，由此深得曹操钦重。贾诩随从曹操征伐，也屡以计谋效用。由于他“策谋深长”，故“天下之论智计者归之”⑩。既然贾诩是这样一位饱经世故的智谋之士，他对立嗣问题的看法，曹操自然是十分重视的。就贾诩而言，他密受曹丕委托，当然想使自己的答辞切中要害，尽量对曹丕有利。曹操既然有舍长立幼的想法，也就不会过份重视传统的宗法观念。但是，如果由舍长立幼而引起争斗和内乱，则是曹操不能不顾忌的。袁绍舍袁谭而立袁尚，在他死后，谭、尚兄弟互相攻伐，授曹操以隙，相继覆亡。刘表舍刘琦而立刘琮，导致在他死后，荆州不保。这些都是曹操亲见亲历之事，必然感触至深。贾诩基于这种认识，以袁绍、刘表父子的故事作答，可谓正中要害；而以他的经历智计，其说服力是毛玠所无法比拟的。以上大概就是陈寿将“定嗣”之功归于贾诩的原因。质言之，崔琰等人对曹丕的支持，加深了曹操对曹丕已有政治地位的认识，而舍长立幼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迫使他放弃了立曹植为嗣的想法。
二、立嗣问题的缘起
以上针对史籍关于立嗣问题的结论性记述，着重考察了曹操征求臣属意见的情况。然而，耍弄清该问题，还必须考察曹操对曹丕、曹植的态度演变，亦即该问题的缘起。
曹操长子曹昂为刘夫人所生。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曹操征张绣于宛，曹昂从征。张绣降而复叛，曹昂遇害。其次有卞后（建安初为继室）所生四子：曹丕、曹彰、曹植和曹熊。然而，曹操首先考虑的后嗣人选却是环夫人所生曹冲。曹冲字仓舒，《三国志》卷二○本传记载了他“以舟称象”和“智宥库吏”两件事，并说：
冲仁爱识达，皆此类也。凡应罪戮，而为冲微所辨理，赖以济宥者，前后数十。太祖数对群臣称述，有欲传后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亲为请命。及亡，哀甚。文帝宽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幸也。”
以舟称象的故事流传于古代印度和中国，本传以曹冲当之，应属附会(11)。不过，这并不影响人们对曹冲的认识。曹冲的过人之处主要在于他“仁爱识达”，如智宥库吏之类。本传注引《魏书》亦称：“冲每见当刑者，辄探睹其冤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劳之吏，以过误触罪，常为太祖陈说，宜宽宥之。辨察仁爱，与性俱生。”此处照应传文，突出表现了曹冲观察、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态度，以其十余之龄，实属难能可贵。曹操寄未来于曹冲，“有欲传后意”，看重的正是这种秉性。另据史载，刘先甥零陵周不疑，幼有异才，曹操谓曹冲可与其为俦；及曹冲卒，曹操心忌不疑，遣刺客杀之(12)。由此益见曹操对曹冲才能的器重。曹丕常称：“家兄孝廉（曹昂），自其分也。若使仓舒在，我亦无天下。”(13)确是实情。
以上与曹丕、曹植争嗣虽无直接关联，但却清晰地反映出曹操的立嗣观念：嫡庶、长幼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政治才能。正如叶适所说：“操于诸子，将择才而与之，意不专在嫡。”(14)由此才有后来的一系列事态。
《太平御览》卷二四一“五官中郎将”条引《魏武令》云：
告子文（曹彰）：沙（汝）等悉为侯，而子桓（曹丕）独不封，而为五官（中）郎将，此是太子可知矣。
这是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十月曹丕立为太子后，曹操发给曹彰的一道教令。它力图说明：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正月曹植等封侯（以后诸子相继受封），曹丕为五官中郎将，自那时起，曹丕的太子地位实际上已经确定(15)。该令掩盖择嗣内情的用意十分明显，不过，它也说明当初曹丕为五宫中郎将，地位有别于其他诸子，确是实情。我们不妨由此追述一下曹丕的政治履迹。
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春，曹操征讨并州刺史高幹，留曹丕守邺，以崔琰为傅。这是曹丕第一次以世子身份充当留守重任，时为20岁。十三、十四年，曹丕从曹操南征荆州，又从至扬州；回邺后，参与议论“田畴让封”事，建议“宜勿夺（田畴之志）以优其节”，得到尚书令荀彧、司隶校尉钟繇的支持(16)。十六年正月，曹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曹操先后令凉茂、邴原为五官将长史，并特意为拜授邴原作教令(17)。同年七月，曹操西征马超等关中诸将，曹植等从征，曹丕留守邺城，以程昱参军事。其间，苏伯、田银在河间起义，曹丕遣将军贾信前往镇压，及时平定。为如何处置降虏，程昱与曹丕协商，决定先请示曹操，再作决断。据史载：“太祖还，闻之甚说，谓昱曰：‘君非徒明于军计，又善处人父子之间。’”(18)从曹操的话看，他对曹丕的政治地位是相当重视的。这个时期，曹丕的世子身份和实际政治地位，曹植、曹彰等无法比拟。
上节已经论述到，曹操为立嗣问题“密访群司”，崔琰、贾诩等人支持曹丕的意见影响了曹操的判断，而这又是以曹丕的已有政治地位为基础的。以上考察可补证这一结论。
曹丕、曹植争嗣起子何时？换言之，曹操何时属意于曹植？有关材料大都称是在曹植封临芑侯时。《三国志》卷一○《荀彧传》则称：“初，文帝与平原侯植并有拟论，文帝曲礼事彧。”据此，两人争嗣的开端还要早些，即在曹植封平原侯时就已开始。又因荀彧死于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年底，则最迟不得晚于是年。按：曹植由平原侯徙封临菑侯在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时为23岁。据《曹植传》记载：
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情人？”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
关于这段记述，卢弼认为：“十岁余已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为一时事；善属文，登台作赋，又为一时事。”(19)按：铜爵台（铜雀台）作于建安十五年冬，至十七年春始成，登台作赋即在此时，见曹丕《登台赋序》(20)。由此推断；建安十七年春，曹植的文才引起了曹操注意；至十八年五月曹操晋爵魏公，魏国建立，并不立即确立太子，在曹丕、曹植之间已有所计较；十九年曹植徙封临菑侯后，曹操欲立曹植的意图便十分明显了。据本传载；“太祖征孙权，使植留守邺，戒之曰：‘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可不勉与！’”征孙权事在当年七月，此前曹植已徙封临菑(21)。古时诸侯出征，则太子监国，曹操留曹植守邺，其意义即在于隐合古制之义；而他缘此勉励曹植，更是意味深长。在此之前，留守邺城通常是由曹丕充任的，这种角色的转换，表明曹丕的地位已受到实际威胁。曹植本传称：“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并非虚言。
然而，曹植终究未能立为继嗣。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有两点，一是政治抱负，即篡汉之志，二是政治才能，即统治之才，曹操对曹植都不敢自信。曹操在后来作的教令中说：“始谓子建（曹植），儿中最可定大事。”(22)所谓“定大事”，以曹操晚年的行事推断，无疑就是篡汉之事。可见曹操是把选择继承人与完成篡汉大业联系起来考虑的，因此，他要求继承人必须具备篡汉之志和统治之才，并曾对曹植寄予厚望。但是，曹植的表现却不能令曹操满意。关于曹植缺乏明确的篡汉意向，曹丕则野心勃勃，周一良先生已有明晰辨证(23)，此不赘述。本文着重论述两人的统治才能。
关于曹植之才，本传称“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三国志》卷二一《王粲传》注引《魏略》载，曹操遣邯郸淳往依曹植，植“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人’”。传世《曹植集》录有《赞》20余篇，历颂汉武以上帝王及上古始祖，又有《汉二祖优劣论》、《成王汉昭论》，可印证引文(24)。曹植才份很高，应无疑问。但是，如果把曹植与曹冲作一比较，就可发现，曹植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是一种文才和论说之习，即他本人所谓“言出为论，下笔成章”，与曹冲具有实际观察、处理问题的能力迥然不同；更何况建安时期，激扬文字，论道古今，本来就是一时风气，不独曹植为然。唯其如此，曹植的“才能”很晚才引起曹操注意，并且，这种“才能”能否转化为实际政治能力，也还须作一番考察。
三、曹操的考察与曹丕、曹植的较量
曹操考察曹植及曹丕的情况，备载于《曹植传》注引《世语》，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作教令提问，由曹植作答；其二，令曹丕、曹植各出邺城一门，密敕门吏不让出城，以考验两人的临机决断能力。当时，杨修和贾逵、王淩皆任丞相主簿，他们暗中帮助曹植，“预作答教”，但痕迹太露，被曹操“推问”而泄底；第二项考察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其实，优秀的文人学士，并非必然就是志、才双修的政治家，有时甚至相反，曹植即是这样：他文采横溢，却囿于传统观念，对汉室心存眷恋；书生气重，拙于权术矫饰。因此，考察的结果，曹植的政治抱负和才能终究不能令曹操放心(25)。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其它一些因素才显得重要起来，并影响了立嗣问题的结局。
除前述曹操征求臣属的意见外，与之相关，立嗣问题牵涉到一些重要的人事关系，它直接影响到后嗣的地位和权威，甚至更深层次的问题，曹操不能不慎重对待。
支持曹植最得力的丁氏兄弟，是曹操的旧友丁冲之子。丁冲与曹操同籍(26)，曾建议曹操“匡佐”汉献帝，两人情谊深厚。丁仪号称“令士”，丁廙也颇有才学，是“谯沛人”中难得的文官之才，因而受到曹操的培植和宠信。丁氏兄弟对“大魏”的忠心，曹操自然深信不疑。然而，丁仪颇有报复妒忌之性格，他支持曹植而反对曹丕，即因为曹操打算将爱女许配给他，却被曹丕劝止。据史载，丁仪任西曹掾，曾多次谗间毛玠、徐奕、何夔等；崔琰被杀，毛玠被废，也是由他密告而引致(27)。这种排斥异己的做法，使丁氏兄弟与众多臣僚构成了敌对形势，侍中桓阶、和洽、尚书傅巽等都是其反对派。丁氏兄弟入仕较晚，除了仗恃曹操的宠信，本身并无政治根基。若由曹植继嗣，丁氏兄弟必然充任辅弼，如此怎能保证不出内乱？
曹植的另一个主要支持者杨修，是汉太尉杨彪之子、袁术之甥。杨彪曾构嫌于曹操，时值袁术在淮南称帝，“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28)。杨彪在狱中颇受折辱，但终被放免。后来，他见“汉祚将终”，便采取与曹氏不合作的态度。杨修本人任丞相主簿期间，恃才自负，也颇遭曹操猜忌。《曹植传》称：“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甥也，于是以罪诛修。”裴注引《典略》亦称：
至二十四年秋，公（曹操）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修临死，谓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为坐曹植也。
综合两段记述，杨修的死因可概括为：曹操“虑终始之变”，即顾忌杨修“才策”高深，又是死敌袁氏之甥，深恐后嗣难制而有颠覆之变，因而要置他于死地。这是曹操出于深层考虑而作出的根本决断。所谓“以罪诛修”，是具体运用手段的方面，即藉口杨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将他诛杀。虽然杨修死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秋，上距曹操正式立嗣已近两年，但他致死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在这立嗣问题上暗中帮助曹植，他临死前的话即证实了这一点；胡三省称“以修预作答教谓之‘漏泄’，与植往来谓之，‘交关诸侯’”(29)，甚是。总之，以杨修的政治背景，他与曹植关系密切，对曹植争嗣实是一个障碍因素。
进一步考察，我们还可发现，曹植、曹丕在结交政治人物尤其是名士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曹植封平原侯时，曹操选拔邢颙为其家丞，并下令说：“侯家吏，宜得渊深法度如邢颙辈。”(30)邢颙是冀州名士，人称“德行堂堂邢子昂”，曹操让他侍从曹植，就是要让曹植接受礼法熏陶。然而，曹植与邢颙颇不相合，为此，庶子刘桢特意致书曹植加以劝谏。《晋书》卷三七《司马孚传》载：“魏陈思王植有俊才，清选官属，以孚为文学掾。植负才陵物，孚每切谏，初不合意，后乃谢之。”也反映出曹植恃才任性，不善结交人物。相比之下，曹丕要高明得多。前面提到的崔琰、凉茂、邴原、程昱等人，曹丕都与之有较好的合作关系，而前三人是享有盛名的大名士。不仅如此，对荀彧、贾诩等关键人物，他也加意笼络。我们不能忽视这种人事关系，因为它实质上是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曹操的一生中，充满着与各种名士的复杂关系，或投靠，或打击，或联合，或利用，贯穿着他毕生事业的始终，但总的来说，联合、利用才是最终目标。以此来衡量曹丕、曹植结交名士的表现，高下立判。
曹操立嗣，是一件最重要的“家事”，因而也充满了感情因素。这是与“国事”对应的另一个方面。《曹植传》称；“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表明曹植的性情、习尚与曹操相投合，言辞对答也令其惬意，因而深受宠爱。在联络父子感情方面，曹植捷足先登。又《贾诩传》称：“文帝使人问诩自固之术，诩曰：‘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文帝从之，深自砥砺。”贾诩不愧为“论智计者”之宗主，他提出的上述建议，正是看似平凡、实则高明的“自固之术”，对于联络父子感情，极具针对性。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史籍中的下列记述。《三国志》卷二一《吴质传》注引《世语》载：曹操出征，曹丕、曹植送于路侧。曹植称述功德，出口成章。曹丕受吴质启发，临别时哭泣而拜，“王（曹操）及左右咸
欷，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前引《曹植传》载：“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三国志》卷二○《赵王幹傅》载：“幹母（王昭仪）有宠于太祖。及文帝为嗣，幹母有力。”概括而言，曹丕“深自砥砺”，或“御之以术，矫情自饰”，收到了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曹操对曹植的眷爱之情。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获得两点认识，首先，曹操一生爱才惜才，对己子尤其如此。他因曹植之才而特加宠爱，以至欲立为嗣，其中情感因素实居主导方面。但是，通过多方调查，发现曹植的政治抱负和才能都不能令人满意，而曹丕及其支持者的政治势力却相当强大，为避免不测之变，于是郑重地决定立曹丕为嗣。其间，曹操经历了以理性思考澄清感性认识的过程。不以感情用事，而是正确地审度时势，正是曹操在立嗣这类重大决策方面的英明之处。顺便提及，前引《三国志·魏书·曹植传》，尤其是《贾诩传》关于立嗣问题的结论性记述，把握住了该问题的最突出现象，其丰富内涵则需要我们依据史实加以阐述。
其次，择立继嗣的过程实际上是篡汉建魏的一次预演，因为无论支持曹丕或支持曹植，都是以承认“大魏”为前提条件的。曹操力图以魏代汉，臣僚们自然清楚，因此，对“大魏”立嗣关心，即显示了一种明确的支持态度，而持反对态度者，则不预于立嗣议论。我们判断崔琰并非真正要反对曹操晋封魏王，这也是根据之一(31)。总之，立嗣问题超出了其本身，意义重大。
四、结论
综合以上论述，可得出如下结论。
一、曹丕、曹植争嗣起于建安十七至十九年间，原因是曹植的文才引起了曹操注意，同时，曹操在立嗣观念上重视政治才能，颇为轻视“立子以长”的宗法制传统和原则。在此之前，曹丕的世子身份和实际政治地位，曹植无法比拟。
二、曹操有立曹植为嗣的想法，却对其政治抱负和才能不敢自信。就才能而言，曹植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是一种文才和论说之才，能否转化为实际政治能力尚属疑问。因此，曹操对曹植及曹丕进行了考察。结果，曹植的政治抱负和才能终究不能令曹操放心。
三、于是，曹操转而征求各下属机构中僚属的意见。在这方面，崔琰、贾诩等人支持曹丕的意见影响了曹操的判断，尤其是舍长立幼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迫使他放弃了立曹植为嗣的想法。另一方面，曹植的支持者丁仪的政治表现、杨修的复杂背景，以及曹植本人结交名士的态度，等等，都对曹植争嗣造成了不利影响。
四、立嗣是一件最重要的“家事”，其中充满了感情因素。曹植本来在这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但经过曹丕的种种努力，这种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
注释：
① 参看《三国志·魏书》各本传，及《曹植传》注引《魏略》、《文士传》载丁仪、丁廙事迹。
②③(22)前揭《曹植传》注引《魏略》、《文士传》、《魏武故事》。
④⑤⑥⑧⑩(30) 《三国志》卷二三《杨俊传》、卷一二《邢颙传》、《毛玠传》、《崔琰传》、卷一○《贾诩传》。
⑦ 《三国志》卷二二《桓阶传》及注引《魏书》。
⑨(31) 参看拙作《崔琰之死与毛玠之废》，《武汉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11) 参考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以舟称象”条。
(12) 《三国志》卷六《刘表传》注引《零陵先贤传》。
(13) 《三国志》卷二○《曹冲传》注引《魏略》。
(14) 《习学记言》卷二七。
(15) 该令说明，曹操一旦确立曹丕为太子，便力图巩固其地位。他素知曹彰骁猛刚烈，恐其另生异议，故特意下令加以晓喻。《三国志》卷一九《曹彰传》及注引《魏略》载，曹操在洛阳得疾，驿召曹彰。曹彰未至而曹操已逝。曹彰到后，对曹植说：“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后人多据此言，以为曹操临死前犹有改立曹植之意。个人认为，曹操一生行事慎重而果决，他立曹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断不至于临时反复。况且，曹植私开司马门，醉酒误事，已使曹操对他有很深的成见。因此，鄙见以为，曹操召曹彰，必是重申前意，对他再加敕戒。可惜曹彰不悟，以致有“问先王玺绶”事，终遭兄忌而被害。此事关系重大，故特予揭示。
(16) 《三国志》卷一一《田畴传》。参考张可礼《三曹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版）。
(17) 《三国志》卷一一《凉茂传》、《邴原传》及注引《原别传》。
(18) 《三国志》卷一四《程昱传》注引《魏书》。
(19) 前揭《曹植传》卢弼《集解》。
(20) 《艺文类聚》卷六○引曹丕《登台赋序》云：“建安十七年春，回遊西园，登铜雀台，命余兄弟并作。”
(21) 参考前揭《三曹年谱》。
(23) 参考前揭周一良先生《札记》“曹丕曹植之争”条。所可补充者，前揭《邴原传》注引《原别传》载曹操教令云：“子弱不才，惧其难正贪欲，相屈以匡励之。”表明曹操对曹丕的“贪欲”亦即政治野心知之甚深。
(24) 参看《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汉二祖优劣论》当作《汉二祖论》，《成王汉昭论》当作《周成汉昭论》。
(25) 《太平御览》卷四二九引《魏武令》称，“今寿春、汉中、长安，先欲使一见（儿）各往督领之”，云云。也反映了曹操考察诸子从政才能的想法，时间应在建安二十年七月夺取汉中以后。该令并未付诸实施，姑记于此。
(26) 前揭《曹植传》注引《魏略》称丁仪为“沛郡人”。又《太平御览》卷七三九引《魏武帝令》称：“昔吾同具有丁幼阳者”，云云。“幼”、“冲”相应，丁幼阳应即丁冲，则丁冲与曹操同为沛国谯县人。参考方诗铭《曹操与"白波贼"对东汉政权的争夺》，《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
(27) 建安十七年，西曹曾一度井省，不久恢复。丁仪应是就任恢复后的西曹掾。又毛玠被废事，并参前揭拙文。
(28) 《后汉书》卷五四《杨彪传》。
(29) 《资治通鉴》卷六八“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九月”条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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