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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1 现代科学的趋势
现代科学正沿着三个方向前进。其一，沿着量子阶梯下行和时间之矢回溯，在小尺度上研究夸克及比夸克更低的层次，在大尺度上探索极早期宇宙及其起源。其二，沿着量子阶梯上行和时间之矢顺行，在小尺度上研究生命起源、人体和意识，在大尺度上探索生态及其演变。其三，研究不确定性，如混沌、分形、分岔等。到上一世纪末，科学家们发现，在上述三个方向上有一些新的问题、新的概念、新的观念正在浮现。
在第一个方向上，主要有玻姆的“隐秩序”、“量子势”、“靴绊假设”等。物理学家们发现，没有任何部分的性质是基本的，它们都可以由其他部分的性质导出[1]。
在第二个方向，生命科学认为，生命是历史地形成的，要求由古及今而不能以今论古。生命是一个整体而不仅是DNA和蛋白质，还要有各种小分子和离子。生态学进一步将生态环境与生物及其进化结合起来，这种趋势在研究渐次进入人体领域时尤为明显。人脑和意识领域则更为复杂、随机或混沌。
更深刻的挑战来自第三个方向，这一方向肇始于19世纪末的热力学。混乱、无序的热运动通过统计力学被纳入牛顿力学之中。彭加勒的工作开始了一个新的领域，但被淹没于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光环之中。之后又发展出种种线性近似作为保护带来解决非线性问题。随着协同学、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和分形理论等的问世，人们逐步发现，始于彭加勒，在非线性旗帜下开展的各项研究，对整个科学所产生的震撼丝毫不小于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
这一方向的研究首先从根本上改变了偶然性与不确定的地位。几百年来，偶然性与不确定性一直被认为是外部的扰动，应该避免或忽略不计，至多是“为必然性开辟道路”，而新的观念则认为，蝴蝶扇起的气体会在几千公里外引起风暴，正是这种随机涨落创造了世界。分形理论的创始者芒德勃罗断言，欧几里得几何学是“呆滞”的，不规则性却是活跃的，不是噪声，而是自然界创造力的标志。其次，与前述另两个方向共同突出联系、相互作用、反馈等的意义。每个事物都处于与它物的关系中[2]。100多年前，马克思即把人定义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到今天，在后现代科学到来之际，我们或许可以加深对这一概念的理解。由对关系的高度重视，必然对层次概念提出挑战，认为没有必要划分界线。“没有一个层次具有优越性”，大自然应被看作是一个动态变迁的网，而不是一座机械的、等级尊严的金字塔[3]。
第三，提出了与时间相关的新的范畴——发展。已经有意识运动、生命运动、化学运动等，认为贯穿这一切的“发展”作为一种新的范畴应从“运动”中独立出来[4]，笔者在15年前曾提出相近的“演化”概念[5]。循环、突变、进化和退化，从混沌到有序和从有序到混沌等都可归入“发展”范畴中。相关的还有“记忆”。由对湍流、孤子等的研究表明，在非线性耦合中有某种记忆。每一个活动都是一个重叠的过程，都在内部与前面的运动相重叠[6]。所以，时间不可逆，但可以记忆，可以再现。显然，记忆也是发展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范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因而从自然科学角度研究发展问题，其意义将超出其本身的范围，具有更广泛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立足于第三点并把前两点综合起来，可以看到，有一个把一切系统联系在一起的大的时间箭头，又有无数为每个个体所有的不断分岔和变化的小的时间箭头。正是后者之间不断的纠缠构成了前者，反之，只有在大的时间箭头中，小的时间箭头方得以存在并具有意义。时间不可逆且不对称。回首往事，历史的足迹清晰可辨，然而展望未来却充满迷雾和希望。“历史向未来敞开大门。”
在以上三个方向的共同推动下，后现代科学初露端倪。
2 后现代科学的内涵与外延
后现代科学正在动摇几百年来科学的本体论地基。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就为这一本体论地基垒起第一块基石。自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其秩序或规律，在变化后面有不变的存在物，在现象后面有本质。牛顿力学和近代科学的成果坚定了这一信念。然而后现代科学告诉我们，自然界充满着混沌、紊乱、涨落和不确定因素。所有存在物都在彼此关系中创生、消亡。玻姆进而认为，关系在有某种东西形成反馈前就已经存在。没有什么深刻的、不变的本质。
问题在于两个方面。其一，科学本来应该告诉我们具有普遍性的知识，然而后现代科学认为，每个对象，它所处的环境或包括主客体关系在内的“关系”，以及它的由来或“记忆”都不相同，不具有明确的边界或时段，对它们的研究会有各自的环境和游戏规则。于是科学的普遍性特征受到挑战。其二，科学本来应该告诉我们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由此我们方得以“把握”、“控制”事物，这就是科学的预言功能。然而蝴蝶效应会引起风暴，初始测量所不可避免的误差和计算中舍去的尾数将在迭代中放大，还有各种扰动、涨落，这一切使未来是如此不确定而不可预言。于是科学失去了普遍性后又失去了预言功能。两千年前，苏格拉底睿智地说：“我知道我不知道”。后现代科学是否也会说：“我预言我不能预言？”
会聚这些思考就引向一个深层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真”，什么是“规律”？往日的理解是，它们意味着客观、普遍、永恒。新的挑战认为，是机械本体论赋予“真”这样一些属性，然而这种机械本体论只是一种不真实的简单抽象。往日的理解是求真、臻善、达美，这是一个分阶段渐进的过程，换言之，可以脱离善和美，独立地求真。新的挑战则认为，真善美是一个整体，只能同步去求、去臻、去达，才能互得益彰。
古希腊哲学在认定自然是有秩序的同时要表达的就是，自然因而是可以为我们所理解的。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科学方法来发现、认识这些规律，始于17世纪的现代(modern)科学正是因此而取得成功。而今既然在本体论上对规律有新认识，那么传统的认识也必将同样受到冲击。现代科学哲学的各流派已经把康德关于科学“何以能够”认识自然这一问题消解为“是否可能”。“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和“怎么都行”的呼声不绝于耳。
在这一点上，问题不在于得出非此即彼的答案，即究竟人类能否认识或理解自然，而在于问题本身：究竟什么叫做“认识”或“理解”？何种途径才算认识，具备什么样的知识方可谓理解？在现代科学中，那就是揭示实体，把握规律。由此可见，其本体论基础同样是机械论。原先的“认识”是在复杂多变的自然界中找出简单、必然、确定的部分，将前者归结为后者，是用一种古希腊以来所形成的范式赋予客体以结构，然后将之与不确定的客体等同起来。现在既然这一本体论地基已经动摇，那么对“认识”或“理解”也应该有新的认识和理解。的确，面对隐秩序，面对人体和意识，面对不确定性关系和分岔、突变，不可能进行原来意义上的认识和理解，必须赋予认识和理解以新的含义，从可知论和不可知论这种机械的非此即彼的怪圈中跳出来。如果“知”有了新的含义，那么知的方式和途径也应有新的内容，以还不确定的客体以本来面貌。现在尚不清楚这种新的方式和途径的细节（或许就根本没有细节），但已可以看出两个特点：定性和直觉。
随着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转向，我们对于科学本身的认识也将发生重大转变。首先，科学的疆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在未来趋势的三个方向中，沿量子阶梯的上行与下溯是现代科学在延伸之时进入新的未知领域，而第三个方向探索不确定性更把数百年甚至两千年来一直排斥、忽视、贬低的对象纳入视野。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发展并不排斥以往的成果。在这里，我们提出“广义对应原理”，正如量子力学、相对论与经典物理学的对应关系一样，后现代科学也将把现代科学作为自己的特例包容在内。在自然界中，规则的、简单的秩序只是大量混沌、复杂、不确定事物和过程的特例，对应的双方通过“湍鉴”而互相转化。形象地说，后现代科学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就如同数轴上所有的数与其中有理数的关系。现代科学的概念、规律和理论体系在其相应的间歇的领域依然有存在价值，所沿用的方法仍有用武之地，即使在不确定的海洋和过程中，作为研究的初级阶段，这些方法也仍有其价值，问题是必须认识到它们的局限，认识到它们只适用于那些间歇小岛和阶段。
其次，既然科学的疆域从其深度和广度得到了大大的拓展，原有相应于狭窄的确定领域的关于科学的严格定义和划界也必然要相应调整。“后现代世界对于科学的描述势必要比现代对科学的描述限制少得多”[7]。对于科学的严格定义变得松弛了，甚至会难以下定义。如果一定要给出对于内部所有分支、所有角度都普遍有效的定义，则很可能过于宽泛而失去意义。例如科学中的一个分支信息科学的发展就遇到了这种情况。“如果统一的信息科学找不到足够的共同信息规律来承载起信息科学基础的话，信息科学很可能蜕变为一个群体研究的指称而不再被看作一门实体的科学。另一方面，立足于不同领域信息问题的部门信息科学将会有较大发展”。这就是“统一信息科学的悲观主义，部门信息科学上的乐观主义”[8]。这很可能是整个科学的一个缩影。科学渡过了内部高度一致乃至铁板一块的阶段，在一体化的同时进入了相对宽松，同时也更为活跃的时代。
在科学的内部渐次松散、对科学的严格界定一再后退之时，科学的外部边界也在模糊、淡化。还有没有“整个”科学？本来不成为问题的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现在成了争论的热点。这一趋势表明科学一元论或中心论的消解。所以不必悲观，因为这不是退步或堕落，而是表明科学作为一个要素正在融入系统之中[9]。科学象是一团不断膨胀的星云，其内部变得越来越松散，其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们可以在当年马克思所下的人的定义的意义上说，什么是科学？科学是……关系的总和。其实，远古时期没有科学，没有宗教，没有艺术，它们是一混沌的整体，尔后有序的、分门别类的领域均萌芽于此。那么，在后现代旗帜下的林林总总是否正在朝古希腊前的原始的混沌作辩证的复归，趋向更高级的、新的混沌？[10]
在后现代科学中，现代科学百年来形成的标准、范式，如默顿规范等，还有其存在的必要吗？答案是肯定的，它们依然会在某些领域和某些研究阶段存在并发挥作用，但其光辉将是有限的，只能照耀到间歇的“有序小岛和阶段”。后现代科学正在形成新的范式，那就是宽容、理解与协作、创造，以及自律与他律。
首先是宽容、理解与协作。后现代科学招致种种批评，普里高律和玻姆被列入神秘主义和瑜伽师的行列。[11-13]这些反对意见就其原有的出发点——间歇的有序小岛和阶段而言都是可以理解的。在要求现代科学更开放、倾听不同意见之际，推崇混沌和不确定性的后现代科学也必然会倾听来自不同领域和不同研究阶段，包括来自现代科学的不同乃至反对意见。如果抹煞或者排斥它们，后现代科学就是从一种一元论步入一种新的一元论。正是这些不同意见构成必要的张力，推动后现代科学前进。与宽容和理解相关的还有各学科间、科学家之间的协作和依赖。后现代科学与其所研究的对象一样，也是由众多要素组成的网络，每个部分既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又以其他部分的相互作用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因而宽容与理解并不单纯是道义上的要求，一方面具有本体论基础，另一方面又是认识和实践，也就是后现代科学发展的需要。宽容、理解和协作是对默顿规范中竞争性规范的扬弃。
其次是创造，创造是对默顿规范中合理的怀疑性的拓展，主要是创造直觉的能力和选择的能力。前文已经论及直觉对于认识非线性和不确定性的重要性。为此，有必要研究直觉本身。“也许”，普里高津以他的直觉写道，“我们对我们周围世界和我们内部世界的洞察将一起到来”[14]。直觉不仅有认识意义，而且有实践意义，学习处理复杂性就是学习更加直觉地生活。直觉是在复杂系统中作出重大变化，使系统进化，并且与之一道进化的关键。所谓“在复杂系统中作出重大变化”，也就是在系统面临分岔点时进行选择。显然，在进入未知的不确定领域之时，在更多地依赖直觉之时，后现代科学自身的不确定性也在增长。这就意味着科学家将越来越频繁地面对选择，在分岔点附近尤为如此。选择也是创造。一项正确的选择既能促使系统的进化，也能促使在该系统中的选择者本人进化。然而面对蜂拥而至的不确定性，其范围、幅度和频率都在增大，于是选择就变得越来越难。不确定期待选择，不确定呼唤创造。正如英国著名诗人济兹在19世纪写道，在怀疑和不确定中生活的能力，是创造力的基础[15]。
最后是自律与他律。自律不仅指科学的社会影响增大，因而科学家在科研中要考虑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且指在科学内部。由于后现代科学自身的不确定性，现代科学严格、精确的普遍性正在松弛，发现的可重复性也在下降，因而建立于此基础上的默顿规范之一，诚实性规范正在受到挑战。外部的束缚变得宽松之时，就要求科学家每一个个体更多地以自律规范自身。此外，“科学无禁区”以及公有性规范也遇到障碍，人类基因工程与隐私权相对立，这同样要求自律。然而这种自律并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每一位科学家，每个研究领域自身发展的需要。这正是基于后现代科学中的每一个局部、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只有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局部和要素方有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和意义。于是，自律必然与他律结合在一起。
宽容、理解与协作，创造以及自律与他律，前者涉及学科间和人际关系，创造是对每一个个人的要求，自律与他律则将前二者结合起来。这三个方面难道只是后现代科学的规范吗？我们正在企业界看到双赢与联盟，在虚拟企业中看到信任与合作，在知识经济中看到创新和意会知识的重要性。选择已摆在行将进入21世纪的每一个人的面前。后现代社会对个人的束缚变得宽松，主体的独立自主意识增强。然而主体越独立自主，越不受制于人，对环境的影响越大，也就必然更深入地参与到系统中去，这就意味着他更依赖于系统，依赖于系统中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同时，在“后”市场经济中，人不再是一个经济人，伦理道德正介于其中。如果说这些是后现代科学规范的渗透，那么也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说是社会其他领域的规范向后现代科学的渗透。“科学星云”在松弛在膨胀，人类的其他活动如政治、经济、文化等“星云”也在松弛、在膨胀，彼此间的界限正消融。虽然每个细节、每个局部仍会有自己的规范（处于变化之中），但是已经很难说什么是科学的规范、经济的规范，或政治的规范。它们已经彼此相通，成为后现代人类的共同规范。
至此，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认识现代科学与后现代科学：
现代科学起源于古希腊，兴起于近代，延续至今。它以机械论（未必是贬义词）为核心，经由确定的程序来认识对象的确定性（注意，不是确定的对象）。在这一领域，现代科学具有普遍性和预见功能，遵循默顿规范，形成熟知的科学精神，确切地说是现代科学精神。
后现代科学在20世纪科学革命中萌芽，将于21世纪兴起。后现代科学全面包容现代科学，以生态观（或生命观、有机论等）为核心，没有严格的、确定的研究程序，主要经由直觉和定性方法来认识对象的不确定性。其内部呈现多样化和各种可能性，外部边界模糊。作为人类的活动之一，与其他活动共同追求宽容、理解与协作、创造以及自律与他律。
3 中国与后现代科学
中国与发达国家处于发展的不同阶段，因而，中国必须慎重对待后现代科学。一方面，在当前必须进一步宏扬现代科学精神。中国五千年封建传统最缺乏的就是这种精神，计划经济几十年中一直被践踏、受批判的也是这种精神，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主要靠的还是这种精神。如果在目前阶段对广大民众宣传后现代科学观念，势必在思想上造成混乱。与宏扬现代科学精神相应的是，在社会和日常生活中确立现代科学的中心地位，乃至建立政治与现代科学的某种联盟，政治为科学确立话语权，科学维护政治的稳定。这一点在对法轮功的批判中得到充分体现。在目前阶段，现代科学的中心地位不是过分，而是远远不足，只是某个场合、某个领域，临时地“中心”一下。一些已经确定的规律，特别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已经确认的制度，如依法行政和现代企业制度等等仍然难以贯彻和实现。有必要真正地确立现代科学的中心地位。
另一方面，后现代科学和知识经济分别是科学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后现代社会的基础。正如知识经济距离我国还遥远，我们仍应研究它、扶植它一样，虽然后现代科学对于我国来说，在整体上还提不上议事日程，但是不能因此而将其拒之门外，我们仍应了解它、认识它，乃至接近它。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应站在一个更高的立足点来审视现代科学及其精神在社会中的地位。具体而言，当前宜注意以下三项原则：区分后现代科学的不同内容，区分不同人群，以及区分不同地区。
后现代科学的内容，包括陈述体系，如概念和理论等；所采用的方法，如前述直觉和定性，以及关于它自身的地位、作用和规范等。虽然这三部分密切相关，但在向不同的对象介绍后现代科学时，应将这三部分区分开来。
区分不同人群。科技专家应把握后现代科学的全部内容以与国际接轨，赶超先进水平，一般科技人员和大学生至少应把握前两部分内容。国家的中高层领导也应了解后现代科学的全部内容，以把握全局和趋势，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战略、决策，基层领导应对前两部分有大致了解。大型企业、科技型企业的企业家也应了解全部内容以把握趋势，后现代科学中的一些观点会对企业家的决策有所启发。普通民众大致了解第一部分内容。
区分不同地区。东部地区经济等方面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正在或开始由现代化迈向后现代化，理应对后现代科学有较多的了解，而中西部地区尚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轨阶段，除了各类高层人员外，一般不宜介绍。
后现代科学和知识经济同样昭示未来。如果说，知识经济对于中国既是挑战又是机遇，那么后现代科学何尝不是如此。如果我们不去认识它、了解它，那么它将只是挑战，一场我们对此毫无准备的挑战；如果因此而简单地否定它或接受它，则更会是一场灾难。只有冷静地正视它、认识它，分析它对中国现阶段现代化种种可能的影响，并作出正确决策，我们就能迎接这一挑战，并使之成为我国赶超的机遇。
收稿日期：1999-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