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五十年来敦煌学研究历程及其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五十年论文,历程论文,特征论文,敦煌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十年来台湾的敦煌学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为起步、发轫期，七、八十年代为发展、鼎盛期，九十年代为多元新变期。下面简述其演进历程。
一 起步、发轫期
五十年代末，台湾的一些报章上开始出现关于敦煌学方面的介绍文字，如苏莹辉的《谈敦煌学》（《新生报》1959,10,16），彭楚珩《变文与我国民间文学之渊源》（《中央日报》1959,8,4），为以后的敦煌学研究做了一些启蒙和铺垫工作。六十年代初，台湾的敦煌学研究开始起步。1960年，胡适发表的《菏泽寺和尚五更转两首——神会和尚语录的第三个敦煌写本〈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刘澄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外编4），大概是台湾第一篇关于敦煌曲的专论，同年徐鸣亚的《从变文到诸宫调》（《畅流》1960,6）则是敦煌变文研究的开始。1963年，潘重规在华冈中国文化学院率先开设“敦煌艺术”课程，发唱惊梃，启台湾敦煌学之先声。1965年冬，政治大学开设“敦煌学”、“敦煌变文研究”两科目，敦煌文学研究正式纳入轨道。1969年12月，该研究所的第一篇博士论文，罗宗涛《敦煌讲经文研究》问世（其手抄本于1972年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影印出版），论文中对敦煌变文作了系统全面的考论，分为变文的题材、用韵、语体、仪式、时代五个部分，全书学识丰厚，其中的“用韵考”、“时代考”、“语体考”诸章更是富有卓见。同年，他的《敦煌变文用韵考》由众人出版社出版，这是台湾第一本关于变文方面的专著。邱镇京的硕士论文《敦煌变文述论》（中国文化大学1965），则第一次对敦煌变文的源流、体制、特点、内涵作出综论。在此时段发表学位论文的还有蔡主宾《敦煌写本儒家经籍异文考》（政治大学硕士论文1968），邵红《敦煌石室讲经文研究》（台湾大学硕士论文1969），此后敦煌学研究薪火相传，成为台湾唐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
在此期间发表的论著还有苏莹辉的《敦煌学概要》（学生书局1964）、《敦煌论集》（学生书局1969），巴宙的《敦煌韵文集》（台湾佛教文化服务处1965），朱介凡《敦煌变文目录及〈孔子项托相问书〉之传承》（《大陆杂志》1961,7），梁容若《敦煌学杂记》（《国语日报》1966,5,21），尉天聪《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幼狮学志》1966,8），邱镇京《敦煌佛经变文述论》（《狮子吼》1967）、《变文述论》（《东方杂志》复刊1968,8），其中苏莹辉的《敦煌论集》（学生书局1969）是台湾敦煌学研究第一本综论，分为通论、专论、书评等部分，分别对敦煌学的内容、敦煌学与图书馆学、国际汉学界与敦煌学、敦煌学在日本、论敦煌本史传变文与中国俗文学等涉及敦煌学研究范畴、研究史以及其中一些专题进行介绍或探讨，对台湾敦煌学研究的展开起了重要的示导作用。巴宙的《敦煌韵文集》则是台湾学者收录校订的第一本敦煌韵文集。
二 发展鼎盛期
七、八十年代，台湾敦煌学研究走入鼎盛期，就敦煌文学而言，其资料汇编、编目、总论、文字、类书、变文、诗歌、词曲等方面的研究在这一时段皆有全面的推进。一方面，饶宗颐、苏莹辉等老一辈学人的敦煌学研究，此时成果最为丰硕；另一面罗宗涛、邱镇京、林聪明、郑阿财、朱凤玉等敦煌学博士以及林玫仪、谢海平、徐矗明、陈进福、宋新民、雷云桥、许端容、金泰宽等敦煌学硕士陆续走进研究领域，并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台湾的敦煌学研究正在此时由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
潘重规是台湾敦煌学的奠基人和开创者，他的主要功绩主要表现于以下四点：一是对敦煌文学方面的研究，几乎涉及经学、文学、佛教典籍、语言文字各个方面，在敦煌学方面计有专著《唐写文心雕龙残本合校》（新亚研究所，1970）、《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新亚研究所，1970）、《瀛涯敦煌韵辑新编》（新亚研究所，1972）、《敦煌云谣集新书》（石门图书公司，1977）、《敦煌词话》（石门图书公司，1981）、《敦煌变文论辑》（石门图书公司，1981）、《敦煌变文集新书》（上下）（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1983）、《敦煌坛经新书》（上下）（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1983）、《敦煌坛经新书》（佛陀教育基金会，1994）等。论文则有《变言语双恩记试论》（新亚学术年刊15期，1973,9）、《敦煌赋校录》（《华冈文科学报》11期，1978,1）、《敦煌变文新论》（《幼狮月刊》49卷1期，1979,1）等近百篇。饶氏此时有《敦煌曲》(Centre National de 1a Recheyche Scientifique,paris;1971)、《论敦煌陷于吐番之年代——依顿悟大乘正理诀考证》（《东方文化》9卷1期，香港1971）、《曲子定西番——敦煌曲拾补之一》（新加坡，《新社学报》1973）、《论敦煌残本登真隐却诀》（《敦煌学》第4辑，台北，1979）等单篇论文。《敦煌云语集新书》是将原卷影印并附上摹本，参校各家而成的定本，其中纠正了罗振玉、王重民的若干误断。《敦煌词话》收集了作者1979到1980年间12篇论文（《任二北敦煌曲校录补校》除外），订证了王重民、任二北、饶宗颐等对敦煌曲子词的误认、误校和误改。《敦煌变文集新书》则将王重民的《敦煌变文集》对照原卷进行订正补充，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在编次上，按唐代俗讲的发展过程加以改编，又增收了列宁格勒、台北、日本龙谷大学所藏的变文8篇，后附论文目录。在台湾，《敦煌变文集新书》已代替王重民的《敦煌变文集》，成为变文研究者的文本依据。《补全唐诗新校》（《华冈文科学报》13期1981）则是依敦煌残卷来补全唐诗，并校订王重民《补全唐诗》中误认或不能辨认的字。《简论王梵志诗辑校》（《明报》8期，1984）和（《〈王梵志诗辑校〉读后记》）（《敦煌学》8辑，1984）则是对张锡厚的《王梵志诗辑校》众多讹误的订正。对汉人陷蕃诗作者的考证有：《敦煌唐人陷蕃诗集残卷作者研究》（《幼狮学志》5卷4期，1979）、《敦煌唐人陷蕃诗集残卷作者的新探测》（《汉学研究》3卷1期，1985）、《续论敦煌唐人陷蕃诗集残卷作者的新探测》（《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会议论文》，1987），认为卷中作者马云奇并非陷蕃诗作者，真正作者乃是落蕃人毛押牙，并据马的《怀素师草书歌》推断马的年龄。他的《敦煌写本〈秦妇吟〉新书》（《敦煌学》8卷，1984）遍观今存的16个写卷，博稽众议、考订原文，兼陈己见，堪称《秦妇吟》研究的一个总结和定本。他的《敦煌赋校录》（《华冈文科学报》11期，1978）则是敦煌赋的第一次结集，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二是文字声韵研究。《敦煌俗字谱》（石门图书公司，1978）、《敦煌唐碑三种》（石门图书公司，1979）、《龙龛手鉴新编》（石门图书公司，1980）、《敦煌卷子俗写文字与俗文学之研究》（《孔孟月刊》215期，1980）将写书中俗、讹、繁、简等字归纳成字形无定、偏旁无定、繁简无定、行革无定、通假无定标点多异等几种类型，并列举变文、曲子词等敦煌俗文学写卷的书写文字相互印证，说明敦煌俗写文字与俗文学之间的关系，为研究敦煌俗文学之必备。潘氏此时对敦煌文字学的贡献还表现在对《龙龛手鉴》的重新认识和评价上。《龙龛手鉴》是辽代僧人行均根据写本《佛藏音义》所编，此书因辨认文字上的错误受到清儒钱大昕、李慈铭、罗振玉等人的指责，但潘氏却从中得到启发，他看到钱大昕所开列的错误恰与敦煌俗写文字的错误一致，因而悟出行均正是根据当时流行的写本来编篡字书的，可以说是当时俗文字的总汇，是用来校读敦煌写卷的最佳工具书，他为此撰写了《龙龛手鉴与写本刻本的关系》（《敦煌学》6期，1983）、《龙龛手鉴及其引用古文之研究》（《敦煌学》7期，1984）进行辨证，并校编出版《龙龛手鉴新编》。其学术价值不仅在于恢复了《龙龛手鉴》应有的学术地位，也使它成为帮助解决敦煌写本文字障碍不可缺少的工具书。三是资料汇集整理。著有《列宁格勒十日记》（学海出版社，1971）、《敦煌白画》（《法国远东学院考古学专刊》，巴黎，1978）、《敦煌书法丛刊》（29册）（日本东京二玄社，1983-1986）等。《列宁格勒十日记》写于1973年他在列宁格勒考察敦煌藏书之时。考察中发现苏联藏本编号虽多，实际成卷的不过三百多轴，但其中不乏珍品，如《十吉社变文》、《双恩记变文》、《敦煌赞文》等，其中《双恩记变文》系据《佛报恩经》演进而成，足以证明变文名称的来由和演变，其论文《变文双恩记试论》即是对此的校订和探讨，《敦煌变文新论》亦即依此推出新意。四是创办《敦煌学》专刊，培育后进形成学术梯队。1967年，他首次在台湾华冈中国文化学院研究所订设“敦煌学研究”课，培育和影响了黄永武、罗宗涛、邱镇京、郑阿财、王三庆、朱凤玉、林聪明、许端容、金泰宽等一批材俊，形成了一支阵容可观的学术梯队。
苏莹辉在这一时段有《增订再版敦煌学概要》（国立编译馆，1981）和《敦煌论集续编》（学生书局，1983）面世。前者是在六十年代出版的《敦煌学概要》基础上增补了四万多字，均为七十年代以来海内外敦煌学研究的新资料。《敦煌论集续编》（学生书局1983）则是六十年代末出版的《敦煌论集》的续编，共收集作者1968-1980年间发表的敦煌学论文20篇。内容有关于瓜沙史事的考索，石室写经之校订等。另外还编有《六十年来敦煌写本之研究》（《六十年来之国学研究》（二）正中书局1972），《七十年来之敦煌学研究概述》（《珠海学报》12期，1981）等，对海内外的敦煌学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饶宗颐对敦煌文学研究的贡献主要是在曲子词的拾补和考论上。拾补方面有《曲子定西番—敦煌曲拾补之一》（《新亚学报》5期，新加坡1973）、《长安词、山花子及其他—大英博物院藏S5540敦煌大册曲子词》（《新亚学报》11期，新加坡，1974）。考论则涉及法曲、曲子词中的孝顺观念等，如《孝顺观念与敦煌佛曲》（《敦煌学》1期，1974）、《法曲子论—从敦煌本〈三皈依〉谈“唱道词”与曲子词关涉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6第1辑）等。
在六十年代末和这一时段获得学位的黄永武、罗宗涛、邵红、邱镇京、林玫仪、郑阿财、王三庆、朱凤玉、林聪明、许端容、金泰宽等逐渐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形成了一支阵容可观的学术梯队。
罗宗涛的研究成果此时集中在变文研究方面，自六十年代的《敦煌变文用韵考》和《敦煌讲经文研究》之后，此时又有以下论著出版和发表：《敦煌变文社会风俗事物考》（文史哲出版社，1974），又有《敦煌变文成立时代新探》（《人文学报》2期，1976）、《敦煌变文体裁述略》（《中华学苑》19期，1977）。《讲经变文与讲史变文关系试探》（《幼狮月刊》46卷3期，1978）、《贤愚经与祗园因由记、降魔变文之比较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集刊》2期1980）、《石窟里的传说——敦煌变文》（时报出版社，1981）、（《中华学苑》1983,6）。《佛经注疏与讲经变文之比较研究》（《中华学苑》27期，1983）等，对敦煌讲经变文进行更为深入也更为宽泛的研究。《敦煌讲经变文与讲史变文之比较研究》就讲经变文与讲史变文的体裁、作者、抄者、讲者、听者等方面进行比较，并逐篇考证其年代，以期建立完整的变文观念，并为研究变文发展提供宝贵资料。作者认为佛教的倡导是促使变文发展的主要因素，其发展脉络是由讲经文的膨胀到摆脱经文约束，进而随意支配经文形成真正的变文。至于讲史变文则另有源头，当讲经文和讲经变文流行时，即已经存在，两者之间有着复杂的影响关系。另外邱镇京的硕士论文《敦煌变文述论》此时也由台北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1970)，乐蘅君的《敦煌变文论集》也出版于这一时段。
黄永武是位知识面很宽的学者，他在诗歌理论、唐宋文学研究上贡献多多，在敦煌学研究上的主要成就是文献资料整理汇编和敦煌唐诗的搜集整理上。文献资料整理汇编方面有《敦煌宝藏》（新文丰出版社，1986出齐）；敦煌唐诗方面有《敦煌的唐诗》（洪范书店，1987）和与施淑婷合作的《敦煌的唐诗续编》（洪范书店，1989）（文史哲出版社），前者用敦煌发现的唐诗写卷来校勘今存的唐诗，以证明敦煌写卷在唐诗研究上的价值。后者收录了他与施淑婷的三篇论文：《敦煌所见李峤诗十一首的价值》、《敦煌》555号背面37首唐诗的价值》和《敦煌写本高适诗研究》。敦煌诗歌研究方面还有朱凤玉的博士论文（文化大学，1984）等，《王梵志诗研究》分为绪论、研究、校注三个部分。绪论部分略述王梵志诗研究的成果及现状，并对现存的30个王梵志诗写卷一一加以介绍。研究部分推断王梵志生于隋末而活动于初唐。并就写卷中王梵志诗的卷次，诗集的体系、思想、特色及对后世的影响，加以考论。校注部分对辑录所得的390首诗，逐一核校注释。后附王梵志诗用韵表。这是台湾首次对王梵志诗进行全面的研究和提供完备的资料。郑阿财《孝道文学敦煌写卷〈十恩德赞〉初探》（《华冈文科学报》13期，1981）网罗了散见于伦敦、巴黎、列宁格勒、北京的15个关于《十恩德赞》写卷，一一详加校录并探究其起源、体制和对中国俗文学的影响。《敦煌写卷定格联章〈十二时〉研究》（《木铎》10期，1984）系作者《敦煌写卷定格联章研究》计划的一部分。文中探讨了定格联章十二时的起源，并对今存于石室遗书中的定格联章十二时29卷及敦煌写卷之外，散见于内典语录中的一一加以叙录，分析其体制，探讨其内容和影响。林聪明的《敦煌本李翔涉道诗研究》（《敦煌学》7期，1984），对世所不传的李翔28首涉道诗逐一加以考释。陈祚龙的《学佛新记》（《海潮音》64卷1期，1983）包括三个内容：敦煌古抄唐宣宗大中五年上都某些高僧诗词辑佚；新校重定敦煌古抄《少小皇宫养赞》；敦煌古抄释门吟叹与牒状抽样。另外吕光华《敦煌本唐人选唐诗考》（政治大学硕士论文，1984）和施淑婷的《敦煌写本高适诗研究》等，这些研究开启了通过敦煌写卷来研究唐诗的一条新路。
文献整理汇编方面除黄永武的《敦煌宝藏》外，还有陈祥龙编的《敦煌古抄文献会最》（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敦煌学要龠》（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敦煌简册订存》（商务印书馆，1983）。《敦煌古抄文献会最》辑录海内外敦煌学论著中所附的写卷图版，依唐书艺文志著录顺序编排；《敦煌学要龠》收作者论文10篇，涉及敦煌卷册目录、敦煌古抄佛经尾记、古抄方志等；《敦煌简册订存》亦为作者近年来发表的有关敦煌史料论文的结集，共16篇，内容主要为唐宋社会史和佛教史的敦煌资料，又多引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卷子，颇有学术价值。这一时段，还翻印重版了一大批二、三十年代的敦煌学资料，如罗振玉的《敦煌石室遗书百二十种》（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日人羽田亨辑的《敦煌遗书》（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神田喜一郎辑的《敦煌秘籍留真》、《敦煌秘籍留真新编》（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目录学方面则有郑阿财、朱凤玉合编的《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汉学研究中心，1987），郑阿财原编有《敦煌学研究论文著作目录初稿》（《华冈文科学报》14期，1982）和《敦煌学研究论文著作目录稿》（中文篇）（《敦煌学》，5-10期，1982-1985），《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即在此基础上扩展而成。黄永武有《英伦所藏敦煌未知名残卷目录的新探索》（上中下）（《汉学研究通讯》，1982,4、10,1983,1）、《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之订补》（上、续）（《文史学报》12、13期，1982、1983）。前三篇对翟理斯编的《英国伦敦博物馆汉文敦煌卷子收藏目录》与敦煌遗书总目，刘铭恕编的《斯坦因劫经录》中的未知名残卷一一寻检、细加对比，共考得三、四百号，皆为佛教经典，对敦煌文献目录贡献颇大。后两篇是针对刘铭恕编的《斯坦因劫经录》中的讹误加以辨识订补，约一千多条。郑阿财在敦煌孝道、儿童文学文献整理研究上有着独特贡献，从而形成台湾敦煌学研究明显不同于大陆的一个特色。
林玫仪的硕士论文是《敦煌曲研究》（台湾大学，1974），这是台湾首篇关于敦煌曲的学位论文，《敦煌曲词在词学研究上的价值》（《汉学研究》4卷2期，1986）综论敦煌曲子词对词学研究的贡献。林玫仪《敦煌云谣集斠证》（《淡江学报》21期，1984），则据云谣曲子影印本，参酌历来诸家之说进行校订。校订中多据词例、文意以改。对卷中俗字、通字举证甚详。1986年林氏又有《敦煌曲子词斠证初稿》出版（东大图书公司），对云谣集杂曲子、普通杂曲子、新增及残缺曲子凡176首进行校订集证，颇见功夫。这一时段对敦煌曲研究的论文还有邱燮友《唐代敦煌曲的时代使命》（《汉学研究》4卷2期，1986），沈英名《谈敦煌云谣集的校订》（文艺复兴132期，1982），车环柱《云谣集考释》（《幼狮学志》18卷4期，1985），金荣华《记别本敦煌曲〈别仙子〉》（《大陆杂志》66卷5期1983）等。《唐代敦煌曲的时代使命》论述了敦煌曲的时代功能；《谈敦煌云谣集的校订》则对云谣集的校订提供案例；《云谣集考释》对云谣集的题名、成书年代提出了独见；《记别本敦煌曲〈别仙子〉》，从伦敦藏卷S7111号断片中发现了各家均未载录的《天仙子》一词，并与S4332号藏卷中的《别仙子》相校。
在这一时段，还出现一批普及类和总结回顾类的论著，这对扩大敦煌学研究的影响和基础，对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调整其研究方向，无疑是有益的。如金荣华的《敦煌俗文学》（《中国之文化复兴》，1981,10），文化大学中文所陆续刊登的《了解敦煌》等。总结回顾类的论著有苏莹辉《近三十年国际研究敦煌学的回顾和前瞻》（《书目季刊》16卷2期，1982）。《六十年来敦煌写本之研究》（《六十年来之国学》（二）正中书局，1972）、《七十年来之敦煌学研究概述》（《珠海学报》12期，1981），邝士元《近百年来敦煌学的回顾》（《书目季刊》11卷1期，1977），分别对二十世纪或五十年代以来的敦煌学研究进行总结回顾和前瞻。林聪明《敦煌俗文学研究》是篇博士论文（东吴大学，1984），作为一本体系较完整的敦煌学概论，全书的八章不但分论了敦煌俗文学的特性、类型，探讨其讲唱文学、俗赋、曲子词、诗歌的起源和发展，为后来者溯清了源流，而且分析了当前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也为后继者导夫先路。
三 多元新变期
1987年台湾政治上的解严，标志着威权时代的结束，它给学术界带来了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大陆开放台胞来内地省亲，继而允许台商来内地经商和学者的互访，也使原先封闭隔绝的两岸关系开始解冻和互动。此时台湾的古代文学研究随着学术资讯的沟通，大陆研究成果的涌进以及本土文学的兴起，无论在学术思想、研究方法或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评估上，都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此同时的大学、新的研究系所、新的学会、研究会的不断创立，学术资助渠道和学术出版物的不断增加，也都给研究者带来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固守与转移，传统与新变，排斥与交融，浮躁喧嚣与沉思静持，追逐时尚与名山事业，使这个时期的古典文学研究呈现多元的开放的格局，也存在着种种变数。这种多元新变的特征，在敦煌学研究中表现的也很明显。此时，老一辈学人渐次凋零，罗宗涛等首批弟子虽偶有论著问世，但已带有学术总结的性质，而郑阿财、林玫仪、谢海平一批学者已成为敦煌学研究中的中坚和领军式人物，此时学术研究上的新生力量则是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前期获得学位，并活跃于唐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群，如宋新民、卢顺点、施淑好、汪娟等，他们年龄段约在四十岁左右。这批人中的优秀者已成为台湾目前敦煌学研究中最有前途的一支力量。除了研究队伍结构的变化外，这种多元新变的特点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研究内容更为宽泛，研究方向更为专深。研究内容从五、六十年代的文献整理搜集研究到七、八十年代的变文、诗歌、曲子词、字书等文艺学研究扩大到哲学、宗教、教育、星象、历法等方面。以九十年代前半期的学位论文为例，1990年敦煌学方面的两篇学位论文，一是关于弥勒信仰研究，一是关于书法研究（汪娟《唐代弥勒信仰研究》，中国文化大学硕士论文，焦明晨《敦煌写本书法研究》成功大学硕士论文）；1991年两篇：李蓉《敦煌赋篇考论》（东吴大学硕士论文），洪起龙《汉城中央博物馆藏村新绘画研究》（中国文化大学硕），前者是继1978年陈世福《敦煌赋研究》后12年间的第二篇敦煌赋论文，也是九十年代台湾唐赋研究振起的先声。后者是韩国留学生的论文。1993年三篇：一是专门研究敦煌民歌：金贤珠《唐五代敦煌民歌研究》（台湾师大博士论文），一是专门研究敦煌文书中的题记：谢慧遏《敦煌文书题记研究》（东吴大学），一是研究《老子化胡经）：姜佩君《老子化胡经研究》（中国文化大学）；1994年三篇，皆是关于文书、字书和音韵研究：姜嬉远《唐写本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辅仁大学硕士论文），蔡忠霖《敦煌字样书〈正名要录〉研究》（中国文化大学硕士论文），金根培《敦煌“社”文书研究》（逢甲大学硕士论文）；1995年6篇：井康《敦煌史传故事研究》（东吴大学硕士论文），朴真哲《敦煌变文词汇之同义反义关系研究》（淡江大学硕士论文），宋二燮《敦煌通俗诗考论》（逢甲大学硕士论文），黄琼莹《敦煌碑志文研究》（逢甲大学硕士论文），叶淑珍《敦煌写本书仪中应用文书研究》（政治大学硕士论文），游炎辉《敦煌写本书法研究》（逢甲大学硕士论文）等；研究方向则更为具体单一，当然也就更为专深，如上面提及的学位论文，有的专门研究敦煌文书中的应用性文书，有的则研究应用性文书中的“社”文书，有的则专门研究文书的“题记”。对变文的研究，也具体专门为研究其中的史传文、碑志文乃至其中的同义词与反义词之关系研究。到了九十年代后半期，学位论文中这种研究内容越来越宽泛，研究方向越来越专深的特点就更为明显，如1996年汪娟的博士论文《敦煌文献中佛教礼仪研究——以礼忏文为主》（文化大学），何慧俐的硕士论文《敦煌佛经感应记研究——以〈普贤菩萨说证明经〉〈金光明经〉〈金刚经〉为研究范围》（政治大学），1998年林艳枝的博士论文《敦煌文献所呈现代社会生活研究》（中国文化大学），王正婷《变文与宝卷关系之研究》（中正大学），全永淑《唐代敦煌壁画内容与风格研究》（台湾师大），曾慧兰《敦煌变文否定词用法探析》（政治大学）等。
第二、研究的方法更多新变。在传统的文献学意义考据辑佚之外，更多一些艺术形式和艺术表达等文艺学方面的考察；在文艺学研究的同时，又多一些哲学、宗教、绘画方面的思考。而且往往表现为文献学研究和文艺学研究以及其它研究领域的结合。由于这些研究是建立在扎实的文献资料的辑佚、整理及考辩的基础之上，所以显得较为扎实，其结论也较为可信。汪娟的博士论文《敦煌文献中佛教礼仪研究——以礼忏文为主》首先对敦煌文献中《身礼》、《十二光礼》、《七阶礼》等礼忏文逐一进行校录整理，并就其中一些礼忏文的名称结构、经典依据、缮写时间进行研究和探讨，然后再从文艺学、宗教学等角度分析礼仟文的结构、特色以及其礼仪程序等方面的问题。郑阿财《敦煌写本道明和尚还魂故事研究》（《唐代文学论丛》1998,6）根据伦敦博物馆藏S.3092号写卷，考察了这个敦煌写本的性质、时代，在此基础上，结合敦煌壁画、绢画、文献载籍以及民间故事对唐五代时期的佛教冥报及感应故事的特征、演变规律进行了宏观考察。另外像李蓉的《敦煌赋篇考探》（东吴大学硕士论文，1991），金贤珠《唐五代敦煌民歌》（文史哲出版社，1994），也都有这种结合的趋势。前者一方面对敦煌赋的渊源、产生和流变，现存的20篇敦煌赋的作者、题材和体制一一作了考证探究，另一方面又注意阐发其思想意蕴及美学特征，最后又从社会史、文化史、文学史的角度来探讨敦煌赋的价值。后者则从心理、音乐、民俗等角度对敦煌民歌的形成、发展、影响以及内容风格进行探讨，资料的搜集整理又极为丰富，其中包括一些敦煌的舞谱、乐谱。
四 台湾敦煌学研究的特征
两岸的敦煌学研究有其相似之处，如都很注意原始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目录学研究；都很注意变文和曲子词有关问题的探讨和研究；都很注意敦煌学的学科建设等。但相比之下，台湾的敦煌学研究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色。
第一，资料搜集整理大备。大陆目前出版的敦煌资料和目录大都是反映本单位的收藏，如敦煌文物研究所将自己收藏的367件敦煌汉文遗书，整理成《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敦煌遗书目录》出版；西北师院曹怀玉的《西北师院历史系文物室藏敦煌经卷录》，上海荣恩奇、胡群耘的《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天津刘国展、李桂英《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录》，北京大学张玉范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等。由于财力及其它原因，这些资料没有汇总，之间重复俎牾之处更没有对比校勘。整理的总集也以文学居多，如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词集》、《敦煌变文集》，任二白《敦煌曲校录》，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等。
台湾的敦煌资料汇集以齐、全为特征，而且绘画、雕塑、佛道典籍乃至书法刺绣无所不包，如黄永武的《敦煌宝藏》，全书共十四辑140册，广泛收录了世界各地所藏敦煌卷子之微卷摄影图片约20万张，以及画本、刺绣、壁画、塑像、书法图片千余帧，依英国、中国大陆、法国、日本、中国台湾所藏为序编排。并对各卷的标题以敦煌遗书总目为初稿进行考校。该书主本要的贡献有二：一是将分置于伦敦、巴黎、日本、台湾、北京的敦煌资料汇集起来，省却奔走查阅之劳，也容易对比校勘；二是将数千张首尾残断而无名的卷子查出了名称，因而这部书的目录，比上述各国、各地的学者所编的目录更为详确。陈祚龙编的《敦煌古抄文献会最》（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专门辑录海内外敦煌学论著中所附的写卷图版。
目录学方面有郑阿财、朱凤玉合编的《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邝士元的《敦煌学研究目录》，黄永武有《敦煌遗书最新目录》，也都是广集海内外敦煌学研究资料，力求完备。如郑、朱的《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汇集了1908-1984近八十年间中、日两国刊印的敦煌学研究论著4000余种。作者后来又作了大量补正，由汉学研究中心印行。
第二，注意与现代社会沟通，力求体现当代的应用价值或人文关怀，主动参加现实文化建设。例如，他们较注重敦煌文献中应用文书方面的研究，如前面提到的谢慧暹《敦煌文书题记研究》，金根培《敦煌“社”文书研究》，叶淑珍《敦煌写本书仪中应用文书研究》等。敦煌学博士朱凤玉的《敦煌文献中的广告文学》（《唐代文学论丛》1998,6）以敦煌文献中《碎金》、《崔氏夫人训女文》等商铺叫卖广告词为研究对象，指出此皆为民间通俗读物依托寄名的促销手段，并对其促销的方法进行了分析，也广告诗的作者及其相关人物进行了考证。
参与当代伦理文化建设则主要反映在他们很重视敦煌写卷中家教、孝道之类民间启蒙教育的研究，这在近十多年来更为明显。研究蒙书类论著有周凤五《太公家教研究》（明文出版社，1986），《敦煌写本杂抄研究》（《木铎》12期，1988），雷侨云的《敦煌儿童文学研究》，郑阿财《敦煌孝道文学研究》（石门图书公司，1982），《敦煌写卷新集文词九经抄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9），《敦煌写本〈崔氏夫人训〉研究》（《木铎》11期，1987），王国良《敦煌写本辩才家教卷浅说》（《国文天地》12期，1986）等。《新集文词九经抄》是唐代一本民间教育的通俗读物，系辑九经诸于语录和史书典籍的警句而成。郑氏将该书的敦煌写卷与同系的十六种抄本作比较、缀合，整理成首题、尾题、序文俱备，且内容完整的《新集文词九经抄》一卷，使人们得以一窥唐代民间启蒙读物的原貌。《敦煌孝道文学研究》对后世失传而仅存于敦煌石窟中的孝道文学作品详加研讨。全书分为五章，分别述论敦煌遗书中的发现、散布、时代、内容、价值，并从唐代孝道教化、佛教与孝道的关系来探讨敦煌孝道文学形成的原因和旨归。雷侨云《敦煌儿童文学研究》则就写卷中《太公家教》、《古贤集》等家训蒙书及《茶酒论》、《孔子项托相问书》等通俗文学，来探讨唐宋时期我国儿童文学的真实情况。这种研究能参与当代伦理文化建设，具有较强现世功效，也拉近了古代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第三，注重类书、字书之类工具型和基础型研究。由于敦煌写本存在字形无定、偏旁无定、繁简无定等现象，因此研究敦煌写卷文字与文书解读则为研究敦煌学的入门之需。俗文字研究方面有潘重视《敦煌卷子俗写文字与俗文学之研究》、《龙龛手鉴与写本刻本的关系》、《龙龛手鉴及其引用古文之研究》、《龙龛手鉴新编》等。大陆学者也注意这类俗字的研究，有孙其芳的《敦煌词中的方音释例》和《方言释例》、《敦煌曲子词方言习语及其他》、黄幼莲《敦煌文献里的俗语词》等。但相比之下，台湾学者更为全面也更为细密一些，如具体到对唐代字样书的研究，朱凤玉的《敦煌写本字样书研究》就是对唐人字样书《正名要录》的研究。甚至还研究到写卷的形态、外观、种类、纸张乃至抄写者的身份，如林聪明《敦煌文书解读要点试说》、《敦煌文书系列专辑》等。
类书方面的论著有王三庆的《敦煌古本类书〈语对〉研究》、《敦煌古本类书〈语对〉p2524号及其复本写卷研究》、《敦煌古本类书〈语对〉p.4780号试论》，王三庆、林艳枝《敦煌古类书研究之一〈事林一卷〉（p.4052号）研究）（敦煌学12卷，1987），王三庆、谢明勋合作的《敦煌古类书〈勤读书抄〉（p.2607号）研究》。郭长城《敦煌写本〈兔国策府〉叙录》、《敦煌写本〈兔国策府〉佚注补》等。《敦煌古本类书〈语对〉研究》分上下两卷，上卷为考证，主要探讨p.2544号〈语对〉及复本写卷的作者和时代；下卷为校笺，作者以p.2544号卷子为底本，以s.2588、p.4636、s.79、s.78等卷于参校，并作笺注。《敦煌写本〈兔国策府〉佚注补》对《兔园策府》详加校注，并探讨了该书的性质、成书时代及背景、流传过程和价值，考证其作者并兼考其引书。
第四，研究内容更为宽泛，研究方法更多新变。在前一部分已以学位论文为例做了述论，其实这一特征不仅表现在学位论文方面，在学者专著和期刊、会议论文中表现得也很充分。以1997年至1998年为例，1997年敦煌学专著部，其中目录学1部：释禅睿《敦煌宝藏遗书索引》（台北·法古文化，1996），宗教研究2部：汪娟《敦煌礼忏文研究》（台北·法鼓文化1998），释果朴（敦煌写本P.3006—支谦本〈维摩法经〉注解考》（台北·法鼓文化1998），综论1部：金荣华《敦煌吐鲁番论集》（新文丰出版社，1996），语言文字1部：朱凤玉《敦煌写本碎金研究》（文津出版社，1997），文学方面1部：饶宗颐《敦煌曲续论》（新文丰出版社，1996），经学研究1部：陈金木《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研究》（文津出版社，1996），书法研究1部：焦明晨《敦煌写卷书法研究》（《文史哲》，1997）；论文篇，其中综论7篇，语言文字4篇，文学6篇，经学2篇，宗教10篇，民俗3篇，艺术6篇，书仪1篇，儿童教育1篇，经济1篇，医学1篇。就以子部研究而言，大陆学者对此多注意唐人小说方面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台湾学者在此之外，还旁及老子、太公六韬以及唐人整理的诸子文献，如程南洲的《伦敦所藏敦煌老子写本残卷研究》。郑良树《敦煌老子写本考实》，周凤五《敦煌唐写本太公六韬残卷研究》、《敦煌唐写本六韬残卷校勘记》、郑阿财《从敦煌文献看李义山〈杂篡〉的性质》等。
在变文、诗歌和曲子词研究上也是如此，如大陆在变文研究方面比较注意探讨变文的定义与内涵，台湾方面则侧重于“用韵考”、“语体考”、“风俗事物考”等表达形式；变文所反映社会风俗方面的考辩；讲经变文、讲史变文、降魔变文之间的异同等比较研究；《吉祥变文》、《双恩记变文》、《敦煌赞文》等宗教俗讲研究等方面。曲子词方面大陆多关注《敦煌歌词总编》之类的汇集和整理，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敦煌曲子词的甄选、考辨的讨论，近来又有对其中《儿郎伟》词的收集和讨论，另外就是对敦煌曲子词的校释。台湾敦煌曲研究除收集校录外，则关注新发现敦煌曲，如对从伦敦藏卷S7111号断片中发现的各家均未载录的《别仙子》一词的研究。诗歌方面大陆方面侧重于王梵志诗的校辑、《秦妇吟》的研究，近年来“唐人诗集残卷”的搜集整理，及其中“马云奇诗”的研究又形成一个新的热点。台湾敦煌学则侧重于新的唐人诗集，如唐人陷蕃诗集残卷及作者、敦煌写书定格联章《十二时》、《十恩德赞》等的研究；一些高僧和道士的诗抄研究，如李翔涉道诗的研究。陈祥龙的《学佛新记》则包括唐宣宗大中五年上都某些高僧诗词辑佚，新校重定敦煌古抄《少小皇宫养赞》，敦煌古抄释门吟叹与牒状抽样三种内容。对唐代诗人研究则具体到每个作家，如黄永武的《敦煌的唐诗》和《敦煌的唐诗续篇》对敦煌写卷中收录的李白、王昌龄、孟浩然、白居易等人诗歌进行研究，施淑婷的《敦煌写本高适诗研究》等，显示出内容较为宽泛，选题较为细密，研究方法较多新变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