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北方民族文化成就和时代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代论文,民族文化论文,成就论文,特色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在十三、四世纪的中外历史上，不仅以其疆域之广大、民族之众多和科学文化之发达瞩目于世界，而且其中除以汉族先进文化著称于世外，北方诸民族之科学文化建树也十分可观。此期蒙古族正扮演着历史主角，当其走出大漠之后，不仅与先进的汉族农耕文明多所接触和交融，而且还受到来自中亚、西亚和伊斯兰文化、西南吐蕃的佛（喇嘛）教文化，乃至西方欧洲的基督教文化等多种文化的薰陶和影响。因而在文化上不断地走向先进，实现了历史地飞跃和进步。西北的畏兀、回回、唐兀（党项）在元代属色目人，地位仅次于蒙古族，他们在入仕蒙元后，其中有一些政治家、军事将领协助蒙古贵族征服了西夏、金朝和南宋，参与了重大的历史变革，在元朝大统一和建章立制方面多所建树，并涌现出一批著名学者、发明家、文学家、艺术家。元代东北各族，除汉族和蒙古族外，主要是契丹、女真、水达达、兀者诸部，在这些民族中契丹、女真遗民的文人学士仍保留着辽金以来相当高的文化，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总之，北方各族和汉族共同创造了有元一代的精神文明和丰采多姿的科学文化，为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宝库增添了光彩，留下了辉煌的业绩。现仅就科学技术、文学史学等方面的成就以及元代文化的时代特色，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请学界方家和读者指正。
一、科学技术全面开花
元代北方民族科技领域十分广泛，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文化教育的提高，自然科学知识不断丰富，北方各族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领域均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天文历法数学方面回回族著名的天文学家扎马鲁丁编撰的《万年历》，比元代著名的大科学家郭守敬的《授时历》还要早14年，是元代天文历法史上的一件大事。他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在大都（今北京）主持制造了“西域仪象”，即天文仪器七种，有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显示出他在天文观测方面的学识和创造。英国著名科技史学者李约瑟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史》对扎马鲁丁的地球仪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这个地球仪是个新东西，比世界著名的马廷·贝海姆的记录早225年。这些天文仪器是从阿拉伯输入的，在中外天文学交流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精通天文的畏兀族学者阿鲁浑萨里，自幼聪敏，天资过人，有很好的家庭教养，师承于国师八思巴的教诲，既有渊博的科学知识，又兼通多国语言，世祖爱其才华，任命他为集贤馆学士，兼太史院事，他在元代文化领域内的活动是多方面的，尤其在天文学方面成就更高。契丹族著名学者耶律楚材，不仅在政治上建树颇多，而且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释老医卜之说，是一位文理兼通的学者，他修订了蒙古汗国初年承用金朝的历法《大明历》，改为《庚午历》（全名《西征庚午元历》）以记“圣朝（蒙古汗国）受命之符，及西域、中原之异也”（注：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8，中华书局1986年版。）。在纪年方面，蒙古族与突厥、藏族一样，曾采用十二生肖纪年，著名的史著《蒙古秘史》是用古蒙文编写的编年体史书，其明确纪年起于鸡儿年(1201)终于鼠儿年(1240)，这种十二生肖纪年，是十二年一轮回。蒙古汗国建立后，逐步采用干支纪年。在数学方面，蒙古汗国蒙哥汗是我国最先研究著名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数学家。《多桑蒙古史》称赞“成吉思汗系诸王蒙哥皇帝较有学识，彼知解说Euclide（即欧里几德）氏之若干图式”。蒙哥汗在传播欧洲先进科学知识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医药、营养学方面北方各族在与自然和疾病的斗争中，积累了一定的医药知识和经验。进而发展为较系统的医药学和营养保健学。畏兀族的医学有较完整的体系，早在唐朝时颁行的药典《新修本草》记载了今新疆出产的药物100多种，反映了当地民族的医药经验。五代宋朝时，西州回鹘（今吐鲁番地区）也有医学著作，在喀喇汗王朝时，畏兀医师伊麻木丁·喀什噶里精通外科手术，著有《医疗法规律释》。到了元代畏兀族翻译家安藏将汉文《难经》、《本草》等医书译为畏兀文，汉族也吸收了畏兀族的医学成就。蒙古族医学历史也很悠久，尤其是外科更为驰名，如在战场上中矢流血，则多用口吮救活（注：《蒙古秘史》，第145节。）。也有用烧红的烙铁烙治伤口，窝阔台的箭伤就受过烙治而愈（注：《蒙古秘史》，第173节。）。还有的把伤者放置在马或牛的体腔之内，使之复活。成吉思汗西征时，汉将郭宝玉就是这样被治活的（注：《元史》卷149《郭宝玉传》。）。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中，有蒙古牧民用肉苁蓉治病的记载。元代回回族著名的营养学家忽思慧编撰《饮膳正要》全书共3卷，对饮食卫生、育婴妊娠、食品营养、疾病治疗、植物品种、粮食肉类、蔬菜水果等均有记载和研究。此书吸收了汉、蒙古、回回、女真等各族人民的饮食经验，是各族饮食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饮食卫生和营养保健学专著。书中介绍了许多植物品种，其中香料“马思塔吉”（乳香）在中国书本上第一次提到，是研究我国古代植物学的颇有价值的专著。对饮食卫生、营养疗法所论尤为精当。如“先饥而食，食勿令饱；先渴而饮，饮勿令过；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益饱中饥，勿饥中饱；饱则伤肺，饥则伤气；若食饱而不得便卧，否则即生百病”。他还主张最好少吃药，平时多注意营养调剂，强调营养学的医疗作用，有时不吃药也能治病。此外，对如何讲究个人卫生，诸如：饭后漱口、早晚刷牙、晚洗脚，以及薄滋味、戒暴怒等保健常识均有论述，可称得上是一部保健名著，故此书很快被“刻梓而广传之”。元代回回药物院，当时有《回回药方》一书流传，计36卷，是一部反映西部少数民族和阿拉伯医学为主要内容的著作。惜全书已不存，北京图书馆藏有明抄本《回回药方》残书四卷（即卷12，卷19下，卷30，卷34）。论述伤科内容极为丰富，是一部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的全书。
农学方面畏兀族杰出农学家鲁明善，名铁柱，祖籍新疆，其父是著名翻译家迦鲁纳答思，明善以父鲁字为姓氏。所撰《农桑衣食撮要》是一部月令体裁的农学专著。此书直接继承崔寔的《四民月令》体，以农家的月令计划为主体，分十二月按月记载农事操作和准备，全书共208条，“体系条别，简明易晓”，凡气象、农耕、水利、畜牧、园艺、蚕桑、竹木、果菜以及农产品收藏、腌制等各种农事活动、农家日常生活均有论述，其突出特色，既较详尽地记述了江南某些特有的农业生产项目，如四月“做笋干、卖新笋”、七月“栽木瓜”、八月“取漆”、十二月“收鳜鱼”等，又记述了北方少数民族农牧业生产的好经验，如五月晒干酪、十二月收羊种等，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北方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他不愧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畏兀族农学家，其写书不仅有特点，而且着力于民间应用，文字力求通俗易懂，此书是一部完整地保存至今的最古的月令体裁的农书，《四库全书总目》评论此书“盖以阴补《农桑辑要》之所未备，亦可谓能以民事讲求实用者矣”（注：《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卷102，子部农家类第853页，中华书局，1983年。）。
地理学方面女真族旅行家蒲察都实，精通多种方言，他在调查和探索黄河源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对黄河河源进行有计划地勘察的少数民族杰出旅行家和地理学家。至元十七年(1280)元世祖忽必烈下诏，派都实为招讨使，佩虎金符以行，前去勘察黄河源。都实曾三次到达吐蕃、寻求河源所在，而且开辟了航道，制造了船只，筹建城镇。他是自今宁夏启程，当年到达河州（今甘肃临夏），向南经过今甘南自治州，再到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历时四个月到达河源火敦脑儿（译为星宿海）。这次勘察河源，还有他弟弟阔阔出同行。延祐二年(1315)由翰林学士潘昂霄根据阔阔出的口述，写成一部《河源志》，这是我国现存有关河源勘察的最早报告。该报告有不少生动的地理描述，对河源地区的地形、水系、植被、动物、人口、聚落分布等均有简明扼要的介绍，此书还纠正了《汉书·西域传》所述黄河源为伏流重源的不科学的说法。
水利工程学方面博学多著的回回族学者赡思，字得之，又名沙克什，自幼聪颖好学，博极群籍，著作甚丰，兼通天文、地理、算数、钟律和水利，其名著《重订河防通议》价值尤高。《河防通议》原为宋人沈立所著，此书在我国水利史上影响很大，宋、金、元的治河者悉守为法。经过赡思数年的辛勤劳作，终于在至治元年(1321)完成了对汴、监二本的删订，写成《重订河防通议》一书。书中不仅保留了汴、监二本的精华，还为今人研究黄河水利史提供了最早的珍贵历史资料，同时也是赡思自己治河经验的系统总结。他的突出贡献，是在书中下卷工程、输运、算法三门，他以其水利工程专家所特有的素质，对河防诸事均作了详细的讨论，把我国古代的水利科学、工程技术提高到一个系统化的新阶段。
航海史方面畏兀族航海家亦黑迷失曾数次远航东南亚各地，世祖忽必烈时期曾被派出使八罗孛国、僧伽罗国（今斯里兰卡）、马八儿国（今印度东南）、南巫里（今苏门答腊岛西）、速木都剌（今苏门答腊）以及不鲁不都、八剌等岛国，是一位熟悉东南亚海上航路的著名航海家，也是元代畏兀族第一位航海家，他的航行和出使，要比明代著名的回族航海家郑和下“西洋”早一百多年，并在我国与太平洋、印度洋诸国的历史交往中留下不可磨灭的足迹，在我国航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建筑学方面回回族建筑家也黑迭儿丁也叫也黑迭儿，出身于回回工程世家，他和他的儿子马合马沙先后都主持过元朝工部“茶迭儿局”（蒙古语“茶迭儿”，汉译“庐帐”系掌管土木工程和工匠的官署）的工作。中统四年(1263)，也黑迭儿丁奏请修琼华岛（今北京北海公园），至元三年(1266)忽必烈定都燕京，琼华岛广寒殿已竣工，同年八月，他任茶迭儿局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兼领监宫殿。十二月，他奉命与张柔、段天祐同行工部尚书事，修建大都宫城。也黑迭儿丁对宫殿建筑群作出了整体规划，包括宫殿、楼阁、祠堂、池塘、居舍等，力求作到“役不厉民，财不靡国，慈足使众，惠足劳人”（注：欧阳玄《圭斋文集》卷9《马合马沙碑》。）。其设计是在辽金故城的基础上扩大了规模。四面各设3个城门，形成“前朝后市，左祖右舍”的体制，并结合地形特点，把琼华岛及附近的湖泊中海和北海用为设计的中心，把三组宫殿列在湖泊两岸，用皇城萧墙加以环绕，成为元大都的核心。他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智慧和精力，终于在至元十一年(1274)完成了元大都的主体工程宫城和宫殿。也黑迭儿丁死后，人们为纪念他，给他雕一个“髭髯咸肖”的石像，立在墓前。其子马合马沙，袭父职，因建造有功，多次受朝廷嘉奖。据载，也黑迭儿丁一家有四世领茶迭儿局，曾授工部尚书，被称为元代回回官吏中的工程世家（注：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元代）卷七，第95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
兵器制造方面著名回回族兵器家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师徒二人都是善于造回回炮的兵器家，他们在年青时就已很著名。阿老瓦丁与也黑迭儿丁为同时代人，他是西域木发里（今伊拉摩苏尔）人，亦思马因，西域旭烈人。至元八年(1271)世祖派使臣到波斯，向宗王阿不哥征调回回炮匠。阿不哥便推荐阿老瓦丁及其弟子亦思马因二人应诏，他俩举家驰驿前来京师，次年到达大都。他们制成回回炮后，经过在大都五门前试射，效果非常好，受到世祖的嘉奖。至元十年(1273)亦思马因随军攻襄阳，亦思马因观察地形，将炮放在襄阳城东南角，开炮后“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毁，入地七尺”（注：《元史》卷203《方技列传》。）。说明亦思马因不仅造炮技术精良，而且也是炮战的优秀指挥员。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都出身于造炮世家。他们所造回回炮，是一种抛石机，在中国兵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综上可见，元代北方各族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领域都有自己的创造和发明，表现了高超的智慧和聪明才智，为中华民族科技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二、文学史学名家辈出
北方各族的文学成就主要指诗歌、杂剧、散曲而言。在诗歌领域中成就较高者回回族诗人主要有高克恭、萨都剌、廼贤、泰不华、丁鹤年等；畏兀族诗人马祖常；蒙古族诗人慕颜铁木等；唐兀（党项）诗人张翔、余阙；契丹族诗人耶律楚材、耶律铸父子；女真族诗人孛术鲁翀等。
回回族著名山水田园诗人高克恭，字彦敬，号房山道人，他蒙汉兼通，其诗在元代文坛上颇受注目，被视为“文物精英”或“名人所作”而刊布天下，深得后世文人学士所喜爱，有《房山集》传世。现实主义伟大诗人萨都剌，字天锡，号直斋，他“诗才旷逸”，既能赋诗，又擅书法，风格清丽消逸，豪迈奔放，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有《雁门集》传世，明清两代多次刻版印行。日本友人岛田翰还在东京活字印刷了《萨天锡逸诗》。边塞诗人廼贤，一作纳新，字易之，别号河朔外史。自幼雅好诗书，曾任国史院编修，自编诗歌集有《金台集》，留诗260首。另有《海云清啸集》，不知所终。而作为边塞诗人，其名作《塞上曲》五首，运用了民歌的语言形式，描绘了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生活，草原风光，具有鲜明的个性。元代中期诗人泰不华，字兼善，号白野，初名达普化，又名达不华，元文宗改赐泰不华，据家谱其先世为色目人（注：学界对泰不华族属看法有歧异，一说蒙古人，见王叔盘《元代少数民族诗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他年青时就能作汉诗，其诗虽仅存24首，但诗作内容丰富，辞彩精美，有《顾北集》传世，他是继高克恭、萨都剌之后又一著名的回族文学大家。元末回族诗人丁鹤年，字永庚，好学博闻，精于诗律，尤擅五、七言近体诗，著名诗作有《采莲曲》、《画蝉》、《长江万里图》、《客怀》、《钱塘怀古》、《暮春》、《红梅》等，有《海巢集》一卷传世。别具一格的畏兀族诗人马祖常，字伯雍，他“工于文章”，“自成一家之言”，尤致力于诗，成就很大，其诗“圆密清丽”，“大篇短章，无不可传者”（注：《元史》卷143《马祖常传》。）。有《石田集》15卷传世。蒙古族诗人有慕颜铁木，其人贤而能文。家中藏书万余卷，有诗500余篇，称作《伊东拙稿》。唐兀（党项）族诗人张翔，字雄飞，西河人，其诗有五言长律《碧鸣山》，另有七言诗《岳阳楼》，采用与洞庭湖有关的历史及相类的神话传说，抒写登临岳阳楼的杂感，风格遒劲高爽，能开人沉郁，启人想象。余阙，字廷心，一字天心，工诗，其“诗体尚江左，高视鲍、谢、徐、庾以下不论也”（注：《元史》卷143《余阙传》。）。其诗与齐梁体之浓艳华丽、气弱体卑、刻意雕琢、过于堆砌相比较，确属质朴高古，自然平易，其中有些篇章还有浓郁的民歌气息。其主要作品有《白马谁家子》、《南归偶书》、《秋兴亭》、《别樊时中》、《题溪楼》、《扬州客舍》、《可惜吟》等，有《青阳集》传世。契丹族诗人耶律楚材，字晋卿，辽东丹王耶律倍八世孙，不仅是蒙古汗国开国名相，在学问上也很有造诣，年青时博极群书，才气横溢，其传世文集《湛然居士文集》收文百余篇，诗660余首，好多诗文都是他在戎马倥偬、政事纷争之际写下的。早期的诗多半反映蒙古骑兵的军威武功和记录个人鞍马生涯，如《过阴山和人韵》、《西域尝新瓜》。其诗作也擅长描绘祖国北方和西域的自然景物、山川风光以及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画面。耶律铸为耶律楚材次子，字成仲，幼聪敏，有文才，少年时即享诗名，12岁能写得一手好诗，如《日将出》，描绘红日将出的情景颇有意境。他常与金末元初的诗人元好问、吕鲲、李冶等酬唱相和。20多岁即有诗集付梓。平生创作甚多，其著作《双溪醉隐集》分为前集、新集、续集、别集、外集诸目，可见其卷帙浩繁，现存诗歌770余首，其诗平易流畅，清丽可读，其豪放旷达虽不及其父，但也约略相似。女真族诗人孛术鲁翀，字子翚，别名思温，号菊潭。其先祖隆州（今吉林农安）人。著有《菊潭集》60卷，惜早已散佚，清人缪荃孙辑为《菊潭集》四卷。女真族诗人还有夹谷之奇、蒲察景道、兀颜师中、完颜东皋、徒单公履、兀颜思敬、赤盏希曾等，也各有诗作。
杂剧在中国文学史上元代成就最高的当属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说起元杂剧，是对金院本和诸宫调的继承和发展，其中体现着女真民族对元杂剧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元代女真人杂剧作家李直夫、石君宝，蒙古族杂剧作家杨景贤都曾写过许多剧本，成为元杂剧作家中的重要成员。李直夫，女真姓蒲察，人称“蒲察李五”（注：钟嗣成《录鬼簿》。）见于著录的剧作有12种。遗憾的是除残本《错立身》外，完整保留下来的只有《虎头牌》。《虎头牌》无愧是李直夫的代表作，这
戏是部历史剧，描写的是女真将领上千户山寿马严于执法，罚不避亲的故事。全剧结构完整，情节曲折，绕有情趣，人物性格突出，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思想性和艺术性均很强。石君宝，讳德玉，字君宝，女真姓石盏（一作赤盏），辽东盖州人，善绘画，尝绘《共山归隐图》，自号共喦（岩）老人（注：孙楷第《元曲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所作杂剧10种。惜今仅存《秋胡戏妻》、《紫云亭》、《曲江池》三种。《秋胡戏妻》属风情剧，正名《贤丈夫秋胡戏妻》（注：曹寅本《录鬼簿》作《鲁大夫秋胡戏妻》。）。故事取材于刘向《列女传》中的故事。《紫云亭》（一名《紫云寺》）写的是女真官员完颜氏之子灵春（正名作灵春马）和勾栏艺人韩楚兰的爱情故事，这是一旦本戏。楚兰是个汉族姑娘，她与灵春相爱，既打破了贵贱等级界限，又抛开民族之间的差别，表明元代各族人民是希望和睦相处的。
精通汉文的蒙古族杂剧作家杨景贤，名暹，后改名为讷，号汝斋，其人善琵琶，诙谐，精于乐府，平生著有杂剧18种，其中《西游记》是后来吴承恩所作长篇小说《西游记》的蓝本和重要组成部分。该剧以敷演唐僧出世的“江流儿”故事为开端，书中唐僧师徒的形象，在杂剧《西游记》里已经大体定型。
散曲元代少数民族散曲家人材辈出，在元代200余位散曲作家的4200余首散曲中，可以见到北方各族畏兀、回回、蒙古、女真等族作家的作品，见于记载比较著名的有畏兀人贯云石、全子仁、马九皋、不忽木，回回人萨都剌、金元素、金文石、阿里西瑛、兰楚芳、琐非复初、赛景初、沐仲易、虎伯恭、丁耶夫，蒙古人阿鲁威，女真人奥敦周卿、王景榆、刘庭信等。其中成就最高的是贯云石、马九皋、不忽木、阿鲁威、奥敦周卿、刘庭信等。畏兀族散曲家贯云石，本名小云石海牙，自号酸斋，别号芦花道人，他自幼善射，武艺超群，后来弃武习文，折节读书，就学于姚燧门下，并作了元英宗的说书秀才，后来弃职归隐，文学上受汉族文学影响很深。他精通经史，笃志诗文。擅长书法，尤善作散曲，其文字细密，音调和谐，感情真挚，豪放动人，“慷慨激热”，“如天马脱羁”，其名曲《殿前欢》、《红绣鞋》等成就很高。他与当时著名的散曲家徐再思（号甜斋）齐名，时人称为“酸甜乐府”。明杨朝英《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收其作品甚多。他对唱腔也很有研究，还是南戏海盐腔的首创者。明王士祯说：“今世俗所谓海盐腔实发于贯酸斋源流远矣。”（注：王士祯《香祖笔记》卷1。）回族诗词散曲大家马九皋，原名薛吾尔，字昂夫，也称薛昂夫，字九皋。年青时酷爱文学，有《薛昂夫诗集》问世。晚年着力创作散曲，其散曲集《扣弦余韵》，今存小令65首，套曲3套，是其晚年西湖生活的结晶。散曲内容涉及叹世、唱归、怀古、写景、咏物、缘情诸方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较高的审美价值，其散曲带有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又不乏极为理智的批判历史与现实之作。回回族散曲家不忽木，又作不灰木、卜忽木，名时用，字用臣，康里人，因称康里不忽木。师承于元代著名学者王恂和许衡，23岁开始仕途，历任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刑部尚书、平章政事等职，其理政颇有才华，被世祖誉为“左手”。他酷爱文学，极富灵感，长于写情，所作《过赞皇五马山泉》诗，有情景交融之妙。隋树森《全元散曲》中收其套数〔仙吕·点绛唇〕《辞朝》竟连用了14个曲调，洋洋700多字，把半途官路而意欲隐居的思想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其散曲作品在修辞手法上灵活多样，是元代前期散曲的代表作。蒙古族散曲家阿鲁威，字叔重，号东泉，其作品有小令《蟾宫曲》16首，《寿阳曲》2首，《湘妇怨》2首，计20首散曲，其词被《太和正音谱》评之为“如泪青霄”。女真族散曲家奥敦周卿，与元曲四大家之一白朴为同时代人，曾任怀孟路总
管府判官，后任过侍御史，为官期间能平反冤狱，但面对元朝的黑暗现实，又有逃避现实和归隐田园的思想。其散曲代表作〔南吕·一枝花〕《远归》刻画了一个经过长途跋涉远归的浪子形象。此外，还有一些描写自然景物的散曲，如〔双调·蟾宫曲〕《西湖》等成就也较高。另一位女真族散曲家刘庭信，先名廷玉，先世为女真乌古伦氏，后改汉姓刘，为元朝前期武将刘国杰之后裔。他善长笑谈，文思敏捷，信口成句。其词善道市俚之语，变化新奇，能道出别人所不能道者，因而把他同著名散曲家张小山相提并论，称之为“一方一圆”、“一拘才一恣情”（注：杨维祯《沈生乐府序》。），各有优长。其作品很多，现存小令39首，套数7套，其中〔双调·新水令〕《春恨》、〔南吕·一枝花〕《秋景怨别》、《春日送别》三套曲，曾盛传一时。他的散曲民族特色浓烈，表现出放纵情思、明快自然的特征。
史学元代北方民族史学成就，要以蒙古人史学名著《蒙古秘史》和畏兀族史学家偰玉立、廉惠山海牙和沙剌班为代表。蒙古族随着回鹘式蒙古文的产生，自13世纪前半期，蒙古族第一部优秀的历史文学巨著《蒙古秘史》便应运而生，该书主要记述蒙古族的起源、形成和黄金家族的谱系，着力描述成吉思汗的一生，并记录了蒙古对外战争以及窝阔台时期的历史，其语言明快简洁、浑厚淳朴，时时散发着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在《蒙古秘史》中几乎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记有美丽动人的诗歌和引人入胜的神话传说和故事，集中了蒙古族口头文学的精华。对此书的研究，如今已成为世界性的学问，人称“秘史学”。
畏兀族史学家偰玉立，祖籍高昌，出生于内地，自幼熟读诗书，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延祐五年(1318)登戊午科进士，授翰林院待制，兼中史院编修，他所过之处，注意采访民间典故，考究地方图志，著书立说，并善赋诗，语句典雅，景色逼真，并擅长运用历史典故，写怀古抒情诗，如《敬题范文正公所书〈伯益颂〉》：“文正千年士，精忠凛不亡；勋名山岳重，翰墨日星光。”诗中深刻地抒发了对古代名人的虔诚敬仰之情，其著作保存至今的有《世玉集》。
廉惠山海牙，字公亮，至治元年(1321)进士，至正五年(1345)升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兵部尚书等职，其一生主要成就是在纂修史书方面。他年青时即曾参加修订《英宗实录》、《显宗实录》。元朝末年脱脱总裁的《辽史》，是由廉惠山海牙任纂修官，他与王沂、徐昺、陈绎曾四人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分头纂修的。全书共116卷，是现存唯一的一部比较简明而完整系统的正史，对研究辽代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沙剌班，字敬正，是元朝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之子，曾当过元顺帝妥欢帖睦尔的帝师。顺帝即位后对其礼遇甚厚。他不畏权势，敢于直言，刚正不阿。至正三年(1343)初，沙剌班受命为《金史》纂修官，着手编写《金史》，第二年十一月成书，全书135卷，是现存唯一内容比较丰富而系统的金代正史，该书在宋、辽、金三史中是编写得最好的一部史籍。这部史书系统地叙述了女真族发展和金朝开国、发展乃至衰亡史，同时对女真人所特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诸如勃极烈制、猛安谋克制、牛头税地制、通检推排和交钞等制度均做了较详的叙述，书末所附《金国语解》，按官称、人事、物象、物类、姓氏五类，对书中音译的名词均注明汉义，便于读者对金朝典章文物、风习的理解。此书取材广泛，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研究金代的各项制度、东北地方早期的行政区划、山川物产和民族等均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此外，畏兀族史学家岳柱、全普俺撒里等人还参加了《宋史》的编纂工作。可见，北方民族在史学领域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三、元代文化的时代特色
元化文化与其前代宋、夏、金相比较，最具特色的是其多民族的文化优势互补性、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冲突的双重效应以及外向型文化开放的态势等，这正体现了元代文化明显的时代特色。
1.多民族的文化优势互补性
元代是我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即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定型时期，是中国各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必然使中国传统的民俗文化与唐宋以来传承下来的社会精神风貌发生相当重大的变化，以民俗文化为例，蒙古族和西北各族的民俗文化也相继传到了中原和江南汉族地区，中原汉族的民俗文化也传到并影响了边疆少数民族。这种文化影响的对流和互补性，形成了中华民俗文化的大交流。历史证明，无论是汉族，还是蒙古族及北方各族，在这种文化大碰撞，大交流中，都力图在保持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其它民族的某些优秀文化成分，构成多民族的文化优势互补性，从而共同谱写了中华文化史上的新篇章。在社会文化和精神风貌方面，蒙古族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作为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建立全国性政权的民族，大大地冲击了在儒道释互补的传统文化精神影响和制约下的中原文化，无论就文人风尚，还是一般民众的精神风貌，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尤其是各民族生活习惯的相互影响，更体现了元代社会的突出现象。仅以姓氏为例，元代蒙古、色目人大多有取人姓氏的，或效法汉俗，自创单字姓。其中甚至有取官名为姓氏的，如布鲁海牙任廉访使，即以廉为姓，其子即廉希宪；有取父祖之名为姓氏的，如贯云石之父名贯只哥，遂以贯为姓；有以汉人亲戚之姓为姓氏的，如杨景贤，蒙古族，从姐夫姓杨氏，还有其他不可考者（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6《礼俗篇》。）。与之相反，元代也有汉人取蒙古名字的，有钦赐蒙古名的，如杨汉英，世祖赐名赛因不花；贺惟一，赐名太平；姚天虎，赐名巴儿思（虎）等（注：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0。）。也有自己取蒙古名的。元代蒙古、色目人与汉人之间，公私接触频繁，故免不了彼此间相互学习语言文字。蒙古、色目人学习汉语言文字，有达到很高的文学造诣者，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作了详细的考述。著名的有马祖常、贯云石等人已如前述。汉人学蒙古语，有的是幼年时被掳，在蒙古社会中长大，学会了蒙古语，如《元史》中所记郝和尚拔都、张惠、刘敏等；有的是汉人被掳，其子女生长在蒙古社会中，得学蒙古语；有的是侍从世祖藩邸的儒臣；有的是学蒙古语，考译史；有的是入国子学，受训练（注：参见郭英德《风俗》载《中华文明史》第七卷第589-59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元代异族通婚也极为常见。如康里人不忽木娶汉人御史中丞王寿之女；也有汉人娶蒙古、色目人为妻的，如济南路大都督张荣之子邦杰，娶阿可亦真氏，可见时俗之一斑。
2.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冲突的双重效应
蒙古族及其以前的北方民族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势力对两宋朝的长期交替包围与轮番冲撞，曾产生了双重的文化效应，一方面北宋人因被动挨打而产生的忧患意识，南宋人因国破家亡而产生的忧患意识，都渗透在宋文化的各个层面，李清照、陆游、岳飞、辛弃疾等优秀词人的忧患之作与悲愤之唱，范仲淹、王安石所推行的变法，莫不是这种文化大背景孕育的产物；另一方面，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游牧、渔猎民族，又从先进的汉文化中吸收到丰富的营养，在辽、夏、金、元各朝，孔子都曾程度不同的受到朝野上下的尊敬，《贞观政要》、《史记》、《汉书》、《论语》、《孝经》等汉文典籍，曾被译成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回鹘式蒙古文等文字，广为流行。贾岛的诗成为各族儿童学习的启蒙读物，苏轼的诗更为辽契丹人所熟悉和喜爱，在汉文学的影响下，辽朝君主雅好词翰咸通音律，文学之臣皆淹风雅”（注：沈德潜《辽诗话·序》。）。在西夏，《论语》、《孟子》、《孝经》皆有西夏文译本，正如宋仁宗时富弼所述，西夏已是“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注：《读资治通鉴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条。）。在金国，儒学已被奉为正宗道统，国学除学习经书外，还学习《老子》、《荀子》等诸子典籍。汉地流行的典章制度也在金朝推行其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注：《金史》卷51，《选举志序》。）。其考课之法亦仿汉唐之制行之。建立在幽燕故地的金中都，完全以汴京为模式，其设计和施工的主持者均是熟稔于儒学建都规制的汉族士大夫。金时汉文化的汲取与整合，使汉文化在新的条件下渗透，延展于女真族之中，从而在北中国创立一个“人物文章之盛，独能颉颃宋元之间”（注：王世贞《归潜志序》。）的文化天地。13世纪从蒙古高原席卷而来的成吉思汗旋风震荡着欧亚大陆，中华大地上相互对峙的金、南宋和西夏王朝，在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的扫荡下逐一崩溃。1260年，忽必烈在蒙古上层贵族的争斗中获得胜利，登上大汗宝座，并取儒学经典《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大元”。蒙古贵族以剽悍的草原游牧民族气质入主汉地，囊括整个中国，然而，政治的、军事的、民族的冲突，往往以一种形式上的对抗，促进着深刻的文化交融，元世祖忽必烈在汉族儒生士大夫的影响下，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革漠北旧俗，“行中国事”，造成统治体系与文物制度的大幅度“汉化”。崛起于两宋，但一直处于在野地位的程朱理学，便在元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一跃成为“式于有司”的官学，对后来明清文化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征战中取得节节胜利的蒙古族，终于又一次步入了征服者被征服的转道。
元代使至高至尊的汉族士人文化被游牧民族踏得支离破碎，科举制度搁置七八十年，以致元代文人仕途堵塞，这就使得一部分潦倒者与盛行勾栏间的杂剧产生了亲缘联系。他们投身于杂剧创作，“以其有用之才”，“舒其拂郁感慨之怀”（注：胡传《珍珠船》卷4。），表达那个历史时代深沉的悲愤、苦闷和抗争。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以及以包拯为主角的一系列清官戏，如《蝴蝶梦》、《鲁斋郎》、《陈州粜米》等，便表现了13世纪中国人民的郁闷与愤懑之情。元杂剧的积极意义不仅愤激地谴责黑暗，凝重地传递、倾吐内心的不平，而且还以一种充满希望的热情，去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一台“天下夺魁”的《西厢记》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它不仅充满激情地以完满的艺术结构展现出莺莺与张生爱情的忠贞不渝和理想终成现实，而且高呼出向正统文化观念挑战的宣言：“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3.元代文化的开放型态势
元代文化的开放型态势非常突出，表现为规模盛大的中外文化大交流。元代版图十分辽阔，其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江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注：《元史·地理志序》。）。在这广袤的天地和文化视野中，中华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流融合，便以空前宏大的气势展开着。蒙元帝国对欧亚大陆的征服，使中国的西部和北部的边界实际上一直处在开放的状态上。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的伊斯兰（穆斯林）人大规模地迁居中国，造成“回回遍天下”的态势，一个信仰伊斯兰教，使用汉语而又浸润阿拉伯和波斯文化传统的回回民族日渐形成。
元代中西交通的开辟和畅达，为基督教传入中华创造了有利的气候和土壤。元朝人称传入中华的基督教为也里可温，也里可温有两大派别，其一是流行于唐代的景教，即基督教聂斯托里派；其二为初次入华的罗马天主教。景教早在西安和大江南北遍设教堂，其教徒遍及陕西、山西、甘肃、河南、山东、直隶以及广东、云南、浙江等地。天主教则首先立足于元大都，然后将传教触角，从帝都向外地扩展，教徒发展至三万余人。西欧大陆的沟通，亦为东方和西方旅行家远游提供了极大的方便。1275-1291年南欧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中国大地上留下了他的足迹。由这位威尼斯人回国后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书中用梦幻般的语言，向西方人娓娓动听地描述中华帝国的美丽、富饶和繁荣。从此，东方的中国就成了西方人心目中遥远的梦，后来的著名旅行家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等远渡重洋，开辟新航道，都是在全力地追寻这样一个遥远的梦。
元代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大规模开放，使大批中亚波斯人、阿拉伯人迁居内地。他们之中，有不少科技人才，异邦的先进科技，尤其是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天文学、数学，以他们为媒介，流入中国科技界。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在发展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基础上，充分吸取了阿拉伯天文学成果，制造了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授时历》。《授时历》以365.2425天为一年，比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只差26秒，跟目前国际通行的公历（格里哥利历）完全相同，但它却比我国晚了三百年。与外域文化输入中国的同时，由于蒙古人的西征，中国文化向西传播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中国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以蒙古军和阿拉伯人的战争为中介，先传入阿拉伯，再传入欧洲。中国的印刷术也经由蒙古统治下的波斯以及突厥统治下的埃及传入欧洲。中国的历法，中国的数学，中国的瓷器，中国的茶，中国的丝绸，中国的绘画，中国的算盘等也通过不同的途径，在俄罗斯，阿拉伯与欧洲世界广为传播，世界文化的总体面貌，因此而更加辉煌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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