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写就农村经济辉煌历程再展宏图实现小康目标任重道远——改革开放15年农村经济发展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图论文,改革开放论文,任重道远论文,农村经济论文,小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新观
15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浩瀚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然而，有时这一瞬间所带来的历史巨变，却是永载史册的。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帷幕，历经曲折和坎坷而发展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此发生了深刻而急促的变化。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中国农村这场划时代的变革。
这场伟大变革的基石，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这种由求生欲所萌生的创新意识是无比强烈和震撼人心的。它打破子僵化的旧体制和落后的生产关系，告别了“一大二公”的传统模式，改变了农民在“公有”劳动中所表现的懈怠、不负责任的消极态度，终于找到了在继承合作化以来农村经济全部积极成果的前提下将家庭引入合作经济的桥梁；农民获得自主择业、自主经营、自主投资积累、自由支配财产的权力，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热情和积极性，长期被压抑的生产力从此得到了解放。从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所引发的“民工潮”，农村改革目标的宏伟与深遂远远超出了人们当初的预料。在仅仅数年之后，中国就自豪地向世界宣布，我们已经解决了温饱。如今，农村经济改革内涵已不再是改变农业生产的停滞和农民生活的窘困，而是面向未来，发展生产力，创造新形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农民生活已不再是满足温饱，而是奔向小康，追求更加富裕文明的新生活。
巨大的成就 辉煌的历程
农村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改变了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我国用占世界 7%的耕地，养育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15年来，中国农村不仅实现了生产力的伟大解放，而且引发了人们观念的更新与突破；农业生产逐步由生产型向效益型转变，农村经济结构逐步朝多门类、多行业综合发展的产业结构转变，农村工业化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产业结构调整随之而带来的就业结构的变迁，使我国农村社会经济面貌特别是农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农民生产摆脱了贫困，实现了温饱，正逐步向小康生活迈进；我国农业不仅为稳定社会、繁荣市场、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供了有效的物质保障，而且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全面高速增长；我国农村经济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成长阶段。
——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幅度增加。15年来，我国主要农产品供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增加，粮食总产量先后登上了3亿吨、3.5亿吨、4亿吨、4.5亿吨四个台阶。1993年，粮食总产量达到4.56亿吨，再创历史最高纪录，按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达到387公斤，分别比1978年增长49.5%和21.3%。棉花总产量达到373.9万吨，比1978年增长72.3%。1984年棉花总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产量达625.8万吨，比1978年增长近2倍。人均占有水平也由1978年的2.3 公斤提高到1993年的3.2公斤，1984年曾达到6公斤。其它主要农产品年产量与1978年相比，油料增加2.5倍，糖料增加2.2倍，水果增加3.5倍，水产品增加2.9倍，猪牛羊肉产量增加2.8倍，人均占有水平分别由1978年的5.5公斤、24.9公斤、6.9公斤、5公斤、9公斤提高到1993年的15.3公斤、64.6公斤、25.6公斤、15.5公斤、27.4公斤。粮食总产量由1978年的3.05亿吨提高到1984年的4.07亿吨仅用了6年的时间，而1958年——1978年，粮食产由2.00亿吨提高到3.05亿吨，差不多都是1亿吨的增量却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15年间，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占有水平，粮、棉、油、糖、肉、水产品、水果等年均递增速度均大大超过1978年以前的年均增长速度。有效供给的大幅度增长，改变了农产品长期短缺的被动局面。尽管社会对农产品需求日益增加，但从目前市场需求看，除棉花外，粮食平衡有余，油、粮基本满足需要；肉类、水产品、蔬菜、水果品质提高，城乡居民“菜蓝子”日益丰富。这不仅给城乡市场的繁荣和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而且为八十年代我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农村产业结构的重组和跃迁带来了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农村工业化取得长足的进展。农村改革15年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史上最旺盛、最活跃的15年。随着改革开放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农村非农产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全面繁荣。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1.4倍，年均递增6.1%；农、林、牧、渔各业分别增长1.1倍、1.2倍、2.7倍、4.1倍。特别是牧业、渔业发展相当迅速，年均递增速度分别达到9.1%和11.5%。在农业内部，积极推行“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以社会需求、市场需求为目标，在价格机制的诱导下，逐步向合理化方向进行调整。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产值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80%下降为1993年的60%，下降了20个百分点，林牧渔业产值则相应由20%上升为40%，上升了20个百分点，在种植业结构中，经济作物和其它农作物比重上升，扭转了过去农业就是种粮食的生产格局，摆脱了低水平平面垦殖所造成的“人口——耕地——粮食”的低效循环，形成了在保证粮食生产稳步增长的前提下，效益好、适应市场需要的经济作物和其它农作物得到良好发展的新的生产局面。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其它农作物的比重由1978年的80.3:9.6:10.1调整到1985年的75.8:15.6:8.6，1993年又进一步调整到74.2:16.3:9.5。近年来，各地又大力发展“两高一优”农业，农作物品种结构、质量效益又有明显改善。
在“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社会现实和利益需求的驱动下，广大农民放开手脚，开辟产业门路，积极发展乡镇企业，不断壮大第三产业，农村非农产业迅速成长。1992年农村非农产业总产值达到25386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78年增长5.6倍，年均递增14.5%；其中，农村工业产值12717亿元，建筑业1570亿元，农村运输业906亿元，农村商饮业1108亿元，分别比1978年增加25.1倍、4.9倍、12.3倍、6.5倍。1978 年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农业的份额68.6%，非农产业为31.4%，1987年，农业的份额只有49.6%，非农产业的份额首次超过农业达到50.4%，以农业为主的传统农村经济发展格局从此宣告结束。1992年，农村非农产业再上台阶，产值份额上升到64.2%，1993年，非农产业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所占份额进一步上升到72.5%，农业的份额相应下降到27.5%，非农产业已成为农村中的主体产业。在非农产业中，农村工业独占鳌头。至1992年，农村工业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的份额达到50.1%，1993年进一步上升为56.8%，农村工业化取得长足的进展。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支持了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15年来，我国工业总产值增长6.3倍，年均增长14%；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97倍，年均递增9.3%。
——农村就业结构非农化进程明显加快。就业结构非农化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长期以来，由于受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农民被束缚在有限的耕地上种粮为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创新引发了生产力的解放、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劳动力的大量剩余，生存需求和致富欲望驱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寻求新的就业门路。农村非农产业的振兴，把现代工业文明带入了长期封闭、落后的农村，开阔了农民的视野，扩大了社会交往，为剩余农业劳动力创造了就业的机会。农业劳动力比重由1978年的92.7%下降到1985年的81.9%，1993年进一步下降到75.2%，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上升到24.8%。而且，自1992年起，我国农业劳动力出现了绝对量上的减少。这一年，全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为34037万人，比1991年减少近150万人，进入1993年，农业劳动力以更大规模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当年农业劳动力净转移规模达到2900万人。在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非农化过程中，乡镇企业作为吸收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并对今后劳动力就业结构的改变产生着深远的影响，1993年乡镇企业职工人数达1.13亿，占乡村劳动力的25.4%。15年间，平均每年吸收500--600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非农产业的发展为农村小城镇建设提出了要求，而随着小城镇的发展和城乡逐步开通，区域协作与互补的程度与范围将进一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将离乡，进厂进城，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流动，农村工业化和就业结构非农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如今的农村已不再是过去的农村，农民已不再是昨天的农民，他们是农民、工人、商人等多种职业的结合体，他们的职业、身份和形象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而正是这种变化给中国农村现代化带来了希望。
——商品经济健康发育，农村市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改革开放以来，几经嬗变，中国经济之舟终于从计划经济驶入市场经济的主航道。其间，我国农民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促进市场发育，逐步向市场农业转轨。1979年，国家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副产品价格水平提高了22.1%，在保证生产资料价格基本稳定的情况下，直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为农业的迅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从1978年——1984年，农民出售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因价格因素多得收入910亿元，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一度缩小。从1985年开始，农产品购销由国家垄断向贸易多元化方向转变，陆续取消了统派购制度，到90年代初期又放开了粮食价格和购销，为农民直接参与市场流通创造了条件，活跃繁荣了农村商品经济。1992年，社会农副产品收购总额达到4412亿元，比1978年的557.9亿元增加近7倍，年均递增15.9%；农民销售市场日益扩大，1992年农民向非农业居民出售的农产品达1047亿，比1978年的31.1亿元增加33倍，年均递增28.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占现价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48.6%，比1978年增加8.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农村市场建设取得进展，交易异常活跃。1993年，农村集贸市场已达6.7万个，集市贸易成交额达2780亿元，分别比1978年增加3.4万个和2654.7亿元，年均增长4.8%和22.9%。各类市场发展迅速，市场结构趋向合理。全国农村各类专业市场达12000多个，其中，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达1500多个。农村生产资料市场、工业品市场、农村劳动力市场、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育和逐步完善，标志着我国农村市场水平的层次逐步提高。
农民生活摆脱了贫困，实现了温饱，正满怀信心地奔小康。农村改革和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改革前的29年间，我国农民收入虽然有所提高，但增量是极其有限的。1949年——1978年，农民收入由43.8元增加到133.6元，29年累计增加收入89.8元，平均每年只增加3.1元。农民基本生活虽然有保障，但只能是维持生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农民收入才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生活也才得到显著改善。水平由1978年133.6元增加到1993年的921.4元，增加787.8元，平均每年增加52.5元，年均递增13.7%，扣除物价因素，年均递增8.4%。其增长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15年农民收入的增加量相当于改革前29年增量的8.8倍，年均增量也是78年以前的16倍。在收入增长中，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增长很快，1980年——1993年，农民人均非农产业收入从16.77元增加到284.7元，年均递增24.3%，来自农业的收入年均递增11.1%；非农产业收入在纯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由1980年的8.8%上升到1993年的30.9%。在收入增长的基础上，农民整体生活水平由不得温饱到温饱有余，部分地区农民正逐步向小康目标迈进。1978年——1993年，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116元增加到773元，增加657元，年均递增13.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7%。农民消费结构亦发生显著变化，恩格尔系数由0.68下降到1993年的0.58。改革前，约有三分之一的农民生活贫困，约5%以上的农户只能勉强维持生计，1992年全国约有92%的农村居民家庭步入温饱型，部分农民生活达到较为有余的水平，还有部分地区农民已提前实现了小康生活。如今农民的生活已再也不是满足简单的吃饱穿暖，而是向着“吃讲营养、穿讲时尚、住讲舒适、用讲高档”这一新的需求转化。在党的富民政策鼓舞下，他们将用智慧和劳动去构筑更加富裕文明的未来。
实现小康 任重道远
改革15年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进入了建国以来农产品供给最充裕、农村经济最活跃、农民生活显著改善的发展时期。然而，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无可资借鉴的经验和现成的模式。由于新旧体制的磨擦和认识上的局限性，改革的道路上也遇到了曲折和坎坷，每一步前进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现实和潜在的问题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如何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实现本世纪末农村达到小康生活，仍然是摆在各级党政领导和社会各界面前的重大课题。
——工农业发展不协调使国民经济再次面临失衡的威胁。工农两大产业失衡发展是改革以前我国国民经济的基本特征。1979--1984年，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为先导的农村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产业结构调整引发的非农产业发展以及较大幅度地调整工农产品比价，农产品价格损失得到补偿等多重因素的积极作用，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7.6%，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9.6%，工农业增长比例为1.26:1（以农业为1，以下同）。农业的持续高速增长，不仅支撑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改善了城乡、工农关系。1978--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17.5%，同期，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年均递增11.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度缩小。1985年以后，经济发展是在不那么宽松的环境下运行的。工业进入快车道以后，在很大程度上忽视甚至削弱了农业。1985年——1988年，连续三年粮、棉等大宗农产品出现了徘徊波动。接可比价格计算的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降至4.4%，而同期工业增长达16.6%，工农业增长速度之比升为3.8:1。通货膨胀、物价大幅度上涨迫使国民经济再次进行以控制工业增长为目标的治理整顿，我国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随之进入低潮。然而，1992年以来，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在国民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同时，一度趋于协调的工农业发展重新出现不那么协调的现象，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工农业增长速度之比高达4.3:1。 1991年——1993年三年间，工农业年均递增速度之比达3.95:1。伴随着工农差距的扩大，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也迅速拉大。据测算，自1985年以后，城镇居民显性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由1.72:1扩大到1993年的2.72:1，实际收入差距则由1985年的2.26:1扩大到1993年的3.27:1。通货膨胀再一次加剧，国民经济面临失衡的威胁。
——经济发展的地区性差异悬殊`，且呈持续扩大之势，在我国农村经济整体实力增强的同时，区域间不平衡发展状况加剧。东部地区无论从经济总量扩张，经济结构的调整还是体制的发育方面都将中西部地区远远地甩在后面。从经济总量看，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人均农村社会总产值之比1980年为2.88:1.47:1（以西部为1，以下同）到1992年比值上升为5.04:2.51:1。农村区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的产业结构，据有关资料测算，三大经济地带的农林牧副渔业结构相似系数均高于0.98，表明地带之间农业内部结构差异并不明显，农村区域发展的差异则主要是农村产业结构的差异，即非农产业发展的不平衡。1980年，区域农业总产值之比为2.91:1.22:1，非农产业之比为到1992，区域农业总产值这之为5.66:2.35:1；到1992年区域农业总产值之比为2.49:1.47:1，非农产业产值之比上升到8.21:3.44:1。1992年东部地区农村非农产业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为72.6%，高出中部地区20个百分点，高出西部地区28个百分点。从农村经济综合实力看，1978年东中西三大区域综合分值分别为57.4、46.4和33.5，1992年，综合分值变化成为70.2、62.9和39.8。在综合实力普遍增强的同时，差距也逐渐拉大。从农民收入看，1980年，东中西部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1.28:1.06:1，1993年三大经济地带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扩大到1.84:1.36:1。从总的趋势看，如果缺乏政府干预，资源配置将越来越不利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已成为我国农村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由于差异过大，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制约自不待说，对东部地区以及整个农村来说，由于各地难以根据各自社会、经济资源优势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心然影响到农村经济的长期稳定和繁荣，牵制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且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宏观调控乏力，各种矛盾交替发生。从农业生产看，存在着结构性和区域性调整失控的问题。农副产品“买能”与“卖难”轮番出现，且具有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数量大的特点。农产品比较利益低，增产不增收时常发生。从流通领域看，宏观干预软弱，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突出。面对变化莫测的大市场，分散经营的农户往往表现出束手无策。由于众多农户对市场信号的反映具有趋同性，商品少时，一哄而上，商品多时，又出现卖难，加大市场的波动。生产丰收与农产品“卖能”结伴而行，“卖粮能”、“卖棉难”、“卖猪难”交替出现。化肥、农药、农膜、柴油等生产资料经常处于脱销断档状态，市场信号与国家要求增加农业投入、强调粮棉生产的政策相悖，农民无所适从。不但政府对农业缺乏有效的保护，农民参与市场竞争更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在价格方面，意在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而对农业生产资料规定的最高限价往往成为市场的最低售价，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呈不可阻挡之势，导致粮食等农作物短期投入成本增加，相对盈利机会明显下降，在很多地区农民因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而增加的收入基本上被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因素所抵消，极大地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农业基础地位不稳，后劲明显减弱，农业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从生产要素在农业和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的流动和最终配置的结果看，农业又面临日益趋紧的环境。1984年以前，传统农业借助改革的力量使多年来积蓄的生产潜能在短期内集中释放，农业生产创造了极为辉煌的成就，但却未能引发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质的转变。在资金投入方面，财政政策存在着明显的重工轻农倾向。1952年——1980年，国家财政对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年均增长9.9%，高于基本建设投资增长8.2%的速度。整个八十年代，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增长率只有3.2%，大大低于财政基本建设投资增长5.6%的速度，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财政基建投资比重也急剧下降。近年来财政对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份额虽有所加大，但由于财政困难，投资数量极其有限，无论是投资数额还是增长速度仍大大低于整个基本建设投资增长速度。从全社会来看，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比重自1980年以来急剧下降。整个“六五”时期，农业基本建设占基本建设投资比重为5.1%，“七五”时期进一步下降到3%——4%，远远低于前五个“五年计划”时期水平。1993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在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后呈负增长，比重下降为2%。政府对农业投资的减少，一方面会直接影响农业生产条件和环境的改善，另一方面会间接弱化农业吸纳其它投资的能力。据测算国家每增加1元的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能吸引集体和农户增加3——5元农业生产资金投入，而政府对农业投资不足，不仅弱化了农业对资金的吸引力，还会导致农业本身资金的“农转非”。与此同时，集体、农户投入农业生产的资金份额由增变减，乡镇企业对农业的“反哺”能力也逐渐减弱。农业生产投资不足，势必造成农业基础设施老化、失修，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降低，农业的丰欠越来越依赖于自然条件。1992年与1978年相比，受灾面积相同，而成灾面积扩大，成灾率由42%上升为50%，增加了8个百分点。在增长因素中科技含量由“六五”时期的35%减少到“七五”时期的28%，下降了7个百分点。从资金的最终配置结果看，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逐年扩大，农业仍然在为工业积累资金。1989年——1993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以上年为100）分别为118.9、105.5、102.9、103.7、114.1，而同期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分别为115.0、97.4、98.0、103.4、113.4。如果从价值和价格的背离上看，农产品价格过低的情况更为突出。1990--1992年，农产品价格低于其价值的幅度分别为18.5%、22.6%和25.4%，农业的净产值的净流出率分别达到14.9%、21%、和24.5%。在土地要素投入方面，非农产业对土地的竞争形成了耕地逐年减少的局面。整个“六五”时期全国净减少耕地3530万亩，“七五”时期净减少1845万亩。虽然国家三令五申保护耕地，但随着近年来又一次经济的高速增长，基建占地迅速膨胀，耕地面积持续减少。1992年，全国共减少耕地342万亩，1993年继续减少486万亩，人均耕地面积已下降到1.12亩。照此下去，2000年我国的人均耕地将只有1亩左右。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日益加重，弱质农业难以支撑高速发展的国发经济。
——乡镇企业面临与城市经济的竞争，自身发展受到约束，容员能力相对下降。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农村就业不足的矛盾更加尖锐化。非农产业发展对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的最大贡献一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二是增加农民收入。从80年代末期以来，乡镇企业已明显出现资金增密和吸纳就业能力减弱的趋向。1992年比1988年，全国乡镇企业的产值翻了一番，而就业人数只增长了10.9%，就业弹性从0.35下降到0.13。1988年以来，乡村两级集体企业的固定资产平均每年增长18.4%，而每万元资产吸纳的就业人数从3.1人降至1991年的1.8人，下降了42%。1984年——1988年间，乡镇企业平均每年转移农村劳动力1260万人，而1989年——1993年，平均每年只转移260万人，随着城市体制改革的深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市经济对农村非农产业所施加的压力愈加强烈。为求得生存和发展空间，求得与城市大工业抗衡的能力，乡镇企业必须走“资金、技术密集型”道路从而排斥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转移趋缓，对经济长产生的不利影响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农民从乡镇企业得到的收入相对减少，人均纯收入增长缓慢，导致农村市场需求相对萎缩。二是造成劳动力盲目流动，给始料不及的城市基础设施带来很大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给城市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三是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差，延缓了城市化进程。
——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与实现小康目标的要求仍有一定的差距，实现小康目标任务相当艰巨。80年代初，由于农产品供给的超常规增长和价格的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也获得超常规增长。1979年——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3.9%。80年代中期以后，依靠发展乡镇企业,农民收入仍保持了一定速度的增长。1985年——198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6%。1989年以来，农民收入则在波动中缓慢增长。1989年，扣除物价因素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呈负增长，为一1.6%，1992年农民收入的增长率虽有所恢复，达到5.9%，但这一势头转瞬即逝，1993年农民收入增长率重陷低谷，仅有3.2%。1989--1993年五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只有2.2%。这种增长水平远远达不到2000年农民生活实现小康目标，要求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以上的增长水平。与此同时，还存在较高收入水平掩盖下的低收入地区和低收入人口问题，这部分地区实现小康的任务将更加艰巨。
15年来，农村经济所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前进和成功亦时常伴随着挫折和教训，各种矛盾和问题仍在一定程度上困扰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如何妥善地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关系到本世纪末小康目标是否能够实现。为此，政府应加强对农村的宏观调控，在保证总量稳定增长的前提下，使农产品供给结构更加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积极发展市场中介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鼓励多种形式，体现公平竞争，注意保护农民利益；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一个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并极富挑战性的问题，我国八十年代农业劳动力转移走的是一条农村工业化超前、而农村人口城市化严重滞后的道路，今后应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和乡村城市化进程，恢复农村非农产业吸收就业的能力。乡镇企业过去是，今后仍然是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载体，应动员鼓励乡镇企业的适当集中连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强政府对农业的支持能力，提高农村综合实力；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从大幅度增加基本农产品供给的收入增长方式逐步转向基本农产品平衡增长和农业劳动力持续减少相结合的收入增长方式，发展优质高效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流通，使农民更多地参与高附加值的分享，提高收入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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