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扶清灭洋”到“奉旨灭洋”——略论义和团运动的两个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和团运动论文,阶段论文,两个论文,扶清灭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义和团运动应当以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颁布“宣战”上谕为界限，划分为“扶清灭洋”和“奉旨灭洋”两个阶段。“扶清灭洋”口号体现了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抗争性与盲目排外等愚昧落后性的对立统一。“宣战”以后，尽管义和团运动并未改变反帝爱国的方向，但大多数义和团向封建统治阶级报名、挂号，先后打出了“奉旨”旗号，其行动已基本上听从清政府的指挥，甚至以封建统治者的臣民自居，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己任，从而使后期的义和团运动带上了浓厚的封建色彩。义和团所表现的愚昧落后性，决定了义和团运动由“扶清灭洋”阶段发展到“奉旨灭洋”阶段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奉旨灭洋”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义和团的利用和控制，并使义和团运动的高潮实际上又成为其失败的起点。
关键词 义和团运动 扶清灭洋 奉旨灭洋
义和团运动分为“反清复明”、“扶清灭洋”、“扫清灭洋”三个阶段，过去几乎成为定论。而笔者认为：义和团运动并不存在什么“反清复明”阶段和“扫清灭洋”阶段[①]，而是应当划分为“扶清灭洋”和“奉旨灭洋”两个阶段。本文拟围绕这一问题作些必要的论证。
“扶清灭洋”反映了义和团运动反抗性与落后性的对立统一
义和团运动是在“扶清灭洋”的旗号下兴起的，各地义和团相继打出“扶清灭洋”旗帜，说明他们都是以“扶清灭洋”作为自己斗争口号的，这种情况直至义和团受到清政府的利用和控制、相继打出“奉旨”旗号，才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义和团受清政府的利用和控制又是以1900年6月21慈禧太后颁布所谓“宣战”上谕为契机的，因此，我们把“宣战”之前的义和团运动视为“扶清灭洋”阶段。
“扶清灭洋”口号反映了19世纪末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矛盾的空前激化，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对这一矛盾的认识和态度。当时部分封建官吏分析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原因说：“方今天下强邻虎视中土，已成积弱之形，人心愤激久矣”[②]。“民间感于历来国耻及各处教堂教士之蛮横，排外之心甚热，亟愿得相当机会，合心并力以一雪其夙愤”[③]。义和团的揭帖也说：“只因四十余年内，中国洋人到处行”，这些侵略者“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以致吾等俱练习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④]。声称要在“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余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⑤]。列强虎视中土，不断发动侵华战争；清政府在对外战争中屡遭惨败、每况愈下，国耻日益深重；各地教士、教民蛮横无理，欺压普通人民；这些就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人民对于近代中国民族矛盾的朴素认识。正是基于这些朴素的认识，他们才提出了“扶清灭洋”这一具有明确反帝目标的斗争口号。中国传统的农民战争都是以反封建为主题的，而近代中国社会却向中国人民提出了反帝这样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阶级的局限和时代的局限决定了农民阶级，甚至比他们先进的资产阶级，都不可能完满地回答这个历史课题。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义和团运动就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群众对这一历史课题作出的较为有力的回答，尽管“扶清灭洋”不能说是农民阶级对这一历史课题所可能做出的最理想的答案，但它所反映的近代中国农民在50余年反帝斗争中的进步，与《天朝田亩制度》所标志的中国农民在两千余年反封建斗争中的进步相比较，丝毫也不逊色。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人民能够在中华民族面临瓜分危机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掀起大规模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正表明他们在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之下的觉醒。
然而，“扶清灭洋”口号同时也体现了19世纪末中国农民的阶级局限性。尽管欧风美雨影响中国已有半个多世纪，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入中国已有30余年，但是农业的小生产经营方式并没有改变，小生产极大地限制农民眼界的状况没有改变，农民思想中的保守性与落后性没有改变。一方面，他们要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掠夺；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可能对近代中国的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社会矛盾有准确的认识。“扶清灭洋”口号本身就是农民阶级这种反抗性与落后性的对立统一。
“灭洋”不仅是要消灭一切在华的外国人，而且要消灭中国现存的一切外国事物，甚至包括那些受到外国影响的人和物。义和团“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⑥]。“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难，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死于非命。”“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其称人也，自洋人教士教民，以至华人之与洋人往还通洋学、谙洋语者，用洋货者，其间分别等差，共有十毛之目。”“十毛之人，一落匪手，必杀无赦。”[⑦]义和团散发揭贴，表示要“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声称：所到之处“先将教堂烧去，次将电竿毁尽，邮政报房学堂，自当一律扫净。”[⑧]北京义和团曾宣布：“将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⑨]甚至辱骂、诅咒资产阶级维新派，谓：“贼子通洋保国会，不久落头归阴城。”[⑩]这样，他们就混淆了外国侵略者和他们带到中国的先进生产方式、先进思想文化之间的区别；混淆了甘心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洋奴与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之间的区别；混淆了帝国主义用以奴役、掠夺中国人民的外国事物和先进的中国人为发展民族经济、抵制外来侵略而引进的外国事物之间的区别。表现了农民阶级不甘忍受民族压迫的抗争性与不了解、更不愿意接受外来先进事物的保守性的对立统一。他们不懂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引进外国先进事物并不矛盾；在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前提下，只有大胆引进外国的先进生产方式，使中华民族富强起来，才有可能解除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危险。因而他们采取了“灭洋”这种笼统排外的反帝斗争方式，但是运用这种斗争方式却绝对不可能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
“扶清”就是要“除灭鬼子保大清”，“出力于国家而安于社稷，佑民于农夫而护村坊”[(11)]，以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方式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义和团自称“上能保国，下能救民”，表示要借神功“为国宣力”，目的是“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12)]于是就混淆了已经沦为帝国主义走狗的清朝统治阶级与以各阶层人民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之间的区别；混淆了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与清朝顽固派和帝国主义的主仆矛盾之间的区别；混淆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思想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忠君思想之间的区别。表现了农民阶级积极争取国家独立的进取性与认不清清政府卖国实质的愚昧性的对立统一。他们不懂得清朝顽固派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是暂时的，很快就会以清朝统治者出卖民族利益的方式缓和下来；在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这对矛盾中，清朝统治阶级终究是要站在帝国主义一边镇压中国人民的，而绝不可能站在人民一边参加反帝斗争。因而他们企图从“扶清”的角度出发去争取民族独立，但是从这种角度出发却根本不可能赢得民族独立。
“扶清灭洋”口号集中地体现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而正是由于这种局限性使封建顽固派利用、控制义和团成为可能，他们才对义和团运动采取了由纵容到利用的政策，从而使一场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兴起具备了必要条件。
“扶清灭洋”口号同时决定了义和团运动只能是一幕雄壮的历史悲剧。在封建顽固派的欺骗和愚弄下，义和团运动逐步由“扶清灭洋”阶段进入“奉旨灭洋”阶段。
“奉旨灭洋”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义和团的利用和控制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不久就受到毓贤等顽固派官僚别有用心的怂恿和鼓励。当时，身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尚首鼠两端。一方面，她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多次颁布上谕，表示要对义和团加以“弹压”，并应美国驻华公使康格之请，以袁世凯替换毓贤为山东巡抚。另一方面，她又将积极镇压义和团的蒋楷、袁世凯、聂士成等分别予以不同的惩处，并一连三道谕旨告诫袁世凯对义和团“不可一意剿击”[(13)]。直到义和团打死清军副将杨福同，焚铁路、拆电线、占涿州后，她仍严谕荣禄：“此等拳民，虽属良莠不齐，究系朝廷赤子，总宜设法弹压解散，该大学士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14)]为了进一步了解义和团，她先后派赵舒翘、何乃莹、刚毅前往涿州一带实地察看。“刚毅、赵舒翘、何乃莹先后导拳匪入京师”[(15)]。6月上旬，直隶各州县义和团络绎不绝地分批进入北京。13日，“端府召见各师兄，团由是张扬街市”[(16)]。15日夜，刚毅等从涿州回京，“力言义民无他心，可恃。”[(17)]慈禧遂决定公开利用义和团。
6月16日，慈禧命刚毅、董福祥等将北京义和团“即行招募成军”。此后，又命裕禄在天津“急招义勇，固结民心，帮助官兵节节防护抵御，万不可畏葸瞻顾，任令外兵直入。”21日，慈禧因获悉帝国主义军队进攻大沽而颁布“宣战”上谕。当天即谕令各省督抚将各地义和团“招集成团，借御外侮。”同时令各省“将旧存枪炮刀矛各种军械赶紧修理，并添造子药配带等件，以备民团领用。”[(18)]还多次“嘉奖”义和团。
自慈禧颁布“宣战”上谕之日起，义和团进入了“奉旨灭洋”阶段。总体而言，在此阶段尽管义和团运动并未改变其反帝斗争的大方向，并未越出反帝爱国运动的轨迹，但是其旗号及斗争方式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首先，在清政府的精心布置和多方操纵下，绝大多数义和团向封建统治阶级报名、挂号，并先后打出了“奉旨”旗号。
颁布“宣战”上谕的当天，慈禧就令步军统领衙门左翼总兵英年、署右翼总兵载澜“会同刚毅，办理义和团事宜”。只隔了一天，又正式派载勋、刚毅“统率义和团”[(19)]。“于是，庄王府设立总坛”，“凡五城散团及新从匪者，皆令赴庄王府报名注册。”[(20)]所谓“统率义和团王大臣”还为义和团制订了《团规》，对义和团的行动加以严格的限制。后来，慈禧又令仓场侍郎刘恩溥前往天津招集水会和义和团，令盛京户部侍郎清锐和溥廷页为盛京“义和团练大臣”，令吉林副都统成勋、伯都讷副都统嵩昆为吉林“义和团练大臣。”[(21)]各地义和团纷纷向封建统治阶级报名、挂号。在北京，义和团“日至庄王府挂号，络绎不绝”[(22)]。“未及一月，而附近报名团匪数百万名矣。”直到7月下旬，还有固安县义和团赶到端王府挂号。在天津，义和团也曾向清朝官吏“报名造册，借便稽核。”[(23)]直隶各州县义和团大部分汇集于京津周围，但亦有少数在本地官府挂号者。7月中旬，定兴县“共八村新铺之团，进城至县署挂号并拜团”。在山西，巡抚毓贤曾令义和团“赴县报明，按籍造册。”[(24)]在东北，盛京将军增祺曾“檄各守令，招集神团赴省挂号”[(25)]。仅北京周围，挂号的义和团即达“数百万名”，这个数字也许有些夸大，但它起码可以表明：向清政府报名、挂号的义和团是绝大多数。据记载：义和团“已挂号者，名官团，（旗上）则书‘奉旨义和神团’字样”。北京城内，义和团“以尖角红旗悬于门上，书‘奉旨义和团练’或‘义和神拳’字样”[(26)]。天津一带，义和团“自蒙恩奖”，“各团皆旗书奉旨二字”；“各拳匪出队时，前有龙旗一对，大书‘奉旨神团’，亦有书‘奉天承运’者”[(27)]。同时，“凡顺天、保定、天津、河间等府所属之州县，各村庄镇店到处哨聚团民，安设坛厂，旗上大书‘奉旨义民、保清灭洋’”[(28)]。当时虽然仍有一些未向清政府挂号的“私团”存在，但挂号的毕竟占绝大多数。已挂号的义和团基本都打出了“奉旨”旗号，这在直隶地区尤为普遍。后期的义和团运动是以京津地区为中心的，京津地区义和团普遍打出“奉旨”旗号，代表了后期义和团运动的主要趋向。
其次，“挂号”以后，各地义和团基本已听从清政府的指挥，连他们的反帝活动也基本是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安排”下进行的，义和团运动严重地受到了清朝顽固派的控制。
北京义和团挂号后，“何时战防，听候转牌调遣”[(29)]。“团调团谓之转牌，其在庄王府挂号者，即应听王府大师兄之调动”[(30)]。于是，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借用庄王府大师兄的名义控制了北京的义和团。起初，“义和团连日攻打西什库教堂，凡在京各坛团民，每二日一班轮流更替前往攻敌”。天津失守后，慈禧等又派官吏“带团往通州挖濠”，载勋也“命团二千出城，扎城外各大路”[(31)]。在天津，宋庆曾“派匪首张德成、曹福田等，率领众拳匪防堵某处”[(32)]。对于京津以外的义和团，顽固派也能调动。7月上旬，“庄王令团首持令旗赴京南一带，招团民之精于技艺者三千人，速赴京听调。”[(33)]结果，义和团奉招“赴京者近万人”。山西巡抚毓贤曾“遵旨招募（义和团），编入队伍，给以口粮，特派员弁管带”[(34)]。盛京副都统晋昌亦曾将义和团“编为义勇军”[(35)]。如果说，“扶清灭洋”阶段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基本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那么，“奉旨灭洋”阶段的反帝斗争则较多地体现了封建顽固派的利益和要求。慈禧等控制了义和团后，就进一步将义和团用作向帝国主义讨价还价的筹码。当他们企图迫使帝国主义作出某些让步时，就诱导、驱使义和团去攻打使馆、租界、教堂，借以向帝国主义施加压力；当他们认为投降的时机已到，决定再次投入帝国主义怀抱时，就命令义和团“停战”，不准继续进行反帝斗争，甚至不惜以屠杀义和团来讨好帝国主义；当帝国主义不接受他们的投降，八国联军继续向北京进犯时，他们又将大批义和团“饬往前敌”，并以“断不可回；如一回，则以军法从事”相威胁[(36)]，以达其既以人民的力量抗击八国联军，又借帝国主义之刀屠杀义和团的双重目的。在“奉旨灭洋”阶段，慈禧等虽然未能改变义和团运动的反帝爱国方向，但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基本上已经由自发行动变为“奉旨”行动。
再次，在封建顽固派的利用、控制下，许多义和团以封建统治者的臣民自居，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己任，使后期的义和团运动带上了浓厚的封建色彩。
慈禧颁布“宣战”上谕前夕，“载漪为匪党论功，除武功爵者数十人，赏赉无虚日，车骑服色，拟于乘舆，至自称九千岁，出入大清门，呵斥公卿，无敢较者”[(37)]。这些义和团首领“以神自命，与王公论师弟兄”[(38)]，所以“自称九千岁”；倚载漪为护符，所以敢“呵斥公卿”，实际上已经蜕化变质。此外，“京师里九外七各城门、皇城各门、王公大臣各府、六部九卿文武大小衙门，均派义和团民驻守”[(39)]。天津义和团首领也“派团百余名在（督）辕护卫，并在各城严查出入”[(40)]。那么，义和团是否已经控制了他们的“驻守”之地？回答是否定的。例如：“保护”总理衙门的义和团最初“约有四百余人”，是由“每团调三人”凑成的，并由三名封建官吏“带领”[(41)]。如此“驻守”，怎么谈得上“控制”？只不过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看门守舍而已。少数义和团甚至成为封建官僚的卫队。如“端王每出，均有义和团匪护从”。裕禄等“前导亦用团护卫，不复见仪仗矣”。北京的义和团还主动帮助清政府捕拿所谓“白莲教”，清政府屠杀这些“白莲教”时，“保护法场、押送囚车皆义和团，约数千人”[(42)]。张德成也曾“声言天津假团太多，特来查拿”，结果使“街巷间无复向日之纷扰矣”[(43)]。在这些方面，义和团把自己降到了封建统治者臣属、附庸的地位，不自觉地充当了维护封建秩序的工具，从而进一步体现了这一阶段义和团运动的“奉旨”性质。
“奉旨”行为严重地削弱了义和团的斗争性。当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开始叛卖义和团运动时，京津的义和团也未进行任何积极的反抗。
天津失陷前一日，“马玉昆命团打前锋，告之曰：‘……如退，我即开炮’。及战，果退，马军炮轰之，毙千余人。”天津失守后，慈禧等将大批义和团调往前敌，命令各城门“准出不准入”[(44)]。“其余悉以交董军统带，申明纪律，军法从事。”[(45)]并多次向被围困的外国使馆运送食物。当时，虽有部分义和团不愿赴前线，或“因大内送各国（使馆）物件，皆不服”[(46)]，但终未举行反抗。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城内义和团一哄而散，一方面表明他们对清政府深为不满，不愿参加保卫北京的战斗；另一方面，他们也放弃了反帝斗争，使义和团运动归于失败。
义和团“奉旨灭洋”的历史必然性及其特点
联系义和团所表现的落后性和愚昧性及当时中国特定的社会矛盾加以分析，义和团运动由“扶清灭洋”阶段发展到“奉旨灭洋”阶段，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义和团运动一开始就以“扶清灭洋”为口号，说明参加这一运动的广大群众未能正确认识清朝顽固派与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性质，对清政府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致于把封建顽固派别有用心的纵容和煽动理解为“支持”他们的反帝斗争，把慈禧颁布所谓“宣战”上谕理解为“参加”他们的反帝斗争，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用和控制理解为“领导”他们的反帝斗争，很自然地打出了“奉旨”旗号，并把自己的反帝斗争置于清政府的“领导”之下。小生产的狭隘眼界、农民的封建意识，是导致义和团运动悲剧性结局的思想根源。
义和团在慈禧颁布“宣战”上谕之后打出“奉旨”旗号，又表明他们的“奉旨”是以他们认为清政府“参加”了反帝斗争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他们要“奉”的只是慈禧颁布的“灭洋”之旨。事实上，后期的义和团运动也基本坚持了反帝的方向。义和团因为错误地相信了慈禧颁布“宣战”上谕、表示要与帝国主义“一决雌雄”等别有用心的“反帝”表演，才相继打出“奉旨”旗号的；“奉旨”的结果，必然是受到封建顽固派的利用和控制。“奉旨”既是义和团受到利用和控制的基本前提，又是义和团受到利用和控制的具体表现。由于清政府的卖国实质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参加反帝斗争，慈禧即使颁布“灭洋”之旨也只能是假的，因而义和团的“奉旨”必然是上当受骗。以“奉旨灭洋”四字概括后期的义和团运动，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这一阶段义和团运动的基本特点，其中的“灭洋”二字肯定了义和团运动后期依然具备反帝爱国的基本性质；“奉旨”二字可以使人很容易从中看出义和团在封建顽固派欺骗、愚弄下，受到他们利用和控制的事实真相。
“奉旨”旗号使那些怀有强烈的反帝情绪、而对清政府的卖国本质认识不清的广大群众，更为踊跃地加入了义和团运动，从而促成了以京津地区为中心的义和团运动的高潮。但是它又使绝大多数义和团受到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利用和控制，从而使义和团运动的高潮实际上又成为它失败的起点。
自1900年6月21日慈禧颁布“宣战”上谕，至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奉旨灭洋”阶段一共只有55天。义和团运动竟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因封建顽固派的利用而达到高潮，又因封建顽固派的叛卖而迅即失败。这一历史事实有力地表明了“奉旨”旗号对义和团运动的危害之大，表明了封建顽固派对义和团的控制之力。
注释：
①参见拙作《义和团运动起讫时限之界定》，《安徽师大学报》1995年第2期。
②(13)(18)(19)(21)(23)《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5月版，第177—178，44，46，47，145，153，163，164，176，219，321，410，279页。
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三），第385页。
④(11)(14)《义和团》（四），第149，152，148，15页。
⑤⑦⑨(17)(24)(26)(34)(37)(43)《义和团》（一），第120，289，305，271，114，12，91，462，504，306，497，17，477—478页。
⑥(20)(27)(32)(40)《义和团》（二），第146，487，156，32，39，143页。
⑧⑩(12)陈振江、程
《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34，55，42，107，48，33页。
(15)《庚子国变记》，上海书店1982年10月印行，第41页。
(16)(22)(28)(29)(31)(33)(36)(39)(42)(45)《庚子记事》，科学出版社1959年1月版，第144—145，86，20，18，27，157，87，163，20，253，26，157—159页。
(25)(35)《义和团史料》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1009，1004页。
(30)(38)(41)(44)(46)《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5月版，第131，81，59，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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