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西古代史学演变的不同途径与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西论文,试论论文,途径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采用比较史学中的平行比较之法，对中西古代史学的发展轨迹作了纵向考察，力求透过两者的不同文化传统或宗教背景，从史学运行的机制、功能、观念、方法等多视角的剖析入手，对其演进的不同模式和历史影响作出合理的解释。文章认为，中西古代史学因其间利弊相伏、精芜并生，不能简单用“优”、“劣”来定性概括。
历史学作为一门人类自我反省的最基本学问，曾在许多国家和民族有过辉煌的经历。其中，中国史学和以希腊、罗马为文化源头的西方史学，尤以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称绝于世。值此世纪之交全球学术声息相通、百川汇海之际，回顾和比较两者走过的不同道路，对于进一步认识本民族的史学传统及其在现代史学建设中的地位，扬长去弊，以贡献于世界学术，当不无裨益。
一、中国古代：官、私史学双轨并驰
中西古代史学，曾在相互独立的状态中，历经二千多年演变，形成了各自的传统与范式，而其运行的机制，尤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春秋以后，中国史学的发展，即开始摆脱史官垄断的格局，走上了官、私双轨并举之路，私家史学一时尤趋繁兴。特别是孔门弟子，受孔子重视古代历史文献整理的影响，除注意记录孔子本人言行外，对各诸侯国君与卿大夫的言论行动也颇有搜访记载，如《礼记·檀弓》便记有晋献公将杀世子申生及献公之丧等事。初时这类私史多据史官记载稍加修订或改编而成，如《春秋》、《左传》、《国语》、《铎氏微》之类。以后才渐出现了记载当代见闻或社会上流传的史迹之风气。这一方面是因社会变动日剧，上古三代的历史陈案已难应时局之变，统治集团及知识阶层都急需从当代史事中寻求切用的借鉴之故。如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著《虞氏春秋》，“上秉春秋，下观近势……以刺讥国家得失”。刘邦初建汉朝，为总结历史经验，以利统治，即令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天下者何”〔1〕。陆贾遂作《楚汉春秋》。 《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书》一类的史书，也是应战国秦汉间一些知识分子为投身政治、学习游说和谋略需要而产生的。另一方面，这种情况也表明，私史的编著已不再局限于整理、复述旧史官记载，而是一种眼界更为开阔的历史与现实研究。虽然从数量看，秦汉时私史尚不多，《汉书·艺文志》所载仅寥寥数种，但却具有很大的活力。东汉末起，私史的数量、类别开始增多，除古代史、当代史外，还出现了不少有关制度、人物及地方史志著作。魏晋以后，此种趋势更为明显。
相比之下，官方史学则一度反处落后状况。战国以后，随着新官僚体制的逐步确立，史官权限日趋缩小并单纯化，地位亦转卑。秦汉时的太史令，主掌天时星历、记注和图籍资料，而非撰史。故司马迁身为史官，自称“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2〕他之创编《史记》，原非太史令职内之事。 从现在所知的西汉官修史看，除起居注外，尚有《汉著记》、《汉大年纪》、《汉帝年纪》等年代记〔3〕。这类书，大抵为记注加简单编次而成， 多停留在先秦诸侯国官方国史记载的水平上，有的近于起居注〔4〕， 因而史学价值并不高。及至东汉，官修国史方出现新的面貌。明帝时，命兰台令史班固与陈宗、尹敏、孟异等撰《世祖（光武帝）本纪》与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上，以后相沿为制，修成我国第一部官修纪传体当代史《东观汉记》。与此同时，还出现了由宫廷内侍记载帝王言行的《起居注》。惟其时编修国史，并无专官，但“使名儒硕学，入直东观，撰述国史，谓之著作东观，皆以他官领焉。盖有著作之任，而未有官员也。”〔5〕汉魏之际， 始置著作郎之职，以掌资料采访和国史编集。北朝时期，宫廷史官内部逐渐形成注记和撰述两大分工，前者负责随时记录帝王及朝廷之事，作用在积累第一手史料；后者专事国史编纂，具有更积极的史学意义。唐代的史官，不但注记与撰述分途，史官与掌历法的官员也开始明显分途。史馆除修纪传体前代史和国史外，还据起居注、宰相时政记等资料定期编写日历、实录（编年体国史长编）等。并建立了详密的史料征集制度，其“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规定：政府各部门及地方官府须将相关事项如天象变异、自然灾害、四裔民族关系、礼乐法令因革、州县废置、官员任免、地方政绩、表彰节义、大臣亡故定谥、诸王朝觐等记录，定期报送史馆，“修入国史。如史官访知事由堪入史者，虽不与前件色同（指事例中未明白开列之事），亦任直牒索，承牒之处，即依状勘，并限一月内报。”〔6〕可见，其时官方史学已在史实记录、史料档案的搜集保存、 大型史书的编纂等方面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操作方法。以后各代，大抵皆沿用此制，或略加变通而已。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官、私史学的发展处于时相矛盾冲突的境地中。这是因为，两者的史学观点往往代表了封建社会中不同阶层思想。私家编史活动因非官方直接控制，总会出现某种偏离官方意旨的行为或倾向，与官方史学的口径发生或明或暗的朝野之争、上下层之争、正统与非正统之争、专制统治意识和一定程度的民间意识之争，以及民族利益之争，从而引起当权者的不满或不安。因此，历代统治者总是不断地试图对私家史学严加限制，迫使其按官方的意愿行事，在编修国史（当代史）方面，更是一再发布“禁令”，不许私家染指。东汉时班固在家私撰《汉书》，便为人告发下狱。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 明令“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7〕直至唐时， 编修国史仍非私人随意所得问津。即使是文化政策相对宽松的宋代，“国朝正史与实录等书人间私藏具有法禁，惟公卿子弟或因父兄得以窃窥……寒远之士无由尽知。”〔8〕南宋高宗绍兴间及宁宗嘉泰二年（1202 年）还屡屡发生禁毁私史事件。〔9 〕清统治者在这方面的控制更为严厉。这种情况，对私史的发展构成了相当阻碍。但即使如此，私家的当代史研究也并未窒息，其势犹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俟官方的控制稍有削弱，便会冲破封建文化专制的淫威而勃发起来，明清两代后期的情形都是如此。至于前代史研究领域，私家更因受限制较少而一直较官方史学发达。
当然，另一方面也须看到，中国古代的官、私史学并非全然对立，其间亦存在着相互统一之处。因为从根本上说，两者都受封建意识形态支配。私史的作者一般都为封建士大夫及其知识分子，尽管其成员的思想颇为复杂，但其阶级地位和所受时代教育决定了其史学活动总体上不可能越出封建的规范。况且由于中国古代特殊的官僚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统治阶层的成员构成一直处于上下升降流动之中，朝野人士的身份并非截然不变。而统治集团在运用权力压制私史中异端倾向的同时，也极力施展各种文化影响手段，以图将私史完全纳入官方的钦定轨道。比如，中国古代特有的科举制，便具有这样一种作用。其考试的基本内容为儒家经书，但史学也占相当的比重，唐宋时便设有一史、三史、三传等科目，“凡史科，每史问大义百条，策三道”；进士科的考试，明文要求包括《史记》、前后《汉书》和《三国志》等内容〔10〕。只有完全按照官方规定的一套思想路子去答题，才有可能得中。故这种官吏选拔制的实质，无非是要引诱和训练士人严格遵循统治者认可的价值取向去读书、思索和行事。在这种教育氛围中，其观念及史学活动便不能不习惯地受到官方正统思想的影响和束缚。以致许多私史的作者，即使身处江湖之远，也仍心系庙堂之上，一心以封建最高统治利益为念，于是在注重探讨封建“治道”这一点上，往往表现出与官方史学的一定趋同性。
就史学发展中的作用看，官、私史学可说是各具某一方面的优势。官方史学因处于统治地位，既得凭借权势垄断宫廷记载与官方档案，又可下令征集民间各类野史，在掌握史料上，无疑享有一般私史作者极难获得的条件。故史馆制度在系统保存古代文献和组织纂修大型断代史、典制史、舆地志方面的意义不可低估，其所保存的史料很多属原始档案性质，如起居注、实录、会典等，一般都被认为比较可靠，具有私家野史不可替代的价值，是后世官、私史家研治历史的重要依据。
私家史学虽然在编史的物质条件上远不如官方，甚至受到当权者的种种压抑和限制，但却始终是中国古代最为活跃的史学发展因素。他们的史学活动并不像史官那样完全从属于朝廷和受到君主与大臣寸步不离的干预，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钦定旨意也并不对其史书编写直接发生作用。一部分与社会下层有较多接触的史家，由于对民情疾苦有较深的体察，其头脑中的封建正统观念还受到一定冲击，甚至萌发出某些反专制、反暴政、反正统的观点，故其史著往往能较官修史更多地反映民间社会的情况，表现出一些进步的人民性倾向和比较深刻的史学思想。另一方面，在史书编纂中，也不会出现史馆集体修史时常见的那种“搁笔相视，含毫不断”〔11〕的相互牵制扯皮，因而得以较好地发挥个人的才智和主动性。在治史方法和史书编纂体例上，与墨守成规、日趋僵化的官方史学相比，尤能时有创新。古代最有成就的史学家和史学名著，大多出自私家，原因就在这里。至于历代私家野史的数量之多、种类之繁、内容之富、史学思想之活跃深刻，那更是官修史所不能望其项背的。私家野史的记载，在严谨性和史料价值上固然参差不齐，有时不免传闻失实，但它留下了大量有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情风俗方面具体细微的描述，有的还暴露了一些为官方有意隐讳或歪曲的“秘闻”真相。凡此，皆足补官方史学之阙。
以上可见，官、私史学的相并发展，既有各异其趣、甚至矛盾冲突的一面，客观上又起着互为补充、互相推动、相得益彰的作用。这正是中国古代史学较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发达和丰富多彩的基础所在。
二、西方古代：从私史为主到教会垄断一切
西方古代的史学，则没有形成如此明显的官、私两大发展系统。古希腊的史学，一开始就产生于民间，撰写史书完全是私人的事。如“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一生行踪漂泊，从未任过高官，其《希波战争史》无论就取材还是内容看，都洋溢着浓厚的民间社会气息。修昔底德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一度身居高位，然不久即因“贻误军机”遭革职放逐，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主要是在流放中撰写的。古罗马的史家，固然大多社会地位很高，但他们撰写史书一般并不负有官方使命。
古希腊、罗马史书既多出私撰，则其史料搜集也不能不全凭个人之力，这在当时缺乏系统官方记载和其他文献资料的情况下，自不免使史家的眼界大受限制，以致除极少数如希罗多德那样游历丰富的史家外，大部分作者的记载都只能以其本人的经验见闻为限，像中国古代纪传体（包括志、表）一类系统叙述一代历史、地理、民族、人物事迹、政治制度、文化、经济各方面详情的史书可说几乎没有。西方古代史学形成以记当代见闻为主的传统，显然也与受此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有关。 “historia”一词不仅在希罗多德时代是指通过询访目击者考究事实真相，即使在罗马帝国的塔西佗（约55—120年）那里， 也仍用以“表示他对亲身所见的那个时代（69—96年）的记录；而当他记述更早一些时代时（14—68年），他把他的记述称为‘编年史’……在古代，甚至在中世纪，‘historia’一词还未被用于指过去的事件。而且，在那个时候，这个名词含有在时间上多少有点固定而延续不是太长的意义。”〔12〕这种传统，对西方古代史学发展的直接影响在于：（1 ）明于当代而昧于古代。美国学者班兹（1889—？年）就曾指出，西方“古代史学之全体而言，大体皆属当代史是也。神话稗闻而外，此派史学家罕有能‘发见’过去者。”〔13〕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到波里比阿（约公元前204—公元前122年）大多如此。（2 ）详于个人经历而疏于时代历史全貌。多数史家往往习惯于记载见闻，一旦越出这个范围，便易暴露其在历史综合能力等方面素养的不足。如号为“希腊三大史家”之一的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公元前350年），在《远征记》中描述其参与希腊雇佣军的冒险经历相当翔实生动和成功，堪称“叙事史中的杰作”〔14〕。但其另一部下工夫最多、期望更大，试图成为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续编的《希腊史》却大为逊色，以致被后人讥评为：“除掉个人经验之外，色诺芬对其他均茫然不知。这部编年史缺点很多，作为一部整体历史来说，大事记载的连续性也很难令人了解。”〔15〕因此，柯林武德认为，古希腊史学强调目击者证词和当代史记述的特点，虽然奠定了其“记述之非常的坚实性和一贯性的基础”，但从历史学发展的角度看，也带来三种局限：一是“不可避免地强加给它的使用者以一种历史眼光的短浅性”，他们的记述一旦越出“活的记忆的长度”，就变得非常软弱不定。二是使历史学题材大受限制，史家“所能写的唯一事情就是发生在他能够与之有私人接触的那些人的记忆之中的事件”，以致成了“他那一代人的自传写作者，而写自传并不是一种职业”。三是难以“把各种特殊的历史集合成一种包罗万象的历史”〔16〕。这种趋势发展到后来，使古希腊、甚至罗马的历史写作越来越成了少数身居朝廷中枢，参与或熟悉当时各种政治、军事和上层权力斗争内幕，以及有着特殊经历的人涉足的领域。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代撰写回忆录成风，也包含着这种史学观念的影响。
西方中世纪也间断地出现过一些官方修史活动。如加洛林王朝在查理曼统治时期（768—814年），不仅要求每个寺院将历年大事记载下来，还组织一些教会人士在宫廷内编写了《大洛尔什年代记（741—829）》，这部“宫廷日志”，充满了对加洛林王朝特别是查理曼大帝的颂扬之词。不过这种趋势并未一直持续下去。九世纪中叶，随着加洛林帝国的衰落和解体，其官方修史也就此终止。英国西撒斯国王阿尔弗烈德统治时期（871—899年），也下令编纂过一部具有官修性质的宫廷编年史——《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十三世纪时，德、英、西班牙等国还设立了王家正式史官（Historiographersroyal）。 尤其是法国卡佩王朝以后，此制持续时间较长。但是，由于西方中世纪未能形成中国那种较长时期的中央集权统一王朝，尤其是一个个在政治制度、文化、疆域上差不多完全前后承继的所谓“正统王朝”，因而始终未能建立中国那种规模完备而延续不断的史官制度。即使断续设置过一些史官，其作用也绝不能与西方史学发展过程中蔚为巨流的私史相匹敌。
再从文化演变的背景加以审视，中西古代史学也存在很大的不同。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具有极强的凝聚同化和自我修复力，虽历经数千载朝代兴废和民族斗争的巨大震荡，依然绵延不绝。其发展主流，以独特的蜕变式自我更新演进，由原始巫文化，一演而为殷周时代的史官文化，再变而为汉以后的儒家文化。这些文化尽管各具时代风貌，汇入过各民族、各地区乃至外来文化因素，但其主体精神实一脉相承，始终为同一华夏文化源的延展。用某些西方学者的话来说，“独特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连续地发展为独特的中国文化，这一文明从商时期一直持续到现在。”〔17〕而“就语言和文化的一贯性和独特性而言，它的历史可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长。”〔18〕
同样，中国古代史学也具有这种文化特征。自周以后逐渐形成的史学传统，包括其史学功能观、治史态度、方法和有关制度的设置，显示出极为顽强的延续递传力，即使在少数民族取代汉族成为统治民族时期，也未能中断这种趋势。因为这些少数民族原本就生活在华夏文化的辐射区内，在未进入中原之前，本民族的文化一般均较落后，早就向慕先进的汉文化，并受到汉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故其在文化建设上的走向，总是通过自觉或不自觉的“汉化”，以自融于这一主流之中。如“五胡十六国”时的汉主匈奴人刘渊，早年便师事上党崔游，学习儒家经史，“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19〕其子刘聪亦通经史。连目不识丁的后赵主羯人石勒也“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并在建国之初，创设史学祭酒之职，专掌有关史学传习之事〔20〕。北朝以及金、元、清等少数民族统治集团也无不尊重并接受这种传统。这种情况，使整个史学的发展呈现一种“道统相继”的方式。
西方的情况，则大异于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希腊地处欧、亚、非三洲结合部的地中海北岸，这里产生过古代爱琴海伟大的米诺斯文化和迈锡尼文化，又是古埃及、两河流域、赫梯、腓尼基诸文明的交汇点。近代以来的考古发掘证实，早在公元前2000年，爱琴海古文明就与埃及文明有相当密切的关系〔21〕。西方史学鼻祖赫卡泰厄斯和希罗多德也说：“希腊人长期以来就认为自己是埃及文明的子孙，他们相信埃及寺院的教士档案中有可以说明希腊早期历史的文献。”〔22〕在西方古代文化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叙利亚、波斯、犹太等文化也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其内涵很早就具有多元结合的特点。
其次，从纵向看，西方文化的主流，也非一以贯之，而是经历了希腊→罗马→基督教多种文化交替为主“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过程。希腊人祖先创造的上古迈锡尼文化尽管一度发展到相当高度，但到公元前十二世纪便遭到毁灭，连其时通行的文字（线型文字）也完全湮没无闻。当希腊文明再度崛起时，其全盛期也不过持续了几百年。 到公元前300年，“代之而起的是来自希腊和近东代表各种成分相融合的新文化，这是希腊化文明。”〔23〕罗马时代，虽然继承了希腊文明，但其主体文化构成已渐起变化。而且这种进程，到公元五世纪时，随着日耳曼蛮族的大迁徙和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也被打断，“古典文明被砸得粉碎，无法复原。”〔24〕从此进入了由基督教文化统治的中世纪。作为文化意识形态的史学，其发展途径也不能例外。
西方古代史学的基础是由希腊人奠定的。但罗马时代的史学，却并不全是希腊史学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在相当程度上综合了新的文化因素形成的。单就作为统治民族的罗马人而说，其史学传统便与希腊人不同。首先，它“有着一种与希腊人全然不同的历史意识。在罗马人看来，历史意味着连续性：即从过去继承了以他们所接受的那种形式而小心翼翼保存下来的各种制度，按照祖先的习惯来塑造生活。罗马人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本身与他们的过去这二者之间的连续性……而且他们保存他们集体历史的古老传统到了希腊人所从不了解的程度。”〔25〕罗马早期制度也有助于说明这一点。其最古老的祭司团之一彭提菲克斯除监领一切与宗教有关事宜并拥有某种筹措治安之权外，还负有掌历法节期和搜集史料轶事加以记录之责。祭司公署和神庙中往往藏有法令、条约等文献档案，并编有《高僧团记事录》、节期历和年代记等。此外，还有官方编的《元老院意见录》、执政官年表等。即使对公元前390 年之前无文献可征、仅有传说的罗马古史，罗马史家也表现出比希腊人更大的热情和兴趣，极力加以搜讨。如毕克托的《罗马史》、老伽图的《罗马历史源流》、李维的《罗马史》，都是如此。其次，希腊的历史编纂方法，本以叙事体为主；但罗马人则因十分注重历史连续性，且有祭司记事和编录年代记的传统，使得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的编年体在其史学中占据了显著地位。在罗马人心目中，“annal ”（编年）这个词比“historia”要更符合历史的本意。故有人认为，编年史实为拉丁历史编纂学中的正宗史体。〔26〕老伽图、安替帕忒以后，这种满足于抄录资料和按年代排比的旧式年代记撰写虽不再独盛，但其影响仍不可低估。柯林武德曾批评罗马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李维的史著不过是“剪刀加浆糊”之作，“是搜集早期罗马历史的传说记录并把它们熔成为一篇单一的连贯的叙述。”〔27〕美国学者汤普森也说，在研究和使用资料方面，罗马早期的先例是“满足于相当准确地写出资料内容，不知羞耻地抄袭。这是拉丁文作家普遍的习惯。”〔28〕显然，这种方法在相当程度上正来源于罗马自己的传统。更何况，罗马帝国幅员辽阔，境内居住着好些古代文明程度很高的民族，故其时的史学还汇入了来自犹太等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
五世纪以后，西方史学又经历了一次巨变。希腊、罗马时代建立起来的传统，仅仅在以拜占庭为统治中心的东罗马帝国境内得以继续，并与东方文化进一步混和。至于西欧，则完全成了基督教史学的一统天下，“异教史学绝迹。五世纪开始以后的八百年间，西欧大部分历史写作都是由基督教作家进行的，这些作家几乎个个都是传教士”〔29〕。这一时期的西方史学，无论就主导性的理论还是实践看，都与过去大不相同。从历史观念上看，“扬弃了希腊—罗马历史编纂学中的两种主导观念，那就是：（1）对人性的乐观主义观念；（2）作为历史变化过程的基础的有关永恒实体的实质主义的观念。”〔30〕神性又重降人世，神意成了主宰或评判一切历史事变的依据。在史学方法上，基督教史家也抛弃了由希腊史家建立的史料批判传统，多以抄袭为事，甚至不顾史实，随意想象夸张，以求附合“神恩”。基督教的历史观念和先验的历史发展模式，还促使编年体史书获得了特别的发展。一代又一代的修道士，在各地寺院里孜孜不倦地编纂、续修或修改编年史，成了西方中世纪特有的史学景观。
可见，西方古代史学的演进，与中国古代取径于自然累积推进的方式不同，更多地呈现为大起大落的破坏和重建。
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各时期史学的发展可以互不相关，完全自成一系。罗马史学对希腊史学的继承是十分明显的。即使是中世纪的史学，也有受古典传统影响的地方。如中世纪最为流行的寺院年代记或编年史，最初的形式是附有简短事件纪要的复活节一览表，这种表实渊源于罗马祭司的节期表。尤其是查理大帝时期开始的所谓“加洛林文艺复兴”，曾极力倡导用拉丁文写作的罗马古典传统。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从语言、结构到表现手法，全是对罗马帝国时代斯韦托尼阿《罗马十二帝王传》的模仿。罗马史家萨鲁斯特、李维等人的作品也常被中世纪寺院修道士抄袭。但这都属形式上的沿用，而非精神上的继承，更不足以改变其时基督教史学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事实。
三、两种经学体系下的史学
中国古代和西方中世纪史学的演变，有一个共同现象，即两者都受到某种“经学”思想体系的严格支配。
中国古代的史学，自汉以后一直受到儒家经学的深刻影响，无论在社会功用、历史观、史事人物评价标准等理论方面，还是在表现形式和内容上，都与整个封建经学的内容、观点、发展态势结成了很强的依附特点。
西方中世纪，则由于教会垄断了全部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以《圣经》为代表的基督教教义成了制约人们一切思想和行为的普遍价值尺度，历史学完全沦为“神学的一个卑贱的女侍”〔31〕。对基督教史家来说，“《圣经》中的一言一语皆自有其精深玄奥之意”〔32〕。而“《圣经》的引文已经成为证明、论据，《圣经》的权威是绝对的，从其中引证不仅解决教会的问题，甚至也解决历史本身问题。”〔33〕
上述现象的产生，从根本上说，固然是因为儒学和基督教思想都是当时中西方的统治思想，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特定领域，不可能不在总体上受其制约。但另一方面，也与这两者本身的起源和内容特点有关。
儒家的经，直接渊源于周代的史官文化。所谓“五经”，原本不过是古代史官记录保存的文献档案，属“王官之学”，其内容涵盖面甚广，凡国家大事、礼乐制度及史官所掌天文、术数都在其列。在周末“礼崩乐坏”的过程中，孔子系统访集这类文献，删订成“五经”，目的既在保存和传播古代文化，也希望从中推求社会递变和人事治道之因果得失，并将其改造为应时之学。其他先秦诸子百家虽也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史官文化的沾溉，但大多限于某一方面。因此可以说，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确实较为全面地继承了周代史官文化的遗产及其精神，其注重保存有关前代文物制度和观念方面文献的重史传统也源于此。这一点，对后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影响至为深远。
在儒学独盛的封建时代，孔子不仅被奉为经学之圣，也被尊为史学的开山祖。一般知识分子所习，无不以经、史二者为基础，作为入仕或治学的必经之途。即使以阐扬经学名家者，亦有专重名物训诂和通经文本义为主，方法全近于史学一路的，如古文经学家。故现代有学者认为：“史术通贯经术，为儒术之正宗”，并说清代所谓考据、词章、义理之学，三者“皆出于史”〔34〕。对于经史两者的关系，历代学者争议颇多。大抵古代不外尊经抑史，常以“经精史粗”、“经正史杂”之说，强调经学对史学的绝对主导作用。近代则风气一变，梁启超至谓：“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知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厥后经二千年分化之结果，各科次第析出。”〔35〕直欲黜经而存史，此盖经学衰落有以致之。其实，经与史，若从两者的源头周代史官文化看，本无所谓经，也无后世那种狭义之史。因其时文化初兴，自有一种元气淋漓的浑沌气象，各种知识并无明晰的分类概念。若以今日的学术眼光审视，则不独“经”中的内容大半为“史”，即就其总体说，也全属古代史料。故明清学者所倡“六经皆史”说，不论其用意如何，要皆反映了经史之间这种难分难解的关系。
至于基督教，从世界各宗教看，向来也被认为是最具历史观念的。它的理论来源于犹太教神学和希腊斯多噶哲学。犹太民族是一个极重视自己历史传统的民族，大约自公元前十世纪希伯莱统一王国国王所罗门时，就开始有了王家宫廷年代记。公元一世纪的犹太史家约瑟福斯便不无自豪地说过，在保存古代史迹方面，犹太民族早建有制度，“他们把记事之职委诸高等祭司和先知，从而使自古迄今的历史均被极为准确地记录下来。”〔36〕此种传统必然会对其民族的宗教产生一定的影响。如犹太教经典《律法书》、《先知书》、《圣录》中就包含了不少有关人类起源传说及古史记载的成分，至今仍是人们研究犹太早期史的主要材料。这些内容，后来被基督教徒继承编入《旧约圣经》。而《新约圣经》中的《使徒行传》也近于史书一类，其中对教会初期活动及传入罗马世界的情况有相当反映。早期基督徒虽因一度想象基督将很快重降人世，对历史态度冷漠，但直至公元三世纪基督仍未降临的现实，又促使他们开始关心历史并重视记录教会的经历，由此形成了编纂《教会史》和《圣徒传》的传统。其后教会人士对中世纪史书编纂的垄断，更使这一时期的史学与基督教的宗教经义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然，儒家经学和基督教《圣经》无论就其性质，还是观念和体系看，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故两者对史学的实际影响也是不同的。最明显的是：
首先，儒家经学是一种具有强烈入世精神，致力于讲求“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的世俗政治伦理学说。其史学，也以重人事为基本特征。中国古代史家对历史事变因果得失的探讨，无不注意将之与人事活动联系起来进行思索，即使是一些受“天命”论思想相当影响的人如班彪等，也是如此。史著的内容，一般也以人物事迹及典章制度因革为主。而基督教义作为一种宗教神学，宣扬的是来自客观世界之外的上帝旨意。在那个体系里，“上帝给历史指定目标，给世界以他的神圣的保护，而人自身却不能促使这个世界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37〕人的活动在历史中被放到了无足轻重的地位。
其次，儒家素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重视历史文献之传统，认为历史及以往之客观存在，全赖文献记录得以保存。故其治史一贯强调取证文献和严加考辨，反对无根据地妄加论断，孔子所谓“多闻阙疑”及“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具则吾能征之矣”〔38〕，便颇能代表此种精神。而基督教史学却为重来世轻现实之意识所蔽，事事欲借助“神灵启示”，以致“助长了人们对于书籍和凭证的忽视和它们的传播，它促使人们轻信一切听到和读到的东西……甚至进而编写想象性的历史和伪造的凭证去描绘假设中的范例。”〔39〕这在很大程度上窒息了西方古代曾经强调过的史料考信和批判精神。
其三，在历史理论方面，由于儒学原本是一种非常讲求实用、偏重经验认识的学说，其史著讨论的主题往往是比较具体的人物史事是非功过，所求在一时一事之实，思辨哲学的理论色彩相对较弱。直到宋明以后，这种情况方有所改观。对于历史发展过程的哲理性探讨，古代史家亦多集中于宇宙本体问题、人类社会早期状况，以及历史运动形式等方面，如“天人之际”、道气关系和“治乱循环论”、“变古论”等，而不是追求对历史终极目标的认识，因而很少形成包括预定终极目标在内的历史总体发展理论。基督教的史学则总是热衷于“在过去的事件中寻找最终来自上帝的模式”〔40〕，并致力构建一种涵盖过去——现在——将来各发展阶段的体系或模式。此类历史总体发展观，虽本出神学玄想，但客观上也促进了西方历史思辨哲学的发达。
此外，基督教史学还有一个很可注意的特点，这就是：由于理论上它只强调服从上帝，故并不像儒家史学那样紧紧依附于世俗统治权力。基督教的第一位教会史家攸栖比阿斯就说过：他人著史，所记皆为子孙、君主国家和财产杀人之战功，“而予所述上帝之政府，将以不可磨灭之文字，记录为灵魂安宁所进行之最和平之战，并教人以勇敢地为真理而不是为国家政权奋斗。”〔41〕他本人虽因受到君士坦丁大帝的礼遇而感恩不尽，却“并非罗马帝国的颂扬者，他和其他基督徒都知道基督教会和帝国是不一致的。”〔42〕另一位早期基督教史家、《上帝之城》的作者奥古斯丁也认为，教会的权力应高于一切世俗权力，世俗国家在过去和将来都会被穷人推翻，故教会不应把自己的命运跟罗马联系在一起〔43〕。中世纪的基督教史家大多继承了这种观念。
这种传统的形成，与西方中世纪的社会特点是分不开的。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陷入了长期政治分裂，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封建君主和贵族领主势力、日益强大的教会势力，以及后来逐步兴起的新兴商人阶层等多种社会力量并起争雄的多元结构。“这些相互冲突的势力错综交织在一起，使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各种水平的同盟和联盟，它们无限多样，不断变化。”〔44〕封建君主的相互倾轧争斗无可避免地削弱了世俗统治，他们都希望借助教会的力量，来加强各自的地位，这就使统一的天主教会得以在多种势力的角逐中渐处于某种有利形势，并得以利用封建君主和诸侯间的各种矛盾，使自己作为最终的调停力量而凌驾于俗权之上。十一至十三世纪，教会的权势一度达到顶峰，通常被认为掌握着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统治权，基督教史学对世俗统治的态度也反映了这种社会关系。
一般说，其时基督教史家在论及人神之际，固不免充满宗教偏见，但对世俗统治者，论事反较少顾忌和隐讳，甚至还能时常有所批评。如五世纪时马赛的主教萨耳维安奴斯在《论神的统治》中便尖锐地抨击过罗马的残暴统治。法兰克墨洛温王朝时期的都尔主教格里哥利在所著《法兰克人史》中，也对王室的暴虐无道、背信弃义等行为作了相当揭露。类似的情况在基督教史学中还可举出不少。更有意思的是十三世纪英国的修道士马太·巴黎，他不仅在所写的《大编年史》中“毫不犹豫地批评国王的政策”，还在另一部献给国王亨利三世的著作《小历史》（或称《小编年史》）中，对国王之父约翰国王作了“可怕的控诉”〔45〕。这种做法，在中国古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教会人士对世俗统治的相对独立意识，有时还会引发出相当进步的思想火花。如十一世纪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和日耳曼皇帝亨利四世展开权力之争时，一位教皇的拥护者劳特巴赫人马尼哥尔德就提出，教会高于国家，因为教会是上帝创建的，而国家只是人创造的，国王的权力来自其所统治的人民，因此，“国王首要的职责就是主持公道，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只有国王统治公平，他的臣民才有义务对他效忠……最高主权属于‘参政的’人民，即贵族和僧侣，国王只是执行者，其职责是实施最高主权；反抗一位不主持正义的国王并把他废黜是应予保留的人民固有的权利。”〔46〕这里的“人民”，着眼点固然在贵族和僧侣，但其中的积极意义仍不可忽视。
四、关于史学传统与运行机制的辩证思索
中西古代史学的传统正是在上述不同的演变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种传统对其史学所起的实际影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化现象，有时很难用“优”、“劣”这样的定性字眼来概括，因为其间往往利弊相伏，精芜并生。
如中国自殷周以后逐渐形成的重史传统，一方面涵养了中华民族深沉的历史意识和爱国情操，使之积累起远比西方系统丰富的史料，极大地便利了后人研究和认识过去，促进了古代史学的发达。但另一方面，这笔巨大而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有时也会不知不觉地成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包袱，导人滋生尊古恋旧、因循守故之习。表现在史学上，中国古代史著虽繁，然真正富有创造性的并不很多，其观念或形式，大半因袭前人；不少史家至于陷入浩繁的史料中不能自拔，唯孜孜以抄撮与排比资料为事。严谨些的，也只求记事无误，以为史学之技尽于此矣，实际上是把历史学降低到了文献学的水平。而在古希腊，则因前代遗存史料不足，史家于古史既无所施其才，乃纷纷将眼光投向现实。这对于形成西方注重当代史研究和强调分析的治史风格，又恰恰是一种有利的促进因素。
考察中国古代官方文化政策对史学的影响时，同样可以看到这种得失相间的情形。古代统治者的重史及史馆制度的设置，对历史知识的保存与传播，都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其中存在的消极因素。首先，史学作为人类有意图的文化活动，总不免会带上各种主观色彩甚至偏见。当这种情况发生在一般史家身上时，其影响总是有限的，即使他的著作对史实有所歪曲，也多能参证同时其他有关记载加以考辨或纠正。但对于以皇帝为首的统治者来说，情况就不那么简单了。帝王之重史，目的在于巩固一人一家之天下。在封建专制统治非常强大的中国古代，其势尤足以笼盖全国。他们的意志，不独被贯注于官修史中，且可凭藉手中权力强加于整个社会，甚至对那些稍显异端的史著和史家加以无情翦灭。如秦始皇“焚书”对先秦各国史记的毁灭，清乾隆时编四库全书过程中对大量不利其统治的史书之禁毁与删改，都对古代的史学遗产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大破坏。至于大量的官修史书，其中隐讳不实处原就不少，“实录”也不免时遭篡改。这种情况，确给后人的研究造成了不少人为的困难。其次，官方的过分干预及其意志对社会各文化领域的高度渗透，还加强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官本位”意识。大部分史家，或为功名利禄所诱，或因久受官方思想熏陶，或慑于专制统治的淫威，皆习惯于按照统治者的思路和许可的范围、角度去研治历史，以致形成了如梁启超所批评的“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舍朝廷则无可记载”的总体倾向〔47〕，表现出以帝王为中心，以政治为主体，热衷于为各级封建官吏提供“历史教科书”的特点。
而在西方，世俗统治者虽从未对史学的发展有这样大的干预作用，但也未形成对整个社会文化如此强有力的控制。如罗马帝国早期，政府曾试图对史学严加干涉，但这种政策，违背了罗马立国以来的传统，当时即遭到一些人的暗中抵制，并未能长期继续下去。生活在该时代的塔西佗就指出：“自古以来，人们曾因为他们的行动受到指控，但言论还是自由的。”而“有些人认为现在的专制统治能够抹杀下一代人的记忆，他们的愚蠢不禁使人发笑。”〔48〕至中世纪，西方史学从神学思想上虽统一到了基督教的旗帜下，但事实上各修道院所编的史书，仍保持着相当的地方性。这种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又可以说孕育着后来西方史学发展多样性的有利种子。
与中国古代改朝换代频繁，而制度文化依然保持高度连贯发展的情形不同，西方古代的政权更迭，常常包含着民族统治秩序乃至文化机制的变动。因此，中国古人那种牢不可破的“天下一家”、道统一贯观念，在西方古代很难为人普遍接受，他们很早就开始感受到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永久地主宰“世界”历史命运的现实。诚如意大利现代史家克罗齐分析的那样：“罗马曾经一度把世界踩在脚下。但他们知道，胜利的女王有朝一日必然会从她所一度做过的女王变成奴隶，”就像历史上波斯继承巴比伦和马其顿取代波斯一样，罗马人“有时抑制地有时公开地发出迫不及待的问题：谁将成为继承者和掘墓人呢？会不会是威胁他们的帕提亚人呢？会不会是如此富于新鲜神奇的力量的日耳曼人呢？”〔49〕故西方人心目中的“世界”，乃是一种事实上多少承认各民族及其文化都各具存在价值的多元世界，而非中国古人通常理解的地域上以中国为主体，文化和政治上以华夏为一统，周围皆四裔小邦向其依附的格局。希罗多德的史学以及斯多噶学派创始人芝诺的“世界主义”便表现出这一特征。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史编纂思想的兴起，应当说也与此种环境或文化背景有相当的关系。
最后，还应指出，由于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是沿着同一文化统绪不断延伸、修补和加固的过程，故在治史态度、方法、规范和史书编纂结构等方面，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形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观念或体系。一般说，这种体系越是成熟和稳定，对封建史学的完善便越有利。但一旦因社会总体结构发生大变动而需其作出相应的运行机制调整时，这种体系又往往会因稳定性高而显得转换滞重缓慢。反观西方，中世纪以前的史学，既无中国古代那样发达，也未形成如此根深蒂固、几千年一脉相延的旧传统，故在经历新的文化机制转换时，反能较快适应。中西史学的这一特点，在各自近代化的过程中有着明显的反映。
注释：
〔1〕见《史记》《虞卿列传》、《郦生陆贾列传》。
〔2〕司马迁：《报任安书》，《汉书·司马迁传》。
〔3〕书皆佚。见《汉书·艺文志》及高帝、武帝诸纪臣瓒注。
〔4 〕《汉书·艺文志》载“《汉著记》百九十卷”下颜师古注云：“若今之《起居注》。”
〔5〕杜佑：《通典》卷26，职官八“著作郎”条。
〔6〕王溥：《唐会要》卷63。又史料录送史馆， 按常制“外州县及诸军诸使，每年一度附考使送纳，在京即每季申，便为恒例。”五代时仍沿此制，参见《五代会要》卷18“诸司送史馆事例”条。
〔7〕《隋书·高祖纪》。
〔8〕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选举五。
〔9〕参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1、卷161 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6。
〔10〕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9选举考二、卷33选举考六。
〔11〕刘知几：《史通·忤时》。
〔12〕〔波兰〕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 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6页。
〔13〕〔美〕班兹：《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3页。
〔14〕〔美〕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6页。
〔15〕高尔伯特·默雷：《古希腊文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41页。
〔16〕〔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9—31页。
〔17〕〔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64页。
〔18〕〔英〕李约瑟：《四海之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15页。
〔19〕〔20〕《晋书》卷101、105。
〔21〕可参见兹拉特科夫斯卡雅：《欧洲文化的起源》，三联书店1984年版中译本。
〔22〕见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6页。
〔23〕〔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01页。
〔24〕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323页。
〔25〕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38页。
〔26〕参见绍特韦尔：《西洋史学史》，哥伦比亚大学1922年版，第234页。
〔27〕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41页。
〔28〕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36页。
〔29〕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79页。
〔30〕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52页。
〔31〕巴托利：《意大利文学史·绪论》，转引自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9页。
〔32〕班兹：《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7页。
〔33〕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吉林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师大合译，油印本。
〔34〕见柳诒徵：《国史要义》“史术篇”和“史义篇”，中华书局1948年出版。
〔3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30页。
〔36〕见绍特韦尔：《西洋史学史》，第126页。
〔37〕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第72页。
〔38〕《论语》“为政篇”、“八佾篇”。
〔39〕〔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167—168页。
〔40〕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第72页。
〔41〕引自绍特韦尔：《西洋史学史》，第312页。
〔42〕见恩斯特：《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历史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2页。
〔43〕参见柳勃林斯卡娅：《中世纪史科学》第一章，天津师院等译，油印本，第23页。
〔44〕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466页。
〔45〕〔46〕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404、277页。
〔47〕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4 页。
〔48〕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15、116、113页。
〔49〕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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