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消除贫困的伟大创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贫困的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共产党人论文,中国论文,十一届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0—2987（1999）01—0009—15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人民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改革开放为契机，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反贫困的历史性突破，基本上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农村和农民的普遍贫困问题。认真总结反贫困实践的成功经验，加深对邓小平反贫困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不仅对实现本世纪末消除绝对贫困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进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反贫困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贫困与落后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社会现象，反贫困一直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从决策指向看，无论是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社会团体，都把消除贫困作为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的战略目标。但在实践效果上，由于受自然、历史、经济、制度、文化、道德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局限，脱贫进程在时空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据联合国1997年公布的数字，全世界57亿人口仍有13亿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而且每年以2500万人加入贫困行列的速度增长。为此，联合国于1995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把贫困列为世界的头号敌人，借以警示和动员社会力量为消除贫困作出不懈的努力。
我国是世界上背负贫困历史包袱最重的国家。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改革开放又是在国民经济频于崩溃边缘的困境中引发的。所以，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改革与发展，一直是与贫困和落后作斗争的过程；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也集中地体现在消除中国普遍贫困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上。统计资料表明，我国消除贫困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截至1997年底，全国的农村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5000万，平均每年减少贫困人口110多万。在世界贫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由1／4下降到1／30。 这与世界贫困人口有增无减、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严重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回顾总结我国改革开放2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邓小平同志带领全党在消除贫困方面的历史贡献。大量的事实和巨大的变化越来越使人们感受到，邓小平理论是消除贫困的强大思想武器。邓小平理论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学说。这种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消除贫困作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邓小平同志之所以十分重视消除贫困，这与他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是分不开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并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既是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又是对贫困的宣战。我国大规模的反贫困行动，正是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任务的理论指引下开始的，并为此作出了重大战略转移和政策调整。一是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二是把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作为基本国策；三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推行全面改革；四是从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普遍贫困的现实出发，在全国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从战略转移到具体方针、政策的调整，把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也把我国的反贫困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在较短的时间取得了消除农村普遍贫困的历史性突破。目前，全国正在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三步走”的战略构想，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为实现由贫困走向富裕的跨世纪目标，认真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各项任务。
（二）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指明了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困与发展的矛盾的根本出路
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是我国之所以长期贫困的历史和社会原因。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只是为反贫困提供了制度保证，彻底消除贫困还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才能为消除贫困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国家，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怎样消除贫困，怎样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找到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以及与此配套的方针、政策。为此，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九四九年取得全国政权后，解放了生产力，土地改革把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了。但是解放了生产力以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件事做得不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7页。）“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页。 ）“我们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要摆脱贫穷。”（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这样，邓小平同志就为正确理解贫困与发展的关系指明方向，并为我们制定科学可行的反贫困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邓小平关于发展生产力的理论指导下，把反贫困的战略重点由传统的济困扶贫转向开发扶贫，由给钱给物的输血式扶贫，转向以产业开发为主要内容的造血式扶贫。把反贫困的着力点放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劳动力素质、开发主导产业、发展多种经营上。既注重物质扶贫，又注重精神扶贫，扶贫、扶人、扶志相结合，极大地调动了贫困地区主动脱贫的积极性。这种由被动扶贫到主动脱贫的根本转折，是邓小平发展生产力思想在我国反贫困实践中的生动体现。
（三）让一部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为反贫困注入了新的活力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但怎样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有一个实现途径和策略问题。我们过去的失误，就在于把“均贫富”的朴素经济思想混同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企图通过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分配形式实现共同富裕，结果导致了共同落后，共同贫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们不仅从观念上彻底摈弃了平均主义的经济思想，而且从体制、政策上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利益分配形式。邓小平同志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赋予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以崭新的科学内涵，为反贫困注入了新的活力。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困，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155页。）“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 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166页。）这是邓小平同志对共同富裕论的突破和发展。 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绩，反贫困进程之所以取得历史性的突破，正是由于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个“大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勤劳致富的空前热情，率先富裕起来，逐步由消除普遍贫困到消除少数人、少数地区的绝对贫困，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综上所述，反贫困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指引我党取得消除贫困伟大成就的锐利武器。如今，邓小平的反贫困理论已经转化为亿万人民反贫困的伟大实践，对我国尽快摆脱贫困产生强大的历史推动作用。
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反贫困理论的实践与发展
邓小平反贫困理论对我国反贫困实践的巨大贡献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反贫困斗争的成败，取决于反贫困理论的科学指导和正确把握。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关于共同富裕及其实现途径的论述，都是对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创新和发展。20年来，我国反贫困取得的巨大成功，正是在邓小平反贫困理论的指导下实现的。
造成贫困原因的复杂性，决定了反贫困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贫困与发展的矛盾，将是整个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我们已经取得的反贫困成就，从历史的角度看，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从发展的角度看，只是反贫困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这一理性结论可以从我国反贫困面临的严峻形势得到印证，在摆脱普遍贫困之后，长期受“马太效应”影响形成的城乡差异和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依然是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统计资料表明，全国尚未解决温饱的5000万贫困人口，大部人集中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的山、老、少、边区。由于自然地理条件恶劣，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十分脆弱，使改革开放的政策效应受到了很大的局限。不从根本上解决和改善生存条件和生产条件，消除贫困的目标是很难实现的。
在反贫困面临的严峻挑战面前，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邓小平的反贫困理论不动摇，反贫困的决心不动摇，以“对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负责”的高度使命感，作出了本世纪末消除绝对贫困的庄严承诺，并按照社会主义的长期战略目标，准确地把握历史发展的进程，不断调整和制定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目标和任务，正确处理贫困与发展的矛盾，把握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大局，把反贫困推向一个新的攻坚阶段。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消除贫困方面又做出了新的历史性贡献。
（一）根据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要求，科学制定本世纪消灭贫困的行动纲领和实践方案
为了实现本世纪末使全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最终解决温饱问题的战略目标，1994年，国务院制定并颁布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从1994年到2000年，用7年的时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 动员社会各界力量解决近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并相应改善基础设施和文化、卫生的落后状况。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情况，作出《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这些重大举措，既是邓小平反贫困理论的生动实践，又是对邓小平反贫困理论的具体应用和发展。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到本世纪末，我们解决了8000万人的温饱问题，占世纪人口1／4的中国人民的生存权这个最大最基本的人权问题，从此就彻底解决了。这不仅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而且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一个壮举。”（注：转引自《人民日报》1996年10月26日社论。）这表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不仅把反贫困当作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战略目标，而且把中国的反贫困作为世界反贫困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作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当作时代的要求和民族的愿望，当作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并根据反贫困的主要矛盾由消除普遍贫困转化为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进程，对扶贫攻坚的战略目标作出了重大的调整和部署。按照“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要求，从1994年开始我国把扶贫的主攻目标集中到解决部分贫困人口的绝对贫困上，即到2000年解决8000万左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因此，在战略选择上实行以创造和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增加食物供给为目标的温饱战略，调动一切扶贫力量，动用一切扶贫手段，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贫困人口的吃饭问题。把贫困村、贫困户作为脱贫的主体，并配套以相应的过硬措施。一是从领导抓起，把任务压死。实行省、地、县、乡党委书记责任制。所谓不摘“穷”帽子，交出“官”帽子，这就把过去一般意义上的领导重视具体到领导出征挂帅，解决了全方位领导，全身心投入，集中精力抓攻坚的问题。二是从基础抓起，把工作做实，把扶贫开发的重点与强化农业基础捆在一起，加强农业，夯实基础，因地制宜，围绕“土、肥、水”三要素，加强生存系统的建设和完善，实现资源优势——生产优势——经济优势的良性循环。三是实行扶贫到户，受益到人的定位、定向的“温饱工程”，以限期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二）合理配置资源，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利用市场机制加快脱贫步伐
如前所述，中国贫困的实质是农村的贫困，农村贫困的根源是农业发展滞后。无论是解放前的殖民经济时代，还是解放后的计划经济时代，农业生产一直处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利地位，贫困地区又处于农业发展的最低层次。恶劣的自然环境，落后的基础设施，传统的生产方式，单一的产品结构，如同无形的绳索捆住了贫困地区的手脚。面对宽松的政策环境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机遇，身单力薄的贫困农民仍然显得无能为力。在这种条件下，停留在一般意义的开发扶贫，即使注入大量的资金或其他生产要素，也很难解决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从无序到有序的合理配置，很难形成现实生产力。为此，近年来各地在总结开发扶贫实践的基础上，把开发扶贫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生存工程和主导产业的开发上，并利用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历史机遇，把资金、科技、政策捆在一起，大力培育龙头企业，一头连市场，一头连农户，形成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经济联合体，带动农民开发主导产业，参与市场竞争，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开发扶贫找到了具体的实现形式和操作方式。目前，这种以产业链带动农户脱贫的有效组织形式，正在随着农业产业化的推行被各地广泛认可和采用，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三）发挥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把制度扶贫与社会扶贫有机地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制定的一系列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又不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从制度和政策上实现了由解放生产力到发展生产力的跨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随着中国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日益显示出来。与此同时，建立在物质文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赋予新的时代精神，而民族精神的升华，又为社会扶贫开拓了广阔的领域。在消除普遍贫困的基础上，利用20年发展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历史机遇，由各级政府出面，广泛宣传消除绝对贫困的经济和政治意义，让全社会了解贫困地区的实情，调动社会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中央还专门制定了缩小中西部地区差距的重大政策，推动先富带后富；发达省区与贫困省区结对子，通过资源互补、优势互补的具体实施，实现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为最后消除绝对贫困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三、人民群众在反贫困实践中的伟大创造
反贫困实践充分证明，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贫困地区，能够取得反贫困的明显成效，“关键在党，根本在人，成败在干”。从“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从中央出台的缩小中西部地区差距的重大举措，到减免贫困地区农民税费负担的具体规定，扶贫攻坚的方针、政策可以说已经到位。但高层领导的重视，各级党委政府的发动，代替不了脱贫主体的自身发展。真正反贫困的主体是贫困地区的广大群众。消除绝对贫困强大动力，蕴藏在广大群众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和伟大创造精神之中。
（一）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创造精神的伟大民族。只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使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受到长期的压抑。改革开放以来，消除了束缚农村经济发展的体制政策障碍，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创造精神和生产积极性。20年来，我国农民在与贫困作斗争的实践过程中，有许多做法和经验，对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对于加快消除贫困的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基本制度，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体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发轫于农村，农村改革的先河又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标志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这是中国农村继土地改革之后的又一次划时代解放，农民在获得土地经营权和生产自主权之后，极大地焕发了生产积极性。广大农村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普遍贫困问题，靠改革开放的政策，靠农民自己的辛勤劳动，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90%以上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农村的集体经济也得到相应发展，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即农民自己能办的事自己办，一家一户不能办的事，由集体统一组织办。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即使农民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成为市场的主体，又充分体现了集体经济帮助农民克服生产和生活困难的优越性。
2.实行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逐步形成土地流转的灵活机制。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土地改革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地主占有土地的封建制度以后，无论是农业合作时期的土地集体所有制，还是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都是为了解决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问题。但土地问题的真正解决是中国农民创造的。即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继续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实行允许承包、租赁、转让、拍卖等灵活多样的土地流转机制，并在深化农村体制改革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为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有机结合创造了条件。同时这种使用形式灵活，使用期限相对稳定的土地制度，也为山区贫困县实施“户包治理小流域”、“四荒拍卖”实施农业综合开发的脱贫致富战略，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3.在所有制结构调整和改革的进程中，广大农民群众冲破单一公有制束缚，克服单一家庭联产承包的缺陷，在农村创造了既适应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又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趋势和需要的农村股份合作制经济。这是我国农村对集体经济经营形式的新发展，既可克服分散经营弱点，又可利用经济主体多元化产生的优势差异，合理组合生产要素，优化资源配置，为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提供了体制保证。
4.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推动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实践进程中，广大农民突破“以粮为纲”的传统定式，因地制宜，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和设施条件，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特别是发展非农产业，兴办乡镇企业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在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工业化，小城镇建设方面发展了巨大的作用。农村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已成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三分天下有其一”。乡镇企业已成为创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主体力量，而且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5.在探索走向市场的生产经营形式和实现途径方面，农民针对市场经济发展给农业发展带来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农户分散经营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农产品附加值低与提高经济效益的矛盾等深层次问题的制约，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龙头企业为依托，社会化服务为保障，大力发展农工商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经济联合体，实行农业的产业化经营。不仅是我国农业今后的发展大趋势，也是扶贫攻坚的有效组织形式。通过产业化经营，实现产业链一头联市场，一头联农户，带动农民脱贫致富的产业扶贫，已经和正在显示出它的强大生命力。
（二）社会扶贫攻坚的创新和发展
贫穷和落后是一种社会缺陷，是各国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普遍现象。消除贫困，实现发展，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每一个社会团体、组织和成员光荣的历史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界在邓小平反贫困理论的指导下，在消除贫困的实践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创造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实施扶贫攻坚战略以来，我国的社会扶贫，无论在扶贫的力度和广度上，还是扶贫的方式和组织上，都出现了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生动局面。如，以行业优势为特点的“电力扶贫”、“交通扶贫”、“水利扶贫”等；以科技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智力扶贫”、“文化扶贫”、“信息扶贫”等；以民间团体发起的“希望工程”、“青年志愿者活动”、“服务万村富民活动”等等，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扶贫的社会网络，而且正在向持续、纵深、经常化的方向发展，并把着力点放在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创造各种必要的条件上，放在提高人的素质上，彻底改变了过去只注重给钱、给物，忽视精神扶贫；只注重扶人，忽视扶志的单纯救济扶贫的思路和办法，成为扶贫攻坚的重要力量。
总之，在邓小平反贫困理论的指引下，在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反贫困已进入最后消除绝对贫困的攻坚“冲刺”阶段。实现这一历史性跨越是非常光荣的，但也是十分艰巨的，除了用足、用好、用活中央制定的“真扶贫，扶真贫”的各项方针、政策，还需带着对贫困地区充满爱、充满感情的工作态度去艰苦奋斗。今天的扶贫攻坚已经再不能用常规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对待，需要有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因为历史不能永远为我们开脱责任，我们也不能拖着贫困的辫子进入21世纪。
邓小平有一句感人肺腑之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种爱不是一般意义的表白，而是一种心系民族和祖国繁荣富强的执着追求，以及为此付出毕生心血的爱。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改革之路，发展之路，富强之路，迈向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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