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回顾170多年前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尽管还没有提出全球治理的概念，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中所揭示的生产力决定论的前提条件、政党责任论的核心力量、制度创新论的路径选择以及人民中心论的价值目标等理论主题，深刻回答了全球化的演变规律，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要深刻理解和把握当今世界的发展变革，就需要从《共产党宣言》所阐释的理论主题来分析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现状，从而揭示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现实力量。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理论主题；全球治理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全球权力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不断加剧，从而使得国际社会又重新面临着关乎人类整体福祉的历史抉择时刻。在此背景下，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已是必然趋势，这是因为“全球治理体系的走向，关乎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关乎全世界繁荣稳定。”[1]在当前的全球形势下，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要明晰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基本要素。17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揭示的生产力决定论的前提条件、政党责任论的核心力量、制度创新论的路径选择以及人民中心论的价值目标等理论主题，深刻回答了全球化的演变规律，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基本的思想遵循。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些理论主题，为科学认识全球治理体系的本质以及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一、生产力决定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前提条件
全球治理体系本质上是建立在全球生产力水平之上的全球生产关系的现实反映。之所以要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一体系的建立是基于二战结束初期的全球生产力水平。然而，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全球生产力水平已经在量和质两个方面发生了深刻改变。因此，全球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对建立在原有全球生产力水平上的现有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变革。
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决定于全球生产力本身的发展水平。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探讨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消亡时，明确强调这些生产关系的消亡是由于其再也不能适应不断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历史，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2]406在论述私有制的废除问题时，恩格斯更为明确地指出：“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产生了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力的必然结果。”[2]303此外，马克思进一步强调：“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3]由此可见，一切上层建筑的发展与变革的基础必然是社会生产力的普遍跃升。因此，作为上层建筑现实反映的资本主义治理体系，是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之上且受到全球生产力整体发展水平的制约。所以，推动这一体系变革的根本前提条件就在于全球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在《宣言》时代，全球生产力布局是西欧少数国家拥有相对较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其他国家的生产力则普遍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之后，随着工业革命本身进程的推进与升级，虽然全球生产力的中心逐渐由欧洲大陆转移到北美大陆，但全球生产力依然呈现为一种极不平衡的发展布局，非欧国家以及非欧移民国家依然处于较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也就是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得以建立起来的生产力基础。然而，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信息革命的产生，全球生产力发展布局开始出现历史性的变迁。这一变迁具体表现为一直处于较低发展水平的区域和国家依托全球产业链转移、国际贸易链延伸、自身发展条件开发等因素实现了较大程度上的提升。虽然，西方国家依然占据着生产力发展的高峰，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在2017年已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39.9%。因此，这一现实发展格局已动摇了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继续存在的合法性，并必然要求推动这一体系本身的变革。
那么，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以及生产力发展格局的变化又是如何作用于全球治理体系调整的呢？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的国际社会，全球的阶级对立与阶级冲突已不再是像《宣言》时代那样明显和激烈。因此，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已很难采取暴力的方式，而更多是采取一种和平的方式。然而，全球治理的实践一再证实，现有的体系主导者不愿主动采取实质性的变革措施，其往往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少许的让步，同时却要求体系变革者承担更多的全球性责任。可见，推动这一体系变革的根本力量只能来自于现有体系的变革者，寄希望于现有体系的主导者，无异于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宣言》所处的时代条件下“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2]432，以求改善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还应注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不同于《宣言》时代的阶级压迫体系。前者在实现资产阶级利益增长的同时也为增进无产阶级的利益留有空间，而后者是建立在压迫与剥削国内无产阶级与广大殖民地基础上从而实现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增长。换句话说，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与无产阶级利益的增进并不完全对立，其也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推动无产阶级利益的增进。在此境况下，现有体系的变革者不只是从外部也能够从内部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因此，实现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现有体系变革者本身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升，这种提升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基本的行动力，从而能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适时提出自身的变革诉求。马克思在论述殖民地问题时指出，英国的资本家在将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以及雇佣工人带到殖民地时，却没有将英国的生产关系同时带过去[4]878。可见，除了获得基本的行动力以外，现有的体系变革者还保留着自身特有的生产关系。由于这一变革主要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因此，除了现有体系的变革者推动以外，还需要现有体系的主导者的正向作为。要想实现这一点，现有体系的变革者就需要在全球产业链、国际贸易链、全球价值链等方面加强与现有体系的主导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如此，现有体系的主导者在考量自身利益的基础上，才会随着全球权力格局的演化而逐渐做出全球战略调整，从而助力于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当前，由于国际社会总体上仍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这就决定了全球治理体系这一上层建筑的调整必然滞后于全球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因此，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必然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历程。
二、政党责任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核心力量
不同于国家作为一个象征性的政治体，政党作为一个实质性的政治体，其自身的实力大小和利益诉求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现实选择。因此，政党对于全球治理的现实进程以及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具有直接的影响。与此同时，这一变革本身要求处理好不同类型政党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尽可能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好无产阶级政党与民主政党之间的关系。
要加强无产阶级政党与民主政党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从而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同时，进一步提升这一变革在和平方式下实现的现实可能性。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呼吁：“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2]435恩格斯在论述如何与其他政党进行合作时指出：“在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态度。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共产主义者和各民主主义政党暂时还有共同的利益。”[2]311这些论断揭示出利益共通下无产阶级政党与民主政党实现对话与合作的现实可能性。因此，在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无产阶级政党更需要寻找与民主政党之间的利益共通之处，从而为实现二者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打造坚实的利益基础。当前，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政党“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党开展对话和交流合作”[8]，共同致力于提高无产阶级的整体权益。在具备对话与合作的现实条件基础上，还需要注意不同民主政党本身的性质。具体而言，对于民主政党中的左翼，无产阶级政党应主动加强与其进行合作，在不断增加二者间的共识域的同时推进二者间的活动域。一般而言，民主政党的左翼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国无产阶级的利益或是致力于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治体。大部分的民主政党左翼在国家权力机构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无产阶级政党就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合理方向变革与其加强合作，并通过它们的政治地位影响所在国家调整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战略认知。对于民主政党中的右翼，无产阶级政党也需要在战略层面上积极与其进行对话，减少他们在战略上产生误解误判，进而为实现以和平方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前提条件。除此之外，无产阶级政党还可以为民主政党右翼的利益诉求留有一定的全球空间。这既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本身的全球影响力与行动力尚不占有绝对优势，也是因为民主政党的右翼往往代表着资本的利益，而当前国际社会的发展还没有能力完全摆脱资本的全球布局。
要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对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作用。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精确指认：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413此外，无产阶级政党“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2]434由此可见，无产阶级政党并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诉求，其谋求的不过是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与全人类的福祉。无产阶级作为在大工业生产背景下所形成的革命型阶级，其从一开始就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与剥削。与此同时，“在全世界，从美洲到日本，从瑞典到南非，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正在不断增加。”[5]314当下，暴力革命的全球环境虽已发生了改变，但革命的必要性依然存在，只不过是以一种非暴力形式来推进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从而使得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能够不再受一小撮人的盘剥[6]263。从根本上看，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虽然在一开始显示出了非暴力性与非压迫性，但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之后，其实质上仍然是原有殖民体系的再翻版。在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新诉求时，愈来愈表现出“滞后性”“非合法性”“非有效性”“非融洽性”等种种形式上的现实困境。只要对这些现实困境进行认真反思，就不难发现其实质上是西方国家不愿意放弃建立在资本全球化基础上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一蒙着橄榄枝的压迫与剥削的隐形工具。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2]420从这个意义上看，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就是阶级对立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最新形态。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要在新的全球环境下，继续发挥自身的领导作用并进一步“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7]，从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实现变革，最终造福于全球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2]413在论述法国社会主义民主党时，他们建议无产阶级政党应与其协作，以共同“反对保守的和激进的资产阶级，但是并不因此放弃对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承袭下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2]434由此可见，无产阶级政党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发挥作用时，要坚决防止出现任何形式的狭隘的民族利益观，始终坚持批判带有地域色彩的空洞设想。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一国的执政主体不应对本国作出应有的贡献，而是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只顾谋求自身国家的利益而忽视甚至放弃谋求全球范围内无产阶级的利益。
三、制度创新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路径选择
在新的全球环境下，制度路径已取代暴力路径成为实现无产阶级全球使命的现实选择。这一路径在不破坏现有全球生产力的前提下，谋求为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和平进程。而要发挥这一路径的应有作用，就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来融合不同类型的制度，从而不断彰显中国倡导和践行的制度优势。具体而言，在国家层面采取兼容性制度路径，在全球层面倡导包容性制度路径。
作者简介：金畅，女，黑龙江大庆人，哈尔滨商业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理论与方法。
国家层面的兼容性制度路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初期，只有采取对抗性的制度措施，即推翻“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2]401，才能有效地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基于当时的全球环境，他们指出：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2]404，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同时，他们强调：“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2]414后来，马克思在阐述现代殖民理论时对私有制又作了进一步地补充：私有制存在两种基本的形式，“一种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4]876由此，对私有制的理解因为历史环境的差异而必然存有差异。具体而言，在《宣言》所处的时代，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自身利益和解放主题，必须扬弃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种种磨难。但是，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表明，以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为代表的上层建筑由于特定历史环境可以超前于一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但经济制度很难挣脱现实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此，现时代无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能够得以更好实现，就必须重新看待这一问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已是世界历史的必然选择，这里所谈的兼容性制度主要是针对经济制度，具体来说是针对经济体制而言。列宁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和特性。”[6]59尽管当前的全球治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生产力发展仍未达到突破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并不适合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苏联和新中国早期的经济体制实践已提供了深刻教训的注解。因此，在当前的国际社会，只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够突破上层建筑上的差异性制度安排，从而使不同诉求、不同体量、不同类型的国家之间能够开展有效合作。由此可见，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采取市场经济体制，从国家层面为不同治理主体的对话与合作搭建了兼容性的制度平台，为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可能性。
有个理发师，理发时总讲些妖魔鬼怪的故事，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讲这些故事的时候，你的头发就会竖起来，这样我理起发来就容易得多了。”
全球层面的包容性制度路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2]419他们强调：“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2]419可见，无产阶级谋求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增进整体利益。为了实现这一革命目标，工人阶级“斗争的真正结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2]409由此，他们参与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一致力于全球无产阶级解放的制度性安排，并将“人人皆兄弟”这一空想性口号换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一战斗性宣言。然而，就像无产者在推翻封建制度的过程中想直接实现自身解放而屡遭失败的原因一样，即“由于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2]430-431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待复兴以及资本主义采取福利制度等缓和性措施等多重角度看，仅仅依靠尚不成熟且仍未占据绝对优势的物质条件，无产阶级是不可能单凭自身力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因此，中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倡导包容性的制度路径，以便在容纳不同类型的制度基础上达成更加广泛的制度共识，从而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转型。环顾当下的国际社会，发达国家数量占比仅为12.37%，而发展中国家的占比则高达87.63%。由此看来，中国倡导的包容性制度路径不仅要能包容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还要能包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安排，从而在规范世界市场、支持自由贸易、维护金融稳定等规则方面共同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构建能满足各国权益需求的新型治理制度。习近平指出：“各国虽然历史、文化、制度各异，但都应该彼此和谐相处、平等相待，都应该互尊互鉴、相互学习，摒弃一切傲慢和偏见。唯有如此，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共享繁荣。”[9]应当看到，当前要推进包容性的制度治理还面临少数资本主义大国采取霸凌主义等多重挑战，但“为阻挡无产阶级的前进步伐而精心策划的种种措施，只会加速无产阶级的胜利进军。”[10]对此，切实可行的做法就是针对不同的治理领域和治理议题，有区别性地选择符合大多数治理主体共同的权益诉求，推动在具体治理领域和治理议题上形成制度变革的“最大公约数”。
四、人民中心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价值目标
《宣言》是关于全球无产阶级解放的时代呼声，明确反对全球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为进行全人类解放事业提供了基本的价值指导。因此，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目的不是致力于谋求空泛意义上的人类共同福祉，这种变革是一种阶级性变革，其目标在于谋求增进以全球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全体人民的利益。
那么，作为“三弟”的第三套超算系统，他的名字当中为何出现了“一号”呢？原因就在于这套系统将聚焦生命科学及其相关前沿交叉学科的需要，要优先服务于冷冻电镜平台的科研工作。从这个角度理解，它确实称得上是北大在生命科学领域的“第一号”超算系统。
4.2.4 评价的时间和常用的评价方式 评价的时间可以定期，也可以不定期。定期检查可按月、季度、半年或1年进行，由护理部统一组织全面检查评价;不定期检查评价主要是各级护理人员、质量管理人员深入实际，随时按质量管理的标准进行检查评。常用的评价方式有同级评价、上级评价、下级评价、服务对象评价(满意度)和随机抽样评价等。
这一变革致力于增进广义层面上的人民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德国著作家对法国文献进行阉割时指出：他们自认为已经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性”，从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2]。但是，“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2]427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2]401由此可见，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代表的只能是自身的利益，这是基于当时的社会境况所作出的科学论断。虽然国际社会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但马克思恩格斯所做的这个论断依然是有效的。应当看到，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在这两大阶级内部出现了众多新的中间阶层，这些阶层的利益难以用纯粹意义上的无产者利益或资产者利益来概括。因此，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目标在于谋求广义层面上非资产阶级人民的利益。这不仅是因为无产阶级本身物质条件尚不占据绝对优势，更是因为要想实现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无产阶级必须寻找更多的同盟者。这些同盟者虽然占有一定的生活和生产资料，但在资本的跨境流动面前，仍然面临着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现实压力。除了前面所提到的社会阶层变化以外，另一个大的变化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初期，由于资产者本身没有受到较大的阻力，因此轻松自如地从无产者身上榨取绝对剩余价值，从而导致两大阶级之间的利益对立。之后，随着无产者的不断壮大以及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2]406因此，资产阶级被迫实行福利制度等措施以改善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此外，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均组织起了强大的工会以保障自身的权益，同时他们以关切、兴奋的心情注视着全球各地各种形式的世界解放运动的磅礴发展[5]316。在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一切资本活动均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之内进行的，其不是社会制度的主人，而是社会制度的管理对象，资本也不仅仅只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2]415
在增进广义层面上人民利益的同时，当前还必须处理好全球无产阶级与全球资产阶级间的关系。这是一个自《宣言》时代至今不变的关键性问题。当前，之所以要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一体系本身更多的是在漠视甚至是在损害广义层面上人民利益的基础上来追求和维护全球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建立于剥削基础上的资产阶级占有形式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2]415反观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其在建立之初所构建的经济治理制度虽然在名义上是为了支撑国际社会的发展，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带有明显的全球资产阶级自利导向。这就是这一系列制度安排虽然运行了数十年，但国际社会仍然面临着生产力普遍不足的现实境况的关键原因。虽然广义层面上人民的生活境况已不再像《宣言》中所指的那样处于一种赤裸裸的悲惨境地，但是其生活境况依然受制于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而全球资产阶级正是利用这一体系并通过全球价值链等具体手段实现了对广义层面上人民的隐形压迫与剥削。但是，在当前的全球环境下要增进广义层面上人民的利益就不能机械地看待《宣言》中所提出的消灭资产阶级这一全球性主张。这并不意味着否定“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413这一科学论断，而是客观地理解和看待实现广义层面上的人民利益的现实路径。这一路径在当前的国际社会并不表现为简单直接地消灭全球资产阶级，而是应该表现为加强全球无产阶级与全球资产阶级之间的对话与合作。这已不再是建立在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上的对话与合作，而是在全球无产阶级自身实力增长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一全新的实力因素倒逼全球资产阶级做出战略调整。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世界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呈现出种种现实困境，因此，全球资产阶级本身也存在主动加强与全球无产阶级进行对话与合作的现实需求。这些最新的阶级境况决定了在当前任何一个阶级均不具备完全独立掌控全球治理体系的能力。同时，全球无产阶级与全球资产阶级之间虽然仍存在阶级立场上的对立，但全球环境以及自身的变化，已经证明二者之间在目前的全球发展阶段存在可能的利益共享空间。之所以是可能的，而不是现实的，就在于能否使二者之间的全球博弈形成历史性的正向合力，从而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增进各方相对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变革，最终为增进广义层面上人民的利益奠定全球物质基础并提供正向的变革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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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9)02-0022-06
引用本文： 刘勇，王怀信.《共产党宣言》的理论主题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1(2):22-27.
DOI：10.3876/j.issn.1671-4970.2019.02.003
收稿日期：2018-10-29
基金项目：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资助计划(JY-031)；江苏省高校优秀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领航·扬帆”计划(苏教社政函[2018]18号)；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17ZDIXM156)
作者简介：刘勇(1974-)，男，江苏海门人，特聘研究员，博士，从事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研究。
(责任编辑：许宇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