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民族冲突的三种理论图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式论文,三种论文,冲突论文,民族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理论图式之一：民族冲突实质是阶级冲突
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民族冲突的经典命题。依据这一命题构建的理论图式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这里假定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不同论著的论述，是一个在逻辑结构上具有统一性的理论体系。
1.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和阶级差别是民族剥削、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根源，民族剥削、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越严重，民族冲突就越激烈。相关的论述有：“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一些国家剥削另一些国家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2版，第308页。）“私有制和资本必然使人们离散，燃起民族纷争”；（注：《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 ）“在资本主义民主占统治的以私有制为国家基础的西方，国家的基础本身就在制造民族纠纷、冲突和斗争。”（注：《斯大林全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4页。）“只要资本掌握着政权， ……民族仇视和民族冲突就必不可免”；（注：《斯大林全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2页。）“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注：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1963年8月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37页。）“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注：毛泽东： 《接见非洲朋友时的谈话》（1963年8月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39页。）
2.“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91页。 ）相关的论述还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就是对民族冲突和工业冲突的胜利，这些冲突在目前使各国互相敌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09页。 ）“（各民族工人）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当工人阶级一取得政治统治地位，一切引起民族不和的借口就会消灭。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72页。 ）“集体所有制和劳动必然使人们接近，去除民族纷争，消灭民族压迫。”（注：《斯大林全集》第 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
3.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间法律上的（形式上的）不平等就会消失；但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作为社会的残余仍然存在，它有可能成为民族间新的冲突的根源；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一消失，民族间的对抗和冲突就随之消失。相关的论述有：“我们已经宣布了法律上的平等，并且正在实现这种平等，……但是它毕竟同事实上的平等还相距很远。”（注：《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200页。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民族问题的实质就是要消灭过去遗留下来的某些民族的事实上的落后性（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使各落后民族有可能在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赶上俄国中部。”（注：《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1页。）
上述理论图式对民族冲突根源的描述和解释在以下假定条件下是有效的：在一个现代多民族国家里，有一个在组织上涵盖各民族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党对本国无产阶级和其它被剥削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共同目标有着正确而清晰的界定，始终遵循阶级的路线而不受任何血缘、地缘、语言、文化、宗教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不过，在当代世界各个民族结构比较复杂的民族国家里，除少数几个国家外，都不存在这样一个政党。实际上，在数十个国家里已经发生或正在进行的数十场惨烈的大规模民族冲突中，参与者双方或数方的阶级分野是模糊不清的。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宁骚先生在其《论民族冲突的根源》一文中在概述这一理论图式时指出：当我们运用上述理论图式来观察当代世界诸国的国内民族冲突的实际过程的时候，不能不认识到这个理论图式中设定的诸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是难以被促成现实冲突的诸因素的实证材料所证实的；相反，在这个理论图式中被忽略、被简化的诸多变量，却是促成现实冲突的不可删减的独立变量。（注：宁骚：《论民族冲突的根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年夏季卷，第79页。）例如：
（1 ）这个理论图式设定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民族冲突是一种正相关的因果联系，实际却是：资本主义的发达程度越低，各种社会矛盾就越尖锐，民族冲突也就越激烈；资本主义的发达程度越高，各种社会矛盾就越有可能得到适当调节，民族冲突也就越是趋向缓和。从二战结束至今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前后的这些年里，族际大规模流血冲突大多爆发于发展中国家和政治经济体制正在转型的国家里；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族际关系的不和谐演化为大规模流血冲突者却不多见。可见，上述理论图式至少删减了两对变量关系：资本主义越发展，民族国家内部民族整合的程度就越高，爆发民族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资本主义越发展，民主制度就越成熟，国内民族冲突就越有可能被限制在最低限度内。
（2）这个理论图式忽略或删减了血缘、地缘、语言、文化、 宗教等非经济因素与民族冲突的联系。可是在当代世界各国，这些因素往往成为民族冲突的独立变量，甚至成为关键性的因变量。
（3）在这个理论图式中， 民族不平等被设定为民族冲突的因变量。这一设定有重要意义。不过，该理论仅仅将私有制和阶级不平等设定为民族不平等的因变量，而忽略和删减了自然因素、历史因素、人文因素和发展因素与民族不平等之间的因果或相关联系。事实上，在一个废除了私有制、阶级不平等、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国家里，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不仅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成分，而且也有现代化过程中由于自然条件以及那些与私有制、阶级不平等不相关的人文条件的差异所造成的新的成分。后者经常成为民族冲突的燃烧剂。
不难看出，我们早已习惯的传统理论图式，在面对当代众多国家的国内民族冲突时，对于其根源的分析和解释能力是有其局限性的。
二、理论图式之二：冷战后世界的冲突是“文明的冲突”
这是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著名论点。1993年以来，亨廷顿教授在美国《外交》杂志连续发表《文明的冲突？》、《如果不是文明，还会是什么？——后冷战世界的各种范式》、《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适用的》、《美国国家利益受到忽视》等文章，系统地构建了他关于冷战后民族冲突的理论图式。亨廷顿依据冷战后世界的冲突是“文明的冲突”这一核心命题构建的理论图式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当代世界，文明差异明显存在，文明意识与日俱增。
冷战时期，世界被分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现在这种划分已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以文化和文明来给各国分类比以政治经济体制或以经济发展水平分类更有意义。文明差异不仅真实存在，而且是根本的差异。由于历史、语言、风俗习惯、宗教的差异，各文明相互区别。不同文明体系的人对于神与人、个人与社会、公民与国家、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以权力和义务、自由和权威、平等和尊卑的轻重之分也看法不同。这些差异是千百年来历史沉淀的结果，不会很快消失，而且比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权体制的差异更深刻。世界越来越小，归属不同文明体系的人们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不仅强化了民族意识，而且使人们更清醒地意识到不同文明的差异和各自文明内的共性。全球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迁的进程，正使人们超越传统的地域认同和曾经独一无二的民族国家认同。与此同时，宗教以原教旨主义形式填塞这个真空，“宗教复兴”提供了新的认同的基础。此外，成功的经济区域主义也强化了文明意识。
2.文明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的和其他形式的冲突，成为未来左右全球政治的最主要的冲突。
新世纪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主要不在于意识形态或经济状况的差异，文化的差异将是引起冲突的最重要原因。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仍会举足轻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产生于不同文明背景的民族群体；世界形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7至8种主要文明的互动：这些文明包括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可能再加上非洲文明。未来的重大冲突都将爆发在不同文明间的断层线上。同政治和经济上的差别不一样，文化的特质与文化差异更难改变，也更不容易妥协和解决。在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冲突中，关键的问题是：“你到底站在哪一方？”人们可以、并且事实上会选择和改变立场。而文明冲突的问题则是：“你是哪种人？”这是天生的，无法改变。对不同文明而言，差异不一定意味冲突，冲突也不一定衍生暴力，但在人类历史上，由此引起的冲突往往最持久、最激烈。
3.与文明的冲突相对应，将出现文明的重行集合；成功的政治、安全和经济性组织，更可能会在同质文明内而不是在异质文明内建立。
相同文明的群体或国家与异质文明发生战争时，会很自然地凝聚在一起互相支援。冷战后，文明的共同性，即所谓“新缘国家的集结”正在取代政治意识形态和传统的势力均衡等因素而成为合作与结盟的首要基础。这可从冷战结束后的海湾战争、高加索及波黑地区的冲突中得到印证。成功的发展多出现于同质文明国家或区域内：欧洲共同体以欧洲文化和西方基督教为共同基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功依赖于正在进行的墨、加、美文化的聚合；未来最主要的东亚经济联合体很可能以中国而不是以日本为中心。
4.冷战后的今天已形成西方与非西方的对抗；儒教国家同伊斯兰国家的结合，将是西方面临的头号威胁。
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直至冷战结束之前，世界冲突的主线相继发生在君主之间、民族国家之间、意识形态之间，这些冲突基本上是西方文明的“内部冲突”。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越来越非西方化，并且非西方文明将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体，而不仅仅是客体。未来世界政治的中轴很可能是“西方与非西方的冲突”，以及非西方文化对西方的实力和价值观的反应。那些因文化或实力等原因不愿或不能加入西方世界的国家，借发展本身的经济、军事、政治力量同西方竞争。它们通过加强自身发展和与其他非西方国家合作来达到这个目的。这种合作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儒教国家与伊斯兰教国家结合已经形成。在不久的将来，冲突的中心点可能发生在西方世界与几个伊斯兰教——儒教传统国家之间。
亨廷顿教授将文化群体作为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的分析单位，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他以文明的历史演进为主线，从当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中最令人焦灼的冲突现象入手，仔细辩识其背后的民族情绪、文化特质、宗教基础、认同层次、地缘因素和历史渊源，力陈世界政治将受文明冲突左右的论点。这确实是一条值得充分重视的思路。人们不能不承认《文明的冲突？》等诸文确是一批相当出色的政治学论文，亨廷顿教授确有过人之处。
问题在于，亨廷顿教授提出的解释冷战结束后当今世界冲突的理论图式，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证明的假设，不少论点难以经受得起经验事实的检验。举其要者：
（1）亨廷顿教授特别看重西方文化与非西方的差异，但是， 所谓“西方的”与“东方的”文化之差异只是相对的。西方文化大体是指古希腊罗马的传统加上后来整合进去的基督教传统，又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而在近几百年来盛行于西欧北美的文化系统，它本身就不完全是“西方的”成份。（注：李慎之：《辩同异，合东西——中国文化前景展望》，《东方》1994年第3期。）英国哲学家罗素1922 年曾写过一篇题为《中西文化比较》的文章，其中有如下一段：“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注：转引自汤一介：《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哲学研究》1994年第3期。 ）东方文化更是一个庞杂宏大的组合体。例如，伊斯兰教原本衍生自被视为西方文化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印度文化与希腊、波斯的文化有亲缘关系；日本文化是吸纳外来文化并与本国传统糅合为一体的一种多元复合文化，像有人形象地比喻的那样，它是一只“狮虎”，一头“骡子”，一个“苹果梨”（注：张旅平：《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日本现代化研究》，文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中国文化并不能与儒家文化划等号，它是在吸收了诸子百家思想并融合了印度佛教文化之后形成的。事实证明，“东方”“西方”只是相对的地理说法，东西方文化的界限也不是像亨廷顿教授所描绘的那样泾渭分明。更重要的是，在冷战结束、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国际关系中那种“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情结似应予摒弃。而《文明的冲突？》等文给人们的印象是，亨廷顿教授自觉不自觉地使自己陷入了旧的意识形态和“西方中心论”的怪圈。
（2）冷战后有关族际冲突的大量材料证明， 在不同文化群体的断层线上爆发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暴力冲突，文化特征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的确是引发族际冲突的基本原因之一。亨廷顿教授正是由此得出文明的冲突将取代主权国家的彼此争夺并占据主导地位的结论的。（ 注：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不过，人们既见到了异质间的波黑内战和同质间的俄（罗斯）乌（克兰）和解，但同时也见到了异质间的和睦共处和同质间的血腥冲突。如马来西亚学者指出，东南亚国家联盟包含了至少四种“认同文化”，如佛教（泰国）、儒家学说（新加坡）、基督教（菲律宾）和伊斯兰教（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这些不同文化群体和国家间的联合与合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而并非像亨廷顿教授所说的那样，只有在共同文化的基础上，族体或国家间的联合与合作才会成功。（注：贞德拉：《儒家和伊斯兰教能威胁西方国家吗？——反驳亨廷顿教授“文化冲突”论》，马来西亚《星洲日报》1993年9月19日。 ）又如索马里是非洲大陆文化及民族最同一的国家，但前不久发生的惨烈冲突却令世人触目惊心。很多学者指出：“从哲学上看，佛教、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锡克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等，都在人类与环境和社会的谐调、家庭的重要性、精神引导的意义、生活的目标和意义等方面，具有某些相同的观点。至于各个文化体系的其它组成部分，彼此相通和相同之处就更多。因此，各种文化体系都具有相互渗透和吸收的特性，不同的文化可以相互融汇贯通和分亨价值观念，可以形成共同的利益和抱负。如果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不同族体之间会形成‘文化断层线’，而且在断层线上会出现对抗、摩擦和冲突的话，那末在另外的条件下，各族体所创造和拥有的文化体系都具有修复断层线的机制，否则任何一个族体都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得以生存、延续和发展。”（注：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3）联系亨廷顿教授近年在《外交》杂志发表的一系列文章， 不难看出，在亨廷顿教授提出文明冲突论的背后，其实潜藏着他对冷战后世界出现的认同危机、特别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到“忽视”的关注。冷战后世界由于传统的敌我友界限模糊而出现认同危机：国家失去了前进的坐标，社会失去了尊崇的价值，普通人失去了忠诚的对象，甚至连军人也失去了作战的目标。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凝聚力开始下降，社会内部文化矛盾、种族冲突开始加剧。对此，亨廷顿教授和其他许多西方人士一样，持相当焦虑和悲观的态度。他在答复对“文明冲突论”的诘问时，专门提到了美国的种族问题。他说，当今美国社会面临日益增大的种族分裂的压力。据估计，到2050年，美国总人口将有23%的西班牙裔人、16%的黑人和10%的亚裔人，也就是说，近半数的美国人将具有与传统的美国人不同的文化背景。他问道：到那时，传统的美国人奉为圭臬的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还能受推崇吗？假如美国内种族矛盾发展到相当规模，美国的政治团结和民主制度还会存在吗？（注：亨廷顿：《如果不是文明，还会是什么？——后冷战世界的各种范式》，《外交》1993年11—12月号。）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借约翰·厄普代克小说中深受困挠的主人公拉比·昂斯特伦的口问：“没有了冷战，做一个美国人还有什么意义？”（注：亨廷顿：《美国国家利益受到忽视》，《外交》1997年10月号。）在他看来，美国的种族冲突是现实可怕的危险，这种冲突最终可能导致美国的“非美国化”。亨廷顿教授认为，造成今日美国日益混乱和分裂因素增多的原因，一是外来移民的大量增加以及多元文化影响的增强，削弱了国家认同，因此需要“控制来自非西方社会的移民，并确保承认西方文化的移民融入西方文化。”（注：亨廷顿：《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适用的》，《外交》1996 年11—12月号。）“按照乔丹委员会建议的原则限制移民的进入， 并制定公营和私营部门的美国化计划，以对抗那些促使移民社群效忠于原籍国的因素，促进移民的同化。”（注：亨廷顿：《美国国家利益受到忽视》，《外交》1997年10月号。）二是克林顿政府的对外政策着眼于经济利益（商业的和民族的利益）而忽视了国家利益。其三，也是最主要的，即由于苏联集团的瓦解和冷战的结束，由于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在全球广泛得到接受，美国失去了能与它相抗衡和对它构成威胁的对手。而在某些情况下，“一个敌人的存在可能对群体的内聚力、士气和成就有积极影响”。尤其对于像美国这样一个国内存在着强调差异、多样性和多文化的种种力量，存在着民族和种族的分裂的国家，“也许比大多数国家更需要以反对别人来维持它的团结”。（注：亨廷顿：《美国国家利益受到忽视》，《外交》1997年10月号。）亨廷顿教授举例说，公元前84年，在罗马人消灭了米特拉达梯六世的军队、征服了已知世界后，苏拉问道：“现在世界上已没有了我们要打的敌人，共和国的命运将如何？”这个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几年之后，这个共和国就分崩离析。等待美国的不大可能是同样的命运，然而，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它是否还会生气勃勃？冷战的终结、民主在全球的胜利，可能成为最令美国痛苦和不安的事。在这样的焦虑情绪下，亨廷顿教授合乎逻辑地得出：美国需要“寻找敌人”。这个敌人当然会来自儒教—伊斯兰教国家，其中，“可以想见，中国会成为（美国的）一个新敌人”。（注：亨廷顿：《美国国家利益受到忽视》，《外交》1997年10月号。）不难看出，在亨廷顿教授文明冲突论的背后隐含着的仍然是国家利益冲突论。如果说，文明冲突论的提出显示了亨廷顿教授作为一名学者的高明，那么对国家利益冲突论的老调重弹，尤其是对中国等国家发自内心的偏见和敌视，则反映了他作为谋士角色对旧的冷战思维定式的死守。
三、理论图式之三：民族冲突实质是民族国家构建与族体自身发展之间的矛盾结果
这是我国学者、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宁骚提出的有关民族冲突的新的理论图式。（注：参见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论民族冲突的根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年夏季卷。）宁骚教授在《民族与国家》、《论民族冲突的根源》等著述中认为，当代世界的国内民族冲突，实质上是民族国家构建（nation—building）过程中发生的一种普遍现象。所谓民族国家构建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项根本要求和本质内容，其内涵是从各方面打破国内各个地区、各个族体间的壁垒，建立和健全全国集中、统一的国家权力系统，建立和发展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商品流通市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和传播统一的语言以及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统一的文化模式。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处于非主体地位的族体可能做出的选择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与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传统势力所做的选择，即以民族特性、宗教信仰、文化传统、乡梓利益为号召，谋求维持或恢复割据式的自由和自立；另一种是与国内处于非主体地位的族体的普通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现代精英人物所做的选择，即谋求在发展统一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的同时实现本族地区的发展目标，谋求在增进对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忠诚的同时保持对本族体的认同或忠诚，谋求在发展国民文化的同质性的同时弘扬本族的传统文化。从学理上看，后一种选择对民族国家构建是一种增强而不是削弱。然而从实践上看，由于民族国家的统治阶级总是急于实现民族国家构建的目标，由于绝大多数民族国家的现行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在具体决策过程中总是被国内处于主体、优势和支配地位的族体的自我中心主义所左右，也由于处于非主体地位的族体的传统势力的要求和现代精英人物的要求时常混杂在一起，所以民族国家构建与族体自我发展要求之间总是存在着对立与龃龉。这种对立和龃龉往往由于受到不可预知的突然事件的激发而演化成大规模的流血冲突。由此，宁骚教授提出有关当代民族国家内部族际冲突的根源的核心命题：国内族际冲突导源于民族国家构建与族体发展之间的矛盾过程。依据这一核心命题构建的理论图式如下：
1.民族国家构建的现实模式越是拒绝偏颇模式而接近理想模式，爆发国内族际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民族国家构建的现实模式越是偏离理想模式而接近偏颇模式，爆发国内族际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民族国家构建的理想模式是：在实施民族国家构建的目标体系的过程中，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事实上视民族国家为国内各族共同缔造、共同拥有的国家；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事实上坚持国内各族各方面一律平等，随时注意解决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新的族际不平等；在承认与尊重国内一切非主体民族的族体发展要求（如语言的地位平等，尊重和弘扬本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实行本族自治，分亨国家权力及其他资源；按照本族意愿规划与实施自己的发展目标等）的基础上推进国族整合（national- integration）； 只要非主体民族不坚持以暴力手段谋求从所属民族国家里分离出去，就始终以民主方式解决族际矛盾。民族国家构建的偏颇模式是：在实施民族国家构建的目标体系的过程中，按照国内主体民族的偏颇要求（如将本族传统文化特别是宗教提升为国民文化，对“非我族类”者实行强迫同化；由本族垄断性地占有国家权力及其他可用于分配的资源和价值）去规划或实施民族国家构建；国内非主体民族排斥国族整合，要求从所属民族国家中分离出去。
2.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往往由于以下五对矛盾的展开而导致国内族际冲突：
（1 ）民族国家构建越是以强制手段提升某一民族语言为国族语言（国语）并贬抑其他民族语言的地位，就越有可能爆发族际冲突。例如，在斯里兰卡持续多年的民族冲突中，泰米尔族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争取将泰米尔语提高到与僧伽罗语同为国语的地位；印度独立以来，要求以语言为基础重新划定邦界的运动曾席卷全国，并导致一系列以语言为基础的新邦的成立。
（2 ）民族国家构建越是以强制手段提升某一民族文化为国民文化并以这一民族文化去取代和同化其他民族文化，就越是扩大族际文化断层线并越有可能爆发族际冲突。例如，在印度长期推行以世俗主义为基础的政体和国民文化的国大党同主张印度政体和国民文化回归印度教教派主义的印度人民党之间的冲突。
（3 ）单一族体对国家权力垄断程度越高而其他族体被排挤到权力体系的边缘地位，其他族体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忠诚程度就越低，爆发族际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缅甸、阿富汗、斯里兰卡、安哥拉、利比里亚等国长期持续的内战证实了这一点。
（4）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土开发越是加剧族际社会、经济、 文化上的不平等和利益结构上的不平衡，非主体民族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忠诚程度就越低，爆发族际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如80年代中斯巴西对亚马逊河流域的掠夺性开发导致的土著印第安人与白人的冲突。
（5 ）经济现代化越是以牺牲非主体民族或者在现行国家权力体系处于边缘地位的民族的自身发展为代价，民族国家体制上的缺陷和政策上的失误就越有可能以族际冲突的方式予以清算。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安哥拉、索马里等国的族际冲突就是例证。
宁骚教授提出的上述理论图式与前两种理论图式相比，在分析视角的选择和对冲突根源的分析上均有不同之处。经典作家把阶级作为考察民族冲突的单位；亨廷顿教授把文明作为分析单位；宁骚教授则从现代化发展的视角出发，明确地把民族国家和族体作为分析单位来揭示民族冲突的丰富内涵。其依据是：当代世界的国内民族冲突，大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以及政治、经济体制正在转型的国家里，而这些国家面临的基本课题就是发展。与把私有制、文化的不相容性作为冲突根源的理论假说不同，宁骚教授通过对民族国家现代化过程与族体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几对矛盾的揭示、描述和分析，提出了利益失衡是民族冲突的根源的理论假说并以此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图式，后者基本上可以被当代民族国家内部民族冲突的经验材料所证实。阶级冲突论在一定的时代曾经是解释民族冲突根源的主导理论，但已不能很好地解释当代世界的民族冲突；也许，在未来的世纪，文明的差异真的将会成为民族冲突的主因；但至少在当代，利益的失衡或资源分布的不平等的确是引起民族冲突的重要原因。尽管如此，宁骚教授还是从另外两种冲突论图式中获得启发，例如他在对上述五对矛盾的分析中，第一、二两点是从文化和宗教的角度论述的，这显然受到亨廷顿教授的某些启发；第三、四、五点是从政治利益分配和经济利益分配的角度来解释的，也借鉴了马克思的一些分析思路。以上几种冲突论图式对于社会政治危机的研究和有关政策的制定都有启发。就宁骚教授的图式而言，其政策含义在于：民族冲突一般是在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的状况下发生的，因此政府和主体民族应当通过改善这种联系来消灭族际冲突，而改善这种联系的关键就是在制订和执行国家的现代化总体规划中确认国内各族的多元存在和共同繁荣、共同富裕这一基本方针政策。在当今，针对利益失衡引发的民族冲突，一些国家采取了某些有助于化解冲突的措施，如加快落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加强文化传播、对落后民族进行补偿（如无偿援助、免除债务、对口支援等）、移民等等。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各民族紧密团结，相互支持，正努力推进国家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但毋庸讳言，各民族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也为可能发生的某些矛盾或冲突留下了隐患。邓小平同志生前曾清醒地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会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64页。）因此， 缩小地区差距、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必须成为我国坚定不移的政策选择。
标签：文明的冲突论文; 亨廷顿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政治论文; 斯大林全集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 塞缪尔·亨廷顿论文; 政治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