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中的国家与国家认同悖论——当代壮族边民的国家意识及行为逻辑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论文,壮族论文,边民论文,悖论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15)06～0033～08 一、引言 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里，国家公民非同质性的民族构成决定了我国必须高度关注国家内部的民族整合。当前中国的“民族问题实质”从政治学意义上说，就是如何促使56个民族在建构各自民族群体认同的基础上加强国家认同的问题[1]。此议题的重要性在边境地区尤为凸显：一个国家要想稳定地存续与发展，边境就必须被中心化为国家治理的重要选项，边民国家认同之创生维系必须被纳入政府的政策考量。中越两国以两地主要山脉为划分国界的标识点，这些地方往往因“文明难以上山”而成为国家难以“在场”的边地，居住于此的我国壮族边民主要通过国家的边疆建设行为来切身体认“国家”。长久以来，我国政府都通过外部政策帮扶、改善生地环境以满足这一群体的物质文化需求，培育其国家意识，使之自觉形成国家认同。但国家政策制度会因边地遥远的空间区隔和复杂的政府科层而偏离国家意志，使国家意义上的形塑认同难以获得理想效果，且若仅坚持这种“国家主导型”边治逻辑，可能会产生詹姆斯·斯科特所谓的“国家宏大工程失败”①。 正如米格代尔所言，国家是一个与自身相矛盾的实体，真实的国家是由“观念”和“实践”两种元素塑造的，国家观念隐示了一种标准模式，而实践则意旨多种表现类型。我们应将国家视为一系列松散联系的实践碎片，注意国家和社会间分组整合及合纵连横等互动过程，“国家”不是一个固定的主体，它在这过程中被建构或重构，发明或重新发明[2]。受米格代尔这一国家定义及其“社会中的国家”研究路径启发，笔者决定将“当代壮族边民”作为一个复合了原生性和建构性双重族属文化特征的群体进行实证研究，自下而上地把握这一群体的国家意识，将之同其日常生活的“行为逻辑”两相对照，进而勾勒出一个较具典型性的“社会中的国家”，并从中窥探当代壮族边民的国家认同情况。 二、理论背景与研究框架 学界有关“国家认同”议题的研究多是从“国家”出发，通过多维度变量考察某个群体的国家认同现状，并将之同国家意志希望其所具有的国家认同对比，进而提出相应的认同培育对策，是一种典型的“国家中心主义”路径，此路径犯了类似于“只关注捕鼠器的设计而不了解老鼠实际情况”的错误。故笔者循新的研究理路，转而探讨“国家”在社会中——尤其是在基层民众心目中——的真实形象，即生活于具体社会情境中主体的“国家意识”，这种从微观个体思想和情感层面入手的研究会告诉我们政治学政府和组织研究中常常忽略的东西。 “国家意识”还未有统一定义：有学者认为它指一国民众对国家的“归属与认同”，有学者将之等同于“爱国主义”，还有学者基于国际关系视角，将其界定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一种身份意识”。本文参考亚历山大·温特的定义，即“国家意识是指人们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对国家的态度、情感、认知以及信念、习俗、价值认同的复合存在形式”[3]。国家意识的形成则是主体、客体及相关因素“三位一体”的互动过程。主体的国家意识包含了主体对国家的认知、情感和评价(此三因素共同影响主体对国家的认同程度)。主体对国家认知与评价的内容可具体化为政治系统的“制度规范”、“组织机构”和“政府公共行为”，此外，主体对国家的认知还涉及主体对“国家含义”的思考，而主体对国家的评价还涉及主体对“国家能力”的看法，以上五大要素既是主体国家意识的对象与内容，亦是影响主体国家意识的政治因素。国家意识除受政治因素直接影响外，还受到主体自身及其所处环境中各种非政治因素作用。 笔者于2015年1月赴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大新县下雷镇②开展实地调研，采用参与式观察法，深入当地壮族边民获取第一手资料，在同其生活互动中有意识地捕捉这一群体的国家意识及行为逻辑。由于大部分居民文化水平偏低，不具备独立完成问卷的能力，所以，问卷几乎均是通过访谈式对话完成(共计发放问卷300份，回收率100％，有效问卷295份，有效率98.3％)，这样，笔者便获得了更多与样本交流的机会，一份问卷的完成过程其实就是一次访谈过程。 三、当代壮族边民的国家意识 (一)国家认知与评价：“模糊片面”且“简单理性” 当代壮族边民对国家政治系统的认知是模糊、片面的，他们对我国国家职能、政治制度和组织机构等都不具备太多了解，关注的多是仅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规定和政府行为。且这一群体对国家政治系统只是简单地从个人利益或生活经验出发，在自我需求得到一定满足的前提下、基于一定情境作出评价。 1.国家含义。目前学界较为盛行将“国家”界定为由人口、领土(主权)和政权构成的政治实体，而在295个有效样本中，仅18人认为国家是“政府部门”、“中国领土”和“全体中国人”的统一体，近半数(45.4％)样本认为“国家主席最能代表国家”。在我国主要国家职能中，与“文化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相对应的“提供教育”(70.2％)和“提供医疗保险”(85.1％)得到了绝大多数样本的认知，而“发展国际交流与合作”这类职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可见，当代壮族边民对国家所扮演角色的理解多从自身需要出发，将国家视作为自己服务的政治实体，认为国家最主要是“为百姓做事、谋福利”(46.4％)。 2.国家能力。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看，绝大多数样本认为我国(政府)具有较强的“国家能力”③，政府能够有效地从社会中提取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他们理性地将“国家是否有能力”同“国家是否会去做”区别开来(“国家是不是有能力改善下雷镇，要看领导是不是重视了”)，从中可看出，在壮族边民眼中，中国(政府)的分配能力较高，即可较自主地按照自身意愿和计划配置、使用资源。笔者在对样本的民族身份进行确认时，发现有不少边民原先并非壮族，而是因当时国家设立自治区的需要，不少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被壮族化”，这亦从侧面反映了我国(政府)具有较强的“国家能力”。 3.国家制度规范。当代壮族边民对我国政治制度的认知情况不太理想，仅16个样本能正确回答我国根本、基本政治制度。在政策规范方面，这一群体亦表现得知之甚少，有样本表示“政府官员去上面开会才知道政策，我们老百姓不知道”。总的来看，这些边民比较关心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笔者在距中越边界线3公里左右的新丰村调研时，多数样本能说出具体的边民补助标准(“我们每人每月130块，边境线3公里都有补助”)；而在距中越边界线20公里左右的仁爱村调研时，多数样本不能清晰告知。就政策实施而言，民生实事工程(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修建沥青水泥路)获得最高好评，75.6％，样本认为它给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而对于文化惠民工程，仅34.6％样本切身感受到好处，有样本甚至视之为“摆设，政府搞形式用的”。多数样本表示“因为不太识字，没有条件去农家书屋看书”，可见，我国(政府)有些政策初衷很好，但因缺乏可行性，执行时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4.国家组织机构。就国家层面看，壮族边民同政府机构的日常联系较为密切。如吉登斯所言，“国家”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双重含义，它有时指“政府(权力)机构”，有时却又指归这种权力所支配的“整个社会体系”[4]。多数壮族边民倾向于将“中国”化约为“中国政府”，64.7％样本认为“国家与政府一样”，余下样本尽管认为“国家与政府不一样”，但极少能准确说出二者区别，这一群体对国家和政府内涵的理解均是模糊、浅显的④。我们知道，“国家”与“政府”存在较大差别，二者并非一个层次的概念——政府(政权)是国家的构成要素之一；国家是拥有主权的政治实体，而政府只是代表国家行使主权的一个机构；国家仅一个层级，但政府可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大层级。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对比中，60.7％样本认为二者存在差异：中央政府级别较地方政府高，地方政府应服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资金更为充足、行政人员待遇更好，有样本还将二者比作“就像城市跟农村的关系”。 5.政府公共行为。政府公共行为是政治体系运行的形象代言人。而仅35.9％样本认为下雷镇“绝大部分政府公务员合格、廉洁公正”，不少样本表示当地政府存在推诿、扯皮现象，且“没有公事公办”。受经济理性影响，如今边境民族地区“人际关系资本化”现象明显，作为国家权力代理人的政府工作人员会因自我欲望而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占有国家惠民资源，导致国家意志在当地被扭曲，普通壮族边民因缺乏一定社会性资源，很难进入当地关系编织起的利益之网，便在国家政策设计中缺失了利益表达和获取的机会，长此以往，这些边民很可能会越发“陌生化”自己的国家。 (二)国家情感：“自在”的国家情 当代壮族边民对政治系统模糊、片面的认知并未阻碍其对国家自在的情感依存。笔者发现，这一群体内心存在较深厚的国家情结，近半数(46.1％)样本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中国人”，不少样本认为“有中国才有国家”，81.4％样本“为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而深感自豪”，78.6％样本“听到国歌，看到国旗会非常激动”，而当进一步问及原因时，他们多表示“说不出为什么，就是这么觉得”⑤。当笔者拿中国同越南对比时，这些壮族边民自在的国家情更为显现，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已经习惯当一个中国人”，83.4％样本“不愿意加入越南国籍”，不少样本认为，同越南相比“中国什么都好”，75.9％样本表示即便“受到国家迫害，也不愿意放弃中国国籍，加入越南国籍”。对于中越“南海争端”，65.8％样本认为“我国政府钻探南海油气资源是正确的，越南方面不应加以阻挠”，还有样本表示“越南不给开油气就把他赶出去”⑥。 (三)当代壮族边民国家意识的特点 1.建构性。正如达尔所言，普通公民不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动物[5]，国家意识亦非天然存在，它的形成首先要有外力的推动。仪式是建构国家意识的主要手段之一，象征符号则是仪式最基本的构成单位。68.5％样本认为“国旗”是“最能让自己联想到‘中国’的一个东西”，与国旗有相似作用的是国际赛事，诸多样本表示“看电视上中国拿冠军，升国旗奏国歌时候会很自豪”。国家主要通过主流媒体培养民众的国家意识，76.6％的样本通过电视了解政治信息，仅8.8％样本不曾看过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22.7％样本不曾看过爱国主义题材影视，可见，电视是建构当地民众国家意识的主要场域。 2.多元性。国家意识是主客体及相关因素互动的结果，处于不同环境的不同主体会产生不同的国家意识。从主体所处环境看，环境中的历史传统和生活方式是国家意识形成的“土壤”与“气候”，由于“土壤”营养成分和“气候”影响不一，主体的国家意识便具有很大差异性；从主体差异性看，主体间需求和能力的差别导致不同主体从同一政治体系中获得的认知和满足亦不一；从政治体系看，“就像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会对自己的利益作出不同的界定和追求一样，同样的正规制度在不同的环境下运行也是不一样的”[6]7。 3.潜隐性。国家意识的存在状态具有潜隐性，即很难对其进行明确观察与认识(尤其是主体对国家的情感与评价)。人类的社会存在性和利益追求性决定了其总是会依据自己所处的场域、情境而相应地调整自身言辞及行为方式，比如，笔者调研时遇到部分样本提供虚假信息，刻意扭曲、丑化政府形象；还有部分样本在笔者提出录音请求后，措辞明显与先前不一⑦。 四、当代壮族边民的行为逻辑 壮族边民的国家意识会通过其惯常性的生活实践外显出来，这些日常行为背后暗含的主体政治(参与)“无意识”和国家“不在场”，同其“模糊片面”的国家认知与“简单理性”的国家评价互为镜像。 (一)政治参与：政治“无意识” 对壮族边民而言，与国家政治体系有关的政治参与主要是乡镇/县级人大代表的选举以及同乡镇政府的接触，而295个有效样本均未有过相关选举经历，有样本表示惊讶：“怎么能让我们普通老百姓选人大代表?”⑧这一群体认为政治跟自己“没有太大关系，是当官和有文化的人考虑的事”，仅41.7％样本“对政治感兴趣”。可当同自身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国家政策下达时，这些壮族边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激发。如今中越边境对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人员会给予一定补助，笔者调研时遇到一位战时主管后勤的民兵因未领到补贴而去镇政府上访，“到政府汇报，6年了还没解决，有地方换了干部就更难解决了”。 (二)社会交往：国家“不在场” 1.亲戚走往。从历史渊源看，我国壮族与越南的侬族和岱族属“同一民族”，后来，标志国家实体的有形界碑的出现“打乱”了这一群体早已惯常化的跨国流走生活，使之被迫分居不同国家。但在血缘和地缘纽带的维续下，纵使1979年的中越战争也未中止其互助交往。两国关系正常化后，边民跨国互动更为显性化，传统节日或祭祖敬宗等活动期间，这一群体的走动相帮十分普遍[7]。如今，不少越南女性进入中国在沿边乡镇打短工，寻找合适通婚对象，这进一步增加了两国边民的亲戚走往。笔者在南上屯调研时，屯长(中国，壮族，妻子为越南人)表示：“我经常和老婆到越南，都是亲戚，过去走走喝酒聊天，这和国家有什么关系?”可见，两国边民的亲缘关系、亲戚走往使得在壮族边民心中本就“遥远的”国家更加“不在场”。 2.跨境务工。血缘和地缘关系还使中越两国边民跨国流动打工的现象也非常普遍，但两国边民跨国务工的性质和具体工作内容存在很大差别：越南边民多以单个人形式越境，主要到中国边村辅助壮族边民种植农作物，跨境务工具有明显的季节性；而我国壮族边民多以群体形式到越南做工，且多是熟练的技术工人跟着老板做大工程。有位曾跟广东老板到过越南修水电站的样本告知：“越南比这里难受多了，很容易得湿疹，赚的钱也没有很多，我没过两个礼拜就回来了，还是中国好啊!”从中可再次看出，这一群体对国家的评价是简单而理性的。 3.边民互市。中越边境有小商品买卖集市，边民跨国界赶集的现象比较普遍。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壮族边民能用十分流利的普通话向笔者推销产品，而其与越南人买卖沟通使用的是当地土话，可见，在寻找贸易机会时，这一群体的国家观念相对模糊。有样本告知：“上世纪80年代刚打完仗关系特别紧张，根本不可能过去做生意。”虽然如今我国已为边商塑造了如此良好的贸易环境，但其国家(边界)意识并未相应强化(“我们做生意就为赚钱，不管越南人中国人，买我东西就行了”)。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我国南疆地区边境走私、贩毒等非法现象并不少见，高额利润是这些边民从事非法贸易的最主要刺激因素，此时，他们眼里并不存在“法律”这类概念，更谈不上“国家”。有趣的是，当笔者问及同越南人有过接触的48个样本“在与越南人交往过程中，是否会注意自己‘中国人’身份”时，81.3％给予了肯定回答，可见这一群体追求经济利益的工具理性并未掩盖其自在的“中国人”身份意识。 五、社会中的国家：当代壮族边民的国家意识及行为逻辑 正如罗斯诺敏锐指出的，对以往文献的回顾会让我们感到“国家对于政治学来说就如‘看不见的手’对于经济学一样不证自明”[8]，不少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如国家主权说、结构主义、理性选择理论、新现实主义)预设现代国家通过法律、官僚和其他工具重塑了人们行为，并将这种影响延伸至他们对自身的认知中。诸多学者受帕森斯“社会系统理论”⑨的引导并对韦伯的国家定义⑩作出了某种带有倾向性的解读——国家的规范和价值将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民众及制度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国家是一个有目的、有凝聚力的神圣实体。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韦伯曾严谨精确地提醒：“成功地”集中并垄断了暴力手段的国家是何其稀缺。通过前文对当代壮族边民国家意识及行为逻辑的实证分析，我们亦不难看到，“国家早已不胜往昔，失掉了团结、个性、基本功能，以及坦白地说，重要性；也许，毕竟国家已经不再是一个复合的实体和一个神化的抽象，其重要性已经远不如我们的料想”[9]。相异于阿尔蒙德所认为的“政治情感”和“政治认知”成正相关关系的结论(11)，笔者发现，虽然壮族边民仍有着不自觉的国家情，但“国家”对他们来说却是模糊的、遥远的，甚至有时“不在场”。从总体上看，在如今和平时期，这一群体(即便居住于有形界碑众多的祖国边疆、受象征符号的潜移默化)不太计较政治体系的运行处于何种状态，不太关心国家大事，只有当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下移”至边地时，“国家”才在他们的生活中强有力地“出场”。这一政策“下移”过程须通过政府部门去履行，所以“政府”便在当地民众眼里相应地实体化为“国家”，“国家乃政府、政府乃国家”的化约是当今不少壮族边民眼中极为合理的社会表述逻辑，同时，政府工作人员的常规工作又深刻影响着这一群体的国家意识。 至此，笔者较为成功地勾勒出了一个“社会中的国家”图式，它击碎了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个内聚的、有很强社会控制力的国家形象。可以发现，这一“社会中的国家”为三大要素所形塑：主体条件(如受教育程度和思想传统)、政治系统(如政治体系和政治实践空间)和主体所处的外在环境(如经济社会情况)。 (一)主体条件 教育是培养国家意识的重要途径，它能传播政治知识和意识形态、激发爱国主义、传承政治文化、培养政治人才和政治意识。笔者的调查数据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样本对国家政治热点的关注意识越强(γ值为0.476)、表现出对政治越高的感兴趣程度(γ值为0.362)，相应地，被触发的国家意识便越多，但其对国家的认同反而越低(γ值为-0.389)(12)。可以说，教育对政治倾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认知方面，公民对国家的情感和价值取向则更多是受民族和群众历史、生活经验的影响[10]。当代壮族边民的政治(参与)“无意识”状态部分源于中国社会较为薄弱的民主传统——中国历史乃“家国天下”，但这个“国”不是近代意义的“国家”，而是一家一姓之“王朝”，“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无关，是私也。 (二)政治系统 政治体系由“政治价值理念”、“国家制度规范”、“国家组织机构”和“政府公共行为”四大要素构成。政治价值理念是政治体系的深层结构，对政治体系具有基础性影响；国家制度规范与组织机构是政治体系的中层结构，乃政治体系功能发挥的主要载体；而此三者的诸种功能最终都要具体化为政治行为才能得以实现，政府公共行为由此构成政治体系的外层结构。当代壮族边民在生活中接触最多的亦是政府公共行为，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群体对政府公共行为的印象便是其对整个国家政治体系的印象。由于制度和法律限定，我国基层群众对国家政治体系是一种“机会认知”(13)，其政治参与的内容仅是自治范围内的自身日常事务，再往上一级的政治事务基本是被排除在外的。同时，令人失望的政治参与经历又阻遏了壮族边民的政治积极性(如有样本告知：“现在不公平多，屯里面村干部应该要村民自己选，但是选好了上面又强制哪个去当”(14))，进一步缩小了这一群体的政治实践空间，使得“国家”和“政治”变得更加陌生、遥远。 (三)外在环境 我国边境地区往往是聚合河流险滩、山川峡谷的资源欠缺地区，处于全国经济发展的“边缘化”状态，贫困是较为普遍的社会事实，这种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壮族边民从事其他活动的能力与范围。对于这些维持生计是每天首要任务的人们来说，付出成本和时间去参与政治是不理性的。笔者此次考察的壮族边民多处于社会结构(中)下层，他们的社会资源拥有量处于社会(较)末端：从受教育程度水平看，高达74.6％的样本仅具备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从职业看，多数样本是农民或无工作。而这一群体的社会地位在一定时期内很难得到改变，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较小，显现出一定程度的“凝固化”状态，即使存在少量流动，也主要是地理空间的流动(而非向上流动)。就地理空间流动而言，不少样本表示：“自己文化水平低又没手艺，出去也干不了什么东西，和留在这里没太大区别。”基础教育提供了将人从传统社会中解放出来所需的基本技能，特别是如今信息化时代，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但中越边境壮族村落的教育硬件和软件设施均十分滞后，致使边民很难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结果便是，这一群体不仅只能从事较为低端的社会生产劳动，还缺乏足够的政治素养，其政治(参与)“无意识”状态亦可从中得到进一步解释。 六、结论与讨论 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深厚的国家情结，当代壮族边民对国家的情感更多建立在“自在”而非“自觉”的基础上(中越两国对比时，这种自在的国家情更为凸显)。从总体上看，这一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状态的群体因自身受教育程度、朴素的思想传统，以及受国家政治体系、政治实践空间和外在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表现出对“国家”模糊、片面的认知以及简单、理性的评价。他们的国家意识具有建构性、多元性和潜隐性三大特征，并通过其惯常性的生活实践(如政治参与、亲戚走往、跨境务工和边民互市)外显出来。这些日常行为背后暗含的主体政治(参与)“无意识”和国家“不在场”同其“模糊片面”的国家认知与“简单理性”的国家评价互为镜像，呈现出一个较为典型的“社会中的国家”图式，它击碎了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个内聚的、有很强社会控制力的国家形象。在如今和平时期，基层壮族边民(即便居住于有形界碑众多的祖国边疆、受象征符号的潜移默化)不太计较政治体系的运行处于何种状态，不太关心国家大事，只有当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下移”至边地时，“国家”才在他们的生活中强有力地“出场”，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才在一定程度上被激发。同时，这一群体“自下而上”的国家意识建构同政府“自上而下”的国家行为实施有着极为密切的互动，“国家乃政府、政府乃国家”的化约是当今不少壮族边民眼中极为合理的社会表述逻辑。 人类心理有一个感性的领域，会对一些事物有着内在而不自觉的体悟，正如本文所揭示，从总体上看，当代壮族边民具备自在的国家情，他们对即便有时“不在场”的“国家”仍维续着较强的情感依存。但是，从理性层面看，这一群体因受部分“被扭曲的国家意志”的影响，亦显现出了对“国家”一定程度的不满。戴维·伊斯顿曾将“政治支持”区分为弥散型(diffuse)和具体型(specific)，“弥散型支持”是对政治系统的一般性忠诚，很大程度上与政治系统的绩效表现或输出无关，相对较持久；而“具体型支持”则依赖于个体对政治系统绩效的认知，短时间内就可能很不一样[11]。当代壮族边民对国家的不满情绪直接指向的是属具体型的政府绩效(即更多源自政治系统“输出效应”)，而对我国政治制度的向心力(即“弥散型支持”)仍比较强健(15)。这种对国家“情”与“理”的认同悖论、对政治系统弥散型与具体型的支持矛盾(16)，使我们很难断言当代壮族边民的国家认同情况。同样，虽然“国家认同”议题的研究成果已汗牛充栋，但学界目前对这种难以捉摸的心理维度的概念还未有统一的评测标准或是公认的清晰界定，在这种略显混乱的局面下，热衷于考察我国各群体的国家认同现状或许并不能检测出真实的社会事实。与帕特南对意大利长达20多年观察后所得出“其实很多普通民众对国家感到相当疏离”的结论一样[6]125，笔者亦发现大部分样本对国家的认知很是模糊，追问这种对“何谓国家”都还较茫然的群体的“国家认同感”会有多大的学术意义与价值? 近些年，马戎与胡鞍钢等人主张对我国少数民族实行自由主义的“去政治化”，以削弱其集体权利意识，从而使之“民族认同”归属于“国家认同”[12]；而郝时远和陈建樾等人则对此提出抗辩，认为现有的中国民族政策赋予少数民族更多的是真实的“国家认同”[13]。其实，无论是“民族认同”还是“国家认同”，这种抽象概念所指涉的现实问题根源即在于少数民族的利益表达机会。我们知道，冲突不仅仅是因为相异的认同归属，更可能因为对话与沟通的缺乏。可以说，过多学者对中国“民族整合”的高度关注似乎已使所谓的“国家认同”成了救场的“机械之神”，成了论述民族问题的“万金油”。在那些轻易断言某一群体国家认同情况的学者当中，没有一个有意识地给所谓的国家认同定下临界值——某一群体对国家的认同与归属需要累积到何种程度才能实现当地政治稳定和政治有效性?数据收集是在个体微观层面进行的，而国家认同是一种群体性现象，就如同研究“个体谬误”的学者所指出的，通过前者认识后者并不总是有效的。白鲁恂曾提醒我们，一个理论只能确认在诸多关键要素中，某些恰当的要素是必不可缺的，而我们必须验证某些关键假设，才能确认这些要素应当达到的“度”，但恰恰这点是无法实现严谨和准确的[14]。在如今这个国民共享的价值观念已被解构的中国社会，我们最需要的或许并不是所谓的“认同”。要想解决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与冲突，要想取得民族工作实实在在的突破与进展，我们更应该做的，是脚踏实地一些，围绕发生的特定类型的社会问题，进行更为细致、贴切的全面分析。 注释： ①按照斯科特的推理，国家各种宏大工程建设的失败主要源于“唯国家”意志，即国家“作为”边疆时始终坚持“大国家本位主义”，缺乏“边民关怀”或“地方主体性意识”。具体可参见：[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M].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②大新县历来是壮族聚居地，2009年末，37.28万的大新县人口中约有98％为壮族。位于大新县城西北面的下雷镇素有“边陲重镇”美称，其西南部(有1个村7个屯)与越南国接壤，边界线长达12.7公里，线内有54、55、56、57四块国界碑，镇政府距中越边境仅8公里。 ③笔者借鉴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乔尔·S.米格代尔观点，将“国家能力”界定为“国家决定社会生活按何种秩序组织起来的能力”，它包括四大内容：提取能力(国家从社会中取得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能力，集中体现在征兵和征税方面)、渗透能力(国家机构及其代理人进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的能力)、规制能力(国家制定规则并让民众和组织遵从规则的能力)和分配能力(国家按照其意愿和计划配置和使用资源的能力)。参见：[美]乔尔·S.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M].张长东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由于本文分析的是“国家”在当代壮族边民心中的具体图景，故仅讨论“提取能力”和“分配能力”。 ④由于“国家”本身是由不同职能部门构成的复合实体，国家在“下移”具体政策到基层时需通过相应政府部门去履行具体职能，所以“政府部门”也就相应地实体化为“国家”，“国家乃政府、政府乃国家”便成为不少壮族边民眼中合理的社会表述逻辑。 ⑤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在历史上所取得的成就与当前的国际地位会显著影响本国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参见：Steve Wood,“Nations,national identity and prestige”[J].National Identities,2014 Vol.16,No.2,99～115)，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和当今中国较高的国际地位可对当代壮族边民这种“自在的国家情”作出一定解释。 ⑥笔者发现，绝大部分壮族边民对越南均无太好印象，他们觉得越南又穷(“越南工业落后，经济不发达”、“我们一块钱就等于他们三千多块钱”)又乱(“越南那边治安很不好，社会不稳定”)，认为越南人很鬼、很狡猾(“有时候过来坐车，车主在找钱的时候他们会直接把钱抢走就跑”)，且忘恩负义、爱欺负人(“中国以前都帮助过越南，他们居然还跟中国打仗”)。这种对越南(人)的否定评价客观上强化了壮族边民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他们的国家情。正如有研究表明，民众对他国社会经济情况的评价会显著影响其对本国(政府)的评价，具体可参见：Haifeng Huang,“International Knowledge and Domestic Evaluations in a Chang Society:The Case of China”[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15(8). ⑦这是诸多实地调查均会遇到的难题，笔者进行了如下处理：对于某些样本提供的较为极端的信息与评价暂持保留态度，多方互证后再进行取舍；采取暗地录音，即不让样本知晓其言论正被录入，以便样本能够较为自然地表达出真实想法。 ⑧此结果与前文样本对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认知模糊情况形成相互检测。中国实行县级及其以下的人大代表由直接选举产生，但却出现如此高比例的壮族边民从未参加过人大代表选举，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 ⑨帕森斯将“国家”和“社会”归入一个宽泛的所谓“社会系统”概念中，这个系统各个部分都被一套无所不包的统一的价值所规制。他的分析依赖于一套单一的社会价值和规范的概念，在他看来，这些概念已被社会成员内在化了。 ⑩韦伯认为，国家是在给定疆域中(成功地)垄断暴力的合法使用权的人类共同体。 (11)阿尔蒙德认为，全体人口的政治认知可能趋于准确的地方，其情感和评价就可能趋于赞成。参见：[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伯.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徐湘林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4. (12)这在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中亦得到印证，德国学者Legge Jr论证了受教育程度与国家认同度成反比(参见：Legge Jr,J.S.,“Anti-foreign Sentiment in Germany:Power Theory versus Symbolic Explanation of Prejudice”[J].The Journal of Politics,1996,Vol.58,No.2); Robert M.Kunovich指出，教育水平越高，与国家政治相关的认同标准更严格(参见：Kunovich,R.M.,“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National Identification”[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9,Vol.74)。 (13)“机会认知”是指有机会接触与了解认知对象的人才会对其“有所认知”，否则只能“间接认知”或“不知”。 (14)虽然现今我国实行村民自治，让村民自己选举当家人，但乡镇干部担心村民自己选出的干部不听其安排，使他们对所辖村的控制力下降(政策难以下达、任务指标难以完成等)，所以想方设法干预基层选举。 (15)这种“弥散型支持”是国家(政府)可利用的资源，它能够在危急时刻或绩效水平不高时用来支持政治系统，抑制民众的变革要求。当然，没有政治系统可以无限期地使用这种支持，且长期的低水平绩效还可能会侵蚀弥散型支持。 (16)这一“支持矛盾”亦得到了诸多现有实证研究证明，如闵琦等学者在1987年实施的首次全国民众政治心理调查中便发现，中国人对国家有较强的忠诚感和责任感，对政府工作人员作风和行政效率等则较为不满(参见：闵琦.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对此，学界已有如下解释：(1)大众对于政治支持的态度往往经过理性思考与计算，一旦建立起一定程度的互信关系，便降低了风险与交易成本，因而短期绩效不佳不必然损及长期构筑的认同与支持，相反，成员易于服从政权统治，乃至愿意让渡部分个人权利以成全体系的更高价值(参见：Russell Dalton,Political Support in Advanced Industrial[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57～77)；(2)政治制度显著影响民众的政治支持，沉浸于当前政治体制时间较久、与正统宣传接触较多以及对个人生活满意度较高的民众对政体有更多的弥散型支持(参见：Chen,J.,Zhong,Y.,& Hillard,J.W,“The Level and Sources of Popular Support for China's Current Political Regime”[J].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1997,30(1),pp.45～64)；(3)媒体亦起着不容小觑的作用，那些重度暴露于官方宣传之下，而缺乏鉴别与独立思考能力的民众往往对政治体制表现出最强烈的弥散型支持(参见：Geddes,B.,& Zaller,J,“Sources of Popular Support for Authoritarian Regimes”[J].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89,pp.319～347)，但亦有研究发现，过于频繁的宣传会导致人们产生政治疏离情绪，从而有损弥散型支持(参见：Chen,X.,& Shi,T,“Media Effects on Political Confidence and Trus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Post-Tiananmen Period”[J].East Asia,2001,19(3),pp.84～118)。